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黄桂元曾说过:我们有理由相信,具有良知、气节和深刻思考力的真正知识分子,在无论怎样的威权面前,都能挺住思想的脊梁。
诚然,从古至今,具有高尚民族气节的爱国者不胜枚举,汉朝有苏武手持汉符,流放北海牧羊也不降匈奴,宋朝有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赤胆忠心、宁死不屈,今有钱学森宁愿被美国监禁五年也要回到祖国怀抱的赤子情怀。
而今,有这样一位科学家,民族气节堪比钱学森:他拒绝美国政府给出的天价待遇,不畏强权的威逼利诱,历经坎坷终于顺利回国。
这个人便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
1、 天资聪颖,卓越不凡
施一公出生在河南省郑州市的知识分子家庭,施一公的爷爷曾是原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施平,爸爸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妈妈毕业于北京矿业学院。
而施一公的名字也大有来历。因为全家人都是祖国建设者,于是父母给他起名”一公”,含义是希望他将来”一心为公”。而事实上,他也的确做到了,实现了父母的愿望。
施一公毕业于河南省实验中学,并获全国高中数学联赛一等奖,也是河南省的第一名,随后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至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在校期间,每次考试都是年纪第一名。
他不仅学习刻苦,还热爱体育事业,在高中期间,他就练习长跑,从开始的800米到1500米,再到最后的3000米,三年下来,这些项目都成了他的特长。
进入清华后,为了能继续练习长跑,施一公便想加入长跑队。但是由于清华的长跑队只招收专业运动员,于是施一公便选择练习竞走,从最初的5千米到后来的1万米,不断地练习,最终打破了校运动会上原来的竞走项目记录。
直到他大学毕业五年后,这个纪录才被打破。这样坚韧不拔的意志力,还体现在学业上,他不但提前一年毕业美国top30名校留学,还同时拿到了数学系的学士学位。
随后,施一公选择去美国继续深造,当时他选择了在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院攻读生物物理学及化学博士学位。
2、 刻苦勤奋美国医学博士后回国待遇,他历经坎坷顺利回国,美国政府出天价待遇,民族气节堪比钱学森,享誉海外
施一公初到美国时,英语是一大难题,上课听不懂,也无法进行专业交流,于是他给自己规定每天背25个新单词,不论每天科研任务有多忙,从不间断。科研上,他埋头苦干,刻苦钻研,整日沉浸在实验室里。
有一次,导师以为自己发现了一个研究课题中的重大理论,便立刻激动地向学生们演示。施一公当场发现该算法上的失误,便果敢地提了出来。
从那以后,导师对他刮目相看。读书期间,施一公对科学研究的孜孜不倦以及对科学探索的韧劲赢得了导师的青睐,甚至在毕业时,导师公开宣布:”施一公是我最出色的学生”。
刻苦的钻研终于被赢得了认可,施一公还未完成博士后研究课题,就被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聘为助理教授。
在2000年,美国曾答应,给他建造价值一千万美金的生物科学研究院,而且普林斯顿大学还给他提供了上百平方米的实验室。
不仅是在当时美国医学博士后回国待遇,甚至是现在,这样的待遇是很多人都无法拥有的,同时也足以说明施一公是多么的优秀。
良好的科研条件和科研环境为施一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空间。在短短9年间,他就成了学校里的中流砥柱,不仅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最高级别的教授职位,而且成为学校分子生物学系的领军人物。
以这样的态势发展下去,相信不久施一公就会在美国大有作为。然而,面对广阔的事业发展前景,面对资源强盛的科研平台,面对优渥的生活条件,当时的他却作出了一个让大多数人为之惊讶却也由衷敬佩的决定:放弃现在的一切,回到祖国,回到母校清华。
3、 根在华夏,毅然回国
莎士比亚说:”在命运的颠沛中,很容易看出一个人的气节。”
的确是这样,面对美国的百般阻挠,施一公表现出了其崇高的民族气节。施一公在决定回国后,美国便不断干扰其决定,先是以绿卡身份,巨额研究经费做利诱,又是三番五次阻挠施一公的回国进程。
令人敬佩的是,不管威逼还是利诱,施一公始终没有放弃过他要回到祖国的决心。
不仅如此,心系科学研究的他,在回国前,还给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写信,不仅是希望校长能够理解他回国的决定,更是希望两国的科学研究能够继续进行,为社会造就出更多的人才。
“我希望将来中美两国能进行更多的学生交流活动,让美国这些名校的学生有机会到清华来、到中国来,我希望美国优秀的青年能在中国待上一段时间,与中国的青年进行学术交流,希望他们能够真正了解中国。”
回国后,施一公专心致力于生物科学研究,并且他的研究成果在抗癌方面有很大成效,不仅对于美国的科学技术有很大的冲击,也使中国在癌症治疗方面,上了一个新台阶。
曾有人问他,”当时美国给您的条件如此优渥,如果您继续在美国进行科学研究,可能取得的成果要比在中国大得多。而且实现的速度也会更快一些,为什么还坚持回到祖国呢?”
