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5日薄暮时分，海南文昌火箭发射场上椰风习习，人影憧憧。

18点整，指挥员一声令下，被军迷们爱称为“胖五”的长征五B运载火箭腾空而起，开启了星辰征途。

488秒之后，船箭分离，实验舱成功进入预定轨道，我国最大的运载能力最大的近地轨道火箭发射成功，吹响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三阶段的号角。

自1970年，长征一号运载着东方红一号刺破苍穹以来，中国航天事业经历了整整50年的光辉历程。

火箭专家钱学森、戚发轫、王永志，卫星专家孙家栋、陈芳允等等大师的名字被牢牢地铭刻在世界航天史册之上，供人瞻仰。

而很少有人知道在火箭发射的后台，还有一群负责监测、监控的工程师在默默的付出，其实军功章上一半的功劳应该是他们的，只是因为职责所系，他们并没有前台的科学家们那样光鲜。

本期大师芳华，土鳖君想跟大家分享的正是，奠定了我国航天测绘基础，为两弹一星保驾护航的中国光学之父、改革先锋、两院院士、教育家王大珩先生的芳华旧事。

壹丨水木清华走出的科技巨子

王大珩先生出生于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王应伟先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科学家，是当时气象、天文、地球物理领域的权威，王应伟他老人家早年曾自费留学日本物理学校，学习数学。在日本留学时，王老爷子过得极为艰辛，因家中无力供他食粮，他只能凭他人剩饭剩菜果腹，即便如此，王老先生仍以骄人的成绩在毕业生中拔得头筹，随后就被日本东京中央天文台录取，在当时日本水平最高的实验室里研究气象和天文。

1915年，王大珩先生在东京出生，王老爷子起名为“珩”，是希望儿子成长为佩玉君子香港 光学 博士，有如玉的君子之行。王大珩先生的日后的一举一动也皆不负父亲众望。

不久之后，尚在襁褓之中的小王先生就跟随父亲回到了祖国。王老爷子回国后，先后在北京中央观象台、紫金山天文台和青岛观象台从事气象和地磁研究，并在北京师范大学、青岛大学教授气象、天文课程。王大珩先生一直跟随在父亲左右四处辗转。

在王大珩先生的少年时代，天文台是他最常去也是最喜欢去的地方，他尤其喜欢到观测站中摆弄那些新奇的观测设备，他喜欢透过它们去了解星辰大海。

渐渐地普通天文望远镜、六分仪、追星镜等普通的观测设备已经满足不了王先生的猎奇之心，那些进口的精密观测仪器让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但当时进口的观测器材极其昂贵，都是天文台的宝贝，怎么任凭一个顽童拿出来摆弄。

在好奇心的驱动之下，王先生立志要成为一个制造观测设备的匠人，那时他便可以尽情的嬉戏。

1932年，17岁的王大珩先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

在上学之前，王老爷子严肃的勉励儿子说，“无识无能便不能以自立自强，不自立自强必遭强辱，此为公理，人、家、国莫不如此。”

1932届的清华物理系精英荟萃，在清华园中与其共读的的是钱三强、何泽慧伉俪，他们的恩师是被称为“诺贝尔无冕之王”的著名核物理学家赵忠尧以及中国力学奠基人、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等诸先生。

贰丨远赴英伦，摘取至宝

1936年，王先生又以优异的成绩走出水木清华，与同学杨镇邦一起进入隶属于国府军政部兵工署的弹道研究院，从事炮兵技术研究和试验。

日寇来犯，王先生跟随研究院颠沛流离了两年之久，1938年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先生找到他，推荐他报考中英“庚款”公费留学生。

王大珩先生一考就中，在一番准备之后从香港启程远赴英伦。与其同船而行的有另一位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先生香港 光学 博士，中国载人航空工程永远铭记的功臣丨光耀中华的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彭先生也于王先生一道荣获了第一批“两弹一星功勋”殊荣。

按照当时中英协议，“庚款”留学生可以根据专业和爱好自行选择院校就读，王先生选择了去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跟随光学专家马丁先生攻读光学技术专业。

