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岁的“新香港人”何诗咏总说，自己活得像个中老年人。

她从来不用信用卡，哪怕她从外表上看和其他同龄人一样喜欢穿时髦衣服、染浅色头发、有丰富的夜生活，但她依然觉得自己在各种方面和内地的同龄人脱节。

“我办不了信用卡，也不能在内地买理财”，何诗咏说，原因都在于那张证明自己是“新香港人”的身份证卡片。

那张卡片是何诗咏母亲费尽几十年的努力才换来的。

作为上一代“港漂”，何诗咏母亲在80年代从广东阳江偷渡到香港，一路“黑”在香港打工，于2013年得到永久身份。

图 | 母亲心中的香港是80年代的不夜城

作为子女，何诗咏也得以在高考前得到香港居民身份证。唯一不同的是，她的身份证不享有香港永久居民的权利，需要在7年期满后凭签证身份书续约或办理永久居民身份。

一开始，何诗咏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当时觉得香港发展好，七年后我肯定转永居”，但没想到，随后几年一切都和她想象得截然不同。

凭借香港身份，何诗咏参加了港澳台联考，高考后到上海某211大学，毕业后通过校招进入深圳某互联网公司工作。

在内地工作和生活的这几年，何诗咏发现，内地生活和香港相比有着完全不一样的速度和节奏。

“内地一支手机就能走天下，买票、点外卖、叫车，什么都能干”，何诗咏说道，但在香港，移动互联网远没如此普及。

此外，随着城市化和棚改的推进，上海的地铁按照每年5公里的距离朝着城市外围推进，“这些地铁，更明亮、宽敞”，相比之下，1979年开始兴修的香港地铁黯然失色。

图 | 香港地铁站

更重要的是，何诗咏大三找实习时发现自己已无法在香港找到满意的岗位——香港产业空心化严重，除了律师、医生等几个传统的行业收入高以外，其他的行业应届生起薪已经多年没有增长。

“香港没有互联网，没有适合我的工作，同样地段、价格的房子，深圳比香港大一倍。”

一场新冠疫情更是打断了何诗咏转为永久香港居民的计划。

对比香港和内地抗疫的执行力、恢复力，何诗咏觉得，留在内地更让她感到安心，于是在2020年，签证身份书期满后，何诗咏没有选择办理永居，而是向公司提交申请转正申请，继续留在内地。

“香港就像曾经的快车道，现在被按下了限速键”，也按下了何诗咏内心迷茫的按钮：

曾经她的父母为了给她拿到香港身份，耗尽了青春，但她觉得，这一切都不值得了。

新一代“港漂”里，有很多人遇到了和何诗咏相同的情况。

80年代，伴随着香港电影的发展、金融业的空前繁荣，香港成了淘金者的第一站，如电影《甜蜜蜜》中黎明扮演的黎小军一样，大量内地人选择南下来香港圆自己的淘金梦。

这个情况在广东省尤为普遍。98年出生的何诗咏祖籍为广东阳江，这里距离广州223.48公里，深圳304公里，离香港仅165公里，甚至可以泅水到香港去。

优渥的地理位置，加上并不发达的经济，导致这座小城从上个世纪初开始，一度成为了偷渡香港的“最优通道”，“谁也没想到，现在这也是最佳的‘反向偷渡通道’”，何诗咏怏怏地说。

何诗咏的母亲就是在这波浪潮踏上香港这片土地。

一开始，母亲借住在荃湾的婶婶家，70平的房子里挤了6口人。再后来，母亲换了一份保险工作，在天水围租了一间10平米的开间，狭小的空间里包含厕所、厨房、卧室。

每年暑假，何诗咏都要和姐姐商量错开来香港看望母亲的时间，“不能两个人一起去，没地方睡”。

当母亲最终在2013年得到香港身份，并为自己以“未成年子女亲属投靠”换得香港身份证时，母女俩喜极而泣。何诗咏想到港剧TBV里那些雷厉风行的职业女性，她幻想自己未来也会成为那些高楼大厦里穿梭的一员。

一开始，香港身份确实带给何诗咏收入和生活水平的跃层，还有一些“隐形”的荣誉和光环。

上海读大学后，何诗咏每个月帮同学回香港做代购，当时香港因免税政策成为内地人心中的“购物天堂”，产品专柜的定价比内地便宜，遇到百货周年庆时，价格更是低至内地2-3折的水平。

