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贝赫-多尔法案》，允许大学将利用联邦资助基金开发的产品或技术申请专利并享有收益，极大地促进了大学在形成知识产权、技术转移和商业化方面的积极性。大学与工业界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大学及其研究人员对于产业资金的依赖性不断增强。这种紧密联系也引发了大量的利益冲突、责任冲突与学术不端等法律与伦理问题，特别是经济利益冲突问题成为大学与政府的关注焦点与管理热点。

美国大学科研活动中经济利益冲突管理的历程

1.1 1980-1994年，大学自主管理启动

1980年前后，发生在美国大学的几起典型案例引起大学对研究人员利益冲突的关注。如加州大学“摩尔细胞事件”、佛罗里达大学“化学递送药物系统事件”、哈佛大学“维甲酸事件”等，均为这些著名大学的科研人员通过科研活动，从合作企业获取超过百万美元以上的个人经济收益。1982年5月，哈佛大学等5所顶尖大学校长在加州帕加罗与一些顶尖的科学家和企业高层会面，对产学研合作带来的经济利益冲突问题进行了探讨。

此时，各大学也纷纷探索科研活动中的利益冲突管理问题。北美大学协会（ of ，AAU）1984年调查发现，在该组织51所大学成员中，90%已建立教员经济利益冲突管理政策。在建立政策的大学中美国藤校留学，26所规定由大学主动发起教员经济利益披露，19所要求由教员本人发起经济利益披露。至1990年前后，各大学基本制订了内容详细的利益冲突规定。此时，大学衡量研究人员重大经济利益的标准，通常为以下任一条款：（1）持有上市企业10%的股份或价值超过5000美元以上权益；（2）持有非上市企业的任何股权；（3）担任企业的董事或高管职务；（4）在过去的24个月内，或在企业项目资助研究及技术许可转让期间，从企业获得报酬总计超过5000美元。

1.2 1995-2007年，联邦法规正式实施

1990年前后，联邦层面的立法程序开始启动。1995年10月1日，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 of and Human ，DHHS）公共卫生署（ ，PHS）拟制的“公共卫生基金申请人促进研究客观性责任条例”正式生效，其中首次以联邦法规形式对申请美国政府最大规模医学与行为学研究资助机构——PHS系统（包括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内，of美国大学科研，NIH）资助的研究人员经济利益冲突的管理标准和程序作出了规定，该条例也因此被称之为“经济利益冲突条例”（以下简称年条例）。美国其他联邦基金机构，如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也要求申请或接受其资助的人员与机构遵守这一条例。

PHS颁布的条例“通过建立标准来促进研究的客观性，以确保根据PHS拨款或合作协议资助的研究项目的设计、实施或发表，不会受到研究人员任何经济利益冲突的影响”，该条例适用于所有申请PHS资助的学术机构的研究人员。条例正式使用“经济利益冲突”这一术语，但没有给出定义；条例明确了研究活动中相关概念的定义，其核心是“重大经济利益”，指研究人员从外部企业实体获得的任何具有货币价值的财物，包括但不限于薪水或其他服务费用、各类权益与知识产权收益。衡量标准为：（1）参照市场价格确定的超过10000美元或超过5%的公司股权；（2）未来12个月内从企业获得的收入，合计超过10000美元。同时，该条例规定了研究人员所在机构管理经济利益冲突的责任，包括制订本单位利益冲突政策，收集和审查研究人员提交的经济利益清单，披露并向PHS资助机构报告利益冲突事项及其处理情况。

2000年5月，DHHS又公布了在临床研究中加强人类受试者保护的5项倡议，其中之一便是要求各有关机构制定管理人体试验中经济利益冲突的指导方针。2001年1月，DHHS发布临时指导文件《临床研究中的经济关系：机构、临床研究人员和学术伦理审查委员会在处理经济利益与人类受试者保护时应关注的问题》。2001年8月，美国人类受试者保护咨询委员会就该临时指导文件向DHHS提出了咨询意见。2004年5月，DHHS在联邦纪事上发布《研究中的经济关系与利益：人类受试者保护指南》，以取代2001年临时文件，正式提出了在确定研究中的特定经济利益是否影响人类受试者的权利和福利时需要考虑的要点，以及需要采取的保护人类受试者的管理制度和措施。

