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香港中文大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署仪式暨香港中文大学上海中心成立典礼在五角场创新创业学院举行。

上海市副市长解冬，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金力，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王平，上海市教委主任周亚明，杨浦区委书记薛侃，杨浦区委副书记、区长周海鹰香港中文大学周，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香港中文大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署仪式暨香港中文大学上海中心成立典礼举行，上海市政府港澳办副主任周亚军，上海市科创办专职副主任、张江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刘燮，杨浦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董鑫旺，杨浦区副区长施方，同济大学副校长陈义汉，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顾红亮，上海电力大学副校长徐凯；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段崇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主任蔡亮，香港中文大学常务副校长、上海中心管理委员会主席陈金樑，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上海中心管理委员会成员陈伟仪，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岑美霞出席活动。

上海市副市长解冬在致辞中代表上海市政府对双方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以及港中大上海中心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她指出，希望杨浦区和港中大以共建港中大上海中心为契机，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拓宽互动交流渠道，在高层次人才引进、高能级项目对接、高水平成果转化等方面下更大功夫，着力打造科创力量的集聚地、双创项目的加油站香港中文大学周，努力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良性互动作出更多贡献。同时，也衷心期待港中大上海中心发挥好桥梁纽带的作用，在长三角区域创新型人才培养、科研创新合作以及学术交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杨浦区委副书记、区长周海鹰表示，杨浦区与港中大有着相同的创新基因和发展追求，期待双方以本次签约为契机，以港中大上海中心为平台，共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面对标国家重大战略所需，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共同探索科技创新范式，持续畅通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到成果转化的创新发展链；共同培育国际一流人才，为港中大打造世界一流大学、杨浦区打造优质教育集聚区和人才集聚“强磁场”注入更强活力，为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更多积极贡献。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段崇智表示，沪港两地的合作一直在不断扩展和向前迈进，人才交流不断深化，特别在科研合作和人才培养方面更是历史悠久、成果丰硕。此次港中大上海中心进驻五角场双创学院，双方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已经开始多元化的结合，以发挥各自的优势，开展教育、科技、人才领域的全面合作为目标，全面开拓多领域、多层次的区校合作，加强人才培养。未来，期待港中大上海中心能够积极发挥两地资源优势，营造政府高效、企业协同发展的有效平台，为港中大融入内地的发展再创成果，共谱新章。

解冬、段崇智、蔡亮、王平、薛侃、陈金樑、陈伟仪、岑美霞共同揭幕，宣布香港中文大学上海中心正式成立。

随后，施方、陈伟仪作为双方代表，签署《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香港中文大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金力、段崇智、陈金樑、周亚明、周亚军、董鑫旺上台见证。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香港中文大学创博港上海基地揭牌仪式环节，刘燮、段崇智、岑美霞、陈义汉、顾红亮、徐凯共同为基地揭牌。据悉，作为上海中心的孵化平台，创博港上海基地将依托长三角深厚的产业基础、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打造开放型的创新网络，区校合力打造科研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的一站式服务平台。

香港中文大学科研实力雄厚，是全港唯一一所有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图灵奖及香农奖得主任教的研究型综合大学，在亚太区最具创新力大学排名中位列香港地区榜首英国G5院校留学，已有4家校友企业发展成为独角兽企业。据介绍，为进一步融入内地经济和教育发展进程，学校专门成立上海中心，以进一步对接上海的政策、资本、市场、人才等各类优势资源。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北京，活动回顾 | 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双边交流会圆满落幕

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双边交流会

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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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12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北京，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工学院主办的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双边交流会圆满落幕。为期一天半的会议中，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化学、材料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领域内最新研究成果和发展动态等热点话题展开了学术研讨，并取得了丰硕的交流成果。

开幕式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副校长 罗智泉院士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副校长、深圳市大数据研究院院长罗智泉院士介绍了大学的办学特色和发展历程。他表示，欢迎国内外中青年学者亲自来考察教学、工作、生活和科研环境，并期待各位专家和朋友常来参观。最后英国G5院校留学，他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

