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专家: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与健康教育系教授 钮文异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 张 侃

本报记者 江 越

在影响寿命的各种因素中，遗传和疾病一直排在前列，这也是各国研究的重点方向。《美国科学院院报》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却另辟蹊径，将关注点放在了社会、经济、心理及其他一些行为因素的作用上。其结果显示，在研究纳入的57种社会行为因素中，有10个最易影响寿命。

美国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人员采集了来自美国健康与退休研究(HRS)1992年至2008年间的超过1.36万名成年人的数据，参与者年龄从50岁到104岁不等，平均年龄为69.3岁。在对2008年~2014年死亡的参与者进行独立因素分析后，研究人员发现，按照影响力大小排序，最可能导致折寿的10个因素分别为：目前仍有吸烟习惯、有离婚史、有酒精滥用史、近期出现财政困难、曾经失业、曾有吸烟史、生活满意度低、不结婚、曾因吃不饱领取救济款、负面情绪严重。

有吸烟习惯。吸烟被公认为是最大的死亡率预测指标之一。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与健康教育系教授钮文异表示，烟草中含有的尼古丁、苯、丙酮、一氧化碳和亚硝胺等有害物质可引起多种疾病，如癌症、呼吸系统疾病和血管疾病等。2013年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与从未吸烟的人相比，吸烟者的预期寿命缩短了10年以上，其中，女性预期寿命减少11年，男性预期寿命减少12年。

有离婚史。新研究显示，家庭婚姻不幸福与早亡风险的增加有密切关系，增幅约为3.1%，高居所有研究纳入指标的第二位。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张侃说，一对夫妻选择离婚，说明他们曾经历家庭不睦，甚至可能因此长时间处于焦躁不安、发怒、紧张等心理状态。这会引发身体的应激反应，以致免疫系统受到抑制，心血管系统受到损伤。发表在《行为医学年鉴》上的一项针对英国50岁以上人群数据的分析研究发现，离婚总体上与健康状况较差有关。其主要作者、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凯尔·布拉萨说，离婚者更易出现吸烟和运动减少的行为改变，这可能是当夫妻关系结束时，人们失去了对健康行为的控制。因此，为那些经历过分离的人提供干预，将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健康状况。

有酒精滥用史。少量饮酒对健康有益还是有害，尚无一致说法。比如，过去认为适量饮酒对身体有益，2018年发表在《柳叶刀》上的研究则表明，酒精的安全剂量为0，也就是说，只要饮酒就对健康有害。目前学界公认的是，滥用酒精或酗酒必然会损害健康。每周摄入酒精100克(相当于3升左右啤酒)以上，就会增加死亡风险。从40岁开始每周饮用100~200克、200~350克和超过350克酒精的人，预期寿命大约分别降低6个月、1~2年和4~5年。

近期出现财政困难。糟糕的财务状况(包括财务困难或财富突然大幅减少)可能导致死亡风险增加2.3%。张侃认为，这应该与经济紧张造成的心理压力增加有关。但如果并非长期经受此类压力QS200名校留学，在财务状况好转后，不良影响也可慢慢降低。

曾经失业。失业造成的直接心理影响是自感社会地位不稳、缺乏社会支持，其引发的焦虑情绪可能对身体产生不利影响。若失业后出现入不敷出的经济状态，也可能打乱一个人的正常生活，给身体埋下健康隐患。2013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办公室和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等机构共同进行了一项涉及50个国家、历时3年多的深入调查，重点研究了就业率、贫困率等经济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报告称，既没有在校读书，又没有工作的青年人群体，出现慢性病、抑郁甚至自杀的风险都较高。

曾有吸烟史。加拿大研究人员2013年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网络版上刊文称，他们分析了超过20万名美国人的资料后发现，吸烟会使一个人的寿命平均缩短10年，但在35岁~44岁戒烟的人平均能挽回9年寿命，在45岁~54岁戒烟能挽回6年寿命，而在55岁~64岁戒烟则能挽回4年寿命。该研究的负责人普拉巴特·贾阿说，尽早戒烟可以让吸烟者的预期寿命接近那些从不吸烟的人，但烟民早亡的风险依然比不抽烟的人高，只不过低于不愿戒烟的人而已。

