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美国再不承认，尽管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再强调什么美国还要主导21世纪，美国的衰退之势已经无法阻挡了。虽然在很多人看来，美国似乎还没有衰败，美国似乎还很强大，美国自己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自己不会衰败，但是在本质上，美国的衰败之势基本上已经无可挽回了。

在现实中，一个俄乌冲突，让美国原来的所谓信心满满，已经成了使之焦头烂额的鸡肋。进也不是美国top30名校留学，退也不是。在美国挑起这一冲突的战略目标中，消耗俄罗斯这个目标，达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并不理想。而要把欧洲拉回到美国主导的阵营中，这个目标似乎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欧洲内部的离心力不是减小了，而是在增大。在俄乌冲突中，欧洲是吃了大亏的，而且是吃了美国的大亏。在这种情况下，还想让欧洲对美国感恩戴德，只能是天大的笑话。虽然欧洲各国的头面人物不想承认，但是欧洲各国的普通老百姓早就对美国怨声载道了。

再一个巴以冲突，这个冲突的爆发完全出乎美国的意料。这至少说明，巴以冲突根本就没有出现在美国的战略预期之中。美国应对起来也是手忙脚乱。更要命的是，以往在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下，以色列主打的中东战争打得都算是相对轻松，最多用一两个星期就把事情搞定了。现在的中东，以色列打了一年多，杀害了很多无辜的平民百姓，让全世界人民对其产生了极大的愤怒与谴责，但是这场冲突仍然看不到结束的希望。

不说别的，单说美国对这两场冲突中的作用，已经看到当下的美国已经力不从心，这在以往是不曾存在过的。

美国的主要问题在于，它自身的力量已经开始衰退，但是它的霸权野心丝毫没有减少。欧洲它想要，中东它也想要美国各大学 研究院，胡懋仁：在衰退之势中的美国，在亚洲它还想把中国搞下去。这么多战略目标，就靠现在美国的实力，基本就是玩不转。但是对美国来说，玩不转也要不停地玩下去。如果它不这么玩，它的霸权利益就损失得会更多更快。

当年，美国侵略越南战争时，也处于一个困窘的状态。它要对付苏联，可是在越南又难以脱身。同时它对中国也一直封锁和采取各种敌对手段，甚至一直都在想颠覆中国。然而当时的尼克松与基辛格，多少还是有一点头脑的。他们很清楚，就靠当时美国的实力，要一下子实现这么多战略目标，基本不可能。所以，他们想到把针对中国的战略目标先放一放，集中解决越南战争以及与苏联争夺霸权的问题。

客观地说，尼克松与基辛格的这个战略基本是成功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缓和之后，越南方面基本就不再是问题，而对于美苏关系，压力就从美国这边转移到苏联那边，这确实让美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中美关系的缓和，对中国有利，对美国也有利。当然，美国对中国的颠覆之心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期间，美国一直要通过意识形态的渗透来挖中国的墙角，要把中国完全拉到西方阵营之中，从而从根本上颠覆中国共产党的政权。

为了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有些表面文章还是要做一做的。从中国的角度来说，美国的做法确实不地道。但由于美国的战略实施以后，对中国的压力确实减少了不小，中国当然要抓住和利用这样的战略机遇。

美国政策的错误在于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总以为苏联的垮台是美国的力量所导致的。美国并不真正了解，苏联的问题是苏联自身的变质和溃败而导致的。美国对于苏联解体的作用并没有特别的重要。但是美国不这样认为，美国的唯心史观让美国放大了其自身的力量。美国自己开始飘起来了，这是因为美国自身开始膨胀起来了的缘故。膨胀和飘浮成为美国走向衰退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今天美国国内的问题非常复杂，也相当严重。美国的精英们也不是没有看到。但他们还是坚持认为，美国的问题，要从外部来解决。这主要就是打压和围堵中国。但是仅仅来打压和围堵中国不可能解决美国的所有问题。虽然特朗普上台后要解决美国自身内部的问题，但是现在的美国主要还是从外部的角度来解决美国自己的问题，像当下的支持以色列，以及支持乌克兰，都是美国这个战略中的一部分。至于特朗普上台后，其对外政策会有什么样的改变，现在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措施。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虽然特朗普说了，主要先解决美国国内的问题，但是，单就打压中国来说，他面向外部的动作并不会减少。

