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博士Amber在海边放松心情，她在6月接到了丈夫的离婚电话。

顶着博士头衔，离开象牙塔后的女孩们，迎来的生活并非如普通人想象那样光鲜：她们有的四处投简历，屡屡遭拒；有的试图回到象牙塔，求一个教职的编制，竞争激烈却远超想象；有的如愿获得了编制，却陷入无尽的内卷，身心疲惫；有的甚至付出了失去家庭的代价……

本期《中国人的一天》，将在5位女博士的自述里，看见光环背后的一面。

当伴娘前一晚，我还在疯狂投简历

讲述人：Cindy，北大文科学士，牛津考古博士。

“我们的社会是不是产出太多没用的文科博士了？”

2014年7月，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前往英国读研，专业是我一直心念念的考古学——虽然在本科选修过考古课程，但我从没接触过真正的考古工作。

我喜欢看《藏地密码》美国博士毕业照，毕业季的女博士们：工作难找、陷入内卷、被离婚…，喜欢电影《英国病人》里面的艾马殊伯爵，一个英俊的学者，和美丽的凯瑟琳一起，在北非的洞穴参观壁画，互生爱慕。可以说，我对考古的兴趣，很大一部分由那些浪漫的想象构成。

4年后，我拿到了牛津的考古博士，而且和艾马殊伯爵一样，专门研究中东北非的文物。我以为从此会一头扎进一个神秘的、充满异域风情的阿拉伯世界，但实际上，毕业后的生活，和文学、影视作品中的完全不一样。

Cindy在欧洲中世纪的墓地旁为美国同事拍照留念，这是她们亲自参与挖掘的考古点。

用一个字概括我2019年博士毕业后的生活，那就是“漂”。

从伦敦漂到上海、从画廊漂到策展公司，期间也申请过教职和博士后……对未来，我似乎没办法看得更远。

大部分博士毕业后，第一选择是做学术，但我却想逃离这个圈子——我写的论文、做的研究，主题都非常窄，好像该有的考古发现都有了，该写的也都写了，我们这一辈的考古人，只能有技术地炒冷饭。

为此，我投过一些拍卖行的工作，面试了几家都被拒了。被拒的理由，说好听点是“学历超越了岗位需求”，直接点的面试官会告诉我，这些岗位更需要销售型人才，比如去客户家，说服他们把藏品委托给拍卖行出售，我的学术背景在这里并没有优势。

后来，我在伦敦的一家画廊找了一份兼职。因为工资不高，为了省钱，我和另外两个女孩一起在伦敦南部租了个房子，是那种有很多廉租房且中国留学生都不太敢去的街区。

我还是很高兴，因为终于经济自立了。只不过这种热情持续时间不久，工作两个月后，我还是放弃了，我理解了拍卖行面试官说的话：做学术的人，很难适应商业的逻辑。

Cindy博士第二年拍摄的牛津校园的夏天。

再后来，通过朋友介绍，我加入了一家策展公司，做一些文物推广的工作，虽然工作不那么商业和逐利了，但待遇也差很多，年薪不到3万英镑，在伦敦的白领中是属于较低的。

工作了半年以后，我受邀去卡塔尔参加一个学术会议。那次旅程让我重新燃起了对学术的兴趣。会议结束后，我开始给高校投简历，有教职也有博士后。没想到赶上2020年疫情爆发，很多学校的基金缩减，岗位被砍美国博士毕业照，我的申请也石沉大海。

再后来我的英国签证过期了，我只能在疫情的混乱中匆忙回国，一边给同一家策展公司远程打工，一边继续申请，继续海投。美国、葡萄牙、英国、德国、瑞典、阿联酋、新加坡、土耳其……能投的国家我都投了。

在我参加闺蜜的婚礼、做伴娘的前一晚，我还在投简历。我面临的竞争非常激烈——同年从牛津毕业的博士就有二三十个，更别说其它学校的。相比之下，全球招的考古教职坑位又有多少呢？

博士毕业就能找到教职基本是不可能的。我常跟同行或闺蜜吐槽，我们社会是不是产出了太多像我们这样没用的文科博士？产能过剩了？

工作半年后，Cindy去卡塔尔参加学术会议。

到2021年初，我收到了3个博士后的录取通知书。经过漫长的折腾和等待后，我已经很满足了。但缓过神来一想，我对学术的道路再次望而却步了——因为博士后的合同都非常短，就一到两年，感觉是从一个炉子到另一个炉子里继续炖，最终还是要等教职的坑位。

