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理工大学李斯俭博士来我校讲学 12 月 28 日晚香港理工大学李斯俭博士应我校护理学院和科学技术协会的邀请在温泉新校区教三学术报告厅作了主题为“高层护理教育和护理科研的发展趋势”的讲座香港理工大学护理学博士，香港理工大学李斯俭博士来我校讲学。护理学院院长鲍翠玉、党总支书记程梦琳、副院长饶玉霞等相关负责人参加了此次活动。李斯俭博士的讲座分三个部分即香港理工大学护理学院教育与科研发展现状、灾难面前护理教育和科研的责任、使命和挑战、课堂是“培养团队意识的摇篮”。其中李斯俭通过对香港理工大学护理学院教育和科研发展现状的介绍指出了护理学学科要注重社会服务和教育、科学研究和对外交流相结合。同时她结合自己在 2008 年汶川大地震灾区的工作经历和灾后她从事的地震灾害护理研究强调了在灾难面前护理工作和相关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在互动环节中同学们踊跃提问李斯俭就同学们提出的护理专业男生的就业前景问题作了详细解答。 她认为男生是护理专业的新鲜血液希望他们培养吃苦耐劳的学习精神、积累临床经验、作好人生职业规划。最后李斯俭希望同学们在学好护理基本理论的同时提高英语水平和培养思考方法。李斯俭博士现任教于香港理工大学护理学院护理学博士曾任武汉大学 HOPE 护理学院副院长专业研究方向是社区护理、老年护理、精神心理护理、质性研究香港理工大学护理学博士。护理学院 张红菊供稿

香港文科读博，李昌集难忘师从任中敏先生读博的那几年

【透红亭旧影之】六十

李昌集教授是国内顶级的散曲学家、词曲学名家，也是国学大师任中敏先生晚年亲炙的高徒。想起他，眼前总浮现在扬师新北门宿舍做邻居的情形：他那时常来找我父亲下围棋；冬天时见他总是笼着棉袄袖子与人微笑打招呼；在他一楼的寓所里，我惊叹客厅那幅意趣十足的风景画竟是他用毛线和稻草”搭配组合”的。还有他飘逸的书法、嘹亮的歌声。九十年代初，他领风气之先，竟开来一辆漂亮的绿色小汽车，引得一帮小青年眼馋不已。昌集教授才华横溢，懂艺术，会生活，勤学问，是公认的大才子。后来他飘然远赴徐州师大任教，不久就在央视《百家讲坛》荧屏上，主讲《西厢记》。我不由喟叹：昌集教授永远是那么才气纵横，恣肆俊逸。

这篇文章，是昌集教授应父亲的邀约，独家赐稿给《透红亭旧影》专栏首发的。文章再现了昌集教授勤勉谦恭的治学经历，前辈学人交往的珍贵轶事和细节，还有纯粹的中国学问之道。读来恳切，真挚，深沉，隽永，反映了那个时代学人治学的特点和脉络，很有价值。此时，我又想起昌集教授当年的神情和身影，率真、聪慧而可敬。愿他学术之树长绿，学术之泉永流。

——海滨

《我读博的那几年》

李昌集

作者留影

1978年，我考入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留校执教中国古代文学。经过10年插队4年大学的我，终于有了一个多年盼望的正常工作和正常生活。我有一个刚上幼儿园的孩子，所以难以去外地高校读研，而扬州师院硕士点的招生名额极少，博士点只有大名鼎鼎的任中敏先生，是不招硕士生的。但在高校任教，不提高学历是不行的，85到86年，我到华东师大助教进修班进修了古代文学硕士专业课程，得到万云骏、郭豫适、陈伯海、蒋星煜、苏渊雷等我所仰望的大学者的亲授和熏陶。尤其是万云骏先生，是吴梅的入室弟子，是任中敏先生的同门师弟，每个星期六晚他的硕士生都在先生家中会聚，我也常常叨陪末座。当时我正着手研究散曲史，万先生对我说：你们扬州师院的任先生是大家，你要多向他请教！