然而，内部问题不解决，光想着缓解外部的压力，对于美国来说基本没有什么用。特朗普多少还明白一点，他要让制造业回归美国，这样才能让美国再次伟大。但是，美国的金融垄断资本与犹太金融资本都已经不允许制造业再度回归美国，这种做法有损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利益。拜登也想过要让制造业回归美国，但这也不过是在他脑子里想想而已，他现在的全部政策都与让制造业回归美国没有任何关系。

在美国衰退的过程中，欧洲是想要蠢蠢欲动的。但欧洲现在还不太敢动。要等到美国实在没有力量再来干预欧洲的时候，欧洲一定会跳出来，跟美国反目。但到了那个时候，欧洲内部还有可能出现更大的裂痕。所谓新欧洲与老欧洲有着利益上的区别，老欧洲想要摆脱美国的控制，而新欧洲并不信任老欧洲，他们对美国的幻想一时半会也难以消除。

美国在势微之时，亚洲的日本一定也会跳出来，想要摆脱美国的控制。日本这样的野心一天都没有放弃。日本总想成为一个所谓正常国家，这个目标它企图早日实现，但这就使日本与中国的矛盾加剧。日本当然不服中国，但日本的经济却要求日本不得不与中国合作。像中日韩的自由贸易，或者建立亚元的战略意图，都要求日本必须保持与中国的合作。同时，中国对日本的对外扩张野心也一直不会忽视，中国时刻保持着对日本的高度警惕。所以，日本再想蹦跶，也蹦跶不了多高。在中国面前，日本折腾不出多大的动静来。

在中东，美国的衰败会让以色列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一直以来，以色列与周边中东国家之间的对峙美国各大学 研究院，很像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与中国的对峙。那时的日本是小而强，中国是大而弱。而在中东，以色列也是小而强，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捏在一起也还是大而弱。只是由于美国的势力大减，以色列的所谓强也在发生着改变。在这方面以色列还不如当年的日本，日本对外侵略扩张，依靠的是自己的工业产能。而今天的以色列，其工业产能远远比不了当年的日本。没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生存时限非常之短。那时的中东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就任凭人们发挥想象吧。

美国的衰败，美国自己要如何解决？这还真是一个问题。美国会真的把重心放到国内，励精图治、不断强化自身吗？如果美国出现一个富兰克林·罗斯福之类的总统，或许还有那么一点可能。但是如果美国的政治经济始终都由国际垄断金融资本控制和把持着，那么美国就不会有所谓重回巅峰的希望。假设美国有一天颓势有了一点缓解，那么美国是不是还要继续强化它的战略霸权呢？那时的美国会不会变得稍微聪明一些了呢？美国能不能看到，如果继续坚持它的战略霸权，就只能让美国真正走向毁灭呢？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

美国的研究型大学，焦　磊　谢安邦：美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建制基础及样态创新

DOI:10.16298/ki.1004-3667.2019.01.12

摘 要

重视跨学科研究已成为世界知名研究型大学的共性特质。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跨学科研究活动发端较早，但其发展进程中受到了传统院系组织架构的阻碍。为突破发展壁垒，美国研究型大学以解决复杂性问题为逻辑起点，创新性地构建了“托管式”“独立建制式”“矩阵式”“学院内嵌式”和“无学科边界式”五种跨学科学术组织形态。这种跨学科组织的构建思想和实践经验值得我国研究型大学借鉴。

关键词

跨学科研究；跨学科学术组织；组织形式；研究型大学

面对日益错综复杂的各种议题，单一学科的研究愈发无力，跨学科研究应运而生。跨学科研究是一种旨在整合多个学科的视角、概念、理论、工具和信息等，创造性地解决复杂性问题的研究模式。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跨学科研究也契合了迈克尔·吉本斯提出的“新的知识生产模式”。然而跨学科研究在大学中的发展并非易事，因为这种活动的开展需要依附于组织载体美国的研究型大学美国的研究型大学，焦　磊　谢安邦：美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建制基础及样态创新，而大学的组织架构传统上被学科所主宰，各学科构建并极力维护其“学术部落及领地”（ and ），学科分支专业化的过程加剧了学科间的割裂，改变实属不易。学科之间形成森严的组织壁垒印证了“学术部落”的隐喻，“学术部落”之间彼此排外，无疑限制了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在世界各国大学普遍重视跨学科研究的语境下，我国学者对跨学科研究的关注度不断提升。然而，研究型大学开展跨学科研究首先应考量如何突破学科组织藩篱，创新跨学科研究组织形态，我国研究型大学面临同样的困境。美国研究型大学是跨学科研究的“先行者”，其跨学科研究活动发端较早，且已累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创设了多种跨学科研究组织形态。鉴于此，探究美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形式对我国研究型大学推进跨学科研究有重要意义。