生活满意度低。美国查普曼大学在201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50岁以上的成年人对生活满意度越高，其死亡风险就越低;生活满意度较低的人，一旦遭遇离婚、失业等变故，令生活满意度再度降低，就会增加其死亡风险。查普曼大学心理学副教授茱莉娅·伯姆称，生活满意度在一段时间内通常是相对稳定的，但它会随着生活状况的变化而变化，有些人可能很快就适应新形势，有些人则不能。当人们反复遭遇令人受挫、痛苦的生活事件时，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就会下降，这种波动对生活满意度较低者的寿命是极其有害的。

不结婚。2019年，《美国流行病学杂志》刊登了一项针对90项相关研究进行的荟萃分析成果，其结果显示，单身女性比已婚女性的寿命平均减少了7~15年;单身男性比结婚男性的寿命，平均减少了8~17年。负责此研究的大卫·罗尔斯教授解释说，单身者之所以比拥有伴侶的人寿命短，是因为周边的家庭支持和社会支持等相对较少美国大学研究，缺少相互督促、相互照顾的人。不过，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行为科学教授保罗·多兰在《叙事改变人生》一书中提到的一项幸福感调查显示，已婚人士并没有比未婚人士更幸福。因此，相比较婚姻不幸福的已婚者而言，未婚人士的健康状况可能还更好。

曾因吃不饱领取救济款。饮食与寿命息息相关，如果因为没钱，无法保证正常规律饮食，导致营养摄入不足，必然会令健康状况下降。钮文异说，健康的饮食首先要保证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并合理搭配动物性食物，在确保蛋白质、热量足够的前提下美国大学研究，美国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最新研究提醒：十件事影响寿命，还应做到低盐低脂，注重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元素的合理摄入。

负面情绪严重。负面情绪重的人，通常倾向于在生活中看到并感受到更多的负面事件。美国一位精神病学家在一项长达25年的“人格与心脏关系”跟踪调查中发现，相比较心胸狭隘、名利心重、敌视情绪强的人，心胸开阔、助人为乐、性格随和者的早亡风险要低出数倍;而在心脏病的发病率上，前者则高达后者的5倍。张侃提醒，保持心绪放松，主动寻求积极事件影响，才能使人体各机能互相协调，促进健康。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运动学学院助理教授、新研究的主要作者埃利·普特曼说，数据显示，相比较75岁以上人群，上述社会行为因素与死亡率之间的关联，在75岁以下人群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针对这部分人群，若能从社会层面给予良性干预，比如对失业者或经济困难者做好补助救助，或许能对降低死亡风险产生积极影响。

钮文异提醒，大多数人都曾经或可能处于上述10种社会行为中，无需对该结果太过焦虑，但也应尽量减少这些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如主动戒烟限酒、保持健康饮食习惯、保持心情愉悦等，只要开始改变，任何时候都不算晚。▲

美国大学研究，近二十年来中国的美国研究

中美建交四十余年以来，美国研究已逐渐成长为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门显学，吸引了诸多学者为之努力探索，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此过程中，一些学者基于不尽相同的时间跨度，对国内美国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总结。例如，胡国成（2002）主编的《透视美国：近年来中国的美国研究》对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2000年左右中国的美国研究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专题评介；孙哲（2008）所著的《美国学：中国对美国政治外交研究（1979—2006）》从政治外交视角考察了1979至2006年间中国美国研究的发展状况。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两国关系及中国的美国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鉴于此，本文拟在重点梳理近二十年来中国美国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其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可能的发展方向，以期为推动该领域研究走向纵深发展提供些许参考。

二、中国美国研究的简要发展历程

中国的美国研究是一个针对美国历史、政治、外交、经济、文学等各方面进行专门研究并探索其行为规律的学科专业领域，受双边关系影响是其主要特征之一。以中美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变迁中一些关键事件为线索，中美关系大致每十年可划分为一个阶段，据此笔者将四十余年来中国的美国研究粗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至1989年。中美建交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也极大地激发了中国学者研究美国的兴趣，一批研究美国的学术机构相继成立。根据1989年的统计，全国大约有七十个专门研究美国问题的学术机构，上千名专家学者从事美国问题研究（孙哲 2008：66）。随着专业研究队伍的壮大，专业性学术刊物《美国研究》于1987年正式创刊，中华美国学会于1988年成立。总体而言，该时期研究以美国史和中美关系为主，涌现了一批奠基性作品，如杨生茂等（1981）合编的《美西战争资料选辑》、曹绍濂（1982）所著的《美国政治制度史》、黄绍湘（1987）所著的《美国史纲：1492—1823》、陈宝森（1988）所著的《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从罗斯福到里根》、刘绪贻（1989）主编的《战后美国史：1945—1986》，以及蒋相泽和吴机鹏（1989）主编的《简明中美关系史》，等等。