博士后的年薪也不高，牛津剑桥也不过一年2-3万英镑，国内的知名高校也差不多。

读书的时候。我对钱不太关心，工作了以后才发现，成年人经常要为了钱点头哈腰，摆低姿态。前几天我约的一个客户放我鸽子，我一个人在咖啡馆傻傻等了3个小时，但有什么办法呢？

我希望疫情早点过去，看看有没有在中东的教职，毕竟那边待遇好，和我的研究又对口，科研的压力也没有欧美高校那么大。

现阶段继续做社畜吧，等待更好的选择出现。

“非升即走”背后：凌晨两三点才下班

讲述人：一鸣，清北文科博士。

“职业发展重要，但我的快乐也很重要。”

2021年的春节又逢情人节，我却在办公室整晚整晚地写论文，写困了就睡一会儿。

因为疫情封校了，反正哪也去不了，就索性和同学们一起在办公室过节。

2021年春节封校期间，一鸣和同学在办公室进行火锅趴。

2021年，是我读博的最后一年，一边忍受博士论文带来的痛苦和崩溃，一边和室友追今夏很火的一档选秀节目。节目更新都在凌晨，我们写论文就到凌晨两三点。节目结束了，我的论文也写完了。

外人看来，顶着清华、北大的博士头衔，找什么工作不是信手拈来？但等到求职的时候，就会发现，竞争远比想得要激烈得多，有些我一开始看不上的工作，一去面试才发现都是北大、清华、人大的博士。

听说北京某高校招1个辅导员，最后去了50多个博士——一点都不危言耸听，在北京，竞争就是这么激烈。

好在我留京的意愿不算强烈。其实我最早考虑的是选调，如果有离家近的岗位，能回到南方老家其实很不错，可惜今年老家没有岗位。我剩下两个选择，要么留京，要么去外地。

今年毕业的同学，大多选择了回家乡选调，有几个回地方高校，坚持留北京的很少。北京普通高校或研究机构，年薪差不多在13-15万之间，南方的待遇普遍更好，而且房价相对也低。

面试了一些学校之后，我收到了一些录用通知，有北京的，也有外地的。其中一所在南方不算太知名的学校，压力小，待遇也不错。我有点心动，但也纠结，找了很多人聊。

不想写论文的时候，一鸣就做手工换换脑子。

如果让我的硕士导师选，他一定会说，一切以学术为重，年轻人现在给自己留后路，以后就没路可走了。导师是那种会为了学术贡献全部的人，有学术理想也有社会理想，就是没有自己生活，全年无休的那种。

我也很佩服他，但我做不到像他一样。

我们学校的老师，很多也是凌晨两三点才下班——现在高校实行“非升即走”的制度，越是知名的学校，学术和教研的压力越大。我的一个女性朋友，也是名校博士，毕业后如愿拿到了一所知名高校的教职，但三年后就被辞退了。

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第一年她恋爱了，第二年结婚了，第三年生孩子了。三年干完这三件大事，肯定没时间保持论文发表的量，也很难顾及教研工作，要留下来是很困难的。

我不想这样生活，不想每天起床一睁眼，就要操心今天要发多少论文，有的论文好像也不是非写不可，也不是很重大的发现，人像一部机器一样去追逐这些指标，真的有意义吗？

我也想有周末，有时间去散步，运动，到处去看看。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情，比如游泳、跳舞，能过上正常的生活，再去学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自卑，有次参加完校庆晚会，我就觉得大家都好有理想和抱负，看到优秀的校友都在努力奋斗，自己是不是应该更努力一些。

2021年春节，一鸣和舍友亲手写了对联，愿毕业季顺利。

临到了毕业关头，论文不太顺利，这对我已经有眉目的工作安排造成了影响。此前沟通过的北京单位都不愿意等，或者要想很多办法折腾才能入职。但南方的那所学校说，他们愿意等我。正因为这个小插曲，我好像没有了一定要留在北京的念头，更愿意顺其自然，所以决定去南方高校工作。

我其实心里挺温暖的，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缘分？到了这个年纪，我越来越相信“顺其自然”这个说法。

