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某演员的日子如过山车一般。

月初登上央视春晚舞台，在数亿观众面前露脸，可谓演艺生涯巅峰。

然而高光瞬间暗淡，因晒“博士后录用通知书”被挖出博士学位论文抄袭；随后博士学位被撤销，博士后工作也被取缔；声誉和前途都跌入谷底。

演员博士作假不招人待见，但在香港却有这么一个博士群体，他们没在大学里上过一天博士课程，更不要说撰写并发表学位论文了；甚至他们当中还有大学校长。

从文凭角度说，这些人可都是实打实的“假”博士，不过他们大都不招人反感，还总是被人们视为“精英”。

他们在工商业界打下半壁江山，博士头衔都是名誉性质，是世界各地的高校主动送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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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代表人物，已故周大福名誉主席郑裕彤是其一：

他是香港理工大学荣誉工商管理学博士上香港博士，也被香港中文大学授予荣誉社会学博士。

郑裕彤的故事人们熟知，他只有小学学历美国top30名校留学，连中学都没读过，更别提大学。

抗战时他随父亲前往港澳地区避难，少年到周至元的珠宝金行做学徒，周至元便是他未来的岳父。

日本战败后不久，郑裕彤与周至元之女周翠英完婚，顺理成章继承了周家金行，这就是今天遍布全国周大福金店的源头。

坊间广为流传一段佳话：二战后百废待兴，硬通货黄金需求旺盛，但大部分金行追求利益，出售黄金成色不足、或以次充好；此背景下，郑裕彤主张诚信为本，首创“四九足金”——含金量99.99%，获得香江一片赞誉，自此打下周大福坚实基业。

后来跟随香港时代步伐，郑裕彤不断开拓新业务，涉足地产、百货、电视以及交通运输等，建立了一个千亿商业帝国。

一个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人，因此被民众视为商业英雄，更因胆识过人被尊为“鲨胆彤”。

香港高校授予郑裕彤荣誉博士头衔，一方面是郑裕彤商业上具过人才能和成就，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郑裕彤承担了重要的社会责任。

周大福、新世界、巴黎春天百货等等企业，提供了数以万计的工作岗位；与此同时，郑裕彤以及名下这些企业，每年还要捐款做慈善。

郑裕彤2016年过世，出殡时，港澳政商组成的扶灵名单，足见其备受敬重：

政界四人：首任香港特首、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时任香港特首梁振英，时任香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时任澳门行政长官崔世安；

商界四人：长和主席李嘉诚，恒基主席李兆基，万雅珠宝主席冼为坚上香港博士，香港钟表珠宝行里的“假”博士们，廖创兴企业董事总经理兼行政总裁廖烈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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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界“荣誉博士”另一位代表人物，是杨受成，英皇集团老板。

人们更多知道他是香港娱乐圈大亨，但杨受成家业发源，却是其父亲1942年开出的第一家钟表店铺。

前些年杨受成出版创业回忆录《争气》一书，讲述他如何从一家钟表维修小店，建立涉及钟表珠宝、地产、娱乐、酒店、金融等数个行业的集团。

作为商人，杨受成够资格被写进商学院教材，他也接受了世界各地大学授予的名誉教授、博士、院士等荣誉。

当然，按香港商界惯例，“杨受成博士”这个称呼更常见。

与郑裕彤不同，杨受成这个博士并不是香港大学颁发，而是来自美国阿拉巴马州大学的“荣誉商学博士学位”。

如今英皇钟表珠宝集团，按销售额计算已是香港最大的钟表零售商，杨受成已经将其传给女儿杨诺思。

上世纪中叶以来，香港一直是国际名表重要集散地，世界各地游客是主要消费群体；新千年后，内地游人成为香港钟表行的常客。

英皇之外，香港大小钟表珠宝商行也被我们熟知，东方、太子、景福、迪生、誉一、三宝，等等。他们的创始人，也大都有荣誉博士头衔。

比如国人购买劳力士常去的另外两家大行：

东方表行，香港钟表行老字号之一，由杨明标创立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如今年逾八旬的杨明标仍是东方表行集团主席，他持有香港中文大学颁发的荣誉院士，以及加拿大宾士域蓝仕桥大学的荣誉博士。

太子钟表珠宝行，创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香港铜锣湾与尖沙咀街头显要位置临街开店；上海南京路也有旗舰店。