第二阶段：1990至1999年。该时期，冷战结束，美国成为单极霸主，中美关系进入新的调适阶段。在此期间，中国的美国研究全面铺开，一批涉及中美关系与美国历史、外交、政治、经济、文学、军事等领域的大型研究项目得到推进并取得重要成果。总体而言，美国外交和中美关系是该时期的研究重点，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经济、社会、文化、思潮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加（资中筠 1998：135）。1993年，中美关系史专业研究委员会成立，有力推动了中美关系的研究，中美经济关系、中美军事关系等研究空白逐步得以填补（资中筠 1996：140）。这一时期，中国美国研究的代表性作品有杨生茂和陆镜生（1990）合著的《美国史新编》、李道揆（1990）所著的《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杨生茂（1991）主编的《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余志森（1992）编著的《美国史纲：从殖民地到超级大国》、陶文钊所著的《中美关系史（1911—1950）》（1993）及主编的《中美关系史（1949—1972）》（1999）、蔡祖铭（1993）主编的《美国军事战略研究》、陈宝森等（1993）所著的《美国经济周期研究》、资中筠（1994）主编的《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以及王名扬（1995）所著的《美国行政法》，等等。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完成了首部《美国年鉴》的编纂工作，为美国研究提供了全景式资料。

第三阶段：2000至2009年。该时期，一批新的研究美国的学术机构相继成立，中国的美国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均得到了持续拓展。200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刘绪贻、杨生茂、丁则民、李剑鸣、余志森等美国史学者历经二十三年完成的《美国通史》六卷本，这套著作堪称中国美国史研究的里程碑式成果。在此期间，中国的美国研究开始走向国际化，军事战略、法律、公共政策、族裔、移民、媒体和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也日益增多（李爱慧2004）。总体而言，该时期中国学者对美国的评价比较正面，多数研究以发展中美关系为主要旨趣。

第四阶段：2010至2020年。该时期，随着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对华政策的对抗性特点日益显现，中国对美国研究的需求也日益强烈。2010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设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文化的帝国：20世纪全球“美国化”研究》（王晓德 2011）、《美国战争小说史论》（李公昭 2012）、《美国外交的奠基时代（1776—1860）》（王晓德 2013）、《英美法原论》（高鸿钧、程汉大 2013）、《美国环境史学研究》（高国荣 2014）、《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王立新2015）、《美国人才吸引战略与政策史研究》（梁茂信 2015）、《美国现代化中的环境问题研究》（付成双 2018）、《美国西部牛仔研究》（周钢 2018）《英美军事战略同盟关系的形成与发展（1919—1945）》（徐蓝、耿志 2019）等美国研究著作成为入选作品。这些精品著作涉及美国外交、战争文学、法律、环境史学、人才战略、文化与军事等主题，在研究视角、研究深度和广度等方面可圈可点。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中华美国学会完成了首部《美国问题研究报告》的编纂工作英国G5院校留学，对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外交以及中美关系等诸领域的状况进行了述评。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还推出《美国研究丛书》《美国研究译丛》和《当代美国丛书》系列著作，以推动中国的美国研究走向深入。总体而言，该时期中国的美国研究具有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研究方法进一步拓新、研究队伍进一步壮大等特点。

三、近二十年来中国美国研究的主要领域

知网检索和百度学术搜索结果显示，近二十年来中国的美国研究涌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1）政治、经济、文学与文化、法律等仍然是美国研究的主要领域美国大学研究，出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高质量成果，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成果是介绍和描述性的；2）历史、军事、宗教等传统研究领域的成果数量有所减少，且成果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3）网络、环境、科技、公共卫生等研究领域的成果数量呈明显增长态势。

（一）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史研究一直是中美关系研究的基础，近二十年来陶文钊、王缉思、牛军、戴超武、王立新等一批有影响力的学者在该方面开展了积极探索。陶文钊、沈志华、杨奎松等学者长期致力于美国对华政策文件及对华情报评估档案整编，发表了《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共三卷）、《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共八卷）等作品。

