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沈逸】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逸语道破》。今天我们来聊聊基辛格。当地时间11月29日，美国著名的外交家、战略家基辛格博士去世，享年100岁。

基辛格在尼克松政府时期曾担任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1969-1974年），后来担任美国的国务卿（1973-1977年）。在冷战美国处于相对弱势的特殊阶段，需要进行战略调整的背景下，他帮助美国从越南实现脱身，推动中美关系破冰，实现了中美苏三角关系的战略构建，为美国在国际关系中构建了更有机会的生存结构。

听到基辛格去世的消息，我有一个很突出的感受，就是中美对于基辛格的认知是很不一样的：在微博上充满了大量对基辛格在中美关系、国际关系所作贡献的讨论，不管这些评价和情感具体如何，但有一点是有共识的：基辛格本身作为一个美国的外交家、战略家，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境外社交媒体，上面更多是戏谑的、解构的、琐碎化的、情感性的讨论，甚至有一幅漫画用一个死神操纵抓娃娃机的这样一种方式，展现基辛格去世这件事情，意思是终于轮到基辛格死了。从中国的文化和角度看来，这是一种不敬的讨论方式。

最先报道基辛格去世消息的媒体，比如像《华盛顿邮报》，一方面讲了其在外交上的贡献，但是更多落笔到了各方长期以来对于基辛格的批评，包括在外交中不讲原则、不讲道德等等。

基辛格是非常简单纯粹的人，他是一个西方古典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研究者，同时也是一个践行者。他在念书的时候研究梅特涅，在大学教书的时候讨论基于地缘政治实现大国间的战略稳定，探讨美国的威慑战略，以及美国的全球战略如何遵循现实主义的势力均衡原则，加以有效的落实和实行。

当进入到尼克松政府的外交班底，成为尼克松最信任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之后，基辛格尝试用他对于国际关系深层架构的理解去推动美国外交战略的转向，尝试让美国以更低的成本构建一个对其更加有利的外交环境。

基辛格之后，为什么美国再无“基辛格”？

之前给基辛格写传记的作者说道：基辛格是一个特例，他是特殊历史环境下、特殊国内政治背景下的一个特殊人物。

这种特殊性让我想起了我前两年在一次视频会议时讲到美国的对外战略，讲到离岸平衡、势力均衡、地缘政治。有一个参会的美国学者直白地说，你们说的这些人，基辛格也好，布热斯津也好，他们不是真正的美国人，他们是欧洲人。我当时还被震惊了一下，但是现在看起来其实这个是常态。

“基辛格”能够产生，首先是因为有尼克松。就中美关系而言，尼克松的政治勇气、基辛格的外交智慧，两者共同促成了中美关系的变革，朝着健康和良性轨道发展。

换言之，基辛格是一个特殊时代的产物。第一，美国的实力在全球继续具有压倒性优势，但是不像二战结束以后一家独大，能占到全球2/3的体量，也无法继续承担布雷特森林体系无限制兑换黄金的义务。美国在越南将近十年的介入，耗散了国内的政治支持，让美国的战略资源在次要方向上大规模流失，亟需进行战略调整。

同时，当时美国的国内政治处于一个古典的环境，还具有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当中描述的精英主义的一些特征。所以尼克松可以关注于大局，关注于战略，他愿意去承担这种政治上的责任，并且能够从不同的方向和基辛格得出相同的结论，从而能够在关键的岗位上任用基辛格，赋予他足够的政治权威、政治信任和政治空间去采取行动，不像现在的领导人只关注个人在政治上的得失，关注程序和细枝末节的问题，缺乏采取行动的勇气。

当我们说美国为什么现在没有基辛格的时候，其实我们想要问的是，美国人为什么再没有选出一个类似于像尼克松这样的总统？从冷战结束以后，我们发现美国总统在制定大的战略，尤其是对外战略时的能力，相较于之前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

尤其是从奥巴马开始，到特朗普再到拜登，美国在对外战略中的政策质量，到最后执行战略的绩效、对于世界实际产生的效果呈现持续下降，这个和大家印象中的基辛格和尼克松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所以对于基辛格去世以后引发的怀念，除了他个人所具备的能力和影响，以及取得的成就之外，继任者的无能、低效以及由此形成鲜明的衬托，在中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更加显得有基辛格这样一个时代，或者说基辛格个人所具备的这样一种认知能力，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对于中美关系来说，基辛格意味着什么？