此外，加上母亲按香港在读大学生的标准每月给她5000块钱的生活费和住宿费，何诗咏每个月生活费能达到1.5万元左右在香港读研一年多少钱，香港新一代“陆漂”，开始“反向偷渡”，比上海许多女白领的工资还高。

过海关拿出证件则是何诗咏最高光的时刻，她可以走人更少的香港居民通道，“内地居民会排着长队，用羡慕的眼神看我们这边”。

图 | 香港街头的匆匆人群

但也不知从何开始，何诗咏发现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大二左右，找何诗咏代购的同学变少，大家都反映内地的商品和香港差别不大。相反，那些生活在香港的亲戚开始拜托何诗咏返港时帮忙从内地代购一些东西。

2018年开始，主攻“五环外”、源头工厂模式的电商模式兴起，低至几块钱就能买到包邮日用品，价格只要香港的零头，内地产业链的优势在制造业凸显，价格低廉。

何诗咏曾经帮亲戚从内地带过一个小家电，香港售价4000多港币，换算成人民币要3600元左右，而在内地售价仅2000多元。

与此同时，何诗咏还发现深圳海岸口排队的孕妇少了。

孕妇们去哪儿了呢？何诗咏最终在上海浦东机场找到答案。2013年香港政府禁止内陆双非（夫妻双方均非非香港人）孕妇赴港生子的申请赴港生子后，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赴美、赴加生子。

浦东机场正是出入这两个国家的重要航站楼，“这也意味着，香港户籍没那么吃香了”。

何诗咏开始感到，和香港相比，“内地更有生机”。

大学毕业前，何诗咏人生的道路上出现了一道必选题：留香港？还是留内地？

她大三本计划考回香港读研，但面对高昂学费和生活费、内地和香港发展速度的日益悬殊，何诗咏打消了这个念头。

“回去一辈子住公屋吗？”何诗咏所学的专业在香港，应届生薪水比街边小店洗碗工高不了多少，还有明显的天花板，对应香港高昂的房价，几乎没有安居的可能。

何诗咏的母亲也觉得有些懊悔，她年轻时没钱，无法在香港置业，也因不想回内地错过了深圳房价起飞的阶段，导致自己空有一张香港永居身份证而没有实际的房子可以落脚。

对于讲究“落叶归根”的中国人来说，“房子”有着比居住更为深远的意义。何诗咏母亲对女儿的期待也逐渐变成了让女儿留在深圳工作、买房。

最终何诗咏选择到深圳实习，“内地机会多一点，有机会买楼，不再飘来飘去。”

图 | 何诗咏上班的深圳粤海街道

靠着深圳城中村低廉的租金，8000块月薪的何诗咏第一年就攒了3万块，第二年工资就升到了1万多块，月薪赶超留在香港做了几十年保安的亲属，还前途无量——这些更加剧了她不想回香港的念头。

但留在内地，香港身份又成为束缚她职场发展的根源。

为了方便香港人在内地发展，国家针对港籍制定了许多政策，这些政策普遍适用于大湾区，“但大部分互联网企业总部都在北京和上海”。

对于持有非永居身份的何诗咏来说，这些地方充满了竞争和未知。最终她不得不因为身份留在深圳公司里继续“熬”，等待微乎其微的升职机会。

“读了硕士又怎么样？还是无法离开大湾区，除非我可以落户北京、上海。”

图 | 香港的繁华与何诗咏无关

但何诗咏不敢告诉妈妈这个“疯狂的想法”，“3代人的努力才给我拿到香港户口，怎能说换就换？”

更多焦虑，是来源于何诗咏无法解决关于城市归属感的问题——房子及背后的附属意义。

在香港，她是非永居，购买房子需要多付30%的费用。在内地，香港身份居民如果想置业，只能通过港资银行贷款或全款购买。

如今她七年居住期已满，可要申请成为永居，何诗咏至少需要在香港呆一个月，等待证件办理下来，她不敢请假，“哪家公司能让你请一个月的假呢？”于是她匆匆办理了身份证，便回到内地。