特朗普上台之前，国内学者对中美新型政治关系构建问题的研究较多，特朗普上台之后，国内学者对中美战略与安全关系的关注度明显有所提升，吴心伯、袁鹏、朱锋、金灿荣、牛新春、达巍、李巍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李巍（2017）在《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中提出，中美关系正在加速走向一种战略竞争的基本态势，激烈竞争与深度合作并存。国际制度竞争作为国际关系史上的一种全新形态，正在成为中美战略关系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制度之战”取代了“枪炮之战”，成为支配未来国际秩序演进的根本力量（李巍 2017： 1-2）。达巍注重通过国际和中美国内多重因素来看待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其在《选择国内战略定位中美关系》一文中提出，“国内战略取向是影响中美关系走向的重要因素”（达巍 2019： 20）。他（达巍 2019）认为，过去四十年中美两国国内战略取向的契合是中美关系取得突破、发展并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只有得到各自国内战略支撑的双边关系才是持久的，才会是一种真正稳定、富有韧性的关系，而当前中美两国国内战略取向的差异，也是中美关系面临范式性转折的重要原因。

随着中美贸易战的持续，中美经贸关系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蔡伟宏、陈伟光、李巍、沈国兵、宋国友等学者对中美经济战略的互动及其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同时，国内学者就如何应对中美经济竞争展开了讨论。如高程（2019）提出，中国必须具备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脱钩”的底线思维和必要准备，现阶段“一带一路”建设应立足于未雨绸缪，为国内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对冲方案。林毅夫（2019）指出，中国在产业升级、基础设施、环保和城镇化方面仍有较高的投资回报，可以通过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来实现经济增长，并以此应对中美贸易争端。

（二）美国外交

经过资中筠、华庆昭、时殷弘、沈志华、崔丕、蔡佳禾、张小明、戴超武、赵学功等学者多年的努力，中国学界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国外交史研究，特别是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史研究。沈志华（2014）主编的《冷战时期美国重大外交政策案例研究》是国内学者利用当时新解密档案，进行美国外交政策决策研究的近期代表性集体成果。2014至2017年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丛书，其依据解密档案来分析冷战时期美国一些重要战略设计者的思想和行动，揭示美国对外战略的决策过程和实施过程。该丛书共有八本，分别是《布热津斯基：美国的地缘战略大师》（胡莹 2014）、《麦克纳马拉：美国防务战略的理性设计者》（葛腾飞 2014）、《基辛格：美国的“外交魔术师”》（龚洪烈、高金虎2014）、《克莱顿：从“世界棉王”到贸易斗士》（舒建中 2014）、《罗斯托：越南战争的幕后推手》（杨冬燕 2014）、《富布赖特：美国冷战外交的批评者》（赵学功 2015）、《艾奇逊：美利坚“帝国大厦”的初代建筑师》（吕磊 2017）和《保罗·尼采：核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缔造者》（石斌 2017）。其中，石斌（2017）纵跨整个冷战时期，阐释了保罗·尼采在美国政府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发挥的作用，审视了该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演进过程。总体而言，该研究方向的学者都“十分重视对新材料的发掘和利用，并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和合作”（李剑鸣 2016：110）。

就当代美国外交研究而言，在理论研究方面，以倪世雄为代表的复旦大学研究团队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为国内学界提供了理论维度的支撑。在现实议题研究方面，由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引发的美国对外干涉与霸权问题、由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移引发的新一轮美国战略调整问题，以及不同总统当政引起的美国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变化问题等，成为了中国学者持续关注的热点。如王缉思（2003）从美国的核心意识形态、权力制衡、决策机制、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等多重视角揭示了美国霸权的根源。石斌（2014）探讨了美国“黩武主义”的含义及表现形式，从历史-文化、法律-制度和经济-社会三个方面分析了这种“外交与安全战略传统”的主要根源，并从约束机制出发预测了其发展态势。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学者对美国外交政策观念的时空变换机理进行了研究，并对中美外交提出了颇有远见的建议。如于铁军（2002）从美国“修正主义”对日观的兴衰及其对美国对日政策的影响入手，探讨了观念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及其与实力因素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中美关系上，“格局转换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给国民的心理和感情层面所带来的冲击很容易使人们对既有的观念产生怀疑，并继而催生新的观念。而新的观念接下去又常常会成为双方冲突的新起点，使国家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如何把这种观念变化的幅度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如何在剧烈变动的国际环境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并对形势作出符合客观现实的判断”（于铁军 2002：69），值得深入思考。此外，随着近年来国际社会交流互动的日趋频繁，美国公共外交也成为了国内学者日益关注的课题。