今年7月，我们的领导人会见基辛格时，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52年前，中美两国处在一个关键转折点，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同尼克松总统和你本人以卓越的战略眼光，作出中美合作的正确抉择，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既造福了两国，也改变了世界。”

2023年7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图源：新华社）

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中美关系的改善是美方对中方的单向施舍，或者认为是基辛格一个人独立扭转的结果。其实这是双方相向而行，尽管我们的实力大小和强弱在那个时候存在显著差别，在现在仍然有差距，但是中美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成就的，而不是单方面努力的结果，一个巴掌永远是拍不响的。

中美关系之所以在今天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是美国不顾中国意愿的表达，坚定而顽强地要偏离中美关系原有的战略轨道。而基辛格的特点在于他的才能、学识、认知和理念，在恰当的历史时机出现在了恰当的位置，他勇敢地迎接了历史给予他的机会，做出了恰当的决断。这一系列因素耦合到一起，最终成就了基辛格在中美关系中所做出的特殊贡献。

对于基辛格来说，从任上中美关系破冰，到后来见证冷战的结束，见证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高速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看到美国逐渐偏离原先正确、健康、良性的发展轨道，导致中美关系没有必要地出现下跌和恶化。在这个过程中，基辛格仍旧在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尝试去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美国方向上美国基辛格博士，为什么中国人更尊敬基辛格，而不是美国人？，当基辛格离开白宫之后，他一度被聘为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当然，特朗普上任之后把整个委员会解散，他认为不需要听他们的建议。

2017年10月10日，美国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晤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图源：视觉中国）

这个应该是中美之间在历史和文化背景上的巨大差异。对中国来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的传承，“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文化，以及“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思维模式，有系统性的延续。所以当基辛格去世的消息传来，包括他之前百岁生日时到中国来，他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和好朋友”，中国是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去对基辛格做出这样的评价。

这个老朋友并不是说基辛格就是中国的“国务卿”，说他“通共亲中”，并不是这样。基辛格作为美国的国务卿，作为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他捍卫着他理解的美国国家利益，这种国家利益抽离了意识形态，抽离了美国国内政治过程的考量，抽离了具体的政治党派和个人在美国国内竞争性选举政治中的得失和计较，从站在大局、站在历史的角度，体现着他对于国际关系的认识和理解，或者说指导着基辛格的外交战略理念，在很长一段时间让他对于国际关系有着深刻的洞察。

当然从西方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基辛格的外交理念、外交思想，又或者是他对于国际关系和外交认识的这样一种方法论，都呈现一种微妙而略有些尴尬的境地。

在西方学界，国际关系学科正呈现出所谓科学化的发展趋势，对于历史的洞察和理解被认为是一种不准确、不连续、不科学的方法，转而开始系统性地尝试抽掉具体的历史情境，将历史还原成数据语料的碎片，然后用程序化的方式进行认知、理解和研究的方法正在迅速上升。

但是伴随着这种研究方法的变化，欧美西方国家在外交战略中作出正确的、有效的战略决断和战略政策的能力和实践，都在持续下降和减少。欧美西方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持续衰退，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历史的警醒。

想必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基辛格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中美关系成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最被人反复提及的功绩之一。与其说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于当时在一个特殊环境下做出了需要勇气和智慧的决断，不如说是中国在一定程度上用自己的成就，用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发展英国G5院校留学，反过来为基辛格进行了加持。

如果中国没有取得历史性的成就，没有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中美关系破冰的历史意义和战略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想必在对基辛格的评价当中，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复杂而微妙。

另一个方面，基辛格见证了美国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有他在中东地区搞”穿梭外交“的高光时刻，见证苏联解体的历史性瞬间，看到美国总统雄心勃勃地在全球用不同于地缘政治、势力均衡等理念去践行人道主义干涉，并且似乎在一定场合还取得了有限度的成功高光。同时基辛格也看到了美国的外交战略脱离传统现实主义的核心原则，因为不计成本、不尊重他国的核心利益、无视美国自身的特殊性，无视其他地区在社会、文化、经济等领域的特殊性，过度扩张所导致的衰退，以及美国在国际体系的优势地位可能无法扭转的消逝。