1982年扬州师院建院30周年，

任中敏先生第一次公开做学术报告，

报告内容发在师院学报上

其实，任先生回归故乡到师院任教，是轰动全院的大事情，先生的《散曲丛刊》我已读过，尤其是《散曲概论》、《词曲通义》、《教坊记笺订》，先生刚到师院，我就迫不及待地读了，但我一直没有勇气去拜访先生，觉得自己实在够不上。助教班结业后，我鼓起勇气请徐沁君先生带我去拜见一下任老。徐先生教过我课，是我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所以关系很近。徐先生一口答应，第二天上午即领着我到任老家中拜见。见到任老我几乎不敢说话，在徐先生示意下才嗫嗫嚅嚅地向任老说我想研究散曲史，请先生指教。先生说：散曲久已生疏，请看其书便是，然后很严肃地说：要研究首先要看别人说错了什么，看我书就要看出我任中敏说错了什么。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听到老师对学生说这样的话，对我的震撼无法用语言表述。现在想来，先生的这句话就像不灭之火，淬炼着我一生的学术性格。

第一次拜见，先生给我的印象是既威严又可亲，以后不敢多去打扰，只是偶尔随沁君先生去拜望一下，也不大敢开口。有次随徐先生去向任老拜年，我带了一幅自己的书法作品请先生指教——先生也是著名的书法大家，尤精小篆，先生对我的书法仔细看了看，微微笑着点了点头。我说想跟先生学篆书，先生说：我的老师是邓石如、赵之谦，要学就跟我的老师学。这是任老第二次对我的教诲，回家以后，我立马翻出邓石如和赵之谦的篆书帖，日临一张。任老有一方印，印文是“伯叔之间”，很多人不解其意，而我一看就知道，“伯”指邓石如（字顽伯），“叔”指赵之谦（字撝叔），是任老自谓其篆书融会了邓、赵二家的篆书风格。

扬州园林内的邓石如书法石额

书法之缘使我和任老的关系亲近了许多，以后去见任老就放松多了，敢于向先生请教一些学术问题，先生的回答往往话语不多，但却每每使我茅塞顿开，短短的几句话常使我思考好长时间，再去重读先生著作和各种典籍论著以求解悟。

任老书写的对联

李昌集教授的书法

读博之前，只能间或去拜见先生，而能经常陪侍先生左右聆听教诲，是我考取了任老的博士生以后。

1989年，因身体原因，任老已两年不招博士生了，据说三年不招生，博士点就要取消了。师院为此引进了南大的谢伯阳教授，协助任老指导博士生。得此消息有点心动，但担心自己英语水平太差，当初考徐沁君先生硕士生的时候，就因为英语差了3分没有过线，怕考博不取再丢人。这时，鼓励我的是李坦老师，他当时是扬州师院中国古代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协助名誉所长任中敏先生加强博士点的建设。他也是我的本科任课老师。李老师找到我，“命令”我必须报考，说你李昌集什么时候服过输啊？怎么这事就上不得台阶呢？为什么不拼一下？李老师的话激起了我的勇气，报名！现在想想，如果当时不是李老师的鼓励和敦促，我大概是不会去考博的，也就不会有我现在走过的这条路了。

徐沁君先生（中）与李坦先生（右）、

任中敏首届博士生季国平先生在盆景园合影

备考的那段日子，几乎整天就是英语、英语、英语，好在我岳父生前是英语教授，家中资料不缺，终于侥幸过关。记得口语考试老师是朱老师，有点认识但不太熟，监考的是科研处的一个年轻教师。朱老师问的问题是：What’s your hobby? 我说：。他顿了一下，我赶忙说：书法。巧啊，半年多前，我的一个朋友介绍了一个香港人找我筹划录制一个视像版《书法初阶》，字幕是中、英文，所以我记住了英文“书法”。接着我赶紧说了一大段书法使我愉快啊、每天写字啊什么的，说我最喜欢王羲之、颜真卿书法什么什么的。考完后，朱老师笑着对我说：人都说你聪明，看来是真的。然后笑着说：我在外语系这多年，还从来没有碰过这个词呢。当时我就意识到我的英语过关了，这是我此生经历的最后一次也是最美妙的一次英语口试。