（三）美国国内政治

总体而言，美国国内政治研究领域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议题：一是美国联邦政府公共政策研究，涉及财政、预算、税收、教育、医疗保障、企业监管、文官制度、公务员管理等多个方面。二是美国国会研究，主要涉及美国国会制度及立法理论和行为、美国国会在对外交往和安全方面的职能、美国国会在中美关系中的角色和作用三个方面。如张春（2007：121）在《美国国会文化生态探析》中，从文化生态的角度对美国国会进行了考察，“着重探讨了国会对美国社会的反作用，并从这种互动的制度层面，分析国会文化生态与国会选举、国会议案间的联系”。三是美国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研究。在该议题研究中，吕磊（2004）的美国新保守主义研究、钱满素（2006）的美国自由主义研究、张宏毅（2011）的美国意识形态研究，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四是传统社会政治议题研究，涉及政教关系（如刘澎2001；刘碧波、李一达 2017）、美国利益集团（如谭融 2002）、竞选政治（如赵可金2008）、党派（如房广顺 2016）、地区政治（如王勇 2018）等多个方面。五是新兴社会政治议题研究。如张业亮围绕“关键性选举”（2004）、“政治极化”现象（2008）、同性婚姻（2012）、胚胎干细胞研究引发的争议（2013）、枪支管控（2016）、另类右翼崛起现象（2017）、特朗普政府的“解构行政国”议程（2018）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视角新颖，颇具代表性。

（四）美国经济

在美国经济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美国研究所，以及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高校的相关研究机构均是重要的学术力量。该研究领域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议题：一是美国经济周期研究。如杨盼盼（2020）在《美国经济周期百年观察》一文中，对1854年以来美国经历的三十三个经济周期进行了考察。她（杨盼盼2020：22-23）指出，由于“经济结构性变化、现代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等原因，美国经济周期逐渐拉长，收缩期变短而扩张期变长，“这使得当前美国经济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趋势稳健、周期平滑的特征。这种在美国经济增长中出现的特征，可被视为是21世纪以来经济增长的新现象”。二是美国经济制度与政策研究。譬如肖炼（2007）对美国经济与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美国新经济和高技术与知识产权、中美经贸关系、美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张宇燕（2008）从制度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对美国经济制度和现象及美国霸权进行了剖析；潘锐等（2013）对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决策机制进行了探究。三是美国经济结构研究。如李滨（2018）从国内经济结构的角度分析了当前美国政治社会分裂的根源。他（李滨 2018：40）指出，“当今美国处于一种政治与社会分裂的状态，其根源在于美国存在着两种经济成分——面向世界的国际经济和面向国内的民族经济”。两者之间的竞争与冲突体现了“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的冲突”。

（五）美国文学与文化

在美国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山东大学美国现代文学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四川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等均是重要的学术力量。该研究领域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议题：一是美国文学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美国文学研究大致沿着从“批判”到“汇合”（金衡山 2011：203）的路径展开，日益“强调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研究者的自我意识，关注新理论新视野”（朱雪峰 2015： 173），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如李锋（2018）以20世纪美国文学为代表性示例，系统论述了将商业伦理批评应用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与现实可行性美国大学研究，近二十年来中国的美国研究，同时阐述了相关研究方法。二是美国政治文化研究。如唐士其（2008：8）在《美国政治文化的二元结构及其影响》中指出，自立国以来，美国政治文化中一直存在着两套相互矛盾的基本原则，即普遍主义原则与特殊主义原则，这是美国政治二元结构的具体体现。两者之间的互动“既维持了1787 年美国宪法制定后基本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稳定性与可控性，又为其社会政治发展提供了内在的动力”（唐士其 2008：8）。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上台之后掀起的民粹主义思潮已逐渐成为近年来美国政治文化研究的焦点。例如，刘瑜（2018）撰文指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美国文化中的“权利革命”是政治文化两极化的动力，保守派在应对自由派大幅“进步化”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被围困心态”，这种心态最终触发了特朗普现象。另外，吕庆广（2015）系统分析了战后美国左翼政治文化理论和实践的历史发展路径；邢悦和詹奕嘉（2015）从政治文化视角揭示了美国政治现象迷雾背后的真相；赵轶峰（2015）通过对克林顿弹劾案的个案分析，探究了美国政治文化的本质；潘亚玲（2018）将政治文化与外交战略有机联系起来，对美国外交战略背后的深层次动因进行了系统考察。三是美国文化史研究。如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长期将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融于一体，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取得了一批代表性成果（如董小川 2006）。四是美国外交文化和战略文化研究。王晓德（2000，2011）和赵景芳（2009）等学者开展了相关方面的研究。

