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鸢》，葛亮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10月版，45.00元。

葛亮

作家。1978年生于南京，现居香港，任教于高校。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著有小说《朱雀》、《七声》、《谜鸦》等。曾获首届香港书奖、香港艺术发展奖、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台湾梁实秋文学奖等奖项。

作为华语文坛颇受注目的新生代作家，葛亮近年风头正盛。从2009年问世的长篇小说《朱雀》，到今年的《北鸢》，葛亮的“中国三部曲”已行进到第二部。

关于葛亮的家世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太舅公陈独秀，祖父书画家葛康俞，叔公邓稼先……这些家族成员，给他贴上了一个“文坛贵二代”的标签，即使葛亮曾说，自己并不介意别人对家世背景比对作品先感兴趣，但抛开这些，他的创作散发的浓厚古典气息、展现的气派也是同辈作家中少见的成熟。

《北鸢》是葛亮首次对祖辈身世的追溯，对家族故事的叙写。小说历史跨度由上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末。以细致工笔，再现民国“清明上河图”。比起《朱雀》，《北鸢》仍充满传奇色彩，但更添家族情怀。

在《北鸢》简体中文版面世之际，南都记者采访了葛亮。

专访

南都：《北鸢》和《朱雀》都涉及家族书写，这种内部的视角与我们所认识到的历史轮廓有何不同？

葛亮：《北鸢》和《朱雀》写的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中大的迭转、动荡时期，在时代开合背景下，个体与时代关联和自处的方式，对一些已经盖棺定论的人物，用日常的角度呈现，我从家庭内部，从我个人的体认去看待他们选择的初衷。

历史人物的很多选择，在我们现在看来，因为历史的线性太容易被打上标签，我们表述历史时，这种“非此即彼”的方式由来已久，所谓的“大历史”如美丽的行道树一般，往往被修剪得非常漂亮，我们以往认为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但实际上，历史有各种各样的演进方式，有时候它会后退，会停滞，或会以一种舒缓的方式前进。我想表达的是历史中不为我们所控制的、偶然的部分。有些行道树长开了岔、不漂亮，但那才是一棵植物，甚而是历史的原貌。

“我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在场者”

南都：《北鸢》里的石玉璞，原型据说是你外祖父的姨夫褚玉璞？

葛亮：褚玉璞当时任职直隶省长和天津军务督办，这个人物，民国时期鸳鸯蝴蝶派作家秦瘦鸥也写过，但当时对他的定性比较片面，是一个脸谱化的军阀形象。大家知道鸳鸯蝴蝶派的作品有自己固定的书写模式，描写他的风月往事和晚景惨淡，似乎每个环节都迎合我们对军阀的成见。在我的书写里，并没有寄希望于为他翻案QS200名校留学，而是从家族内部去表现，对他的不是历史性的表达，而是当作一个常人来写，他和历史之间的迎合可能是一个非常偶然的因素，一个小小的推动，最终塑成了历史轮廓和影像。

当时军阀混战时期，是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局面，石玉璞曾经有一个部下叫柳珍年(原型刘珍年)，这个人物当时因为和石玉璞在军政观念上不和，被石玉璞扫地出门，但他后来因为善于整合自己的实力范围和军事资源，雄踞一方，号称“胶东王”，对石玉璞的政治势力造成威胁。在石玉璞感到非常落寞和惶恐之时，他的太太，也就是我外祖父的姨母对石玉璞说：“你造出了这个时势，就莫怪时势造出了他这个英雄。”

我们总在一种固化思维里探讨到底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实际上两者在民国那个时代是相辅相成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想写民国，民国给我们非常多元化的对历史的表现立场和空间。当时的整个社会格局，没有现在这么格式化，每个人都有表述、调整自己的机会，个体和历史之间也表现出介于主动、被动之间的辩证关联。

南都：同时你还写到“寓公”这个群体，这个阶层和你所表现的历史题材是什么关系？

葛亮：“寓公”这个阶层很有意思。天津在民国初年被叫做北京的政治后院，这本书写的是从1926年到1947年，近乎于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历史，没有很长也没有很短，在这20多年里我们看到中国经历了最为跌宕的洗礼，很多时代的分野都在这里面完成，很多在中国历史上权倾朝野、纵横捭阖的人物经历人生的巨变，可能今天我还在权力的潮头，突然你就巨落了，这是中国政治洗牌最为频密的一段时期。于是，我很关心一个事情，这些人，当他们下野之后，他们去了哪里？