北京大学副校长 张锦院士

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院长张锦院士介绍了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化学学科的基本发展情况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北京，活动回顾 | 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双边交流会圆满落幕，对筹办本次论坛的工作人员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期待未来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有更多交流合作的机会。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工学院院长 唐本忠院士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工学院院长唐本忠院士主持开幕式并简要介绍了理工学院与翔龙鸣凤科学论坛系列活动。他热烈欢迎各位嘉宾出席本次交流会，并期待前沿的科研思想碰撞出火花。

与会嘉宾合影留念

论坛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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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彭海琳教授

北京大学的彭海琳教授带来了主题为“二维材料的精准合成与表界面调控”的报告。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郑庆彬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郑庆彬教授带来了主题为“碳纳米复合材料柔性应变传感器”的报告。

北京大学 朱戎教授

北京大学的朱戎教授带来了主题为“富sp杂化碳新骨架”的报告。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周建荣教授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的周建荣教授带来了主题为“过渡金属钯、镍催化的立体选择性Heck反应”的报告。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赵征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赵征教授带来了主题为“基于分子运动调控的聚集诱导发光材料”的报告。

北京大学 唐小燕教授

北京大学的唐小燕教授带来了主题为“可循环聚合物的设计与合成”的报告。

北京大学 刘允教授

北京大学的刘允教授带来了主题为“动态二硫聚合物的可控合成”的报告。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张祺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张祺教授带来了主题为“离子液体/聚合物相畴调控与应用”的报告。

北京大学 傅永平教授

北京大学的傅永平教授带来了主题为“卤素钙钛矿金属离子的ns2孤对电子效应”的报告。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黄昊教授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的黄昊教授带来了主题为“新颖抗病毒、抗肿瘤小分子抑制剂开发和干扰蛋白相互作用的机制研究”的报告。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陈仲欣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陈仲欣教授带来了主题为“单原子催化的精细化学品流动合成”的报告。

北京大学 罗佗平教授

北京大学的罗佗平教授带来了主题为“复杂天然产物的合成及应用”的报告。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韩伟教授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的韩伟教授带来了主题为“从原子细节到动力学：多肽成核机制的计算模拟研究”的报告。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柯志海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柯志海教授带来了主题为“有机硫属盐催化”的报告。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项征教授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的项征教授带来了主题为“从天然产物合成酶的催化机制到结构多样性拓展”的报告。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王璐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王璐教授带来了主题为“基于活性位点工程的光热催化CO2转化”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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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王宏志，讲座︱王宏志：鸦片战争中有关割让香港谈判的翻译问题

近日，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王宏志教授做客复旦大学近现代史教研室青年学者读书班，做了题为《翻译与近代中国：以鸦片战争有关割让香港谈判的翻译问题为个案》为题的主题讲座。王宏志教授关注到近代史研究中忽视的翻译问题，他以割让香港的翻译问题为个案，阐释了翻译问题在近代史研究中的至关重要性。讲座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高晞教授主持。

王宏志教授在讲座现场

王宏志教授的研究兴趣是从中国现代文学转向近代史方向的。首先，他介绍了国内外对鸦片战争的代表性研究，如民国时期蒋廷黻的《琦善与鸦片战争》，近年来则有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和《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萧致治《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等，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也曾出版林启彦编的《鸦片战争的再认识》。西方学界有张馨保的《林钦差与鸦片战争》、Peter W. Fay《鸦片战争：1840-1842》等，甚至在2010年代也有两本新出英文专著，而且都已翻译成中文。王宏志教授指出，迄今为止QS200名校留学，几乎所有的鸦片战争研究都没有谈到翻译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失，因为翻译是近代中外交涉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在材料上，王宏志教授一方面运用《筹办夷务始末》、《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等较容易见到的中文史料，另一方面也利用英国国家档案局所藏英国外交部的档案，其中包括不少中英相互发送照会的中英文本。此外，这一研究还运用了藏于剑桥大学图书馆的怡和公司档案等香港中文大学王宏志，讲座︱王宏志：鸦片战争中有关割让香港谈判的翻译问题，也有不少当时曾参与战争的英军所写的回忆录。