王先生学习向来刻苦，仅仅用两年时间就拿下了硕士学位，同时还在物理学权威期刊《伦敦物理学会会刊》上发表了重磅论文，一跃成为光学技术领域的后起之秀。

1941年，他转投谢菲尔德大学跟随著名的玻璃专家特纳教授攻读光学玻璃技术专业博士学位。

诸位看官别看见玻璃二字就小看光学玻璃，它可是被称做是“光学科技皇冠上的夜明珠”，光学玻璃主要用来制造各种光学元件，在科研、军事等领域被广泛使用，它是光电产业的基础材料，也是一种对原料、工艺要求极高，制造难度极大的先进材料，德国的蔡司、肖特，日本的旭硝子、小原，美国的康宁等公司都是靠光学玻璃发了大财。

由于涉及国防和技术专利等问题，光学玻璃的配方、制造工艺向来受到各国家和企业的严格保密，如果想了解配方只能成为生产企业的核心员工，从书本里是绝对没有的。

于是，在谢菲尔德仅仅呆了一年，王大珩先生就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博士学位，到位于伯明翰的昌司玻璃公司去做一名普通研发人员。

昌司玻璃公司是英国最老牌的光学玻璃制造企业，也是英国国防用玻璃的主要供应商。

刚到公司的王大珩先生并没有资格进入保密车间的权限，只能在研究实验部担任光学性能测试师的职位。

1942年之后，作为盟国人士的王大珩先生终于被允许进入到一些保密工序中去，这让王先生欣喜若狂。

在此后的5年之中，王先生熔炼了一炉又一炉的光学玻璃，日夜兼程试验着新配方、新工艺。

在王大珩先生不懈的努力之下，昌司公司生产出英国最早的稀土光学玻璃。王先生自己也取得了两个用于侦查摄像机镜头的玻璃材料的发明专利权，掌握了不少保密性极高的核心技术。

叁丨俊杰归故园 桃李满天下

1945年，王先生的同学钱三强先生，被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派往英国威尔斯实验室学习可以记录带电粒子径迹的核乳胶技术。

钱先生在伦敦见到了前来参加英共代表大会的革命先驱邓发先生，并且得到一本主席的新作—《论联合政府》。

钱三强先生在读完之后，对主席敬佩不已，对主席描绘的新中国也向往不已。

在学习之余，钱三强先生抽出时间专程跑到伯明翰去找王大珩先生玩耍，二人同游了莎翁的故乡斯特拉福，泛舟在宁静的艾汶河上，他们畅谈了莎翁，畅谈了《西行漫记》，也畅谈了《论联合政府》。他们从艺术谈到科技，从科技谈到战争，从战争谈到祖国。

在分手之际，他们相约回国，一同去建设一个伟大、强盛、文明的国家。

拳拳之忠，赤子之心，让钱三强、何泽慧、王大珩、彭桓武在1948年再度漂洋渡海，联袂回到了阔别十余载的祖国。

回到桑梓之后，王大珩先生先是到上海耀华玻璃公司担任了总工程师。而后在解放前夕，他应时任中科院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的严济慈先生的邀请，北上辽宁英国G5院校留学，在大连大学担任物理系主任。

王先生在大连大学期间，在当时物资、仪器极端匮乏的条件下，自己研制各类仪器，为600名学子解决了物理实验问题。

为了让祖国科学仪器能够自力更生，不再受制于人，国家令中科院筹办仪器馆，自己生产各种精密仪器。

在钱三强先生的大力推荐之下，王先生被征召到了筹备委，全权负责仪器馆筹建的一切事宜。

他也不曾想到，他领来的筹建经费竟然是700万公斤小米。但就是凭着这些小米，王大珩先生为新中国开启了光学征程，为共和国创造了一座光学城。

在经过多次调研之后，王大珩先生决定将仪器馆建在工业基础相对雄厚的长春市，他决心将仪器馆建成像卡尔蔡司并肩的光学仪器巨子，把长春建成德国耶拿城齐名的光学城。

经过一年多的辛勤，仪器馆在长春建成，王大珩先生被任命为首任馆长，他无私把在英国时研究出来的光学玻璃专利秘方交给了。

在他和中国高速摄影之父龚祖同的带领下，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仪器馆便熔炼出中国第一锅光学玻璃，一举结束了光学玻璃受制于人的屈辱历史。