再加上美国国内政治以一种完全不符合精英认知的方式在30年间急速转向，导致出现了激进进步主义的畸形发展，以及右翼在民粹情绪裹挟下，充满政治野心，但缺乏与之匹配的政治能力的煽动型政治人物的回归，以及由此导致美国国内政治陷入持续性的撕裂和纷争，日趋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外交战略和外交行动的国内政治化，偏离了西方国家自己总结出来的所有外交历史经验、方向和道路，以一种近似于不可理喻的非理性方式急速衰退。

我相信基辛格是非常痛心的，也非常希望进行扭转。所以我们看到，后期进入老年的基辛格，很多认知和理解出现了变化。当然这位老先生身上非常值得人尊重的一点，就是他持续不断地在接触一些新的话题，并且能够用相对比较务实的方式去认识和理解他原先并不熟悉的事物，同时有足够的政治勇气去推动在战略认知上的重大调整和变化。

无论是对于核武器和战略稳定的看法，又或者是对地缘政治、中美关系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的认知，以及美国如何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如何使用自身实力，如何在一个冷战后的世界以可持续的方式，尽可能延续美国的战略优势和美国主导下的战略体系，基辛格都在持续不断地发声，即使承受了外界的压力。

在人工智能、信息技术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等等这些新领域，基辛格也尝试在他既有能力范围之内对它们进行全面的认识、理解，并且向世界贡献出了一些具有启发和参考价值的观点。这确实是令人尊敬的。

2023年9月，基辛格参加第五届外滩金融峰会上提及其著作的《人工智能与人类未来》一书。（图源：网络）

中国对于基辛格的尊敬，尤其是我们的领导人、外交部门，从国家战略、从中美两国以及整个国际体系演进的这样一种高度和宏观战略层面，对基辛格给予了高度肯定，体现了中国的智慧、文化、格局以及心胸。

我们尊敬基辛格，不是因为他主动做了多少为中国着想的事情，毫无疑问，对于基辛格来说，置于优先地位的永远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是他能采取一种务实的方式，建立在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相对比较准确的理解基础之上，识别出中国的核心利益，并且强调这对美国也有必要。无论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强弱对比多大，美国应该对中国的核心利益予以实质性的尊重，基辛格意识到了这一点。

尽管在政策方面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与干扰，但是总体来看，基辛格坚持自己的认知，并且客观上使得中美之间得以相互成就，尽管这未必是他的主观意愿，但中方不介意珍视这样客观的效果，并且给予善意的回报，这符合中国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特征，也是中国对于基辛格的客观认识和评价。

就像我之前在一期视频里面提到过的，对于很多中国的外交官来说，基辛格从不大声咆哮，也不会拍桌子，或者给予一些赤裸裸的、粗鄙的语言威胁，但基辛格毫无疑问是中国遇到过的最难缠的、最具挑战性的外交谈判对手。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因为他能够客观的去说一些话，去做一些事。这种客观，尤其是在经历了他的一系列继任者、同行的衬托和对比之后，在今天这个世界就显得尤其珍贵。

如今西方世界的领导人们谈外交、谈战略，说出来的问题不着调的让人抓狂。在这种背景下，大家对于基辛格深刻的怀念，毫无疑问是值得理解的。

历史具有特殊的讽刺意味。今天谁在认真讨论基辛格？今天谁在认真思考基辛格留下的外交遗产？目前看起来，在中国可能讨论的比在美国要更多、更加深入、更加全面、更加准确一些。当然我们今天怀念基辛格，不是说希望美国再出现一个基辛格，方便我们更好地跟它打交道，而是大家能够心平气和地回到关注双边实质性利益的角度，真正把外交当成外交，把对外战略当成对外战略来处理，不要老是带着那种政治的精算、狡诈、自以为是和小聪明，增加完全没有必要的成本，增加损人不利己的不确定性，从而耗散资源，影响我们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奋斗的脚步。