选择了这所学校之后，很多人问我，“你清北的，为什么来这个学校，为什么不去XX大学（一所同省更知名的大学）？” 我说，快乐更重要，很多东西想明白了就不会去卷了。

比如，要不要为了孩子的教育留在北京？专业深耕了十余年，看问题都习惯用一种解构的视角，对尚未到来的问题不会有很强烈的焦虑。我觉得，北京的教育资源其实也很集中，竞争激烈，留在这里未必是一个省心的选择。

今年元旦，我许下的愿望是：坚持自己所爱。希望我在离开北京之后，依旧能遵从自己的内心去生活。

等了我两年，他决定放弃了

讲述人：Amber英国G5院校留学，历史学博士，已婚。

“我只想好好搞学术，但现实迫使我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做选择。”

6月12号，接到我老公电话的那天晚上，我已坐在香港的宿舍里投了整整一个月简历了。这一个月里，我每点击一次邮件“发送”，就觉得多了一份希望，过了几天没回音又很丧，整个人在情绪的两极来回跳动。

所以当老公在电话里跟我说，“如果你找不到在苏州的工作，我们就离婚吧，我想稳定下来了”。我眼泪一下就飚出来了，我没想到一路支持我读博的他，也会有这种想法。

我和老公是大学校友，性格也很互补，虽然中间也有过分分合合，但我还在是在25岁那年嫁给了他。

从小到大，我的升学过程都很顺利，本科在一所985大学的历史系，之后免试读研，毕业后稀里糊涂留在了导师的研究所工作。接着又申请到了香港的博士。我和老公约定，读完书就到一个城市工作，结束异地状态。

在香港读书期间，Amber和朋友去看中国古代地图展览。

我本以为，凭借自己的博士头衔和研究成果，在就业市场上一定有竞争力，但我还是低估了“找到一份有编制的教职”的难度。

从5月份开始，我就在网上找来一份大学排行榜，筛选了在江苏、上海和浙江排名前30的高校，一个个网站去看信息、投简历。这三个省投完，过了很久都没有回音，我就扩大范围，找了全国的211列表，一个个投，越投心里越犯嘀咕。

我记得刚去香港上学时，和我一样从内地来的同学常说的一句话是，“早点毕业回去占编制”。直到现在，我才回味出这句话里包含的无奈、焦虑和残酷。

老公常打电话宽慰我，跟我分享朋友们的求职经历，但他的安慰不能化解我的焦虑。我们结婚后一直异地，中间又经历了新冠疫情，连续两年都没能回去过春节，心里挺压抑的。

关于回家团聚这个话题，我们有时说上两三句，就会隔着电话吵起来。

简历投累了，Amber就看看宿舍窗外的景色。

后来内地的一所二本学校联系了我，没有面试，就让我毕业后和老公一起过去考察一下，并承诺了优渥的安家费。但我想了很久，还是想再找找，我确实不甘心这么快就放弃自己在学术上的野心。

我今年31岁了，当初和丈夫结婚时，他说过想要两个孩子，一男一女，我以为他在开玩笑，没有在意。直到那天晚上，他和两个同事喝了点酒，看着同事们都有二胎了，他也在电话里再一次说想要孩子。

我半开玩笑地问：“那没有孩子的话，你要换个老婆吗？”

他说：“有过这样的想法。”

Amber常会去爬宿舍附近的小山，坐在山边上尽量向远眺望。

挂了电话之后，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家庭和事业我都不想放弃，但老公的话不停在我脑子里重放。反正也睡不着觉，我就把找工作的焦虑和困惑一股脑儿地都发在了社交媒体上。

没想到反响很强烈，我手机上的提示框不停地弹出来，有人提供求职窍门，也有人在帖子下面劝我尽早离婚。

其实我没有真的考虑离婚，第二天，老公打来电话向我道歉，不再抗拒我接其它城市工作的offer。

可是几个星期后，老公再次打来电话，他决定和我离婚了。

相比于第一次听到“离婚”二字的震惊，现在我对他只有失望了。没想到临近博士毕业，我的生活会突然像电视剧一样狗血。但我没有时间悲伤，毕业答辩在即，接下来还有许多事情要准备，我只能一路向前。

“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过时了”

讲述人：阿兰，名校法学博士

“一毕业就找到了北京高校的教职：差一点要放弃的时候，导师骂醒了我。”

