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水土保持的启蒙者－罗德民

罗德民（ Clay ），美国著名林学家，水土保持专家，曾任美国农业部水土保持局助理、局长。1988年7月1日出生于北卡莱罗纳州的，1974年5月6日逝世。1929年毕业于加里佛尼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

一、罗德民与我们的水土保持

1922年—1927年间受聘南京金陵大学任森林系任教授，期间参加了国际救灾计划的工作。

他在了解1920—1921年河南灾荒成因时，黄河下游的泥沙淤积和灾害给他留下了终身难以磨灭的印象，决定亲自调查来自上游的土壤侵蚀，弄清黄河河道严重淤积的原因。

1924和1925两年暑假带领李德毅、任承统、蒋英、沈学礼等金陵大学森林系的部分师生来到山西中西部黄河的第二大支流——汾河，及其发源管涔山、芦芽山，流经的宁武、方山，沁河源头的沁源，汾河中部的绵山地区考察。撰写《山西森林滥伐和斜坡侵蚀》、《山西土地利用的变迁》等的论文。罗德民的文章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指出盲目的开垦，滥伐森林，导致地表失去保护，造成地表土壤严重侵蚀，大量的耕种表土冲入河道，导致河流淤塞，河床提高洪流泛滥，平原地区土地、房屋被淹。由于表土的流失，新开垦的土地也很快在数年之内丧失了生产力。通过比较当地寺庙周围等森林植被保持良好的斜坡与植被被破坏而改造成耕地的斜坡土壤侵蚀，得出了耕作地段的土壤侵蚀是自然植被地段的数倍的数据，指出严重的水土流失使黄河变成“中国的悲哀”（China’s ）。提出应该设法恢复森林植被，进行水土保持以减轻自然灾害。

之后，罗德民在陕西省进行了调查，并发现了同样严重的土壤侵蚀和河道淤积的问题。1927年，罗德民又与有关部门合作，带领任承统等中国师生考察研究淮河流域冲塌及淤塞的原因。后来根据考察结果写下了“森林地面覆被物影响地面流量土层渗透及土坡冲刷之试验”，“淮河上游调查报告”等论著。

罗德民等人对山西黄河支流及淮河等地的调查报告和相关研究，不论是对当时在美的留学生还是国内的农林学术界认识水土流失后果的严重性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受罗德民等学者工作的影响，1930年，当时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了“堤防造林及限制倾斜地垦植办法”。

接着于1940年初，当时在黄河水利委员会内工作的一些科技人员，针对治黄工作提出了防止泥沙问题，同时成立了一个林垦设计委员会来推动以森林防止冲刷，保护农田，拦蓄水源改进水利的工作。当时任林垦设计委员会总干事和常委的就是水土保持学者任承统。同年8月，林垦设计委员会改名为水土保持委员会。从此“水土保持”作为一个近代专用术语被正式加以使用。同年10月任承统筹建了我国国内第一个水土保持试验机构，即该委员会所属的陇南水土保持试验区。

1941年7月，在当时的农林部林业司司长、林学家李顺卿的主持下美国藤校留学，中央林业实验研究所成立，所长韩安和一些同事在水土保持方面做了不少很有意义的工作，1945年奉命筹办重庆歌乐山水土保持示范场。

1942年，由于林学家的推动，农林部在甘肃的天水设立了水土保持实验区（天水水土保持试验站的前身），由傅焕光任主任，试验区面积130余hm2，包括沙滩、沙堆、坡地、溪沟等各种不同地形。先后进行过一些颇有成效的试验工作。包括保土植物实验与繁殖、坡田保土蓄水试验、径流小区试验、土壤渗漏测验、沟冲控制、柳篱掛淤示范和荒山造林试验等。

1942年，当时已经离开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任承统以农林部专员的身份在这里协助工作。在傅焕光的领导下，这里逐渐形成了我国早期的一支水土保持科研队伍。当时已经担任美国水土保持局局长助理的罗德民也曾到这个示范区指导工作美国 哲学 博士，天水水土保持实验区举办培训班。因罗德民有工作在身，不便在华久留，于1945年返回美国时，带着傅焕光和任承统到美国考察和学习水土保持工作。还特意推荐另一美国学者寿哈特（D. V. ）任中国农林部水土保持方面的顾问。寿哈特来华后，在我国的西南的贵州、云南和华南的两广等地做约半年时间的调查工作。后来在重庆建了个小型的水土保持示范区。发表过“美国水土保持之实施及在中国进行之方法”、“珠江流域之水土保持”等文章。