扬州师院博士论文答辩会。

左起：袁士和、李坦、谢伯阳、吴新雷、

袁士硕、霍松林、龙晦。

右为李昌集作会议记录。

背对者为季国平。

但专业考试却没这么轻松，本来我对专业考试是很自信的，打开卷子后，几个名词解释和简答题一点问题也没有，但论述题却脑子一下子嗡了，最后一道题是“试论清代的经学成就”，这么大的问题，涉及的方方面面实在太多了，而经学又不是我的主攻方向，怎么答啊！只感觉心直跳，镇定了一下，赶快先做前面的，做着做着，不知怎的忽然天旋地转，人不由自主地就要往下瘫，当时科研处长袁世和与李坦两位老师都在，可把他们急坏了，立刻把我扶到考试的大桌上躺下来，接着派人到医务室叫医生。幸好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吧，我恢复过来，袁处长不断安慰我，并把考试时间延长了半小时。冷静下来，想到在华东师大时曾通读过一遍《十三经注疏》，于是我就写了两个方面，一是清代整理刊刻《十三经注疏》的经学史意义；一是清代的《诗经》研究，举了几个清人对《毛诗》小序批评的例子。考完以后，整个人就像虚脱了一样。这场考试也是我这一生最艰难的考试，袁世和、李坦老师给我的温暖，一直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

我被录取了！只录取了我一个，因为任老的规矩每届只带一个学生。那年，我整整40岁。

那时的博士生学习，学分制还不像现在这么严格，公共课有两门：外语（一外英语，二外日语）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英语是插入外语系和三年级本科生一起听“英国文学史”，考试则是为我专门出的卷子；日语要求比较低，用的是日语专业本科一年级的教材，算是补个空白吧。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是《资本论》，记得还讲了一些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

李昌集教授当年居住的师院宿舍

专业课，由于任老年事已高（虚龄93岁），不再授课，学校组织了一个指导小组，有谢伯阳、徐沁君、李坦，请南大吴新雷老师讲中国戏剧史，组长是谢伯阳老师。谢老师正在编撰《全明散曲》，使我有机会看到大量的明代散曲作品；徐沁君老师讲的是《元刊杂剧三十种》和曲谱学，吴新雷老师每周来一次上半天课，任先生的课主要由我自学，以《教坊记笺订》、《唐声诗》、《唐戏弄》、《敦煌歌辞总编》为必读书，定期向任老和指导小组汇报。当然，任老的《词曲通义》和《散曲概论》仍然是我反复咀嚼的著作。刚入读时，上届博士生季国平已在读第三年了，协助任老指导的是胡忌先生，他给国平讲课我有时也旁听，胡先生也就把我当做他的学生一样。还有洛地先生，是浙江艺术研究所的戏曲专家，85年就认识了，也是我经常请教的老师，每年都要到他杭州的家中去两三次，每次两三天，就住在他家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

李昌集推车陪任中敏先生散步

任老虽然不亲自授课，但我的一个主要任务是有空就去陪先生散步和聊天。先生的记忆力有些衰退了，时而有些木讷，但有时会突然说起过去的一些事情，露出一丝笑容，眼睛眨眨放出光来。有一次我说到书法，先生突然说他曾经跟着柳亚子一起卖过字，捐钱抗日，说柳亚子书法一般，喝酒比先生强，但吃肉吃不过先生；有时会谈到戏曲，先生会说起看过的戏，唱得最好的是某某（名字我记不起来了）；我曾问先生，还记得在北大读书的时候火烧赵家楼的事吗——因为任老一到我们学院，有传说他是放火烧赵家楼的三个学生之一，但先生一点都记不起来了。师母很慈祥，说话不多，她是刘海粟早年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学生，绝活是乱针刺绣。

任中敏先生与夫人王志渊老师

在原扬州师范学院透红亭前留影

我向先生请教的问题香港文科读博，李昌集难忘师从任中敏先生读博的那几年，围绕较多的有三点：

其一，关于胡乐入华与词的起源问题。我请教这个问题是因为在研究散曲起源时，对徐渭《南词叙录》的说法颇为怀疑：“今之北曲,盖辽金北鄙杀伐之音,壮伟狠戾,武夫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之日用。”王世贞则把“辽金北鄙杀伐之音”直接说成是胡乐，“词不能按”故产生了北曲。但考索元代北曲的曲调，大约有一半是词调的沿袭，能确证为蒙古和女真曲的极少，所以不敢轻信。而这种北曲起源说，又和所谓胡乐入华而“诗不能按”的词体起源说一脉相承，大学本科的文学史书上都这么说，似乎已成定论，但先生《教坊记笺订》对唐教坊的所用曲调考证后得出的结论，是唐代在胡乐特盛之际，歌曲一脉仍以本土清乐为主，胡乐不过十之一耳。