我读博就是为了去高校当老师，这是我从小的理想。大家想象中，高校老师的工作是很清闲的，受人尊敬，假期也多。

我读博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很厉害的导师，也一直鼓励我做学术，我就更加坚定了进高校的理想，但到了博士第三年、第四年的时候我真的想过要放弃，去考公务员算了。那段时间我写论文进入了瓶颈期，心态可以说是炸裂的，因为太辛苦了，一边要写论文，一边还要担心找不到教职，压力很大。

在最低谷的时候老师带我出去吃了一顿饭。说是吃饭其实我一口都没吃，全程就是挨批。虽然我的导师一直都以批评教育为主，从来不会夸人，但那天他真的是骂狠了，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被老师这么骂过。但我也被骂醒了，我觉得导师说得对，既然干了就要踏踏实实，不能有杂念。

博士毕业以后，我顺利找到了北京一所知名高校的教职，但是并没有很开心。因为学校虽然知名，但不是专业领域内顶级的学校，导师觉得我还可以更努力一些，再去读个博士后，争取去更好的学校。知道老师的不满意后，我很难过，也很纠结，那段时间我一直抱着我的丈夫哭。

进那些顶尖的学校当然好，但真的是灭绝人性的累，基本没有一天可以休息，我的老师就是大年三十还在干活，大年初一休息一天，初二继续回来工作。

阿兰找工作时压力很大，常在校园的银杏林里闲逛。

我老公很心疼我，他安慰我说，适合的才是最好的，不必盲目追求顶尖。最后，我还是接受了这个工作机会。

忙完毕业的我马上就投入了工作，生活重心从写论文变成了备课加写论文，周末还要参加一些学术会议。今年本来要搬家，但因为工作不得不反复搁置。

虽然忙，但我觉得很充实，其实我挺喜欢看着学生在自己的指导下慢慢成长起来。经历这个过程，我感觉找工作得看机缘：我毕业时正好遇到了这个研究方向对口的“坑位”，可能我学弟学妹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很多人毕业时没有出现对口的坑，只能离开北京。

读博前的假期，酷爱探险的阿兰和老公在土耳其小镇看日落。

可话说回来，离开北京也不一定就是坏事。北京的高校虽然平台好，但待遇真的差。如今，我的工资只够在北京租房，好在我经济上有老公的支持。

吃饭是很现实的问题，生活得过，房子得买，不然学术真是富人才有资格玩的游戏。以前说”知识改变命运”，但这句话好像过时了——如果光谈收入的话，还是别来做老师了。

权衡再三，我向一所专科学校投了简历

@陈可：郑大理科博士

“上海北京闯荡过，回家读博最舒心”

研究生毕业后，要不要继续读博？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久。

我本科在上海一所二本院校学习环境工程，也就是大家常调侃的“四大天坑”专业之一。后来考研到了北京中科院的一个研究所，继续做水环境相关的研究。

2015年，我顺利留在所里工作，最常做的就是湖泊水库的环境评测报告。虽然这个单位在外人看来很光鲜，但我自己一直在纠结要不要放弃工作，为考博士背水一战。

我当时住在北五环外，和7个同事住在一套两室一厅的集体宿舍，每间屋子有两个上下铺，工作不算忙，但生活熬人，看不到希望。

那时候，我每月只有三千多块的工资，而宿舍周边的房价已经涨到每平5.5万。有一天，一个刚认识的同事向我借钱凑婚房的首付，看着她，我再一次感受到在北京立足的难度。

如果不是举全家之力付首付，我可能一辈子都要在北京跟别人合租，一想到这里，我心里就很不舒服，这不是我要的生活。

陈可在北京跨专业考博时的复习书。

我家在开封，决定考博士时，我把目标锁定在了离家比较近的郑州大学，河南省内唯一一所211院校。因为我是跨专业考博，要考的一门数理统计我从来没学过，我下班就坐在办公室里看参考书，听公开课，每天起码要复习4-5小时才回宿舍。

河南的教育系统是典型的学生多，坑位少，竞争激烈。即便是普通二本院校在招聘时也会摆出一系列条件：本硕博学历如何、发了多少SCI、SCI是几区的、是否有海外留学背景、海外留学的学校排名如何……

读博时，我做的是独立课题，不仅没有人能帮助，还缺乏资金，可偏偏我的实验需要买很多试剂，有时导师也会因为实验室的开销问题念叨我。

早听闻博士毕业论文的盲审很严格，所以我并不想在实验上敷衍。记得有一次做实验，用了很多酸性试剂，挥发性很强，虽然带了防护手套，但实验结束时，我的整个手还是蜕了一层皮，想想也有点心酸。