1945年，一批热心此道的学者在重庆的枣子岚垭召开了中国水土保持协会成立大会。在会上，凌道扬、李德毅、李顺卿、乔启明、任承统、陈鸣佑等十一人当选为理事，凌道扬被推选为理事长。从此，中国的水土保持事业翻开了新的一页。

罗德民还将1945年我国提出的水土保持一词介绍到美国，将美国的土壤保护学报（the of soil ）更名为水土保持学报（the soil and water ）至今。

罗德民带领的一批学者后来成国民政府及新中国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创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现代中国水土保持的启蒙者。对中东巴勒期坦、以色列等的水土保持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在美国是一位十分受人尊重的林学家和水土保持专家。我们不能忘记这位对中国水土保持做出贡献的美国人，他的名字是英文姓的音译，但却有深刻汉文化蕴味。（王治国编译）

二、罗德民与天水水土保持实验区

上世纪40年代的农林部天水水土保持实验区是在罗德民的一手帮助下创建的。1942年至1943年，罗德民第二次来华，正值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1943年4月，罗氏会同国民政府农林部与黄委会的科技人员，组成西北水土保持考察团，到陕西、甘肃、青海等省进行考察，起草了《西北水土保持考察报告》，指出水土流失的严重危害和防治水土流失的基本途径。这次考察期间，他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具体帮助筹建农林部天水水土保持实验区的工作上，包括实验区工作计划的拟定，试验场地的选择，试验项目的设计布设，购置仪器设备和征集有关资料和种苗的计划等。而且还培训了水土保持技术人员，组织了实验区的农民水土保持协会，普及了水土保持技术，做了大量的宣传组织工作。根据罗德民的建议，1943年，从美国运来一批仪器设备，在天水开展实验工作。他还建议农林部派遣科技人员去美国进修。他帮助建立了天水南山示范区，我国第一个大型坡地径流场—梁家坪流场美国 哲学 博士，从前，有个来自美国的哲学博士说了句“水土流失就是中国的悲哀”，然后我们的水土保持事业就开始了！，就设置于其中。

1944年，罗德民的同学、时任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赠天水水土保持实验区牧草种子92号、自记雨量记、自动流速仪（均为当时国内第一台）等。在罗德民回美国后，天水实验区基本上实施了他的计划，包括梯田沟洫、径流小区试验、坡地保土耕作试验、沟壑治理、河滩柳篱挂淤和保土植物的引种、育种、繁育等。从1943年到1957年的整整13年里，这里所开创的观测方法，所积累了宝贵资料，被沿用至今。为黄河流域开展水土保持科学研究，起了奠基作用。

罗德民先生于1974年5月6日因心脏病逝世，享年86岁。1983年，罗德民夫人依内兹·马克斯（）委托来华访问的美国科学代表团成员罗德民之女婿赫斯博士（），专程赠《罗德民回忆录》一书，由张心一转送天水站留作纪念，现存天水站档案室。（来源：赵立毅的博客）

美国博士通常几年，在美国读博士是怎样的体验？从UIUC到斯坦福，美国读书这几年，我的戎马岁月

题图：来自作者，摄于2016年4月的 UIUC。香槟的冬天寒冷而漫长，春天却总是如期而至，生机盎然。

小研说

关注小研的小伙伴，有不少是想直接申请美国博士研究生的，博士生活和硕士研究生可不太一样，今天咱们一起跟着作者去看看，在美国读博士是怎样的体验。

本文授权转载自：奴隶社会（ID：）

作者：边琳，浙江大学本科，UIUC（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心理学博士，现斯坦福博士后。爱学术爱生活的半文艺女青年，信奉 work hard, play hard。

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我在当时非常流行的校内网上写过一篇日记“一路走来，且行且珍惜”，简单地记录了自己的大学生活和申请美国心理学博士的过程。文章的结尾，我写道：“五年后，我又会是什么样子只能让五年后的自己来告诉我了。”