（六）美国法律

自1990年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成立以来，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对包括美国法在内的外国法的研究之中。王希（2000）对美国宪法的发展演变进行了梳理，探讨了美国宪法的思想和原则的起源与变化，分析了美国宪法变化的动力、机制、形式和结果。任东来是一名历史学出身的美国司法判例研究者，他所开展的跨学科研究往往能得出不同于单一学科视角研究的独到见解。如他（任东来 2007：28）在《试论美国最高法院与司法审查》一文中提出，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表明，貌似中立的法院及其大法官依然无法完全摆脱时代潮流的影响和政治势力的干预。无论是对司法自由主义还是司法保守主义，司法能动还是司法克制，人们只有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才能理解”。此外，国内学者还对美国的商法（如苏号朋 2000）、知识产权法（如李明德 2003）、刑法（刘士心 2015）、环境法（如张辉2015）等法律进行了研究。

四、近二十年来中国美国研究的主要不足

近二十年来，国内学界涌现出了美国研究方面的不少学术精品，在国际上赢得了良好的声誉。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研究议题、研究视角、研究路径和方法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偏重于高层政治领域议题研究，对“大众政治”的关注相对较少。相对而言，国内学者比较重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对外战略、外交政策，尤其是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这些传统上的高层政治领域议题。事实上，“研究进入‘大众政治’的后现代美国，必须超越原有的政治学分析框架，重建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视野，将研究重心下沉，把观察的触角延伸，从而摸到当下美利坚脉搏的真实律动”（吴白乙 2018：10）。因此，关注社会大众将成为美国研究的一个发展趋向。

其二，单一维度研究的成果较多，交叉融合研究的成果偏少。传统美国研究多属于单一领域或基于单一维度，而现今出现的新议题经常具有多维度或跨领域的特点。一方面，几乎所有传统议题的内涵都在拓展。如传统的战略性力量研究比较注重军事力量这一维度，但现今的研究还涉及网络、太空、深海、生物安全等新兴战略和安全领域，越来越重视运用跨域融合的视角来考察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全球性、地区性或跨国性研究成为国别议题研究的重要路径。如美国史研究可采用跨国史/国际史研究方法，中美关系研究可将具体问题置于国际或地区格局之中。

其三，宏观问题研究成果较多，微观个案问题研究成果偏少。科学研究要具有“问题”意识，当然这是指“真问题”，即具有“研究价值和研究必要的问题”（张星久2018：41）。一般而言，美国研究可区分为宏观问题研究和微观问题研究两个层面：前者以国家、社会为分析单位，诸如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美国政府内外政策研究、美国政治体制研究、美国两大政党运作研究等；后者则以个人、企业等为分析单位，如美国主要政策决策者研究、美国作家个体研究等。无论宏观问题研究还是微观问题研究，要真正发现、研究和分析问题，还得沉下去，结合具体个案进行分析。陶文钊（2018）提出，中美关系中存在着大量值得研究的个案，如中美地方政府层面的交流、中美经贸交流中的企业和个人、中美文化体育交流中的企业和个人等。不可否认，个案研究有时也容易导致以偏概全的问题，因而需要与宏观思考结合起来。

其四，研究手段和方法的局限性仍然比较明显。大体而言，“国内的美国研究大体上仍沿用着传统的‘历史-政治’分析法，基本没有经济学领域广泛应用的‘模式建构’方法，缺少定量分析和统计分析”（蔡翠红、倪世雄 2005：58）。就美国史研究而言，李剑鸣（2002：38-40）认为其方法论的局限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片面强调理论阐发，忽视历史研究的史实首要性；二是没能反映美国社会政治和利益群体之间的复杂互动局面，没能体现美国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三是缺乏对研究对象所赖以存在的时空条件的深度“了解”与“同情”。王晓德（2002：122）指出，一些美国外交研究只是孤立地看待美国的外交政策演变，缺乏国际视野。陶文钊（2002： 86）提出，中美关系研究应积极运用新解密档案和新技术手段。