一、美国大学跨学科研究的演进历程

有学者认为跨学科活动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但现代意义的学科产生于19世纪，因此论及之前的跨学科活动并无意义。19世纪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阶段，1862年《莫雷尔法案》颁布后，功利主义高等教育思想逐渐深入人心；19世纪末科学实用价值信念不断增长，促使许多古典学院转变为研究型大学。因此，这一阶段的美国高等教育仍处于学科专业化、组织化时期，高等教育管理者和教师多积极投身于学科构建和新专业领域的发展，跨学科研究尚未进入其视野。但在这一时期，古典学院向研究型大学的转变及跨学科课程的增设为20世纪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初，伴随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诸多复杂性议题彰显出需要跨学科知识的支持，一些促进学科交融的专门组织也相继出现。1920年美国社会科学委员会（ ）成立，旨在提升社会科学学科的整合性。“一战”后的20世纪30—40年代，战争、社会福利、犯罪、劳工、住房、人口流动等问题在美国凸显，需要从跨学科角度进行审视。30年代区域研究的发展表征着跨学科研究在地理区域研究的运用，区域研究和美国研究也被视为跨学科研究出现的标志。 由于福特基金会的大力资助和源于《国防教育法》（ Act）的教育经费增加，50—70年代区域研究项目在美国大学中激增。第二次世界大战促使跨学科研究服务于军事及政治目的，如雷达系统的研发就需要来自多个学科的科学家组建研究团队攻关。联邦政府资助科研实力雄厚的研究型大学设立国家实验室开展跨学科研究，如芝加哥大学的阿贡实验室、麻省理工学院的辐射实验室、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劳伦斯国家实验室等。此类合作项目引致固体物理学、运筹学、射电天文学等新研究领域的发展。国防、航空航天、工业等领域问题的解决促使了联邦资助的增长以及国家科学基金会（ ）和国家医学研究院（ of ）的设立。70年代，多数跨学科研究项目转向跨学科工程中心，产品安全、环境质量、技术评价、信息系统等成为关注的重点。80年代，美国跨学科科技中心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美国科学院和国家工程院陆续在大学中设立工程研究中心。美国卡耐基基金会、国家人文基金会、高等教育提升基金也陆续加入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跨学科研究的行列。90年代美国研究型大学普遍设立了跨学科研究中心，跨学科研究获得了持续发展。总之，20世纪是美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研究的快速发展期，联邦政府等机构的外部推动是其发展的主动因。

21世纪是美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研究的稳步发展阶段。2003 年美国国家科学院与凯克基金会发起了一项“未来行动计划”（ ），以消除跨学科研究的观念性及制度性障碍，全面实现跨学科研究的潜力。除此之外，跨学科研究生学位项目在研究型大学中增设为跨学科研究的稳固性发展提供了保障，跨学科研究生教育培养了一批专业化的跨学科研究人才。当前，跨学科研究已成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一项重要职能。

二、美国跨学科学术组织建制的逻辑起点

一般而言，大学的院系组织架构是基于学科建制而成的，学科成为大学内部学术组织的建制基础，院系是忠于学科的学者有组织的“归宿”。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各学科形成了相对孤立的学术共同体，学者们忠诚于其“学术部落”，学科之间的界限愈加明显。因此，学科难以成为跨学科研究组织的建制基础，甚至会阻碍跨学科研究组织的形成，毕竟跨学科研究组织的建构旨在逾越学科壁垒。跨学科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学科间张力的结果。学科间的藩篱使超越单一学科范畴的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认知，长期的学科分化使知识碎片化，无法培养复杂性思维，这显然与复杂性社会问题不断凸显的趋势格格不入。学科发展的旨趣是学科知识的增进及学科体系的建构，跨学科研究的首要目的是解决突破学科边界的复杂性问题，跨学科知识的增长则是其衍生物。因此，复杂性问题成为跨学科研究组织建制的逻辑起点。美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研究发展的历史对此给予了印证。美国跨学科研究的历史与政府及工业界对“基于问题的研究”（-based ）、任务导向研究（- ）的支持紧密相关。1930年联邦政府的第一笔研究补助金便用于支持富兰克林学院的化学家、工程师、物理学家、气象学家和其他领域的人员调查蒸汽锅炉爆炸的原因。“二战”时期的跨学科研究直接源于战时需要，如制造原子弹的任务、满足美国军方对新涡轮发动机的需求等，这些跨学科研究问题推动了跨学科研究组织（国家实验室）的设立。