所以，在天津租界“五大道”地区出现了“寓公”这个阶层，它的成员非常复杂，有前清的王公贵胄，有下野的总统、总理、省长。你可以讲它是一种“躲”，但躲的方式不同，有的人躲是为了伺机东山再起，有的人就躲了一辈子。不管怎样，它实际上讲的就是两个字———甘心。有人甘心，有人不甘心，但最后都了此一生。

南都：你对民国时期各个阶层的描写，是近乎工笔的勾勒，想必是做了不少案头工作？

葛亮：这本书我写了七年，三十多万字的小说，笔记一百多万字。我称之为“格物”。建构历史是靠想象还是对史实的忠诚再现？其实都不是，我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在场者，这种“格物”令我可以比较自然地进入到在场者的角色。一方面我需要查找非常多的文献，另一方面我也要依靠对我长辈的交流、访问。

“希望它有非虚构的轮廓”

南都：有人会好奇，为什么在你现在这个年纪写这部作品？

葛亮：我自己也会觉得，最初动笔的时候是希望经过再多十年以上的沉淀和历练再去触碰它。但相对于其他时代，我对民国更感兴趣。就像《北鸢》腰封上说的：“这是一个自信、自由和不拘一格的时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被规约了的，在我表达民国的时候，我自己觉得非常快乐，虽然要做更多案头工作，但这是相当幸福的，每当我发现某个细节令我可以真正地、非常直观地触摸那个时代，那种感觉让一个写作者无比幸福。这本书的工作量、投入的精力十分大，但是我从未在任何一个时间节点上感到过疲累，从来没有过，甚至相对我在大学里的本职工作，它是一个调适。

南都：据说一开始编辑让你写一部非虚构作品，后来又选择了小说的形式？

葛亮：当时我祖父的一个编辑希望我以后代的、比较有温度的视角表现这些人物，从祖父的一生，投射近现代文化史上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他也寄了一些这样的作品给我，比方说像陈寅恪女儿们写的《也同欢乐也同愁》。但后来我还是将写作计划做了调整，改成小说，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当年与我的祖父有非常深入交往的朋友，像王世襄、范用先生都在这几年里走了，还有国立杭州艺专的同窗、师长辈的比如林风眠、李可染、艾青、吴冠中先生也都不在了，变成说，我会有种时间上的紧迫感，我必须现在写，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抢救，我必须用一部作品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细节化、还原这一代人他们的自处、以及与时代之间的相处状态。

我是一个小说家，虚构是我的本分，但一旦涉及到历史因由，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有着非常微妙的合作关系。我的虚构不可以是无源之水，我需要对我的读者负责，即使在表现虚构题材，我也希望它有一个非虚构的轮廓。怎样进入到人物的内心，需要非虚构的“砖瓦”来建造那个时代的整体，那个时代有关个体生存的因由，依赖于我对史实的查考。

我没有选择非虚构的方式。在新历史主义的视野下，“历史就是叙述”，都是在讲故事，故事就是(虚构)，在我对历史没有信心百分百充分肯定的情况下，我仍然秉持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本分。

“我很尊重先锋文学”

南都：有人说，你是今天年轻作家中的“新古典主义”，你怎么看待这个评价？

葛亮：首先是怎么界定“新古典”，它有古典的一面，也有新的一面。新的是题材在当下如何呈现，是一种观念、立场和技巧，而古典是情怀。我们每个人在生活里，总是希望心灵能得以非常温柔地着陆，这个着陆是一种回归，就像回家那一刹那的感觉、你看到一位故人的感觉，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希望我的作品可以给大家这种体验。

“我们今天如何在这个时代自处？”之前有位出版人跟我交流过，当时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个时代太快了，你却在写一种慢的东西；这个时代太新了，你的小说却把时代往旧里写。”我并不是在和今天的节奏和立场对抗，我只希望它提供审视世界的另一个方式。

南都：但你的第一部小说《谜鸦》非常具有实验性，和今天的作品很不一样。

葛亮：《谜鸦》现在看来形式大于内容，虽然好看但玩儿的成分太多了。写《朱雀》的时候我也还年轻，形式的、技巧性的东西更多。到了《北鸢》，我希望所有东西都能沉淀下来，表现出来的是更自然、更大的历史因果，我希望把自己藏在这本书的后面。这种隐身对我很有意义，让我时常有一刹那的错觉，我仿佛是那个时代的人，我觉得历史是我的藏身之处。

南都：你对先锋文学是怎样的态度？

葛亮：我很尊重先锋文学，在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出现可以说是不啻惊雷吧，从早期比较单纯的对西方的模仿，到后来推动整个中国文学的格局。但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当时先锋文学潮流里，担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作家，后来都会回归到古典叙事，比方说苏童，余华，叶兆言……