今年二月份我拿到博士学位，站在学生时代即将结束的节点，仿佛可以给几年前的自己讲讲故事了。

来到香槟，一切归零

2011年8月12日，是我到香槟的第一天。第二次踏上美国的土地，还依稀记着 2010 年在 UCLA 做科研时的种种美好，对博士生活充满了向往。可是没过多久，这份憧憬就被现实打破了。

作为美国最热门的学科之一，心理学大部分学生都是美国人，更确切地说是美国白人。而 UIUC 又是老牌心理学名校，汇集了大量的心理学顶尖教授和极其优秀的学生。

这一方面意味着我们能很快地融入美国社会并接触到最前沿的心理学研究，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们要面对很多未曾经历的挑战。除去用英语和他人交流，还要进行大量阅读和写作，并且学会用批判性思维思考问题等等。

记得我上的第一门课，美国学生们都在侃侃而谈，而我却还在绞尽脑汁想能问什么问题。第一次写的小论文，只得了 3.2/4.0 分，我羞愧地无地自容。上课上地郁郁寡欢，科研更是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同一届的加拿大女生科研顺风顺水，还有很多新的想法。反观我自己，很多心理学的最新理论都只知皮毛，手握着一个实验还从来没有显著的结果。有时候和导师见面，听着他唉声叹气我就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终于，这份压抑在我来到费城开第一个学术会议的时候爆发了。白天看着那么多在台上侃侃而谈的学生和教授，晚上再打开自己一塌糊涂的数据，我觉得我和它们是天和地的距离。我彻底崩溃了，在宾馆的走廊里嚎啕大哭。

那一刻，我知道我曾经引以为豪的所有的骄傲都没有了，一切彻底清零。

接受差距，拓宽领域

在消沉了一段时间后，我问自己到底想怎么样？是退学还是坚持？想到自己曾经那么渴望来美国读心理学，大学四年一直为之努力，后来放弃外推放弃保研放弃和家人朋友的近距离来到美利坚，就这么退缩了实在不甘心，那就再试试吧。

在费城崩溃之后，我从心里接受了和周围牛人的差距，这样我反而能带着一颗平常心向他们学习了。他们不再是我的参考系，比起关注自己和他们的差距，我更关注自己今天和昨天的变化。没有了对外比较，我能更自如地在课上提问题，也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自己的研究项目上。就这样，我第一次救赎了自己。

除了做好现有的研究，我还想多学一些实验方法多开几个实验项目，这样或许能减轻一些压力。第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我来到另一位教授 Renee 的办公室，我和她说想到她实验室学习婴儿实验 。提这个请求前，我已经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毕竟Renee 是发展心理学领域的泰斗级人物，何况她的实验室还有那么多学生。

可是没想到，她特别开心地同意了，她说 “I didn’t any new this year, so you will be my .”（所以今年你就是我的新学生了。）听到这句话，我差点激动地跳了起来，连说了好几句谢谢，然后她温柔地看着我说 “You made my day! ”（你给了我美好的一天！）到现在我都记得这句话，每每想起还是会像那天一样感动。

后来，我就开始在两个实验室干活了。虽然两个实验室都是实验性心理学，但是因为研究对象的差异，研究方法几乎完全不同，外加上要给本科生上课，自己还要上统计硕士学位的课，我的博士生活从第二年开始就变得非常忙碌。中午顾不上吃饭，晚上在办公室待到11点，一周六天半工作制是太经常的事。唯一的休息时间就是周五晚上和周六上午，通常这个时候，我都会好好睡一觉保证新的一周精力充沛。

是导师，而不仅仅是老板

虽然忙碌不堪，但是我非常感谢这段经历，更加感谢我的两位导师。他们身体力行告诉我什么是科研，什么是坚持不懈，什么是功成名就后依然孜孜不倦。

先说我的大导师， ，在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穿着套头衫和牛仔裤，活脱脱一个大男孩，后来相处久了才发现“外表都是骗人的”，这个大男孩其实是一个对心理学极其热爱和认真的科学家。

我们实验室有一些特点： 和学生的见面都约到5点之后，和每个学生每周要见两到三次，开组会常常从5点开到8点。基本所有人听到这些安排都会觉得他对我们太残酷了，可是其实他的日程就是如此，每天心理系大楼最后一间亮灯的办公室就是他的办公室。有些时候我晚上九、十点在实验室查数据，他会突然出现，打开数据看好久。