克莱恩将跨学科研究称之为“聚焦于问题的研究”（- ），因为跨学科研究是对社会需求的回应，某种程度上依赖于社会需求。然而“聚焦于问题的研究”并不能恰贴地彰显跨学科研究的特性，学科研究同样是基于问题的，跨学科研究的主题是超越单一学科的问题，且具有明确的现实指向性，复杂性问题恰好契合了上述特征。因而，复杂性问题导向才是跨学科研究的显著特征。莱尔（Lyall）认为问题导向的跨学科研究主要是解决社会、技术及政策的相关问题。解决源于社会需求的复杂性议题为跨学科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合理性基础，而跨学科研究的开展需要跨学科研究组织作为组织载体（如院系作为学科研究的组织“归宿”），也成为跨学科研究组织建构的逻辑起点。跨学科研究组织机构内部致力于学科的整合，消解了学科间的壁垒，研究人员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流动性，围绕问题而非学科开展研究。正是现实中仅凭单一学科难以解决的复杂性问题将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汇聚到一起，围绕复杂性议题开展跨学科研究，从而构建起跨学科研究组织。复杂性问题导向的跨学科研究通常以项目制的形式展开。相较于其他研究机构而言，研究型大学更具开展跨学科研究的优势。

三、美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的样态创新

经过长时段的探索实践，美国研究型大学创设了多种样态的跨学科研究组织。当前，美国研究型大学主要存在5种类型的跨学科研究组织形态。

1. “托管式”跨学科研究组织。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托管式”跨学科研究组织前身是“二战”时期联邦政府投资建立的国家实验室。“二战”期间，美国联邦政府为应对战时需要，将国内科技政策和科研经费向科研实力雄厚的研究型大学倾斜，出资建立了如麻省理工学院的辐射实验室、芝加哥大学的阿贡实验室、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和劳伦斯实验室等国家实验室。此类国家实验室主要从事跨学科研究，服务于战时需求。“二战”结束后，为保障国家实验室的持续运作及职能转变，联邦政府通过国防部、国家卫生研究院、能源部与农业部等部门将其托管给一些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委托机构与大学籍借托管合同约定双方的职责。国家实验室的科研项目、研究经费及研究人员的工资福利等开支均由托管方负责，而研究型大学则向托管方收取一定的管理费以保证其日常运行。托管实验室虽为政府所建，但其被大学托管后并非与大学相隔离，而是融入到大学的组织文化中，并成为当时引领大学跨学科研究的典范。

被托管后，国家实验室成为大学的重要跨学科研究机构。以芝加哥大学为例，目前芝加哥大学共有3个托管实验室：阿贡国家实验室、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和海洋生物实验室。这些国家实验室虽属“托管式”跨学科研究组织，但与托管大学发生了紧密的互动。“托管式”跨学科研究组织与研究型大学间的伙伴关系促进了大学教师、学生以及实验室的科学家、工程师的合作研究。同时，大学为跨学科研究提供智力与物质资源。主管科研与国家实验室的副校长办公室（ of the Vice for and for ）负责向寻求跨学科研究的大学研究人员提供指导、管理支持及资源。该办公室还通过一系列战略计划激发跨学科、跨部门、跨机构的合作。阿贡实验室目前的研究领域为能源储存、可再生能源、环境可持续发展、超级计算、国家安全等，皆为复杂性跨学科研究议题。托管实验室可谓是美国研究型大学中最早的跨学科研究组织形式，对美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研究的后续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引领与推动作用。