当时的施一公坚定的说:”我是中国人,始终都是炎黄子孙,我要为自己的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爱国人士说出的最令人感动而敬佩的话。
陆游曾有一首赞颂梅花的诗句:”雪虐风饕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过时自合飘零去,耻向东君更乞怜。”
不畏强权,毅然决然地回到自己的祖国,不恋名利,抛下国外的功名利禄,施一公这种崇高气节正如梅花般傲骨,如梅花般磊落。
施一公不仅以自己严谨和求真的科学态度在生物科学领域为祖国的建设做出卓越的贡献,更以率真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一个科学家的人格品质。
这样的大公无私,这样的无畏艰险、奋勇开拓,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是我辈之学习的楷模!
美国生物博士后,百利天下留学:美国读博士后的科研生活大揭秘
百利天下留学:美国读博士后的科研生活大揭秘有的人把博士后当作崇高的职称,有的人把博士后当作英雄的称号,还有的人挖苦说“工作找不到,只好做博士后”。其实美国生物博士后,在美国做博士后并不是一条铺满鲜花和荣誉的道路,而是一种选择、一种经历、一种现实存在。虽然每年收入几万美元,但也面临着科研、生活、家庭、签证和求职等方面的压力。如果有科研激情并以教育、科研为职业理想的话,那么在美国做博士后是非常有益的。那么同学们知道去美国读博士后的科研生活是怎样的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吧!美国大学有各种导师从指导风格来说,“微观管理者”把你当作“有手的工具”,让你做这做那;“撒手不管者”坐在办公室里从事文案工作,很少去实验室;大多数导师每天到实验室晃一下,问是否有新结果,并主持小组讨论。从学术水平上来说,有的导师把“藏宝图”给博士后,结果一锄头下去就能掘到金子;有的“生产队长”不停地催交数据,却不知道要做什么后续实验才能“点石成金”;更有甚者,不懂的人指挥懂的人,掐着下属做“聪明”的点子,往往事倍功半。这些都应事先从侧面打听美国生物博士后,百利天下留学:美国读博士后的科研生活大揭秘,以免误上“贼船”。一旦“上船”之后,就开始倒计时了。即便你在博士生阶段发了不少文章,将来的用人单位也不知道究竟是你厉害,还是你的博导厉害,还只是运气好。
因此,做博士后时还得做出成绩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一书说美国top30名校留学,要避开那些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完成的课题,避开编软件、搭仪器这样吃力不讨好的差使,而要做一些“短线课题”,得到“看得见的成果”。不要做“拼命三郎”,而要注重科研方法,合理安排时间。注意科研在美国做博士后会遇到很多科研。比如导师让某博士后主抓一科研项目,美国学生见习,结果该美国学生主动向导师邀功,成为论文的第一作者。再比如你发明了一系列样品,并证明它有优异性能,隔壁实验室的人闻风而动向你索要样品和配方,然后快速做了后续实验,抢着发表。博士后不能成为“不粘锅”,而要多留心,并锻炼沟通协调能力。国外很多中文网站充斥着负面新闻和无谓争论,切不可沉湎于此。建议可以读一些教育、科研伦理、英语、写作、管理、心理学和励志方面的书,如《》、《:》、《!》、《》、《》、《,》等,不但能够获得知识,而且能够提高修养、开发潜能。外出旅游也能开阔视野。以上内容就是百利天下留学专家为您分享的去美国读博士后的科研生活。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内容,可随时在线咨询,或登录百利天下美国研究生留学网站查询相关信息,您还可拨打免费电话***-***-***0咨询百利天下留学专家。
美国博士后太穷了怎么办,北大博士王永强,放弃国籍弃养父母20年,真实原因比想象的更复杂
从2019年11月至今,北大博士后弃养父母案已经反转了两次,现在看来它可能再次反转!