等我后来拿到斯坦福的博士后， 提起了他的博士生活，他说因为斯坦福心理系雇佣的本科生 RA （研究助理）很少，那时候所有的数据都是他自己一个人收的。那里只有一个儿童中心，他就每周三天跑过去收数据。

我忽然就有点想哭，他现在是这么厉害的一个教授，没想到原来读博士的时候也很辛苦。然后他开玩笑说，以后你去斯坦福也要自己一个个小孩测过去了，不要怕苦哦。我想想我这几年也是自己风雨无阻地收数据，竟有一些自豪。

我的第二导师美国博士通常几年，在美国读博士是怎样的体验？从UIUC到斯坦福，美国读书这几年，我的戎马岁月，Renee ，是一位60多岁的教授，但是她本人看起来只有不到五十岁。在读博士期间，她和另一位大牛教授 做了一些婴儿实验，让人们对被一直奉为发展心理学鼻祖皮亚杰的理论产生了质疑，而 Renee 的后续实验更是推翻了皮亚杰的很多经典理论。

这么牛的教授，却会带着我一起趴在实验室的储藏间里找实验材料，手把手交给我如何看婴儿数据，早晨五点给我发邮件告诉我她的新想法。

有一年寒假，我和 Renee 一起在实验室分析数据美国博士通常几年，后来我因为和朋友约好吃饭就和 Renee 申请先走了。晚上我收到她的邮件，原来她一个人把上百个数据都整理好了，和我分享她的分析过程。那一刻我羞愧难当，原来没有谁是天才，那些成功成名的背后都是一步步努力积攒出来的。

除了学术上的指导，Renee 也经常会关心我的生活。开会前会问我有没有准备好衣服，生日了会嘱咐实验室给我买蛋糕，不过最让我感动的还是她对我说过的一番话。

记得好像是我第三年的时候，我们讨论要不要再测一组婴儿来复制我们的实验结果。因为月龄小的被试特别难找，我有些犹豫。

这个时候，Renee 说：“One day I will be very old and you will have your own lab. As a , you need to make sure every paper with your name on it shows the facts.”（总有一天我会退休，不能再做科研，而你会拥有自己的实验室。作为一名科学家，你永远需要确保每篇印有你名字的论文陈述的都是事实。）她说这话的时候非常温柔却也非常坚定。正是因为这种精神，才能成为如此优秀的科学家吧。

这是我一直称他们为导师而不仅仅是老板的原因。

面对“拒信”，自我解压

跟着导师们的步伐，我的科研也开始步上正轨。慢慢地，我知道如何带着批判性思维读文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知道如果数据不漂亮可以从哪些角度找问题，我在学术会议里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且我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并且成功设计了实验做了出来。

可是QS100名校留学，当之前的问题都不是问题的时候，新问题就出现了。

第三年的时候，我和导师提交了我们的第一篇期刊。几个月之后，第二篇也顺利提交。记得刚按了 （提交）的按钮，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天真地想着几个月之后就能捧着热乎乎的文章了。

然而事与愿违，之后的两年，我们的文章收到了各种拒信。接到第一封的时候，我好像被雷劈了一样，从小到大一直顺风顺水坚信“有付出就有回报”的我，从没想到自己努力了三年的文章还能被拒，我难过地魂不守舍了一周的时间。到后来，接拒信逐渐成了常事，虽然每次还是会很难过，但是下楼买杯奶茶就开始继续改文章了。

自己接拒信的反应没有第一次那么强烈了，但是这个不断被否定的过程再一次打击了我的自信心，甚至比第一次还严重许多。我怀疑自己的科研能力，觉得上天可能就是在通过这种方式告诉我应该转行。

我开始感觉非常没有安全感，觉得一切都不在我的掌控之中，努力并不等于有收获。我也极度没有成就感，有些时候，我看着自己电脑里的文稿，或者实验室里装满了数据的文件夹，我就在想自己做这一切是为什么？

后来导师 给我做一年一度的测评时，我看到他每一项都给我评价很高，可我依然认为这只是在安慰我。我问他觉得我适合做学术吗？他非常坚定的拍拍我的肩膀说当然，我又问可是为什么我发不出文章呢？ 也沉默了，后来他说 “I don’t why you have bad lucks.”（我也想不通你为什么总是不太走运。）