对此，何诗咏计划攒够100万就裸辞，然后在附近的城市供一套房子，踏上这轮大湾区的红利，再决定是否的要继续保留香港身份。

比起香港身份，她更想成为有房的“本地人”。

她不想像自己母亲一样在香港读研一年多少钱英国G5院校留学，在城市漂泊几十年、奉献完青春后，兜兜转转回到老家去。

在大时代下，每一个小人物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小人物都不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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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留学生活费一年多少钱，在海外漂至绝境，他卷走朋友的钱仓皇逃离

原创：全民故事计划

他一直在找工作，那时制造业寒潮已然来临。新闻每天轮播坏消息，曾经辉煌一时的剑桥、基耶拿工业区里人去楼空。四四方方的厂房，如同一口口废弃的棺材。

— 全民故事计划的第380个故事 —

一

圭尔夫是一座精致的城市。每到夏日，树木绿了，道路两侧便开满了不知名的鲜花。阳光亦总是明媚，像万点金箔洒落在清澈的河面上。

本地人热情，远远看到对方就扬着手，嘴巴高高撅起来，笑得夸张，像傻瓜一样。

程玉说，他刚来这里时，每天都要这样和本地人打招呼。彼此都是陌生人，迎面走来点头示意，对方说一句“Hello”，他便微笑到极致，笑到嘴几乎成了一个半圆，字正腔圆地回应一声：“傻X”。

我问他为什么现在不这么干了，他回答说：“现在他们都懂中文。你说句傻X，他们会真的把你揍成傻X一样。”

程玉又说：“李渔，现在和我当年出国的时候可不一样啦。”

我在2007年出国，而程玉比我早了整整十年。

一九九七年，香港刚刚回归，手机还没普及，程玉提着行李箱，独自一人登上客机，降落在多伦多皮尔逊机场。那一年程玉十八岁，孤独得像一条狗。

那时的圭尔夫格外荒凉，除了城中心稍显繁华，开车十分钟就到了城市边缘。

从程玉住的地方推开门，就能看到黑黝黝的丛林。有时还能看到母鹿带着小鹿闲逛，走着走着就突然停下来。程玉看着鹿，鹿看着程玉，彼此凝视，不知道谁才是外来者。

更难过的是想家。到了国外，程玉整夜整夜地失眠，躲在被窝里面偷偷流眼泪，万分想念远在上海的母亲炒的年糕和街头的小馄饨。程玉那时的房东太太是个华人，单身离异，大儿子像张学友，二儿子像汤姆克鲁斯，可几人全部不会中文，更不要说做中餐。

夜深人静时，房子中鼾声四起，程玉独自坐在床上，对着窗外的弦月莫名会想起“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程玉说，他以为自己无法坚持下来，可是没有想到，一晃过了这么多年。

圣乔治教堂河畔的夜晚|作者供图

程玉看着我，带着过来人的语气：“李渔，你现在的条件可比我那时强多了。你一定要努力，别像许多小孩子一样，整天混在留学生圈子里面，连英文都说不利索。”

他一边说，左手一边摸着自己右手小拇指上的钢铁戒指。每当说话时，他总是不自觉地摸那枚戒指。若是有人问起，程玉便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这枚戒指来历：那是一百年前，用倒塌的魁北克大桥主架做的工程师之戒。这些戒指只属于北美顶尖大学的工程系毕业生。

他脸上露出骄傲的神情。

二

我认识程玉，其实是我搬到圭尔夫之后的事情。

2008年的夏天，我独自乘着灰狗巴士，从多伦多南下一路停留在圭尔夫。七月份时，在当地的华人聚会上，程玉带着女友姗姗来迟。

他皮肤黝黑，浑身肌肉撑得衣服绷起，浮现出结实的线条。尤其是一对衣领高高立起，头发利索，像是电影中的社会成功人士。

“我叫程玉，程度的程，玉石的玉。”酒杯相碰，他一饮而尽杯中的可乐。那时我只知道他比我大五岁，参加工作多年，在基耶拿的一家工厂做工程师。老板是个埃及人。

和我们这些后辈们相比，那是份相当体面的工作。

那时，我正处于无业状态，日子过得焦头烂额。白天拿着简历跑遍了城市中的麦当劳、、。当地人只会微笑：“我们一旦缺人，马上就联系你。”