五、关于中国美国研究未来趋势的几点思考

（一）准确把握美国研究的时代内涵

关于美国研究的价值，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强调美国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功能；另一种观点强调将美国作为一种文明体来进行研究的学术意义（王晓德 2002：124）。总体而言，前者占据主要地位，但也容易出现如下问题：一些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视野局限在某些预设的框架之中，常常把美国作为一个批判的靶子，谈不上提出自己的理论创见（资中筠 1997： 148-149）。王立新（2015：606）在《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的“后记”中写道：“本书讨论的是美国对外关系，但在构思和写作过程中不时浮现的却是中国。”这反映了作者心怀祖国、放眼世界的研究理路。王立新的做法或可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一些启示。应该说，每个时代的研究都有其特点，对时代性主题的追问既有政治意蕴，也有学理价值。一项研究如要想既立于时代又传诸久远，那么就得基于自身时空背景构筑具有时代内涵的学术框架。对于中国学界而言，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准确把握美国研究的时代内涵，确实是一个新的严峻挑战。

（二）积极建设美国研究的“中国学派”

尽管中国学者构成了非英语世界最大的美国研究群体，却尚未能形成带有鲜明中国印记的学术共同体，即美国研究领域的“中国学派”。事实上，“中国学派”建设需要构建具有共通内涵的中国特色理论学说，需要开展学术创新性研究，需要确立自身的国际学术地位。就研究方法而言，无论实证归纳研究，还是理论演绎研究，都属于知识生产，没有优劣之分，只有适用与否。因此，中国学者在开展美国研究时，可以坚持自己所擅长的研究路径，不断借鉴和运用新的研究视角、研究手段、研究方法和研究资源，关注具有研究价值和研究必要的问题，例如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美国社会多元文化和亚裔群体文化，以及双向交流背景下中美经济社会的变迁、相互文化影响和认知变化，等等。

（三）努力保持一支规模适度的美国研究专业队伍

改革开放之后，美国研究逐渐成长为一门显学，国内对美国研究人才的需求量加大。大批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到美国留学或访问，不少人选择了美国的中国学系，这无形中减少了当地美国人学习中国学进而深入了解中国的机会，而学成回国者中不少人选择从事美国研究工作。近年来，国内美国研究领域的竞争性日益增强，专业研究队伍的稳定性面临考验，人才流失现象已经引起学界的关注。当下，“中美关系走到新的历史关头”，一支规模适度的国内美国研究专业队伍，无论对于学科自身发展还是对于中美双边关系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大学研究，美国一大学研究团队称可实现“按图索机”

新华社北京１２月２１日电（记者 胡丹丹）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一个研究团队近日说美国大学研究，美国一大学研究团队称可实现“按图索机”，他们开发的新方法只通过分析一张照片就能追溯到拍摄使用的手机。这种识别方法有助使手机成为身份证明的一种方式，从而打击通过盗用他人信息进行的网络犯罪。

研究人员关注了在数字成像中被称为“像素响应不一致性”的一种微小缺陷。每个数码相机的传感器生产过程中都会产生极微小差别，导致传感器投射的颜色比正常情况偏亮或偏暗，虽然这种差别小到不能被肉眼察觉，但通过特殊滤镜提取出来看，每个相机拍摄照片失真模式都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是像素响应不一致性。它此前主要应用于确定图像版权之类的司法鉴定。

“没有任何两片雪花是一模一样的美国top30名校留学，手机也一样。每一台手机，不管它是来自哪家公司美国大学研究，都可以通过微观的成像缺陷被鉴别出来，这种成像缺陷会在该设备拍摄的每一张照片里呈现。”领衔这项研究的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教授任奎（音）表示。“这有点像通过子弹找到发射的手枪，而我们是通过照片找到拍摄用的手机摄像头。”

研究人员根据“像素响应不一致性”缺陷比对了３０部ｉＰｈｏｎｅ ６ｓ和１０部三星盖乐世Ｎｏｔｅ５拍摄的１６０００张照片，根据照片找拍摄手机的准确率达９９．５％。他们认为，这种识别过程为使用手机作为身份认证的一种方式提供了可能性，进而减少通过盗用他人信息进行网络交易的犯罪。

这项新方法将于２０１８年２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举行的网络和分布式系统安全大会上正式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