其创始人邓巨明，是美国哈姆斯顿大学授予的企业管理学荣誉博士；其副主席、邓巨明之妻邓宣宏雁，是法国北欧大学荣誉博士。

03

在邓宣宏雁众多名头中，“保良局总理”这个称谓很有趣。此总理，相当于理事、干事职位，负责保良局具体工作事项的执行。

保良局，是香港特区一个民间公益组织，成立于19世纪港英政府时期，最初工作是防止诱拐、保护妇孺。

现在仍是香港重要民间慈善机构，由工商业界贤达捐资捐物、并选举代表自主运营管理，以保护香港妇女幼儿权益、照顾孤寡病残人士。

上述珠宝钟表商行，大都是保良局慈善事业的支持者。

现任保良局董事会主席是蔡李惠莉博士，请注意，这也是一位博士，她是誉一钟表主席蔡加赞的母亲。

誉一可能不像英皇、东方那样被国人熟知，但是如果你想买一些有特色的爱彼腕表，那么去誉一机会更大。

蔡加赞是香港“玩具大王”蔡志明与蔡李惠莉的独子，他对父辈的玩具生意没什么兴趣，倒是对腕表情有独钟。

在父亲协助下，蔡加赞2010年收购了喜运佳钟表行，推出并打造全新“誉一”品牌；到了2017年，蔡加赞将其正式改名为誉一钟表集团。

多年前香港誉一旗舰店开业，我们曾采访蔡加赞。他自己收藏了很多块名表，特别喜欢爱彼品牌，采访那天他便佩戴了一块皇家橡树。

可想而知，誉一表行与爱彼关系非常好，在香港商业繁华街区开设两家爱彼专卖店。

2018年，爱彼还为誉一推出限量50枚的皇家橡树万年历特别款，绿色盘面、黄色日期针，只在誉一专卖店销售。

与其父辈们不同，蔡加赞为代表的这些“富二代”，大都被送往欧洲、美国去读常春藤院校，并获得商科等博士学位。

但这些院校专业博士，与他们父辈荣誉博士比起来，含金量并不高，还缺少商场实战经验。

当然，也会有人对“荣誉博士”这类头衔不屑一顾，认为那不过是商人与学校的金钱交易。

郑裕彤、杨受成他们自己当是十分重视，这并非只是头衔而已，而是荣誉，是对他们一生商业智慧的认可。

其实在香港演艺界，也有荣誉博士，比如刘德华。

刘德华很多年前也被加拿大宾士域蓝仕桥大学授予荣誉博士，两年前又获得香港树仁大学荣誉文学博士。

还有很多，比如成龙、周润发等明星，张艺谋、李安等导演。

这些荣誉博士也是对他们演艺成绩的认可，他们大都也欣然接受。

不过观众很少关注他们是什么博士，只在乎他们演得好不好、导得好不好。

在观众眼里，“好演员”，才是一个演员最应该去争取的荣誉评价。

比如章宇，就是过去一年观众眼里的好演员之一：

他是《大象席地而坐》里的于城，《我不是药神》里的“黄毛”，《无名之辈》里的“眼镜”。

商人也好，演员也罢，荣誉靠的是作品和成就，并非博士头衔。

参考阅读：

香港上博士一年补助多少钱，一文回顾中国历史上的慈善经验| 好文回读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敦和基金会”（ID:），原标题为《梁其姿：明末清初以来慈善公共空间的演变，给现代公益带来什么启示？| 演讲实录》，原文发表于2018年，为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梁其姿在中国慈善文化论坛上的主旨演讲。为便于读者理解，本文对原文提到的一些专业名词进行了批注。

本文从慈善行为的普世性起笔，为我们呈现了儒家、穆斯林、基督教、佛教等不同文明对公平正义的一致性追求。随后，作者从中国历史的演进中，点明了国家慈善、宗教慈善、家族慈善、商业慈善等不同慈善主体，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等不同结社关系相继涌现，慈善空间不断得到拓展的发展脉络。读者可以从本文初步了解近代及以前中国慈善事业的亮点。其中，以宋氏义庄、善会善堂、广州行商开展的慈善行为尤为精彩，推荐阅读。

*题图素材由AI生成。

梁其姿

时任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香港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及李若瑟—毛文奇基金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学博士。长期致力于包括中国公益史、医疗史在内的社会史的研究，其著作《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等均为慈善文化领域开山之作。