一个时代的结束

11月28日芒格去世了，11月29日基辛格去世，我们会发现美国面临的真正挑战不是说这些人去世了，而是去世之后继无人，看不到下一个在哪里。甚至他们自己都不在意这些人的离开，已经失去了正确、深层次进行系统性思考的能力。这让人回味悠长，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警醒，也是一种教训。

我们讨论基辛格，很多时候是在中美战略关系的背景下进行，同样我们也要认识和理解中美关系已经经历了重大变化，但那时候的经验、智慧、核心原理，在今天，至少在中方这一侧，得到了有效的传承和发展。

我们提出了中美关系的三原则，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而这些朴素语言的背后，是对于中美关系深层规律的准确把握，是对于我们的周总理、毛主席，美国的尼克松总统、基辛格博士推动中美关系破冰所展现出来的战略智慧和政治勇气，继承、创新的理解。

图源：AP Photo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不仅是中美关系，世界也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基辛格博士留下了很多问题也没有解决，他的“穿梭外交”在中东一战成名，但是中东地区今天的局势也是从那个时候延续发展至今，偏离了最初的秩序和结构，并且持续恶化。

过去的一页随着这些变化变成历史，包括迄今为止仍然让大家印象深刻的美国霸权，可能都是历史进程中不可阻挡的一个趋势。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讲美国基辛格博士，既要纪念基辛格博士为中美关系作出的这样一种良性贡献，同时也要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下，勇敢承担起中国所要承担的责任。当世界进入到这样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需要中国为这个世界贡献自己的智慧，做出自己的成果。我们需要做的，不是仅仅不断怀念那些逝去的人物，感慨他们的智慧，更多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走好我们自己的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相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在新的国际体系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是对基辛格博士曾经为中美关系客观上作出贡献的一种最好回报。

美国移民 博士，特朗普赢得选举，对美国移民有什么影响？

2024 年美国大选终于落下帷幕。这场备受瞩目的选举不仅关乎美国国内的政策走向，还将对全球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堪称史上最具悬念的美国大选。

哈里斯和特朗普两位候选人经历漫长的拉锯，无数反转美国移民 博士，最终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率先获得至少270张选举人票，再次锁定总统职位，入主白宫。

图源：凤凰社

对于我们申请人来说，最关心的问题无疑是：未来美国移民政策会怎么走？

特朗普一直坚持美国人优先，对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的态度非常强硬，简而言之就是“打击”。

根据《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团队此前正筹划一系列政策，旨在大幅减少合法移民。

报道称美国移民 博士QS200名校留学，特朗普赢得选举，对美国移民有什么影响？，特朗普团队正在酝酿重现某些“经典政策”：比如针对穆斯林国家的旅游禁令、阻止海外地区难民安置，还有那条争议已久的“公共负担”规定——针对低收入、英语有限的移民申请者增设门槛等。

此前，特朗普的竞选伙伴JD·万斯亦表示，大规模的移民可能会破坏美国的社会结构。“每年有几十万新移民与每年有数千万新移民的情况截然不同，显然，我们已经到达了一个难以适应当前移民速度的临界点。”

预计特朗普会对移民和留学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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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方面：

留学方面

申请人如何把握美国移民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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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大国，移民法案体系成熟且完善，多年来维持着一定的连续性，不易受个人意志或单一政党主张的左右。1965年推出的《移民和国籍法》奠定了美国移民政策的基本原则和框架，至今仍然对美国的移民政策产生深远影响。

事实上，在2025财政年度，美国仍为符合条件的申请人预留了高达14万个绿卡名额。无论如何，美国始终为那些才华横溢以及经济实力雄厚的申请人敞开大门。

因而，在美国一系列的移民类别中，EB1A杰出人才移民和新政EB5投资移民对申请人来说，始终是安心、可靠的移民选择方向。

EB-1A杰出人才移民

针对的是在科学、艺术、教育、商业或者体育竞赛等领域中，获得国家或者国际认可和赞赏的杰出人士。这些杰出专业人才必须在各自的领域享有较高的声誉和影响力，并且其专业能力得到行业的广泛认可。EB1A 杰出人才移民具有众多优势，不需要有美国雇主支持，没有排期限制，是能够较快获得美国绿卡的方式之一。申请人成功获批后，其配偶及 21 岁以下未婚子女可以同时获得绿卡。