然而从没有人真的联系过我。

每天的东奔西跑，工作没有找到，我倒是把自己晒得黝黑发亮。眼看到了八月初，下学期的生活费还没有着落，我的心情自然焦躁起来。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拨通了程玉的电话。没想到竟然等到了回音。电话中，程玉问我：“李渔，你要不要去日料店工作？”他和一位日料店老板认识多年，在他的举荐下，我成了日料店里的帮厨。

我们每天穿着劣质和服，见有客人进店门，齐声喊“一拉下你妈死”，中国人听了想骂人，日本人听了皱眉头，只有当地人不明所以。

我和程玉渐渐熟识起来。他住在城市中心最高的公寓楼，我住在城中心往南。刚过铁路桥，四人合租一栋老房子，相隔不算遥远。

程玉对我十分照顾，每到礼拜六下午休息，便开着车停在我家门口，接我去打球或是到他家里，打开电视，一人一瓶啤酒，边喝边看。

他向我说起他来加拿大的缘故。程玉的父亲是八十年代的公派留学生，本有机会留在美国，可最终还是为了他和他妈回了上海。这件事，成了他爸爸心中一辈子的遗憾。

程玉继承了他爸的理想，甚至连职业也一模一样，成了一名工程师。

读书时，程玉从不服输，天天泡在图书馆，半夜归来，路上只剩一人。圭尔夫的街头，白雪一片，落在头上，万籁俱寂，只有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刚来时，程玉也在工作上受本地人排挤，被嘲笑亚洲人搞不来机器。他咬着牙从一线工人做起，从默默无闻到被刮目相看，不过一年多的时间，硬是一步一步爬到了主管的位置。

“李渔，你想要在加拿大活出人样来，一定要拼搏。哪怕撞了南墙，也要把南墙撞塌了，”他把一切说得轻描淡写，“除非你自己上进，不然没人看得起你。”

二十五岁时，程玉去匈牙利出差，入境时被海关拦了下来。对方看看程玉，又看看护照，又看看邀请函，表情轻蔑。

“你知道吗，他当时问我来匈牙利干嘛？”程玉回忆起当时对方刻薄的语气，眼里是千帆过境的淡然。

“我说我来培训。他问我参加什么培训。我特淡定地告诉他，不，我不是来接受培训，我是来培训别人的。你真该看看他当时的表情。”

在2009年的春节前夕，窗外大雪纷飞，城市闪耀着银色的光芒。我们以为瑞雪兆丰年，音响中播放着范晓萱的《雪人》。没有人会联想到大雪一旦过去，天气只会更加寒冷。

三

那年春节，中国学生们冒着寒风，聚集在图书馆前，那棵古树枝丫繁茂，被挂上了红色丝带，远远看去，像开了满树杜鹃花。

大家苦中作乐，有人买来冷烟花，在大街上开心追逐，一直守到十二点端上来热腾腾的饺子。所有人守在一起，用家乡话互相举杯祝福。

只是新年一过，我就失业了。起因是晚上下班时，附近酒鬼对着女学生言语轻佻，甚至做起“活塞运动”。我和那几个人起了冲突，虽然最终不了了之，但老板怕招来麻烦，下了逐客令。

我重回无业游民的状态，挨家挨户敲门，身体前倾，咧着嘴笑，做出诚恳的表情：“不好意思，请问你们招人么？”得到的回应也是微笑，再就是拒绝。

没过多久，程玉也失业了。

四月的一个下午，程玉突然给我打电话：“李渔香港留学生活费一年多少钱，在海外漂至绝境，他卷走朋友的钱仓皇逃离，你有空么？”片刻沉默，又说：“过来陪陪哥们，我的公司破产了。”

见到程玉，他一脸颓废，眼窝淤青，唇上胡茬稀疏，斜靠着沙发，流露出无法遮挡的疲惫感。我猜他失眠，他对此也不否认：“一夜一夜地睡不着，躺在床上就能听着秒针响，跟个小马达一样，一听就是一夜。”

他尝试过喝酒，也尝试听轻音乐催眠，但一切都无济于事。“只要一闭上眼睛，准想起上学、工作上的事情，想着想着就更睡不着，干脆起来搬把椅子坐在阳台上面，风一吹人也精神了，坐到天亮，正好看日出。”