任中敏先生著作《教坊记笺订》

《教坊记笺订》没有言及词体的起源问题，而先生早年是认同胡乐入华而产生词体一说的，所以我很想听听先生怎么看这个问题。先生给我的回答非常明确：胡乐生词说“不足为凭”，不仅胡曲词调甚少，且胡曲入华也要“入乡随俗”。先生的回答从此即成为我词体发生学研究的准则，彻底抛弃了仅从片段文献资料而不顾词调具体事实的推论，立足于词调本身以充分的事实重申“华乐生词”说。曲调源流的“文化考证”，是先生开创的一个当代“歌辞体”研究的重要学术路径，此后我发表的词学研究论文，主要就是围绕此展开的；由之延伸而提出“生态学”、“功能学”、“行为学”的韵文体综合研究视角，也是出于先生给予我的启迪。

任中敏先生著作等身，其中就包括

他积数十年时间精心结撰的《敦煌歌辞总编》

其二，“歌辞总体观念”。这是先生在《教坊记笺订》提出的一个崭新的学术观念，是先生计划撰写“唐艺发微十五种”的总体宏观思路，先生的《唐声诗》即是这一观念的具体贯彻，《敦煌歌辞总编》的一些校注中也体现了这一思路，如指出【十二月兼五更寒】是后世北曲“带过”一体的前形态，若无“歌辞总体观念”和对散曲体的熟悉，就不会有此敏锐的发现。我对先生的“歌辞总体观念”最为倾心，向先生请教的有关问题也最多。当时提出的问题都是零零碎碎的，先生也大多是三言两语，总结起来，有两点印象最深刻：

一是先生不同意“音乐文学”这个说法，比如歌舞戏，你就不能说其中的歌辞仅仅是“音乐文学”，唐大曲有的是作歌伴以戏弄，虽然不是成熟的“代言体”，但是古代戏剧的一种形式，戏中的歌唱难道不算歌辞？只谈“音乐文学”就不全面，朱谦之的《中国音乐文学史》不谈戏曲，就是因为没有“歌辞总体观念”。先生的话给我极大的启发，我对诸宫调与词之关系的考辨说明、对散曲戏曲同调曲牌的比较研究、对古代戏曲“唱”与“戏”动态结合的历史发展过程的阐述，都是这一思路的延伸。

二是“歌辞总体观念”之“体”的根本特性是什么？这是谈的最多的一个话题，把先生的回答概括起来，其实就一个字：活。歌辞体是活的，不像律绝徒诗体最后都成了“死”形式（扬州方言，指形式固化），一点不能动。为什么呢？因为歌唱是活的，死不了，所以活态阶段的词、曲文体都是一体又一体的。先生说：他写《唐声诗》，本拟写声诗的“格调”，但声诗恰恰没有格律，同调声诗，相同处仅仅在齐言，其它方面无定制。我问先生：为什么唐代相同一调既有齐言声诗，又有杂言“词”体？先生说：齐、杂二体都是“曲子辞”，唐人没有后世的“词”这个说法。我问：《唐声诗》说后世有几个“词调”可能是声诗调转化的，有没有可能这些声诗调本来也有杂言体，只不过文献失载呢？先生未答。我以为先生是默认有这个可能性的。