新政EB-5投资移民

申请者在年龄上限、学历、语言、商业管理背景等方面没有严格的要求，只需证明投资资金的合法来源以及自身无犯罪记录即可。如果投资的项目位于指定的目标就业区（TEA）范围内，投资款为 80 万美元；若在其他区域，则投资款需达到 105 万美元。该移民方式为那些具有一定资金实力的人士提供了快速移民美国的机会。

美国金博士是谁，美媒：拜登希望美国领导世界，首先要做的是停止带来伤害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2月2日发表题为《拜登希望美国领导世界，但不应如此》一文，作者为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新闻与政治学教授彼得·贝纳特。全文摘编如下：

对于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及其外交政策团队将如何与世界打交道，我们仍有许多事情不清楚。但有一点很明确：他们相信美国的“领导地位”。

在2015年的一次讲话中，拜登的国务卿人选安东尼·布林肯曾21次用不同形式提到过这个词。今年春天，拜登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美国必须再次发挥领导作用》的文章。上周，当他介绍自己的国家安全团队人选时，他说“美国回来了，准备好了领导世界”。

但愿这不会实现。在后特朗普时代，对于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领导地位”是一种错误甚至危险的观点。

过去4年来，外交政策精英一直大肆宣扬美国的“领导地位”，认为它是特朗普政府好战的“美国优先”民族主义口号的安全温和的替代品。领导地位意味着负责。

拜登提出了两个理由来解释为什么美国应该获得这一特权地位。第一是世袭性。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应该领导世界是因为它过去曾有效地领导世界。但现在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快赶上美国，“领导地位”这个词所假设的权力层级至少在经济上已不复存在。

拜登的第二个理由是道德上的。正如他在2017年所写的：“其他国家追随我们的脚步，因为它们知道美国不仅仅是保护自己的利益，而是努力促成所有人的愿望。”但是，我们很难考察美国近几十年来的行为，也很难找到其对全球福祉的特殊承诺。根据布朗大学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所的一项研究，美国在“9·11”事件后发动的战争已经造成3700万人流离失所。甚至在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前美国金博士是谁，美国就已经拒绝批准禁止地雷、集束炸弹和核试验、规范全球军售、保护海洋、允许起诉种族灭绝和战争罪以及保障妇女、儿童和残疾人权益的国际条约。地球上大多数国家已经批准了所有或几乎所有这些条约。还没有任何别的国家拒绝所有这些条约。

在这一系列不遵从行为的基础上，特朗普又让美国退出了一系列国际协议和组织。这不是一个有权领导全球的国家应有的记录。

但是美国top30名校留学，国际合作并未在没有美国发号施令的情况下崩溃。在美国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之后，没有一个签署国跟进。相反，欧盟、中国、日本和韩国最近承诺，最晚到2060年要达到碳中和。今年在特朗普政府威胁要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后，法国和德国承诺将增加出资。

美国参与全球共同努力是重要的，在大多数时候，美国为这些努力服务的最好方式是遵守规则而不是发号施令。

选择伙伴关系而不是领导地位可能会让一些人觉得不太像美国。但这正是大多数美国人所希望的。20年来，盖洛普咨询公司一直在问美国人，美国是应该在世界事务中承担“领导角色”、“主要角色”、“次要角色”还是“根本不承担角色”。选择“主要角色”的基本总是排在第一位。今年9月，芝加哥全球事务学会的一项调查问美国人，他们希望美国发挥“主导”还是“共同”的领导作用，选择“共同”的以几乎3∶1的优势占了上风。

在1967年反对越战的演说中美国金博士是谁，美媒：拜登希望美国领导世界，首先要做的是停止带来伤害，马丁·路德·金博士称美国政府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暴力传播者”。他坚称，这样的政府不应假装“它有一切可以教导别人的东西，却没有任何可以向别人学习的东西”。金说，美国不应寻求主宰世界，而应表现出与世界的“团结”：首先，应减少制造全球苦难；其次，应与其他国家一道与“贫穷、不安全和不公正”作斗争。

拜登团队应该把团结——而不是领导地位——作为与世界接触的口号。这样一来，他们才会承认，虽然美国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帮助，但它的首要义务——尤其是在特朗普时代的“恐怖”之后——就是停止带来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