次贷危机持续发酵。工厂虽然生意不如往昔，但好歹也能维持。私下里，工人们早有议论，裁员潮已经向他们涌来。程玉虽工作5年，不算资历深厚，但他笃定自己在安全线以内。

没想到根本没有所谓的裁员，老板直接申请了破产清算。倒不是没有生意可做，程玉说，那时他们厂还有海外订单。银行突然釜底抽薪，紧急回收贷款以求自保，眼看着下游资金无法偿还，工厂里还有一票员工等着发薪。老板一不做二不休，才直接把工厂关了。

“其实哪怕是工厂关了，对老板也没什么损失。他不是没钱，这个工厂已经开五十年了，不知道赚了多少。他们那些人，出国只坐头等舱，年年换跑车，隔三差五到赌场玩一玩，输赢十几万都不眨一下眼。”

“他肯定计算过，与其注资救下工厂，倒不如把这些钱投到其他地方，钞票来得更快。至于我们……”程玉无奈地摊开双手，“不过是被随意丢弃的棋子。”

“就是可怜了那些老头儿。我师傅从二十岁就在那儿，干了三十几年，真是把工厂当自己家的生意，每颗螺丝要用砂纸打磨得闪闪发亮，谈起工厂产品像是说起自家的孩子一样自豪。没想到，到头来也没有躲过失业的命运。”

程玉形容那个白人老头把自己锁在丰田车里，抱着方向盘久久不愿启动。一直到天快黑了，程玉走过去敲了敲车窗。老头扭过头，双眼通红，哽咽着说了声：“It’sOK.”

圣乔治教堂的河畔|作者供图

程玉说完看着我，房间昏暗，他的话一字一顿，像是声长长的叹息：“李渔，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

四

失业之后，我的生活顿时困难起来，整天庸庸碌碌，和程玉见面也少。只能从他人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他的近况。

他一直在找工作，那时制造业寒潮已然来临。新闻每天轮播坏消息，曾经辉煌一时的剑桥、基耶拿工业区里，成片的工厂，人去楼空，只留下四四方方的厂房，了无人烟，如同一口口废弃的棺材。

程玉投了海量简历，始终没有回音。人也变得愈加颓废，整日板着脸不出门。他说他每天就坐在阳台上望着天边，坐累了就回到卧室，躺在床上对着天花板发呆。饿了就做一锅咖喱，中午吃一顿，晚上吃一顿，一个月的时间，生生从一个健壮的年轻人变成一个浮肿的胖子。

女朋友劝他出门多走走，他像触电一样跳起来，歇斯底里般叫嚷：“你懂个屁！”嚷完又向女友道歉，把自己反锁在卫生间，打开花洒，水声压过了哭的声音。

“十几岁的时候，再艰难也很少苦，眼泪也争气。现在我真的是老了。”他不无玩笑地在电话里对我说。

最后，他终于开口向上学时的朋友寻求帮助，自己的境遇难以开口，只说公司经营不善。但经济危机下大家过得都不容易，不过是勉强维持着争取挨过寒冬，没有裁员已经是难得，更不要说招收新人了。

我和他再见面，已经是10月初。我跟着别人去多伦多，归来时停在城市边缘的星巴克香港留学生活费一年多少钱，进门时见到程玉站在柜台后磨咖啡。他穿着身墨绿色的制服，动作娴熟地递出一杯拿铁，笑容可掬：“!”

等发现我时，他明显愣了一下，勉强挤出笑容：“李渔，你要喝什么？”

我发现他小拇指光秃秃的，不见那枚工程师戒指。程玉此刻歪着头，讪讪地笑：“戴着戒指工作不方便。”说完他把手背在身后，礼节性地说了一声：“!”