因长期接触化学试剂，陈可双手总是蜕皮。

其实工资待遇对我而言，是很重要的一个考虑因素。

毕业时，导师对我的期望很高，他希望我能找一个更好的院校读博士后。但是，说实话郑大的学历和清北这种学校比起来还是吃亏的。我咨询了很多学长学姐的毕业去向，发现留在河南省内高校当老师，工资到手其实也就四五千，也许平台好一点，但是待遇和我四年前在北京工作时差别不大。

一番权衡之后，我在5月份给一所开封的专科学校投了简历，一周之内就收到了他们的offer，工资待遇好一些，学校也承诺了科研启动经费。

前两天，郑州出现了难得一见的晴天，大朵大朵白云挂在天边。

我在家修改新的论文的时候，收到了新学校给我发来的入职表格。我记得小时候老师让我们写自己的梦想，我写的是当老师。

如今兜兜转转，这个梦想就要实现了。

关注学术桥，关注科研人员发展

美国每年博士毕业人数，Nature：全球博士生数量锐减，钱少、事多、前途迷茫

过去几年，一些国家的博士项目申请人数出现下滑，有专家警告称，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

从澳大利亚、日本到巴西和英国，高昂的生活成本、微薄的助学金以及毕业后有限的就业前景，正在阻碍人们攻读博士学位。

据经合组织（OECD）巴黎总部项目负责人斯拉里科表示，这些下降的数据应该「敲响警钟」。

「这表明我们需要改革（博士生的）工作条件，并考虑多样化的职业选择——否则，我们将面临人才流失的风险，最终将拖慢科学进步的步伐。」，他说。

2023年，澳大利亚大学和澳大利亚研究生院理事会（ACGR）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月），尽管该国人口同期增长超过7%，但2018年至2023年间，澳大利亚国内博士生入学人数却减少了8%。

博士的窘境

在许多国家，阻碍学生攻读博士学位的一个最大因素是高昂的生活成本，这与他们获得的报酬不成比例。

在美国，有些博士甚至还在为食物不足发愁！

网站文章称，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的社会流行病学专业四年级博士生Cruz表示，要在波士顿这座生活成本为每年62500美元的城市中养活自己显得有点捉襟见肘。

她在全职写论文之外，还给一位教职科研人员的同事做每周20个小时的研究员，并通过教学来补充她37000美元的津贴（哈佛大学于2024年7月将博士生津贴提高到至少50000 美元） 。

她在折扣农贸市场购物，在那里花10美元就能买到一周的农产品，还与另外两个人合租以尽量减少住房成本。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校园食品储藏室为没钱购买食物的学生提供帮助

2024年2月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哈佛大学的粮食不足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传闻。

由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办公室委托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在参与回复的1287名博士生和458名博士后中，分别有17%和13%的人曾经历过粮食不足——这一数字与美国人口中经历过粮食不足的比例（13%）持平，甚至还有些许超过。

受访博士们表示，他们不得不跳过正餐、减少份量、或者吃营养价值很低的食物。

有些人还报告说，他们因没有足够的食物而感到焦虑。粮食不足往往还与受访者因难以支付房租或抵押贷款而面临住房风险有关。

一项针对161所英国大学的尚未发表的研究发现，食品不足已经「超乎寻常」。

领导这项研究的纽卡斯特诺森比亚大学健康生活实验室（ Lab）的负责人表示，有20%的博士生受到粮食不足的影响，「这远远高于英国人口中的平均水平（6-10%)」。

在澳大利亚，博士生平均津贴约为32,000澳元（20,000美元）。「这远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位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澳大利亚研究生研究委员会（ACGR）主席 说。

补充说，尽管这笔津贴对于单身人士来说略高于贫困线，但澳大利亚博士生的平均年龄在三十多岁——通常具有在不同行业工作的经验——并且有家庭和其他责任。

经济上的不安全感也是日本博士生的主要担忧之一，自21世纪初以来，日本的博士生数量一直在下降。2023年，日本国内博士生入学人数为15,014人，而2003年的峰值为18,232人。

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日本文部科学省（MEXT）去年宣布计划为博士生提供额外资助。