2019年11月一篇名为《7旬老人病危在床只盼见儿子最后一面:他20年前出国后就再没联系过》的文章引发了全网络的热切关注。
76岁的郭巧娣老人已经气息奄奄,却还在镜头面前磕磕绊绊地喊着:“强强,你快回来吧,妈妈想你啊。”
一个母亲对儿子的呼喊不用多情真意切,已经足以震撼人心,无数网友被这个病床上的母亲感动,看着老父亲花白的头发心酸,主动帮他们全网呼吁转发找儿子,他们花20年没找到的线索开始源源不断涌来。
先是媒体方面传来消息称,王永强已经在1999年,也就是出国工作的那一年就放弃了国籍,不再是中国公民。
随后远在大洋彼岸的好心网友发来消息,说在美国的亚特兰大找到了同名同姓,并且容貌有百分之80相似的王永强。
可是随着照片一起传回来的却不是好消息,王永强托朋友传话给父母:“不要再找我,母亲是病是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王永强的绝情回应让老父亲伤透了心,他不知道小儿子内心有什么仇怨,为何要和全家断绝关系。
网友们也义愤填膺,怒斥王永强是白眼狼,极个别网友还对王永强展开了一番人肉搜索,在他所能看到的社交平台上围攻怒骂,逼得他关闭了所有社交平台。
可不管非议声有多大,王永强就是不露面,决绝的态度让人意外。
而舅舅似乎却并不意外,他说王永强绝情的背后确实有些隐情,时间要追溯到1969年。
1969年王永强出生在江苏常州市一个小山村,他是家中的老三,上面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
本来王永强是不应该出生的,因为他们家太穷了,王纪生和妻子郭巧娣本来想着只生一个儿子顶门立户就好,但是生男生女又岂是人能控制的了的。
第一胎郭巧娣生了一个女儿,夫妻两人有点不满意,就紧接着又怀了第二胎,幸运的是这一胎是个大胖小子,王纪生和妻子郭巧娣高兴的合不拢嘴。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儿子和其他孩子有很大区别,三岁了还不会走路,也不会叫爸爸妈妈,而且越来越瘦弱。
他们拿着全家的积蓄带着儿子去县城检查,才知道儿子患有脑炎,有些身体机能上的伤害,可能一辈子都无法逆转,一辈子都需要人照顾。
这个坏消息像一道闪电劈在了王纪生夫妻心头,在最初的慌乱和悲伤之后,他们开始想这个家庭的出路,再生个儿子无疑是最稳妥的办法。
即有人能顶立门户,以后女儿嫁人了,他们老两口老了,干不动了,大儿子好歹也有个照应。
王永强就是在父母这样的期盼中出生的,父亲给他起名为“永强”,就是希望他能永远坚强地支撑起这个家。
当然这些热切的期盼王永强最开始并不知道,他是在一次次跌倒中,才明白这个道理的。
转眼间王永强到了上学的年纪,王纪生就是个农民,偶尔走街串巷卖点老鼠药贴补家用,生活本来就够呛美国博士后太穷了怎么办,北大博士王永强,放弃国籍弃养父母20年,真实原因比想象的更复杂,给王永强交学费那真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
王永强也很争气,他知道家里困难,买不起铅笔,就常钻到垃圾桶里拾别人不要的铅笔头,洗洗当宝贝用。
生活越是困苦,越是打压他,他越是觉得自己应该活出个人样来。
因此每次考试王永强在全校总是名列前茅,过年放假,高高兴兴地捧着一叠奖状回家。
可是当王永强捧着奖状回家时,迎来的不是父母的夸赞,而是哥哥莫名其妙地打骂。
每次看着优秀的弟弟,哥哥总是会想起自己身体的残缺和命运的不公,他需要一个发泄的渠道,而弟弟就是这个渠道。