紧接着，仪器馆又一举拿出了电子显微镜、红外夜视仪、经纬仪、光谱仪、光电测距仪等高精度仪器，并推出了二十余种颜色的光学玻璃，一时间轰动海内外，为共和国国防、科研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因为这些骄人的成绩，王先生当选了第一批中国科学院院士。

进入60年代之后，仪器馆改名为中科院长春光机所，还创办了长春光机学院。王大珩先生亲自担纲了所长和院长的重任，为了办好学，他亲自筛选教材，编写教案，制定教学大纲，并亲自讲授普通物理和近代物理两门课程。

在办学的同时，他也不忘科研，带领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

长春光机所和光机学院被称为“新中国光学的摇篮”，为共和国培养了一大批光学科研人才和技术工人，王大珩先生执着、务实、精益求精的科学精神在祖国各地散叶开花。

肆丨男儿何不带吴钩 义不容辞献身国防

图为我国第一条远洋测量船“远望一号”

60年代中期，随着“两弹一星”工程的陆续展开，长春光机所也承担了重要的国防科研任务。

王大珩先生带领科研人员们先后为原子弹爆炸试验提供了观测核爆中心火球发光动态的高速摄影机；为中程弹道导弹试验提供了测量和记录弹道参数的大型精密光学追踪电影经纬仪和观测靶场数据的大型靶场光测设备；王大珩先生还参加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总体设计，担任地面设备组的负责人，负责为卫星地面追踪提供技术支持，而后他又先后为侦察卫星提供了高空侦察摄像机，为地球监测卫星提供了扫描式全景相机，并亲自主持了中国第一次高空遥感试验。

看过电影《钱学森》的看官们一定能清晰地记得电影的开头一幕。那描述的是80年5月，中国首次向南太平洋试射洲际弹道导弹（DF-5）的场景。

很多人被那惊天一射深深地震撼，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试射试验之前，“远望一号”测量船就在6艘导弹驱逐舰和2艘补给舰的护送之下，先期抵达了预定海域。

远洋航天跟踪测量船是航天器的保姆，它主要担负着卫星、飞船和火箭飞行器飞行全过程的测量和控制任务。一条优秀的测量船，即是对一个国家航天科技的证明也是国家科技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的证明。

远望一号排水量超过2万吨，搭载着由雷达、声呐、光学等子系统组成的综合测量系统，是当时极为先进的远洋航天监测船。

远望一号的光学测量系统就是由王大珩先生领衔设计，由长春光机所制造的。在王先生的带领下，光机所为远望一号提供了光电综合经纬仪和船体变形监测系统，一举突破了影响远洋测试效果的稳定性、抗干扰性、抗摇摆扭曲性等世界级难题，出色的完成了弹头再入大气层阶段的监测任务。

后来，此套系统也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此后，王大珩先生调任中科院空间科技中心主任、总师，亲自领导中科院系统的系列卫星工程。

随后，他又转入了强激光系统的研究，提出了激光核聚变的理论，并研制出相关设备。

伍丨敢为天下先

图为：863计划的开创者，左起：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

80年代之后，西方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发展上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将其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

83年，美国提出了震惊世界的星球大战计划，欧共体也提出了尤里卡计划，日本紧随他们之后也拿出了一个十年科技振兴方略。

为了紧随这股科技潮流，86年，在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老科学家的倡议之下，在邓公的大力支持之下，中国也开启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这项计划被简称为863计划。