在巴西，人们也对研究生教育失去了兴趣。

去年，巴西联邦研究生教育支持与评估机构（CAPES）发布了一份报告，显示2022年该国国内博士新生入学人数为近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CAPES主席 Pires de 表示，新冠疫情是一个因素，但这并不是人数下降的唯一原因。

他说，巴西的经济危机，以及政府不愿增加对科学和技术的资助，也是主要原因。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2023年，巴西政府将硕士和博士生的助学金金额提高了40%——这是十年来的首次增长。这一变化使得同年入学人数略有增加。

在加拿大，虽然博士生数量尚未下降，但过去几年里，为博士生提供足够维持生计的「生活工资」呼声一直很高，位于哈利法克斯的加拿大研究生研究协会候任主席Adam Sarty说。

去年，加拿大政府响应了这一需求，二十多年来首次提高了研究生奖学金。这是一改变很受欢迎，但Sarty指出，这些助学金只提供给最优秀的学生——还需要额外的改变，以便为更多学生提供经济保障。

但是，由于2024年实施的国际学生上限政策，导致MBA等专业型研究生项目的入学人数下降QS200名校留学，许多加拿大的大学正面临财政压力。

近年来，英国等国家也出台了类似的规定——这引发了人们的担忧，质疑大学是否有能力支持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研究人员。

科研经费削减

不久前美国每年博士毕业人数，Nature：全球博士生数量锐减，钱少、事多、前途迷茫，特朗普政府宣布，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间接经费削减到15%，这对于一个预算超400亿美元的庞大机构，影响巨大。

同日，根据杂志报道，白宫为美国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提出的预算数字为30亿美元，而相比之下，该机构目前的预算是91亿美元，削减了几乎2/3。

根据杂志的报道：NSF预算的削减几乎肯定会降低研究人员获得NSF资助的机会。一位美国高等教育游说者评论道：「如果成功率下降到 10%，那为什么还要申请呢……如果研究人员无法在美国获得资助，他们可能会决定离开美国。」

这一次，马斯克所在的政府效率部（DOGE）的大刀也砍向了科研界。

早在1月28日，杂志就以「特朗普团队宣布冻结联邦拨款，美国科学界陷入混乱」为题报道了美国经费冻结与取消的事件。尽管问题看似已解决，但随后越来越多来自各领域的科学家开始报告，自己的科研经费被冻结，而解冻的时间却遥不可及。

根据「」杂志的报道美国每年博士毕业人数，超过100名依赖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资助的博士后研究员被拒绝继续获得薪资，他们面临着生计困难。

这些博士后依然为如何支付食物、房租和信用卡账单感到焦虑。

就业不稳定

博士生入学人数的下降是人们远离学术界这一更广泛趋势的一部分。

2021年，和她在经合组织(OECD)的团队发现，许多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资助者和研究人员认为，即使在入学人数没有下降的地方，由于学术界职业的不稳定性日益增加，也很难将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研究生项目中。

「这不仅仅是数量的问题，还关系到你能吸引到的人才的质量」，说。

在中国等世界的一些地区，博士学位持有者的数量一直在增长——以至于博士学位持有者的工作岗位数量正在减少，特别是在学术界，香港大学高等教育政策与实践研究员Hugo Horta说。

一些国家正在通过旨在为博士生提供求职技能的项目来解决这一问题。例如，在日本，文部科学省去年春天宣布计划推出长期带薪实习项目，帮助博士毕业生多样化就业选择。

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公众对拥有博士学位究竟意味着什么存在着误解。

「有一种误解认为，我们正在把那些想永远做学生的年轻人，放在象牙塔里，让他们研究与我们的社会福祉无关的深奥问题」说，「没有什么比这更远离事实的了。」

表示，在澳大利亚，博士学位持有者经常担任领导角色，例如在政府等部门。

就业建议

在一篇其网站文章中给了博士生们三条工作建议：主动出击；针对不同的工作，准备不同的自我介绍以及多用主动句。

X上一位的一位专门指导博士生就业的招聘经理 Ruba也给了博士生们一些找工作建议：

博士生数量下滑、人才流失的警钟已经敲响。

这不仅仅是个人职业选择的问题，更是关乎一个国家、乃至全人类科学进步的重大挑战。

尤其在当前，全球面临气候变化、能源危机等多重压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科研突破。

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对博士生的支持力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各国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以及社会各界都应积极行动起来，为博士生创造更好的学习、生活和工作环境，提供更多元化的职业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