后来我跟朋友谈到这件事，那个深圳人无奈地摇头：“程玉实在太倔了，宁可自己一个人苦着，也不让家里人帮忙。”

我才得知，程玉卖掉了电视、空调、书架，换了一辆二手车，退掉了公寓，又回到了城市的西南区。

十年前，他刚到加拿大时就住在那个地方，那个华人房东的儿子相继毕业，离开了圭尔夫，奔向了大城市。程玉绕了一圈却又回到起点。

女友也离开了他。程玉变得更加乖僻，每天沉默寡言，把自己锁在房间中，谁也不接触，只有一条狗每天陪着。

他像是《卡拉是条狗》中的“老二”，每天裹着羽绒服，坐在后院台阶上。他坐左边，狗坐右边，他一只手揉着狗肚子，嘴中念念有词，分不清是在自言自语，还是在和狗说话。

五

后来，程玉不愿再见人，我们这群朋友中渐渐有奇怪的流言传出来。

有人说在滑铁卢见到程玉，他开着车，载着一个漂亮的女学生。两人停留在吃自助，最后停在一家汽车旅馆。后来，我又听说他沾染性病，脸上起了大片的疹子，满目疮痍，像是被火烧过的荒原。

那一年的春节过后，程玉破天荒地约我见面。地点在城中心的魁北克购物中心，从正门一直走到尽头，有家不起眼的快餐店。

我要了一杯芬达，他要了一杯可乐，程玉比我上次见他瘦了很多，身材还算匀称，脸上并没有疹子的痕迹。

我问他工作找得怎么样了，他回答时语气平淡：“一直在找，但是现在经济环境就是这样。”

“我以前觉得努力就有回报，现在看来，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他曾经一度想不明白，明明没做错任何事情，为什么老天爷要这么对他，无论怎么努力，结果始终令人失望，甚至一度想要一死了之。

“本来想从尼亚加拉大瀑布上跳下去。”他笑了起来，“不过，最终还是没那么干。”

我一直听着他说，突然他问我：“李渔，你相信命运么？”

他说在他最绝望的时候，正巧路过一座庙宇。大殿中的师傅们正做着晚课，经文嘹亮，萦绕在香炉上的烟火，盘旋在脑海中久久回响。虽然不明其意，他却禁不住跪在大殿外面，泪水沿着双颊向下滑落。

我问他未来有什么打算。他说计划自己创业，在加拿大注册好了公司，做机械进出口贸易。他又露出了自信的笑容：“我家里认识一些企业，我也认识不少朋友，在这边也说得上话。还是做回老本行。”

“如果做得顺利……”他伸出一根手指，“一年一百万加币，是没有问题的。”说完他意兴盎然地看着我：“你要不要入股，一起来？”

六

我最终没有入股。

那天商场里空空荡荡，程玉心潮澎湃，像个激情四射的指挥家，整个大厅里回荡着他激昂的声音。其实我也动了心，只是我是真的没钱。

后来程玉又打过几次电话和我商量，见我态度强硬，此事就不了了之。

几个月后，我接到朋友电话，对方劈头盖脸地问我：“李渔，你最近见过程玉那孙子没有？”他左一句孙子右一句傻X。我才知道程玉出事了。

被程玉联系过的并不止我一人。他几乎搜刮遍了圭尔夫的圈子，一模一样的说辞，先聊佛学，再聊人生，谈谈自己想要自杀的往事，有个大师为他指点迷津，最后话题落到了创业上面。

按照朋友的说法，在程玉联系我的两个月后，他忽然人间蒸发。工作早已辞职，电话关机，大家去他家中找人，房东老太太一脸莫名奇妙。

程玉三个月前就已经搬离出去了，他搬着行李，只身一人去了多伦多。只有那条金毛留了下来，被房东太太照顾着。那条狗盘坐在地上，一脸无辜。

程玉养的名叫查理的狗|作者供图

“这傻X，别让我们碰到，碰到他非得废了丫一条腿。”人找不到，朋友只能过过嘴瘾。事后大家算了算，总共被他骗走了四万多加币。被骗得最多的是他前女友，借了他两万多。

我再也没见过程玉。只是偶尔听到债主们谈及到他。那些流言亦真亦假，难以分辨，一种说法是程玉卷钱回了国。更多的说法是程玉那时已经染上了毒瘾。

在最黑暗、最无助的时候，他开始吸食大麻，早期每天两根，后来他便尝试其他毒品。我不知道这两种说法哪种更加真实。可我宁愿相信前者。

他卷了一笔钱，回了国，回到了上海，吃到了他妈妈炒的年糕，还有上海街头的馄饨。

作者李渔，互联网从业人员

编辑|蒲末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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