那段时间，我陷入了深深的迷茫和纠结里面，也叨扰了身边的很多好朋友。慢慢地我明白，这是一道无解的题，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我开始给自己解压，不再执着于一定要进学术界，也开始考虑其他工作的可能性。

然后我又想那我现在的研究不是都没有意义了吗？后来我发现不是的，即使以后不能继续做科研，这些项目也汇集着我和导师的心血，见证了我的成长，所以我要好好完成它们，不是为了发文章，而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

就这样，我继续忙着我的实验项目，但是也开始找些别的事情做，比如出去旅行，读书，画画，研究食谱，参加各种校园活动。奇怪的是，这些丰富的活动并没有影响我的科研，为了享受生活我提高了自己的工作效率，但是这些活动又拯救了我，让我知道学术之外也有另一片天地。我第二次救赎了自己。

冬去春来，不忘初心

2016年的五月， 告诉我们他要跳到纽约大学了，然后问我们愿不愿意过去。待在香槟意味着我可以舒舒服服地过完博士最后一年，等待毕业就可以了；而去纽约则要面对很多新的挑战，要离开我熟悉的环境熟悉的教授，帮助导师建实验室重新建立我的朋友圈。

我思考了两周后决定跳出舒适区去纽约，我也成为了我们实验室唯一跑过来的博士生。 在香槟的最后一个夏天，我和他把我最爱的一个项目投了出去。在和朋友们的告别晚餐上，大家问我以后什么打算，我乐呵呵地说要去好好找工作啦，从此过朝九晚五的生活；他们又问不进学术界了吗？我说除非那篇文章发到科学或者自然上。

九月底，当我正在到处参加校园招聘会的时候，收到了科学编辑社的邮件。打开它的时候，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觉得按我的倒霉指数，可能又是一封拒信吧。没想到居然是 and （修改后重新提交）。

我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分享给导师，还说虽然最后还是有可能被拒，但能接到 and 我已经很知足啦！导师看了我一眼，过来我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他说：“I think it’s an with minor .” （你的文章应该是被接受了，稍作修改就行。）

我震惊地说不出话来。他笑眯眯地看着我说：“Can you that you will be the first on a paper?”（你能相信自己即将作为第一作者，在科学上发表论文吗？）我确定他不是开玩笑了。

我从他办公室出来，大脑一片空白，然后我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当时国内是早晨五点，听到妈妈的声音，我激动地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妈妈知道这个消息后，和我一样语无伦次。我恍恍惚惚地走到地铁站，在拥挤的地铁上泪流成河。这么多年的辛苦，这么多年的自我怀疑，这么多年不被认可的委屈，在这一刻都释放了出来。

之后我一边联系 UIUC 实验室收集更多的数据，一边修改文章，也开始联系教授看有没有博后的机会。这个时候，我也陆陆续续拿到了一些其他工作面试和工业界的 offer 。

面对高于学术界的薪资和宽松舒适的生活，我忽然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我喜欢我的 and kids（即作者的研究对象，婴儿和孩子），我喜欢心理学研究，我也期待有一天能把我的研究成果讲给学生听。于是我接受了斯坦福的博士后。

路漫漫其修远兮

之前曾以为很漫长的博士生活就要落下帷幕了 。对比五年前的自己，我有了黑眼圈也长了一两根白头发，更重要的是亲身经历了一些事明白了一些看似简单的道理。

我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所以更追求自己过得幸福而不是比别人过得幸福；

我知道原来生活中很多事情都不是可控的，所以会尽量做好在自己掌控范围之内的事情，其他顺其自然；

我知道每个人的生活都忙碌疲惫，所以感恩每一份倾听每一份指导每一份帮助；

我知道所有看似闪亮的人生都有不为人知的艰辛和迷茫，所以更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带着勇气前行。

未来，不知道是不是会遇到更多的不如意。不过，毕竟是新的一页。

美国金博士是谁，美国：是“我有一个梦想”还是“我已不能呼吸”？

(东西问)美国：是“我有一个梦想”还是“我已不能呼吸”？

中新社北京1月19日电 题：美国：是“我有一个梦想”还是“我已不能呼吸”？——记马丁·路德·金第36个纪念日

作者 邱艺宁

“一百年前，一位伟大的美国人签署了《解放黑奴宣言》……一百年后的今天，黑人仍然萎缩在美国社会的角落里，并且，意识到自己是故土家园中的流亡者……我梦想有一天……‘人人生而平等’。”