首次提出割让香港的是1840年11月-1841年3月进行的广州谈判。 广州谈判是前期的谈判，道光帝除委派两江总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前赴浙江主理军务外，又令以一等候爵、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善跟英方全权代表义律（ ）进行谈判。广州谈判的内容很大程度上已经包含了后来中英两国正式签署的《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涉及割让香港岛。但当这割让香港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震怒，撤回琦善，终止谈判。

负责广州谈判的译员是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在马礼逊病逝后，马儒翰获得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Lord John ）委任为汉文秘书兼翻译官。他是中英《南京条约》的实际翻译者，可见《南京条约》的英文本和中文本均出自于英国人之手。

香港在哪里？

“香港在哪里”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很无聊的问题，但是在讨论割让的问题时却不是一个明确的概念。早在1793年马戛尔尼使华期间就曾向乾隆提出需要一个海岛，供英人居住及囤货之用，但遭乾隆拒绝。再一次正式提出割让海岛的要求出现在1840年2月20日英国外相巴麦尊致中国宰相照会（《巴麦尊照会》）。这时候，英国国会已经通过与中国开战，按照西方宣战的惯例，英国向清廷提出打仗的理由和要求，更明确要中国将沿海一个或多个海岛给予英国，让英国人可以自由居住及自由贸易，免受不合理的对待和需索。但是巴麦尊没有确定应该拿取哪一个海岛，而是将这一问题交给义律决定，当时英国外交部所草拟给义律的条约草稿在割让海岛的名称留下空白。

那么“割让香港”的说法究竟是在何时出现的呢？1840年12月，义律致琦善照会中提到“the of Hong Kong”，但是送到琦善手上的中文版中并没有“香港”一词，而是把Hong Kong翻译成“红坎山”。Hong Kong给译成“红坎山”，从未见于任何鸦片战争以至香港史的研究中。一个月以后，义律再次照会琦善，其中有“红坎即香港”的文字列在正文文字旁，是一种补充之意。那么，将 of Hong Kong翻译成“红坎山”是不是翻译上的错误？这就需要进一步考察香港的历史。

根据金国平教授的研究，“香港一名始见汉籍的年代是明代万历中叶”，他指出：从《粤大记》图示可知，从万历年间起香港已经是今港岛的总称。王宏志教授梳理了其后所见到的海图，从1730年开始对香港岛名称的记载，自1730年、《海国闻见录》中的《沿海全图》，以至粤水师《福建广东海防航海图》、1810年《广东沿海统属图》、1819年《新安县志》，都再见不到香港的说法，用的是“红香炉山”。可以肯定，《粤大记》中所绘的香港岛，其实并非今天的香港岛，那只是香港岛西南面对开的小岛，今天叫鸭脷洲。文字方面， 1842年香港新界邓氏族人《香港等处税亩总呈》中，提到“康熙二十三年垦复原迁土名大潭、横沥、香港、大捞下、洛子垄等处税三顷三十二亩一分六厘。” 其中将今天属于香港岛上地名的大潭与香港并列，显然当时的“香港”与今天的意义不同。香港的概念前后存在不同实质含义，严重影响了谈判的进行。在道光帝得知要割让香港后，琦善奏称香港“只系全岛中之一隅”，换言之，他理解的是香港只是整个海岛的一处地方，他愿意考虑把一小块土地不是整个海岛给与英国人暂住。这不是琦善故意蒙骗道光帝，闽浙总督颜伯焘也在奏折中称“其岛曰红香炉”，“红香炉”是当时对今天香港岛更为普遍的称呼。此外，祁贡也说过“香港地方在岛之西南”；奕山也说香港与其他地方如赤柱；群带路等相连，“共为一大岛”，都不是以“香港”作为全岛。