慈善行为的普世性

慈善行为具有普世性。所有文明的社会，都用行善方式来追求一个公平、善的社会。中国从古代一直到明清，常被施善者挂在口边的就是《礼记·礼运大同篇》【1】中的一句：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中国是这样，其他文明也有很多类似的追求理想的方法，如伊斯兰文明以宗教基金Wqaf【2】来追求公义与平等；基督宗教教会寺院【3】的济贫施善等等。

【1】《礼运大同篇》出自西汉（BC 202年-BC 8年）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选编的《礼记》一书中的一篇文章，内容为孔子描写实行大道的完美社会。原文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白话文翻译可参考：“实行大道的时候，天下是为公众的。有贤德和有才能的人被选用。人们讲究信用，建立和睦。所以人们不只把自己的双亲好像双亲那般对待，不只把自己的儿子好像儿子那般对待。使老人得到应有的归终，壮年人得到应有的任用，幼年人得到应有的成长。老而无妻者、寡妇、孤儿、老而无子孙者、残废者、患疾病者，都得到照顾。男的有本分，女的有归宿。货币被抛弃在地上而被厌恶，不需要把它收藏在身上。劳力被厌恶不是自己发出的，亦不必为自己而发出。所以人们不搞阴谋，不做抢、偷、叛乱等事。因此外出而不闭门。这便叫大同。”

英文翻译可参考：“When the Great Way is , the world is for the 。Those with and those with are and used。 value and with each other。 Thus do not treat only their like , nor do treat only like sons。That makes the aged have the last years, those in their prime have , and the young have the and 。 men with no , , , , the , the ill – all are for。

Males have their ; , their to to。Money is on the and thus ; it is not to store money onone’s body。Labor is if it does not come from , and it does not have to be on 。 don’t in or , nor do they in ,theft, and 。 Thus, leave their they don’t close their doors。This is the ‘Great ‘。”

*以上白话文及英文译者为冯欣明。

【2】阿拉伯语أو-قاف（Awqaf，Waqf是Awqaf一词的单数形式，音：瓦克夫，中文意为宗教基金）的意思是 “站在原地，保持不动，不放手”，是穆斯林社会的一种慈善捐赠形式。这一制度的依据来自圣训，传说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获得了一片珍贵的土地，在询问先知的意见后，他“把土地捐献出来，亦即不能售卖、继承或馈赠，而留作给穷人、亲属、奴隶、战士、旅人与宾客的救济”。宗教基金的财产被认为是归还给了真主，因此是永久性、不可撤销和不可出售的。

【3】早期基督教创建的慈善机构最重要的功能是看护、治疗病人，有医院的部分职能（医院一词直到12世纪以后才普遍使用），同时也为穷人提供庇护所，为外乡人提供住宿等，一般被称为救济院。救济院是根据基督要关心身体有疾病之人的命令，早期使徒关于基督徒要款待外乡人和客居者的诫命创建起来的。

中国早期历史中主要的施善者是谁？最重要的施善者是国家。今天国家仍然扮演着很重要的施善角色。国家作为最重要的施善者，有一个很值得大家注意的历史渊源。孔子跟子路说过一句话：“私以尔食馈之，是汝明君之无惠，而见己之德美矣”【4】。子路想用他的钱财救济穷人，孔子说你这样做，就好像要说明君王没有尽责施善，而且突出你自已的德行, 那你就犯忌了。施善是国家的责任，是国家的专利，你要绕过君王施善，就是越俎代庖，犯了政治上的禁忌。

【4】本句出自《孔子家语•致思第八》。《孔子家语》是中国古代记述孔子思想和生平的著作，其内容是自汉朝以前到汉朝早期不断编纂而成，后来王肃对其进行整理，凡二十七卷，现存十卷。在四库全书中为子部儒家类。

传统上国家是最主要的施善者，首先改变这个传统的美国藤校留学，是外来宗教。印度的佛教在唐代传入中国，并广泛设立了悲田院【5】等慈善组织。唐代佛教寺院大规模地救济穷人，救病人、小孩、妇女，凝聚了很大的社会力量，最后引起了唐代皇帝的猜疑。这也成为9世纪灭佛的原因之一。

【5】悲田，乃是佛教用语。在佛教经典《佛说象法决疑经》中有谓：“善男子，我于处处经中说布施者，欲令出家在家人修慈悲心，布施贫穷孤老乃至饿狗。我诸弟子不解我意，专施敬田不施悲田。敬田即是佛法僧宝，悲田者贫穷孤老乃至蚁子，此二种田，悲田最胜……布施贫穷孤老恶疾重病困厄之人，其福甚大……”故悲田，即为僧俗对贫病孤老乃至动物的布施。