2. “独立建制式”跨学科研究组织。“独立建制式”跨学科研究组织是指美国研究型大学在校级层面（-wide）设立的跨学科研究机构，它独立于大学内部的各院系，通常以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的形式存在。“独立建制式”跨学科研究机构是美国研究型大学中首要的跨学科研究组织形态。传统上，院系间的管理制度、资源分配方式及组织文化差异等阻碍了跨学科合作的开展。为规避上述障碍，跨学科研究机构倾向于寻求独立于大学院系的地理空间。“独立建制式”跨学科研究组织设立的初衷是通过独立于院系的组织载体实现学科的整合，研究人员通常围绕一个复杂的议题进行跨学科协同研究。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杜克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等知名大学在校级层面均建有独立的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美国绝大多数研究型大学亦设有独立建制的跨学科研究机构。如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设有哈克生命科学研究所、网络科学研究所、材料研究所、能源与环境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5个校级跨学科研究机构；阿拉巴马大学设有23个校级跨学科研究中心（-wide ）。独立建制的跨学科研究机构通常由主管科研的副校长办公室统筹管理，并由其向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提供经费资助。部分跨学科研究机构由于涉及领域众多、规模较大，其下通常会设置数个附属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以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为例，其下设置了联邦统计研究数据中心，儿童、青年与家庭联盟，军人家庭志愿交流中心，地理信息分析中心，儿童保护与福利网络，人口研究所，量化发展系统方法学（ ），社会、生活与工程科学影像中心，调查研究中心。“独立建制式”跨学科研究机构已成为美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研究的主要组织形态之一。

3. “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是研究型大学内部多个学院之间基于跨学科研究议题需要而组建的多学科研究组织机构，通常采取跨院系共建跨学科研究中心或跨学科研究所的形式。与其他形式跨学科研究组织相较，“矩阵式”跨学科研究机构是一种新型跨学科研究组织形态，它是院系间探索突破学科壁垒的结果，本质上是跨院系的。与“独立建制式”跨学科研究组织拥有专属的跨学科研究团队不同，“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由两个及以上的院系组建而成，来自不同院系（学科）的教师、学生共同开展跨学科研究，从而形成矩阵结构。美国诸多研究型大学都在实践中采用矩阵模式，在这种结构中教师可以自由地流动于学科院系之间，通过联合聘任教师的方式使参与者更方便地解决跨学科问题。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科学矩阵”（ ）是一个社会科学研究的旗舰机构，旨在为大学内部社会科学家的跨学科研究提供支持。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艺术人文研究所（ for the Arts & ）是由人文学院（ of the Arts）与艺术及建筑学院（ of Arts and ）联合设立的跨学科研究机构，1966年建立之初便具有跨学科的属性。和美国多数大学一样，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艺术与人文学科被安置在两个具有不同的管理架构的学院之内。艺术人文研究所设立的初衷即联结两个相对独立的学院以开展创造性活动。基于此理念，艺术人文研究所涉及的学科包括从哲学到音乐、从历史到舞蹈、从比较文学到园林建筑。艺术人文研究所的执行委员会由两学院的院长共同领导。“矩阵式”跨学科研究组织形态多为传统的建基于单一学科的学院联合开展跨学科项目所采用，为传统单学科学院提供了一种跨院系合作、跨学科研究及教学的模式。

4. “学院内嵌式”跨学科研究组织。“学院内嵌式”跨学科研究组织指在单个学院内部建立的跨学科研究机构，形式包括内嵌于学院的跨学科研究中心、跨学科研究所和跨学科研究实验室。“学院内嵌式”跨学科研究组织机构通常见于具有跨学科属性的学院，主要有两种形成路径。一是基于学科群建构的学院内部整合的产物。与我国大学多依据一级学科设置学院不同，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一些学院更多是基于学科群建制而成，因此这些学院本身便具有跨学科的性质，“与生俱来”的跨学科资源为其内部创设跨学科研究机构提供了便利。二是传统单一学科学院属性组织重构的产物。美国一些研究型大学基于跨学科教育与研究的需要进行了院系组织的重构，将具有近缘学科关系的院系进行合并与重组，组建成新的具有跨学科属性的学院。重构后的学院为在其内部创建跨学科研究组织提供了条件。相较于“矩阵式”跨学科研究机构的复杂管理架构，对“学院内嵌式”跨学科研究机构的管理更为简便，它可以与学院共享一套管理体系。