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人物马丁·路德·金1963年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发表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反对种族歧视、呼吁自由平等。在他推动《民权法》《选举法》获得通过、废除种族隔离和歧视政策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尽管在法律层面确定了“人人生而平等”，但隐性的种族歧视与偏见在美国社会依旧根深蒂固。

2021年1月18日适逢美国第36个马丁·路德·金纪念日。在近40万人死于新冠肺炎、弗洛伊德遭警察暴力执法致死、全美超2600万人参加示威抗议社会不公的美国当下，马丁·路德·金的“梦想”似乎渐行渐远。

资料图：当地时间2020年5月29日，美国丹佛，示威者撕毁了一面美国国旗。

撕不掉的“天生的标签”

“天生的标签”，这一说法来自密西西比州参议员杰斐逊·戴维斯1860年4月12日在美国参议院的一次演说。他在否决了一项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资助黑人教育的法案后声称，政府不是由黑人组成的QS100名校留学，也不是为黑人服务的，白人和黑人的种族不平等是“天生的标签”。

实际上，在北美，种族不平等的历史比美国历史还要久远。

美国律师伯顿在一国际视频研讨会上表示，美国在历史上曾对印第安人进行种族灭绝，制定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并在二战期间将大批亚裔关入“集中营”，种族歧视问题根深蒂固。

在托马斯·杰斐逊及其他创始人宣布独立之前，美国人已经就种族不平等为何存在并一直持续至今、美国白人群体为何比美国黑人群体更成功等内容进行了两极分化的讨论：种族隔离主义者把种族不平等归咎于黑人本身美国金博士是谁，反种族主义者则将种族不平等指向种族歧视。

然而，在经历了近三个世纪的抗争后，贴在黑人身上的“天生的标签”依然没有被撕掉。

资料图：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政府在通往白宫的16街路面上，漆上了“黑人的命也是命”的字样。

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郝亚明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指出，反对种族歧视是美国人尽皆知的“政治正确”，但现行社会制度在运行中却会出现种族问题的后果，细化到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都能看到“歧视”的影子。种族问题已经渗入到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

美国《时代》周刊文章曾道出其历史渊源——几个世纪以来显性和隐性的种族主义政策都给非洲裔美国人的身体、情感和经济蒙上阴影。美国可能认为已经将奴隶制度丢入历史的垃圾箱，但实际上，今天仍然能够看到正在燃烧的种族主义余烬，并且系统性种族主义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许多美国人所崇尚并且维护的制度中。

资料图：美国反种族歧视示威中的抗议者。 中新社记者 陈孟统 摄

被击碎的“平等”滤镜

2020年5月，美国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跪杀”事件，导致全美至少150个城市爆发了抗议示威活动。

更令人震惊和遗憾的是，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我不能呼吸(I Can’t )”等呐喊声仍在美国上空回荡的三个月后，威斯康星州非洲裔男子雅各布·布莱克又遭警察从背后连开7枪致瘫。

当地时间5月25日，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一名警察在逮捕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时，将其按在地上，用膝盖顶住脖子。(视频截图)

上述两则骇人听闻的事件仅暴露美国警察暴力执法问题的“冰山一角”。美国民间研究组织“警察暴力地图”网站搜集的第三方数据显示，从2013年至2019年，美国每年约有1100人因警察暴力致死。据《华盛顿邮报》等多家媒体统计，在美国，非洲裔被警察枪击杀害的概率是白人的3倍，非洲裔成年人被监禁的概率是白人成年人的5.9倍。

郝亚明提到，“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实际上在奥巴马时期就已开始。特朗普执政期更有意无意突破禁忌，白人至上主义回潮，加剧了种族对立。

美利坚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教授伊布拉姆·X。肯迪在著作《天生的标签：美国种族主义思想的历史》中指出，种族主义并不是生根于人民的无知与仇恨，而是每个时代掌握权力的人们制造了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政策，进而产生世上的无知与仇恨。