到了宋代，另外一个新的施善者出现了，就是家族。宋代以后家族成为普遍的社会组织，不再限于贵族，一般的老百姓都可以建立家族，用各种制度礼仪维持家族的生命。设立家族的慈善组织 ——义庄【6】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制度。义庄的方式其实也受佛寺制度的启发，以全族共有的田房产的收入来帮助有需要的族人。

【6】义庄是一种由宗族维护的民间慈善机构，最为知名的范氏义庄，由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和军事家范仲淹始创于北宋皇祐元年（1049年），现在也被视为我国古代信托制度的雏形。举凡扶幼、养老、婚嫁、丧葬、济贫、救灾、助学，义庄皆在其中发挥作用。宋代范氏义庄在清代特别是江南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的世家大族效法范氏义庄，纷纷设立义庄。

作为慈善国家，宋代达到了高峰，它一方面创立新的救荒制度，另一方面把原来佛教的慈善制度纳入国家体制，诸如义仓常平仓、居养院、安济坊、养济院、惠民药局、慈幼院等，都成为宋代国家善举。宋政府推动了不同类别的慈善活动，在民间也有家族的义庄。但是在国家和家族之间，没有任何其它的慈善活动空间。佛教慈善在唐代以后已走下坡。

明末清初的慈善公共空间

明末清初开出现了一个新的慈善公共空间，不纯粹是由国家或民间管理的，是两者妥协出来的一个空间。

明末清初民间的慈善空间是由当时的善人与善会所开拓出来的。这个空间主要是由儒商的财力支撑。历史文献显示，这时期的儒商以徽商为主，他们外出经商致富后，不单在家乡栽培子弟读书考功名，还在当时主要的商业城市举办慈善活动，特别在扬州、江宁一带。他们的财力结合着当时儒家思想领袖的鼓吹，掀起了一波新的慈善活动。那个时候在善会演讲的人都是当时的大儒，如高攀龙、陈龙正、杨东明等。换言之，他们对善举的道德阐述，配合着儒商的财力，就产生了同善会、育婴社等等这些新组织。

这些组织到了清代初期时候，有一个很有趣的变化，始于皇帝注意到这些民间善会的出现。雍正在1724年宣布鼓励县城建立普济堂和育婴堂【7】，普济堂救济无依老人，育婴堂收容弃婴。江宁府的育婴普济堂是最早配合朝廷诏令的善堂之一。雍正下谕之后，两个善堂合并，规模扩大，也产生了领导作用。全国育婴普济堂的普遍建立香港上博士一年补助多少钱，一文回顾中国历史上的慈善经验| 好文回读，对当时的儒商或者思想家来讲，是教化社会的重要成果。但是在皇帝心里，其作用并没有那么重要。雍正的谕令虽然充满激励之意，但是他私下并不特别重视这个政策。他的起居注透露，对他而言，这些善堂不过是“妇女慈仁之类，非急务也”，是可有可无的“道婆之政”。这一方面反映了雍正对当时清政权的强烈信心，让他放手让民间做一些“橱窗式”的慈善活动。另一方面也解释为何这些组织始终没有成为国家机构。我们从文献看到，有官员曾向雍正建议国家补助一些运作良好的善堂，但雍正坚持这是民间的事情，政府只是给它背书，让它可以发展下去, 而不会给予财务上的补助。

【7】以扬州育婴堂为例，其经营方法是通过结社成为善会，会员出资养育婴孩，四位会员共同养育一名婴孩，将被遗弃在路边的婴孩收容社中，每位会员每个月出资一钱五分，专门雇乳妇到社中喂养婴孩，乳妇每月领取约六钱的薪资。

盛清商业力量拓展的慈善空间

到了乾隆时期，我们看到这个公共空间有进一步的发展、扩张。乾隆、嘉庆这段时期，商业力量，特别是江南地区的商业力量，把慈善空间进一步扩大、复杂化。

这个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是沿海商业都市行会商帮。18世纪早期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催使这些组织冒起呢？那就是清代的海禁解禁了，人们可以自由在进行海上贸易，这使得清代工商业有大幅度的发展。特别是从东北一直到江南华南的沿海商船贸易，来一波江南都市繁荣、蓬勃的经济发展。这波发展带来两个跟慈善有关的历史演变。第一个就是救济同业同乡行会慈善机构的出现，如义冢、义学等。这有点像救济家族成员的义庄。但是在18世纪以后商人要救济的是不只是同族，还有同乡。一个是血缘关系，一个是地缘关系。他们救济在外经商而不幸去世的同乡，也为在外的同乡的子弟提供教育。另外一个发展，就是都市综合式善堂的出现，这些善堂不只救济商人的同乡，而是商人回馈其所在都市的组织，为一般市民提供各种援助。在开拓慈善公共空间方面，更重要的是第二种综合性善堂。