南都：但是对于这种回归有不同的看法，有人会认为这是作家的投降、妥协，是出于市场的不买账。

葛亮：我觉得这不完全是妥协，最终都在于作家的个人审美。余华在先锋时代的凌烈，对暴力的痴迷，对于形式的重视，和他触及的题材是相辅相成的，当他选择《活着》这种题材的时候，我们还是发现了先锋的痕迹，但先锋的形式明显已经不足以表达了。回归不一定就是对市场、批评界的妥协，作家需要寻找当下最适合的表达方式，我也在寻找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葛亮：历史是我的藏身之处，我没办法以一种凌烈、尖锐的姿态表达我想表达的民国，那不是我对于那个时代的审美界定。

本版撰文：记者朱蓉婷实习生 胡文曦

香港大学中文博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将招收首批博士研究生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刚文 摄

中新网深圳12月16日电 (郑小红 马明霞)记者16日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获悉，该校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已启动香港大学中文博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将招收首批博士研究生，首届博士研究生将于2016年入学。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是一所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按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设立，传承香港中文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学术体系的大学。致力创建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一流研究型大学，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中华传统和社会担当的创新型高层次人才。该校从2014年开始招收本科生，2015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

博士学位教育QS100名校留学，是其发展的重要的一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博士及硕士学位教育，将依据香港中文大学相关课程框架，采用严格的招生制度及学术标准香港大学中文博士，由香港中文大学教务会审批并监督。满足毕业要求的研究生，将获授香港中文大学博士或硕士学位。

据悉，在充分考虑珠三角乃至国家经济建设对高素质研究型人才需求的背景下，结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自身优势专业，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将在2016年开始招收计算机与信息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Ph.D)，计划在未来五年将陆续在经济管理、统计学、翻译、金融、能源材料、电子、设计与制造等领域招收博士生(Ph.D)。

此外，继金融工程、翻译、同声传译三个已开办的硕士专业之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于2016年还将招收计算机与信息工程硕士(MPhil)、金融学理学硕士(MSc)等专业，并将于未来几年陆续设立数据科学、会计学、能源科学与工程学、经济学、基因与生物信息学、全球研究学、城市研究学等专业硕士研究生。(完)

香港大学博士生专业，HKU-香港大学化学系招收全奖博士生和博士后（2019秋）

香港大学化学系刘俊治博士课题组招收全奖博士生 3 名（2019秋）和 2 名博士后

课题组简介：

刘俊治博士于2008年获得材料化学学士学位，并于2011年获得材料学硕士学位，同年7月加入德国马普高分子研究所Prof. Klaus Müllen组攻读博士学位。在博士期间，致力于共轭pi-分子和聚合物的设计与合成，以及调控它们的光电性质。在新型边缘结构的石墨烯纳米带和纳米石墨烯的合成、衍生功能化、及其相关性能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于2016年1月获得博士学位。2015年7月至2017年6月，在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和德累斯顿德电子技术推动研究中心（德国国家精英集群中心）从事博士后工作，合作导师为Prof. Feng。自2017年7月起，担任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分子功能材料课题组长( Group )QS200名校留学，致力于结构精确的碳纳米材料的合成，以及它们在有机电子学中的应用。在过去三年中，代表性论文分别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J. Am. Chem.Soc. (7篇)，Angew. Chem. Int. Ed. (3篇)，Adv. Mater. (1篇)，Chem. Sci. (1篇)，Org. Lett. (1篇)等，世界专利1篇，书籍1章，在国际会议上发表8次口头/邀请报告。刘俊治博士于2017年荣获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国际青年化学家奖（ Award)，2015年度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2011-2014年欧盟玛丽居里（Marie-Curie）奖学金，2009年帝斯曼（DSM）奖学金。刘俊治博士将于2019年8月开始在香港大学化学系（并依托合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展独立研究工作，欢迎有兴趣的同学加入。

招生要求：

（1）品行端正，对工作认真负责，对科学研究具有浓厚的兴趣，具备良好的科研素养和动手能力香港大学博士生专业，具有较强的团队精神和协作能力。

（2）专业要求：有机化学、高分子化学或有机功能材料相关专业香港大学博士生专业，HKU-香港大学化学系招收全奖博士生和博士后（2019秋），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基础。具体研究方向请参见课题组网站:

（3）英语要求：达到香港大学研究生院规定的基本要求，并具备良好的听、说、读、写能力。

待遇：博士生: 16,500港币/月, 博后: 22,000-30,000港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