2020年以来，美国发生了近500起白人至上主义者袭击反种族歧视示威者事件。反诽谤联盟数据显示，2016年，出于种族主义动机的极端主义行为造成的死亡人数占美国恐怖主义相关死亡人数的20%，而到2018年，这个数字增长到98%。

由此可见，“不能呼吸”不仅是弗洛伊德临死前的生理感受，更是非洲裔在美国的整体生存困境或心理感受。

英国《卫报》曾发表文章指出，一句“我不能呼吸”表达的，不仅是被夺走了自由、人权或者尊严，它表达的是：你正在夺走我呼吸的权利。这句话说出来的是人性价值的毁灭。当警察死死压住了弗洛伊德的喉咙，这个瞬间等于宣布：人命在这个国家不值钱。

资料图：弗洛伊德之死引发了大规模抗议，有暴徒趁机纵火和抢劫。图为抗议者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第三警察局附近烧毁一处建筑设施。

种族问题彻底解决是“奢望”

从根本上看，导致非洲裔“不能呼吸”的正是美国社会长期普遍存在的制度性、系统性、结构性的种族主义。

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2019年美国种族》报告指出，在美国废除奴隶制150多年后，奴隶制的遗毒仍然深刻影响着非洲裔的社会地位。美国种族歧视系统地反映在贫困率、住房、教育、刑事犯罪率、司法和卫生保健等方方面面。超过半数非洲裔受访者认为，“美国不可能实现种族平等”。

“受法律的限制，公然歧视的行为不被允许，但隐性歧视问题屡见不鲜。”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袁征对中新社记者说，在就业、教育、医疗、选举等各个领域，黑人与白人法律上具有同等地位，但实际上一旦达到某一层次后，就会出现“隐形天花板”。且这种现象不只针对黑人，有色人种均会被如此对待。

新冠肺炎疫情也直接凸显了美国社会里非洲裔在生命健康权上所面临的种族不平等。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去年11月30日的统计数据，非洲裔美国人新冠肺炎病例数，是美国白人的1.4倍；住院率是美国白人的3.7倍；死亡数高于美国白人2.8倍。

郝亚明分析称，相比白人而言，非洲裔等少数种族在罹患心脏病、中风、哮喘、肥胖、高血压、糖尿病、癌症等疾病上的几率历来较高，这使得他们更易成为新冠肺炎致死的高危人群。种族健康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系统性的种族医疗鸿沟长期累积导致的结果。

资料图：设立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农贸市场的“得来速”式新冠病毒检测站向市民提供检测服务。

据美国《国会山报》网站报道美国金博士是谁，美国：是“我有一个梦想”还是“我已不能呼吸”？，即将上任的美国白宫办公厅主任罗恩·克莱因于今年1月16日公布了一份有关拜登上任后的优先事项备忘录，其中包括拜登将在上任第一天签署重点关注“新冠疫情危机、经济危机、气候危机和种族平等危机”这四方面的十几项行政命令。

袁征表示，少数族裔尤其是非洲裔美国人一直都是民主党的基本盘，拜登将采取相对宽容的政策缓解目前紧张对立的族群关系。但长期以来积累的种族问题或只能得到缓解，并不能奢望得到彻底解决。

1968年马丁·路德·金博士遇刺后，美国众议院议员约翰·科尼尔斯动议将其生日设立为联邦假日。1979年众议院以五票之差未通过该法案。1981年，著名歌手史提夫·汪达主持和平集会收集了600多万署名，请愿国会再次通过法案，这也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请愿事件。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在白宫玫瑰花园签订法案。1986年里根宣布确定每年一月的第三个星期一为马丁·路德·金纪念日。同年1月20日，人们首次庆祝第一个纪念美国黑人的联邦假日——马丁·路德·金纪念日。按照美国宪法规定，各州需自行立法指定假日。讽刺的是，直到2000年这一纪念日才在50个联邦州被同时确定下来。

曾与马丁·路德·金博士并肩站上街头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约翰·刘易斯去年7月逝世。他是那场华盛顿大游行的六名组织者之一，也是集会上最年轻的演讲者。如今，马丁·路德·金第36个纪念日，黑人处境依然艰难，制度性种族歧视仍旧存在。在北美大陆上，马丁·路德·金的“梦想”似乎仍遥不可及。(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