根据这些条例和意见，大学普遍修订规范了利益冲突政策。等人对1998年从NIH或NSF获得500万美元以上资助的全部127所美国医学院校和170所研究机构进行了调查，在250个回复调查的机构中，94%的单位报告有利益冲突管理政策。其中，90%的机构坚持以PHS规定作为要求报告和管理冲突的门槛标准，其余机构的政策则规定了更严格的标准。

1.3 2008年以来，大学、专业组织与政府共治

2008年，受NIH重点资助的埃默里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家查尔斯·内梅罗夫没有按要求披露自己从一家制药公司获得的120万美元收入，此事一经披露，导致社会对科学家经济利益冲突的巨大关注，内梅罗夫申请企业赞助在大学设立荣誉教席的行为也引起人们对大学作为机构自身存在的经济利益冲突的警惕。参议员查尔斯·格拉斯利在对内梅罗夫发起指控的同时，要求资助内梅罗夫项目研究的NIH改变对类似接受产业资金的研究人员的基金评审与管理方式。研究人员个体经济利益冲突与机构经济利益冲突交织在一起，引发大学、专业组织与政府的共同治理。

2008年2月，美国医学院校协会（ of ，AAMC）与AAU共同发布了咨询报告《保护病人，维护诚信，促进健康：加速利益冲突政策在人体试验项目中的实施》。报告在明确研究人员经济利益冲突的基础上，重点阐释了“机构利益冲突”的概念，使利益冲突政策关注焦点从研究人员个体转向大学组织与机构层面。2010年，AAMC在2008年报告的基础上，全面审查了各学术性医疗机构利益冲突的政策和做法美国大学科研活动中的经济利益冲突管理，发布了《为病人着想：医师经济关系与临床决策的建议——临床实践中的利益冲突问题报告》，郑重要求医学院校正视和果断处理临床医疗服务中的个人经济利益和机构经济利益，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2011年8月，在反复征求意见的基础上，DHHS终于在联邦纪事上发布了年条例的正式修订版。修订后的条例进一步补充界定了“重大经济利益披露、经济利益冲突、研究人员”等相关定义，其最大变化之处是将“重大经济利益”的认定标准由1995年的10000美元调整为5000美元。条例新增加研究机构对研究人员进行政策培训的要求和管理利益冲突的要求，以及将经济利益情况向人类受试者披露和向社会公开的要求，强化了研究机构的责任。条例还要求研究人员必须披露接受关联企业的赞助履行情况，扩大了披露范围。大学对于专业组织的提议与联邦条例的修订要求，采取了积极配合的态度，按PHS条例要求在合规日期（2012年8月24日）前完成了内部政策修订。

美国大学科研活动中经济利益冲突管理的内容

评价与启示

美国大学研究，美中俄印共同研究：大学四年，中国学生能力反而全面下降！

近日，一项发布在《》子刊《自然人类行为》杂志的一项研究引起广泛关注。

这项名为的测试由斯坦福大学（ ）、莫斯科国立高等经济学院（HSE ）、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以及国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印度的合作大学共同发起。

在这项针对俄罗斯、中国、印度和美国工科学生学业表现的大规模研究中美国大学研究，美中俄印共同研究：大学四年，中国学生能力反而全面下降！，研究人员首次跟踪统计了计算机科学和电子工程专业学生在物理、数学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等方面的进步，并比较4个国家的研究结果。

最后研究人员惊人的发现中国学生在经过大学学习后，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学术技能水平均出现了下降。

大学四年

中国学生能力全面下降

学术成绩

超过3万名本科生参与了这项研究。研究人员收集了来自四个国家的精英大学和大型大学的学生样本，每个国家的学生数量大致相等，该测试对学生们的技能发展进行了3次测量——进入大学时、第二年学习结束时和毕业时。