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学院内嵌式”学科组织多种多样。普林斯顿大学的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内部设置了环境与能源研究中心、信息技术政策中心、燃烧能源前沿研究中心、千兆系统研究中心、科勒中心、健康与环境的中红外技术中心、材料科学与技术研究所7个跨学科研究机构。芝加哥大学的人口经济学中心附属于布斯商学院（ Booth of ），其研究议题涉及社会学、人口统计学、病理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杜克大学除设有“独立建制”的跨学科研究机构外，艺术与科学学院、神学院、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环境学院、工程学院、公共政策学院内部亦设立了跨学科研究中心（-based ）。以杜克大学法学院为例，其下设有国际与比较法研究中心，法律、经济和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法律、道德和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全球金融市场研究中心等。不难发现，法学院内部的研究中心从事着涉及多个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学院建基于学科群是发展“学院内嵌式”跨学科研究组织的重要基础。

5. “无学科边界式”跨学科大学。“无学科边界式”跨学科大学是一种相对独特的跨学科研究组织形态。美国研究型大学在实践中采用这一模式的案例要远少于上述4种组织形式。埃里克·詹奇（Erich ）虽曾对跨学科大学（ ）的结构进行过构想，但其跨学科大学的结构设置仍无法摆脱学科院系的窠臼。“无学科边界式”跨学科大学模式指大学的整体组织架构基于跨学科理念设置，其内部不存在实体意义上的学院（系），因此根本没有学科院系的界限。这种组织状态下大学即是为跨学科研究服务的，这也是称其为“跨学科大学”的缘由。

洛克菲勒大学作为世界首屈一指的专注于生物医学前沿跨学科领域的研究型大学，是采用这一模式的典范。与多数由学科院系构成的大学不同，它是一所典型的没有院系的大学（A ），其组织架构是以实验室为基础的（-based ）。洛克菲勒大学建立在跨学科实验室（共77个）、跨学科研究中心（共10个）之上的组织结构没有学科“围墙”、科层体制的限制。大学给予研究人员资源和极大的自由以支持其开展前沿研究。这一组织形式有效地培育了跨学科研究及合作，基于跨学科研究议题组建跨学科实验室和跨学科研究中心，而非采用传统的学科院系组织架构，为跨学科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沃土。洛克菲勒大学致力于生物医学这一前沿跨学科领域的研究与教育，采取小而精的发展模式，每年只招收200名左右的研究生，300名左右博士后，不招收本科生，只提供暑期本科生研究项目（ ）。与传统研究型大学学科主导组织架构下局部改造生成的上述4种跨学科研究组织形态不同，“无学科边界式”跨学科大学是基于跨学科研究议题对大学组织架构进行的整体构造。“无学科边界式”跨学科大学的模式适用于专注某个跨学科前沿领域、规模小而精的研究型大学，围绕跨学科研究议题整体构建基层跨学科学术组织，是研究型大学以特色、专精制胜的竞争路径。总之，“无学科边界式”跨学科大学是一种非传统且独具特色的跨学科研究组织形态，是大学整体服务于跨学科研究的系统跨学科建制模式。

四、美国经验对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借鉴

跨学科研究是研究型大学应对复杂社会需求、生成创新性成果的必然趋势，美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的发展经验为我国研究型大学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借鉴。

1. “外发”促“内生”，强化对研究型大学的外部驱动。大学作为“松散联结的系统”，基于学科的组织结构（学术部落）一旦形成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大学则表现出维系这种稳定行为方式的组织惰性。大学缺乏逾越森严的学科组织壁垒开展跨学科研究及创设跨学科研究组织的动力。美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发展的历史表明，政府设立的“托管式”国家实验室对推进研究型大学后续跨学科研究行为具有显著的效果。因此，我国政府应加强对跨学科前沿研究的支持力度，结合国家重大科研需求出资委托科研实力雄厚的研究型大学设立“托管式”跨学科实验室，或与这些大学联合出资共建跨学科实验室，从而强化对研究型大学开展跨学科研究的外部激发，通过外部刺激驱动大学内部跨学科研究组织的创生。

2. 研究型大学“由上而下”创设多种形态的跨学科研究组织。在传统学科院系基础上设置跨学科研究机构，是大学跨学科研究活动开展的组织载体与保障。我国研究型大学管理体制多采用严格的“校-院-系”三级科层结构，伴随知识的持续分化，学院之间甚至学院内部系与系之间的鸿沟有增无减，组织障碍已成为我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研究发展的重要掣肘因素。因此，我国研究型大学应创新跨学科研究的组织形态，破除组织藩篱。与美国相较，我国研究型大学的跨学科研究尚处于探索尝试阶段，研究型大学的决策层宜从整体上统筹管理大学的跨学科研究活动。在推进跨学科研究活动的初期，应以建立“独立建制式”的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的组织形式作为驱动力，自上而下推动大学跨学科研究的发展，为各学院自下而上创设“矩阵式”“学院内嵌式”跨学科研究组织提供导引。对于小型的新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而言，可采用“无学科边界”跨学科大学的模式，自大学设立之初即进行整体跨学科建构。