最初王永强还会因为哥哥的打骂去找父母,让父母帮自己讨回公道,但是王纪生夫妻出于对大儿子的愧疚,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次,两次,三次的要求王永强让着哥哥,忍忍就算了。
父母不管,姐姐管不了,一次次的偏袒让王永强的心理开始不平衡,他感受不到家的温暖,坚定了逃离这个家的决心,而读书就是他逃离家庭的资本,为此不管多苦他都会坚持下去,可父亲王纪生已经坚持不下去了。
王纪生看着身高已经超过他肩膀的王永强,一次次地劝他辍学去打工赚钱贴补家用,为了逼他就范甚至断了他的学费,说家里没钱了。
没想到王永强是个硬骨头,说什么也要坚持读书,不给他学费,他就利用节假日打工自己赚。
在奔牛镇读高中期间,为节省来回车费,他每次都肩扛一袋米,拎着咸菜萝卜干,往返步行50多公里……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7年,18岁的王永强考上了苏州大学。山窝窝里走出了一个大学生,王纪生夫妻也不埋怨儿子了,在村里昂首挺胸走路都带风。
王永强也很兴奋,因为在那个年代上大学不仅不花钱,每个月还有4块钱的补助,他以为自己终于能实现梦想改头换面,没想到父亲的一次到访,差点毁了他的一辈子。
王永强每个月4块钱的补贴,一分不剩的全都寄给了家里,因为这个钱和当时的工资差不多,所以王纪生夫妻才勉强答应王永强念完大学。
他也以为只要自己忍一忍,就能靠着每个月发的饭票好好上学,却没想到贪心不足蛇吞象,在他继续在苏州攻读硕士的时候,父母差点捅破了天。
王永强攻读硕士的时候补贴涨到了每个月72块,超过了本科生毕业就工作的工资,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个实情告诉父母。
毕竟王永强也是需要社交,需要投资美国藤校留学,需要规划未来的,如果全寄给家里,他可能一分钱也落不下。
可王永强的保留却引起了王纪生夫妻的不满,他们本来就不支持王永强读硕士,希望他早点工作支撑起这个家。
而且在他们看来,在外读书的王永强似乎开始脱离他们的掌控。
在那个年代,山村愚民,他们没见过几个大学生,更不知道硕士是个什么职位,只觉得比大学还大,应该是有些话语权的。
所以王纪生夫妻开始“使唤”王永强,比如让王永强帮残疾大哥在苏州找工作;再比如帮二大爷家的堂哥的孩子上苏州大学等等。
王纪生夫妻把小儿子当做了手眼通天的大人物,王永强看着这些要求却只觉得无理取闹,统统回绝。
王永强回绝的第二天,王纪生夫妻连夜赶去苏州大学不问缘由“大闹天宫”,控诉王永强翅膀硬了,看不起糟糠父母。
那一刻王永强在同学面前丢尽了脸面,只想找个地缝钻下去。
之后攻读博士的时候,王永强“逃”得更远,来到了位于北京的中科院。
可不管逃得多远,父母写的信总能按时送达,信里的内容那几年就没变过:双亲生病,哥哥残疾,家里太穷,希望他能承担起责任来。
王永强依旧按时往家里汇钱,却绝口不提回家的事,甚至连过年也是能不回去就不回去。
博士毕业后,王永强继续深造,到北大攻读博士后,并与导师的女儿喜结良缘。
没有婚房,没有彩礼,这场婚礼不算盛大却足够怪异,王永强的父母兄弟一个都没有出现,只有舅舅代表他的家人出席。
据说王纪生夫妻并不是不想出席,而是因为王永强没有给他们1000块的差旅费,他们“被迫”不能参加。
现在看来1000块也许只是件衣服钱,但是在1999年,却是王永强10个月的生活补助,他不知道该去哪里省这1000块。
也许他心里某个隐秘的角落在偷偷地高兴,庆幸自己能逃离父母一天的掌控。
那时的王永强心中也许想过,离开了父母,接下来他的人生该走向正常了吧!然而,现实却再次狠狠甩了他一耳光。