当时整个863计划包括了7个大项目及15个主题项目的研究，全面覆盖了了生物、航天、国家防御、自动化、信息化、能源、新材料等高精尖领域。

几十年来，通过实施863计划，我国突破了一个有一个的技术瓶颈，解决了一个有一个的技术难题，一步又一步的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为国家科技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直到现在我们仍然享受着863计划的成果。

在关注基础科学和高新技术发展的同时，王大珩先生同时还关注着我国工程技术的发展。

92年，王大珩、师昌绪等六名院士联名倡议组建中国工程院，老科学家们在建议书中对工程院的性质、发展战略提出了周密的设计。

这一倡议很快得到了高层的认可，很快中国工程院便被批准建立，大大的激发了工程技术工作者的科研积极性，极大的促进了我国工程技术的发展。王大珩先生也当选为首批工程院院士，第一届主席团成员，为工程院的建设倾注心血。

进入新世纪，以运20和C919为代表的军、民用大飞机先后翱翔于天空，无数国人为之骄傲。可能很多看官不知道，在大飞机展翅高飞的背后，也有着王大珩先生的身影。

90年代中期，王大珩先生便呈交了发展大飞机的建议，高层领导也曾亲自向他征求国产大飞机的发展意见，正式在王先生的大力倡导下，大飞机项目才列入了863计划，最终成为腾飞的鲲鹏。

甚至，王先生还开启了“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

88年，中国计量研究院曾经对国产眼镜的质量进行过一次抽查，结果很不尽人意，合格率不过10%。王大珩先生得知之后，愤愤地说卫星都能上天，合格的眼镜都做不出来。为此，王先生提议，要严把产品质量关，得到了媒体和老百姓的广泛支持。

为此，在90年代初期，“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轰轰烈烈的开展。

另外，当过教师的王大珩先生甚至树人的不易，将9月10日设为“教师节”便是他的建议。

陆丨大师风范 高山仰止

王大珩先生除了是一位传承辟新、寻优勇进的学者、专家之外，也是一位学高身正，令人高山仰止的师长。

在与人交流时，他从不居高临下以权威自居，总是客客气气、和和蔼蔼，既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又善于给别人提意见。当有人在称他“中国光学之父”的时候，他总是很谦让的推辞，他总是称自己为“一名普通的科学工作者”。

82年，他的一个学生曾在一场国际学术论坛上宣读了一篇论文，引起了空前的反响。在论文发表时这位学生将王先生的名字署到了最前面，而王大珩先生知道后，给学生打电话要求他把自己的名字放到后面，他对学生说，“虽然文章的观点是我提出来的，但是是由你证明的，最大的功劳是你。”

他的几位弟子创办了一家光学、激光、红外设备公司，曾想以“大珩”二字命名，被先生严词拒绝，最后公司被命名为“大恒”，后来这家公司发展成了在光学仪器行业中赫赫有名的“大恒集团”。

但一旦站上讲台，谦逊和蔼的王大珩先生马上便换上严肃、严谨面孔。

他曾执教过的长春理工、哈尔滨理工、清华大学、浙大等学校，每到一处，他总是要求自己的学生在做学问之前，先学会做人。他总是对自己的学生说，“比学问更重要的是做人，作为科技工作者先要学会献身、求实、协作的科学精神，要用科学的精神去对待科学。”

年届九十的王先生依然带着博士生，仍然带着他们在实验室中穿梭，在他的悉心栽培之下，不计其数青年学子成长为光学领域的开拓者，成为国防重点工程的中坚科研力量，有10位学子成为中科院院士，更有一位名叫蒋筑英的青年科学家为了建设科研工作积劳成疾，英年早逝，被人们永远铭记。

每次提到这些学生，王大珩先生的脸上总是浮现出自豪的笑意。

为了激励中国从事光学研究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和高校学生奋发向上、开拓进取，王大珩先生出资在中国科技发展基金会设立了王大珩光学奖，现在能获得这个奖已经成为我国光学工作者梦寐以求的荣誉。

2011年7月21日13时02分，这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大师永远的闭上了双眼，享年96岁。

斯人远去，浩气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