3. 完善支持跨学科研究的配套制度。组织内部新生事物的发展往往需要相应制度的保障，对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的发展予以制度支撑尤为重要。美国研究型大学在经费资助、教员聘任与晋升、成果认定等方面制定了支撑跨学科研究组织的完善制度。我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研究发展迟缓与制度缺失有着直接的关联。现行的人事管理制度、学术评价制度等均阻碍着跨学科研究活动的开展及跨学科研究组织的创设。因此美国top30名校留学，我国研究型大学应在大学层面制定资助制度，为跨学科研究的开展提供专项经费；实施跨学科教师的联合聘任或建立专职跨学科研究团队，前者可充分利用各学院的师资协同开展跨学科研究（如“矩阵式”），后者可以建立专职化的跨学科研究团队（如“独立建制式”）；制定跨学科学术认可制度，在传统的学科认定制度之外增定适用于从事跨学科研究工作的教师聘任、考核、职称晋升制度，消除教师从事跨学科研究的制度瓶颈。

4. 籍借跨学科研究组织开展跨学科研究生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的职能并非是单一的科学研究，而是跨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生教育职能的紧密融合。由于跨学科研究多是复杂性的前沿问题研究，这为实施精英型的研究生教育提供了可能。美国研究型大学的5种跨学科研究组织形式均提供跨学科研究生教育项目：“托管式”的阿贡实验室提供硕士及博士学位研究生教育项目，具体包括实验室研究生项目、客座研究生项目、访问研究生项目、研究生联合培养、研究生研究助理项目等；“独立建制式”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哈克生命科学研究所”提供生物信息学和基因组学、生态学、分子细胞和综合生物科学、神经科学、生理学、植物生物学6个跨学科领域的博士学位项目及生理学和生物技术两个领域的跨学科硕士学位项目；“矩阵式”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艺术人文研究所提供研究生高级训练项目等；“学院内嵌式”的杜克大学医学院提供医学物理学等跨学科博士学位项目；“无学科边界式”跨学科大学组织形式的洛克菲勒大学提供生物医学、物理科学领域的跨学科博士学位项目。因此，我国研究型大学在创设跨学科研究组织的同时应注重跨学科研究生的培养，一方面形塑专业化的研究团队开展跨学科研究，另一方面培养精英型人才以应对复杂社会需求，实现拔尖人才培养与跨学科研究职能的协同。

作 者

焦 磊，华南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广东广州 ；谢安邦，澳门理工学院教授，澳门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9年第1期第60-65页

栏 目

比较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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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各大学 研究院，美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发布《2017教育数据摘要》

美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日前发布《2017教育数据摘要》。该报告是由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托马斯·斯奈德主编的第三版，涵盖了美国从幼儿园到研究生各个阶段的数据，包括学校信息、入学人数、教师、财务及教育成果等。该报告数据多来源于美国教育部及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等政府部门，由此反映美国教育现状。

《2017教育数据摘要》从宏观角度进行比较美国各大学 研究院，得出美国公立学校入学总人数从1985年到2017年之间平均增加了28%。其中，小学教育入学人数从1985年的2700万人增加到2017年的3560万人，增涨32%，中学入学人数从1985年的1200万人增加到2017年的1500万人。然而，在私立学校中美国top30名校留学，2017年学生入学率较1985年平均增加6%，到2017年秋季学期，私立中小学总入学人数约590万，仅为同年公立中小学入学人数的10%。

报告第一部分聚焦2017年秋季学期，美国约有8640万人在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大学或者就业；其中，美国中小学和大学约有7640万名学生。以上数据皆已排除170万名在家接受教育的儿童。在从事教育相关工作的人员方面美国各大学 研究院，美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发布《2017教育数据摘要》，约有460万人被聘为美国中小学教师或大学教员，教育机构行政或辅助人员约550万人。从2017年的数据来看，美国人口总数约为3.25亿人，平均每4个人中有1个人从事教育相关行业。（周慧敏）

《中国教育报》2018年11月09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