父母仍然有忙不完的事情要交代王永强去办,办不好就打来电话闹!甚至还打算让王永强接残疾大哥去北京照顾,顺便给他介绍个对象,成家立业。
这一桩桩一件件都压得王永强喘不过气来,逼得他想逃离,也让妻子一家烦不胜烦。
恰巧在他结婚的同一年,学校有个去日本工作留学的机会,他毫不犹豫地抓住了,决定和妻子一起逃离一段时间。
这么大的事情他不敢隐瞒父母,写信告诉了他们,这引起了王纪生夫妻的恐慌心理,他们怕小儿子出去再也不回来了,也怕小儿子鞭长莫及让他们没了依靠。所以他们极力要求带着大儿子跟着王永强一起去日本。
王纪生在电话里坚定地说:“你想去日本也行,带上你妈和我还有你大哥,咱们一家一起去,过几个月你媳妇有了孩子,我们还能帮你看看孩子。”
王永强扶额苦笑:“一起去是绝对不可能的,我是带着任务去工作学习,你们没有指标,签证都办不了,也去不了”
“不行,我们必须去,你一个人去那么远,都出国了,我们不放心,多几个人照顾你的生活总是好的,再说……”
听着公婆在电话里轮番的胡搅蛮缠,妻子在这边又是跺脚,又是瘪嘴,王永强终于忍不住了:
“你们真去不了,没签证是会被抓起来的,我去日本挣钱,不是去享福,不需要那么多人照顾,我在那一年挣18年,回来给你们盖小洋楼,让你们享清福。如果你们都去了,48万就没了。”
王纪生夫妻再三试探,王永强坚决不从,最后无可奈何,只能眼睁睁看着王永强飞去了日本。
不过就算相隔千万里,也丝毫不能阻挡他们母子联络感情美国博士后太穷了怎么办,父母隔三差五打电话问候,主题永远离不开“要钱”,王永强的钱包似乎永远都满足不了父母和七大姑八大姨以亲情为借口的勒索。
压垮王永强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他与妻子的婚姻。
一群吸血的亲友压垮的不止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家庭,也许在谈恋爱时,你不需要太多的海誓山盟,就能以爱之名选择包容和谅解。
但是在婚姻里,柴米油盐让爱情退了色,一次又一次讨债一样的电话,让心里的天平开始失衡。
之后在又一次接起要钱的电话后,王永强和第一任妻子爆发了强烈的争吵。
父亲在电话那边小心翼翼地问道:“强强,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王永强表情狰狞的冲电话怒吼:“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就一把摔碎了电话。
之后和电话一起破碎的还有他的婚姻,水蛭一样的家庭压垮了他的婚姻,也有可能压垮他的人生。
有了这个认知的王永强下决心,一定要逃离这种生活。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偷偷回国注销户籍,然后头也不回地奔赴大洋彼岸的美国打拼,之后再也没有了音信。
在国内的王纪生夫妻突然没了小儿子的消息,心慌了,他们连夜收拾行李赶去北京,找到亲家一家,这时他们才知道小儿子已经离婚了。
而亲家对他们更是没有好脸色,丢下一句:“以后别再来烦我们”,就砰的一声甩上了门。
老两口无亲无故,更没有联系外国的门路,只能骚扰亲家帮忙找儿子。
可是在那个年代,谁又能轻易在60亿人口中找到注销国籍的王永强呢。
前亲家不堪其扰,不胜其烦,无奈卖房换工作,王纪生夫妻彻底失去了王永强的踪迹。
之后二十年,他们没有放弃寻找王永强,开始杯水车薪,一直没有结果。
直到2019年11月,郭巧娣病危,想在去世前再见小儿子王永强一面,求助媒体,经过网络发酵,在万能的网友帮助下,终于在美国的亚特兰大找到了王永强。
王纪生拨通了王永强的电话,颤颤巍巍地说了句:“强强,是你吗?”