还要说的重要一点是：先生说他的“唐声诗”是一个特定的断代概念，是唐代“曲子辞”的一个分支，唐声诗都有特定的调名，与泛泛而言歌唱的“声诗”不是一回事，唐以后这种性质的“声诗”就不存在了。当时我还不太明白先生的意思，后来才渐渐领悟到这与歌词总体观念的“歌辞体”概念密切相关——徒诗，只要有人想唱，便可唱，但有调名的“唐声诗”源于“歌”，与采诗入唱的徒诗“出身”不同。这对解释“词的起源”有重要意义，不是说胡乐旋律复杂，齐言诗“不能按”所以才产生了词吗？那么胡乐【苏幕遮】的“曲子辞”既有齐言“声诗”又有杂言体“词”，怎么解释？况且其声诗作品的出现尚在杂言体之前，可见胡乐配辞齐、杂二体皆可融洽，所谓胡乐“诗不能按”而产生词体的说法乃不攻自破。我发表的词体起源的几篇论文，肯定词体产生的音乐主源是华乐而不是胡乐，就是以先生的教导和《教坊记笺订》《唐声诗》《敦煌歌辞总编》为坚实的事实依据而作出的。我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散曲史》关于“曲体”发生学的阐释，根本的思路也是先生的“歌词总体观念”。遗憾的是，先生只为我题了书名，但未能看到最后的书稿，没有听到先生对这本书的批评。

李昌集著作《中国古代散曲史》

任中敏先生题写书名

任中敏先生著作《唐戏弄》

其三，关于中国古代戏剧。由于我当时主要精力在散曲研究，所以向先生请教戏剧的话题不多。先生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主戏不主文”，即研究中古代戏剧的起源、生成和演变，应当以戏剧的表演形态为考察的根本。这一观点是针对王国维说宋元时代才有“真戏剧”而发的。先生将中国古代戏剧的起源和演变分为“戏礼”、“戏象”、“戏弄”、“戏曲”四个历史阶段，《唐戏弄》就是对戏弄的专门研究。先生的这一观点，对我习惯的以文学为中心的戏剧史观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和更新。吴新雷老师给我讲戏剧史香港文科读博，我请教最多的也是戏剧的演出问题，吴老师会唱昆曲，和任老的“戏剧”观念很一致，也是以“戏”为讲解戏剧史的中心。徐沁君先生给我讲《元刊杂剧三十种》时，对元刊杂剧文本的“残缺”现象，从“主戏”的角度看，我想应该就是当时演员的“掌记本”，而不是文本传播中的残缺，这一看法得到了徐老和洛地先生的肯定；还有，元刊杂剧的同一个曲牌几乎没有相同的体式，与《北词广正谱》相比较，几乎没有一个是谱中的“正体”，我认为也因为元刊杂剧是演出的“活”剧本，与单纯的案头本性质不同。徐先生对我的“细心”和想法很称赞，说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研究课题。我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散曲史》第一卷“散曲形式发展史”英国G5院校留学，提出曲体形式从“应歌”到曲谱的规范格律程式，有一个“声的本位转移”过程，实际上也是“主戏不主文”思路的一种延伸。后来我发表的戏曲史研究文章，“戏”是首要关注点，将“戏”与“文”予以贯通研究，从一个新的视角对古代戏曲剧本的特有结构方式加以阐释，得到学界的首肯。而其研究思路的基础，是在我博士学习期间奠定的。

回想从成为任老的博士弟子到今天，已整整30年了。虽学业上小有成果，但离先生们对我的要求和期望真是太远太远了。读博期间各位老师对我教诲，是培育我这辈子学术生命的阳光雨露，余生惟有不懈地伏枥前行，方不负先生们对我的教诲和恩情。

李昌集，扬州人，1978年考入原扬州师院中文系，1982年毕业留校，执教中国古代文学。1989年师从任中敏先生攻读博士学位，1992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副教授职称。1996年为硕士生导师，1998年为教授、博导。现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博导。江苏省优秀社科工作者、江苏高校教学名师。

兼任：中国散曲学会副会长、中国乐府学会副会长、中国词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戏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中华经典资源库特聘吟诵专家。

出版专著《中国古代散曲史》、《中国古代曲学史》、《柳亚子诗文选注》、《王羲之书论注》、《书法篆刻》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中国书法》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多篇为《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学术前沿》《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论著获国家教委第三届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教育部高校人文学术成果三等奖、江苏省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数项。

主持国家社科规划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诗词曲源流史》、《唐宋大曲研究》、国家古籍整理项目《中国古代散曲史》、省社科规划项目《汉魏乐文化与文学之变迁》等。

李昌集教授曾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西厢记》

以上为李昌集教授部分著作

原创稿件，欢迎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