举两个行会善堂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江南都市的同仁堂，这个善堂已超出了雍正所钦定的育婴堂普济堂模式，而是一个由商人成立的综合性善堂。它整合了地方行会商号的财力推动的新制度，没有任何鲜明的个人色彩。乾隆嘉庆年间，上海豆业购买义田并按月提捐以建立同仁堂，进行恤孤、育婴、养老、掩埋（义冢）、义学等善举。那个时候豆业是全国最赚钱的商业之一。上海同仁堂初期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来自豆行的捐输。到了道光年间，上海其他主要的工商业也加入资助善堂的行列。当时同仁堂收入的35%来自豆业、船业、布业、棉花业、腌腊业等的捐赠。这些工商业跟都市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业者也把赚来的财富回馈给市民。

第二个例子，就是广州的行商。广州是清代鸦片战争前唯一一个可以对外贸易的都市，所以广州的十三行的商人，是最早接触西洋商人、传教士、医生、各种西洋事物的人。1805年，嘉庆十年，广州的行商做了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情，就是把于此不久前, 在1796年英国发明的种牛痘技术，通过翻译引入中国，这就是在广州出版的《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小册子的由来。鸦片战争之前，外国人没有中国官方允许的话，不可以在中国出版任何书籍。广州行商在1805年出资，出版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医生所著的牛痘书中译本。这本书的最后一页可以看到，让这本书得以在广州出版的关键人物就是广州商人郑崇谦。他不但资助书出版，还在行商开会的地方，就是行商工所，举办免费为广州小孩子种牛痘的善行。这项善举配合着可能是第一个全球性的医疗慈善活动。当时西班牙的国王知道牛痘发明之后，希望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享受这项新的预防天花技术，他就雇用一条船，把牛痘技术传播到全球。他找来十多名孤儿，在船上轮流接种疫苗。因为牛痘疫苗必须保持新鲜，几个月的航行会让疫苗失效。唯一保持新鲜方法就是为其中部分小孩先接种，待痘发了，再把痘浆取出，为其他小儿接种，一个传一个香港上博士一年补助多少钱，保持疫苗新鲜度。这条西班牙慈善船的环球之旅，1805年到达菲律宾与澳门，从澳门又到了广州。行商出版的牛痘种法中译本，为本土痘师提供了图文并茂的接种方法，让他们开始在广州为小孩种牛痘。所以广州是中国，甚至整个东亚最早接受这项新医疗技术的地方。换言之，广州行商配合了一个全球性的、来自远洋航行的医疗慈善活动，这是一个空前的国际合作慈善活动。

行商公所為小兒免費種牛痘之場所

广州商人不但支持种牛痘慈善活动，也出钱赞助西洋医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英国医生合信的解剖医书的中译本《全体新论》，在鸦片战争前就在广州出版，这本书对中国科学与医学有深远的影响。它的初版很快就卖完了，也是行商出资重印，让书本在中国得到广泛的流传。

我们可以从这些慈善活动中看到，清中期到咸丰初年中国各地商人的开放性、包容性、创新性与积极性，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近代（同治以来）慈善组织的特色

同治以来，清政权跟以前很不一样，经过鸦片战争，经过太平天国等灾难，力量已经衰弱。此时的慈善组织在盛清时代已建立的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拓展公共空间。在国力衰退时的慈善文化有什么特色？

第一，慈善组织此时积极介入地方管理事务。第二，有一种科学的语言形成了；第三，宗教的力量重现，虽然唐代之后佛教慈善活动并没有消失，但是比较低调，同时规模也远不如前，但是同治以后，宗教力量又出来了。

在介入地方管理事务方面，一个显著的例子是香港的东华医院，这个慈善医院是1870至1872年间成立的。英国殖民政府是很聪明的政权，它深知香港的华人不好管治，也不知道如何管理华人社会，就采取华人善堂的模式，让香港有钱的华人商人与精英出资出力建立这家慈善医院。这家医院其实并不单纯收容华人病患，还插手诸多在港的华人事务，诸如公共卫生、义学、义冢、劳资纠纷、赈灾等等。