没想到对面似乎听出了是谁的声音,立马挂断了电话,再打的时候王永强已经关机。
随后王永强更多的信息被扒出,王永强毕竟是高级知识分子,在美国有一份高薪工作,重组了家庭,生活惬意幸福。
对于王永强弃养父母的行为,网友们褒贬不一,有人同情他的遭遇,支持他远离吸血家庭过自己的生活。
也有人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儿不嫌母丑”,作为家庭的一份子王永强的弃养行为就该被钉在耻辱柱上。
值得一提的是,支持第一种说法的人很多,甚至有人说王永强是“男版樊胜美”。
我想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背后真相远比你想象的更复杂,说王永强可怜还为时尚早。
1999年1月25日的《常州日报》第三版及几天后的《武进日报》头版,都刊登了一则社会新闻,题目叫《『博士后』家好清苦》。
这一则新闻刊登时间是王永强在北京结婚的前5天,记者到家采访的时候,年约六旬的王纪生刚从魏村水闸食堂用自行车驮着两桶泔水回家。
泔水是喂猪的,王纪生家是当地有名的贫困户,家中有郭巧娣和大儿子王国强三人,除种3.2亩责任田,全靠养猪维持生计。
可是猪价不稳,王纪生已经连续两年亏损,欠了7000多元的外债。这让本不富裕的家庭更加雪上加霜。
王纪生患有高血压、脂肪肝、胆结石和坐骨神经痛等诸多病症,老伴郭巧娣也体弱多病,有严重的胃下垂,大儿子王国强因幼年患大脑炎和胃窦炎等症,无工作单位,三个人每年看病吃药开销得花3000多元以上。
也因此他们依旧住在有近60年历史的两间草屋,而草屋内一贫如洗,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唯一值钱的是那年底常州商厦举办农民艺术节“访贫问苦”而获赠的一台彩电。
没有正常的经济来源,一家人只得省下口粮换些零钱,平均一个月内要有十多天吃山芋、南瓜、土豆、胡萝卜和秧草等粗杂粮。
看到这,你还能说王纪生一家是在吸血吗?与其说王纪生一家在“吸血”,倒不如说他们在积极自救的同时,在等王永强“救命”。
可惜,不是每个人都有带着全家脱贫的勇气,王永强在压力面前选择了当一个逃兵。
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穷病
我们无法断言谁对谁错,王永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想要过自己的生活,不能说是错;王纪生夫妻想要养儿防老,帮持家族也没有错。
那错的究竟是谁?
不知道父子亲情分离的二十年,王永强是否会后悔逃跑,想起生他养他的父母?
王纪生夫妻在二十年的寻子途中,是否反省自己的偏袒,后悔步步紧逼?
王永强弃养案已经不是简单的对错能概括的,这是时代造就的悲剧,也是给后世人的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