从“红江”到香港

根据曾在香港大学地理系任教的塔尔博特（Henry D. ）的研究，英国文献中最早出现Hong Kong的是178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约克号”（the York）船长 根据澳门和中国的原有地图加上自己实地勘察绘制出香港澳门附近水域的地图，上面已有“He-ong-Kong”。在现有文书记载中，英国人最早登录香港岛的是阿美士德使团（ Lord ）成员，大使阿美士德从伦敦出发，副使小斯当东（ ）及译员马礼逊（ ）则身处澳门，他们相约在香港岛海面会合，使团好几名成员在回忆录中使用的表述都是把Hong Kong看成是一个海岛。由于当时中英关系中还未涉及割让香港，所以这一说法是客观的。换言之，英国人一直以来就是把香港认定为一个完整的海岛。那么，马儒翰用“红坎山”来翻译“the of Hong Kong”是否准确？

其实，在马儒翰之前，英国更早对Hong Kong有一个中文翻译，是“红江”，出现在今天所能见到的一幅中英对照澳门水域地图中。这是1810年东印度公司孟买舰队上尉丹尼尔·罗斯（ Ross）及莫姆（ ）所绘制的。但是罗斯的地图没有说明当时为何把Hong Kong翻译成“红江”。曾任阿美士德使团译员、后来出任香港第二任总督的德庇时（John Davis），在《中国见闻录》（ of China）一书交代使团会合的情景，当中提及Hong Kong，并在脚注中说Hong-Kong这个词语来自一条河流，是“红色的河流”（the red ），其形成的原因是河流冲刷了岸边的土壤，形成河流变红，这体现了“红江”说法的由来。

另外同是使团译员的马礼逊也知道红江这名字，他在后来编辑出版的汉英字典中收有“红江”的词条，但他说红江是河流的名字，那就不是海岛的名称。马儒翰在广州谈判中翻译Hong Kong时，一定参考过父亲的字典，因为那是当时唯一的汉英双语字典，但即便他真的找到Hong Kong这个词条也不能直接使用“红江”来翻译，因为英国不可能要求中国割让一道河流。最后，大概他在参考过马礼逊的字典后，采用“红”字去译Hong，而Kong则只能自己去寻找一个与土地有关，读音接近的字来音译，最后就有“红坎”的出现。

给予还是割让？

最初英国对割让香港的提法，用的 “be given up”（永久给予），当时即被翻译成“割让”。但是，在考察文献记载时，王宏志教授发现除这一处地方外，其余所有的中英文书往来都再见不到“割让”一词的出现，用的是“给予地方”，而不是用“割让”这个词。值得注意的是，琦善在奏折中曾把“请给地方”跟“占据”分开，显然他对给予地方的理解并不等同于“割让”。此外，琦善又说过如英国人要找寄居的地方，大可仿照澳门西洋人的方法。但澳门是从没有割让给葡萄牙人，一直是由中国官员来管理的，琦善所说“请照澳门之例，仍归州县管理”，就是这个意思，不是完全把香港割让出去。义律不断向琦善灌输以澳门模式来占用香港，与永久割让的意义是不相同的。不过，从英文的档案来看，在义律照会的原英文文本中所使用的是一词，如“ of ”、“to cede some place”，就非常明确地是割让之意，但是马儒翰在翻译时没有用“割让”，只是换上“给予”、“予地”等说法。因此，在义律和琦善关于割让土地的方式展开的讨论中，确实有误译的情况出现，造成了很大的误导性。

通过这两个个案，王宏志教授说明翻译在中国近代史进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进一步指出，研究中国近代史，与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一个重要区别是，随着西方人在明末开始来华后，中国近代史进程便跟翻译扯上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中外交往所遇到语言障碍，只能通过翻译来解决，但翻译过程中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引发不少误会和误解。鸦片战争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例子。整个鸦片战争中已有很多环节涉及这个问题，翻译在战争前后、进行过程中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此，研究中国近代史重大事件中的翻译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课题，王宏志教授也正在身体力行地推进这方面的研究，近年在致力撰写“翻译与近代中英关系三部曲”，分别为《龙与狮的对话：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翻译问题》、《天朝的译者：从李叶荣到张德彝》、以及《鸦片战争与翻译》。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青年学者读书班”不定期邀请海内外学者发布新作、分享新知香港中文大学王宏志，澎湃新闻将陆续刊载这一系列讲座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