*淡蓝色：第一年入学时水平

*蓝色：第二学年末水平

*红色：技能增进

从研究数据来看，无论是在大学第一年入学时还是第二年末，中国学生的数学和物理成绩在中印俄三国中一直都处于最高水平。

但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学生经过大学学习后，数学和物理成绩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出现了退步。

俄罗斯学生的数学和物理成绩低于中国学生，但数学成绩高于印度学生。经过两年的学习，俄罗斯和中国学生之间的差距缩小了，而印度学生在数学方面赶上了俄罗斯学生。

项目的研究员卡尔达诺娃表示：“不同国家的测试都是按照相同的规则进行的，并有经过专门培训的考官进行协助，所有学生都得到了同样的激励措施来参与测试。”

批判性思维能力

这项研究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发现与工科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有关。

统计数据显示，在刚刚入学时，中国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与美国学生差距不大，明显高于印度和俄罗斯学生。

但在大学毕业时批判性思维能力显著下降，能力水平被俄罗斯学生反超，而美国学生则在毕业时批判性思维能力有了显著提高，在四国学生中“鹤立鸡群”。

项目研究人员指出美国大学研究，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21世纪，技术变化很快QS100名校留学，批判性思维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能力，学生仅仅对学科领域知识掌握牢固是不够的。

中国精英大学VS普通大学

更详细的数据还揭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中国精英大学和普通大学的学生能力发展都呈下降趋势。

以批判性思维能力的统计来看，中国精英院校学生在入学时评分为1.612，普通大学学生评分为0.741，远高于印度和俄罗斯学生水平。

但在大学四年结束后，中国精英院校学生评分下降为了1.339，能力下降17%。普通大学学生评分更是直接下降为0.234，能力下降68%。

无论是精英大学还是普通大学，大学四年，学生能力都出现了明显下降，两者的区别仅是下降速度快慢而已。如果该项研究证明无误，这对于中国本科教育绝对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什么造成了这一可怕趋势？

是什么造成了中印俄三国学生在大学能力发展上与美国有了如此显著不同呢？

首先，研究人员认为中印俄三国的STEM本科生普遍比美国学生少修读人文和社会科学课程，这导致了学生批判性思维的下降。

人文和社会科学课程对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有着极大的帮助，在美国大学无论选择什么专业一般在大学前两年都会接受博雅教育，但在中国一般理科学生进入大学后除了几门公共课，其他都是专业课程。

中国理工科学生在大学阶段缺乏人文社科培养，也直接导致了目前中国理工科学生在就业中的能力缺陷。在硅谷的中国码农群体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些码农普遍拥有过硬的技术能力，但在职场上却往往无法没有太多的发展，这就与其缺乏批判性思维能力和领导能力密切相关。

而中国学生学术能力下降的原因，研究员认为在中国，大学教学往往不太活跃，尤其是在学习的最后两年，课程安排很少，大量学生把精力放在找工作和实习上，这直接造成了中国精英和非精英院校的学生在学业技能上的巨大损失。

这里需要提一下，中国大学一般都是严进宽出，而美国大学则是“宽进严出”，大学内学业压力很大，大部分学生普遍大学都要满打满算的读完整整四年，美国学生很多也是临近毕业才会找工作。这也造成了两国学生在实际学习时长上有着很大的差距。

对于中国学生的这种奇怪趋势，项目研究员奇里科夫也进行了归纳总结：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中国本科教育更强调上课，教师也不像俄罗斯和印度那样要求严格。结果，学生学习的动力减弱，内心也就没有了发展技能的责任感。”

中国、美国、俄罗斯和印度这4个国家的学生都以其STEM领域的高强能力而闻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世界各地的技术进步。而教育领域的表现对于谁将赢得未来的科技竞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十几年过去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还在耳边振聋发聩，但真正的解决办法似乎还远没有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