香港東華醫院

另一个例子是在广州的善堂，基于行商组织的爱育善堂。1890年，即是善堂成立之后的20年，《申报》如此形容它：爱育善堂就像西方的“小议院”一样，凡有税务上的事情，或地方一些冲突，官绅管不上的事情，善堂就插手调解。广州很多官员无法解决的纠纷，均由爱育善堂出面疏通。

此时期的慈善项目跟以前很不同，清初的善堂有点锦上添花的味道，天下本来就很太平，善堂只是给部分窘乏的人一些援助。但是同治以后的善堂就比较像雪中送炭，舒缓国家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善堂负责的地方事情包括赈灾、防灾、防疫、医疗（公共卫生）戒烟、难民流民、失业等等。

第二，善堂的指导思想里出现了“科学”的语言，我认为是中国步入近现代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举个例子：上海人朱友渔，他是一个基督教圣公会很重要的一个活跃分子，他于191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写了一篇博士论文，叫《中国慈善的精神》【8】。他写道：“中国现在有新的国家认同……（人们）意识到一个比个人更大的‘国族’。”（就是说不再是一个皇帝遥不可及、无边际的天下或帝国）以前善人在地方做一些善事，就完成慈善的任务。但是现在中国慈善已经达到系统化、制度化与全面化阶段，但是还是没有办法科学地预防贫困。这个看法在20世纪以后更强化了，我看到比较有积极性的善堂，基本上在往“科学化”方向发展。

【8】全称《中国慈善事业的精神: 一项关于互助的研究》（The of : A Study in Aid），为朱友渔在1912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的博士论文。

第三，宗教的能量。就是说宗教慈善组织的重现。举两个例子。民国时期，成都共有60个慈善机构，其中40个有宗教性（20个儒教，10个道教，6个佛教，4个基督教）。在北平，佛教与道教的慈善机构为最大宗。

國民政府對慈善活動的重視:第一套慈善法規

更重要的是，宗教与国家的关系依然存在着紧张性，南京时期的国民政府在1928年政权成立之后，就要监管慈善团体，出台了第一套慈善法规《慈善团体管理法令》。其中第二条写道：“凡慈善团体不得利用其事业为宗教上之宣传或兼营为私人谋利之事业”。这个法令出来后马上有不同的反应，最大的反应来自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联合会的领导人王一亭，是一个佛教领袖。他去信给蒋介石抗议，说信徒为了宗教理想，为了发扬善心来做善事，禁止宗教来办慈善是不合理的。蒋介石看后批了一句话“信教自由对于慈善机关提倡道德者予以保留”。但是没有清楚定义“提倡道德”。从中可以看到国家力量与宗教力量的不断角力与协商的过程。

广州政府就比较接受中央的法规，广州市1930年出台了《管理私立慈善团体暂行规则》，第11条写道：各善团不得有提倡诵经假神惑众，及设立乩坛治病等荒诞之举，违者处罚。这使得广州一些佛道教的善堂受到较大的政治压力。

简而言之，民国时期的慈善公共空间里面，三个主要角色的势力消长不断变化。第一个是国家，它必须找出合理的监管慈善组织的方式。第二个是地方工商界，必须用新方法来加强管理与操作的效率。第三个是宗教团体，它们必须找出可以配合现代政体的运作模式。三者都在摸索新的模式来磨合互动。

当代慈善组织面临的挑战

历史的经验给予当代公益事业什么启发呢？

首先是厘清财富的道德意涵的必要。这也是明末清初的慈善思想家、儒商最关心的问题，如何合理化财富？现在的财富比以前更大量，而且来源更多元，问题也更复杂；如何解决拥有巨量财富的道德问题？如何使用这些财富才合乎社会公义？慈善机构如何通过行善来解决财富累积的道德上的问题？这是管理公共财的挑战。

第二，就是宗教与政权的关系。在中国传统里面这个关系永远具有紧张性。从古到今，国家最大，宗教从属，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宗教在推动慈善方面有极大的能量，这两种势力应怎样和谐共存？怎样走出一条路，让宗教在慈善领域参与更多更深，而政权不会感受威胁？人道主义是不是新的信仰？如何有效地把人道主义纳入慈善的领域？

最后，慈善应包括什么项目？传统的礼运大同篇的理想已不足以涵盖当代社会所追求的善。今天的公益业者是否能集思广益，透过专业经验来思考何谓“善的社会”，我们是否对这个概念、愿景有起码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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