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张天祁

2017年，住在缅因州乡下的杰弗里 · 霍尔（ C. Hall）接到了一个电话，通知霍尔他与两位研究者一起分享了诺贝尔奖。接到电话，霍尔感到的不是开心，而是出乎意料。此时离他因为经费短缺被迫关闭实验室，已经过了十年。

十年前，被迫离开学术界的霍尔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表达了对学界的不满。在他看来，美国生物学研究已经陷入了体制性的腐败，大家都在围着经费转，科学明星掌握了大量经费，做出来的成果却并不是那么好。研究机构把PI获得经费看作理所当然，但却不提供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一旦研究进展不够快或者受阻，抑或是实验室的生产力优秀却没得到经费续约，那学术生涯也就离结束不远了。

自认不善运作的他，即使当时已经做出了日后获得诺奖的科学发现，也因为没法给实验室争取到经费而受到冷遇。“我承认，我对研究经费不足感到不满。我们实验室最近提出的申请都会被撕掉，而且往往伴随着风凉话和人身攻击[1]。”霍尔说。

霍尔被迫退出了学术界，好在他已经做出了诺奖级别的优秀成果。62岁的他，离开虽然不舍但也没有更多遗憾。相比那些在科研道路上屡遭挫折诺奖得主，他已经算是比较幸运的。

没有经费，诺奖得主算什么

今年诺奖获得者卡塔琳·卡里科（ Karikó）坎坷的科研和人生故事，在她得到诺奖后被反复讲述。不过，得不到经费支持的诺奖得主不止卡里科一个。

诺奖得主给人的印象总是荣誉等身，甚至进入了科学的圣殿，成为传说中的人物。在国内，很难想象一位科学家获得诺奖之后还为经费发愁。但诺奖得主的光环在激烈竞争的美国学界，并不能给科学家带来经费自由。

201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布莱恩·科比尔卡（Brian ）因为G 蛋白偶联受体 (GPCR) 方面的研究获奖，获奖后他却表示“我现在还是为经费发愁，因为我的实验太昂贵了。去年9月以来我写了两个申请，现在正在写另外一个。”

当被问到研究中最艰难的时刻是什么，科比尔卡的回答是2003年和2007年两次失去资助。那是他度过了一段相当难熬的日子。他的妻子甚至需要在接受采访时澄清科比尔卡当年没有自掏腰包做实验。

霍华德-休斯研究所曾经在1990到2003年资助科比尔卡，但对他的进展不满意，停止了资助。“我知道他们对我的期望，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做我想做的事，尽管效果不太好。”4年后，他的另一个资助来源也发出警告，最后还是靠校方找来私人基金会支持才化解了危机[2]。

在科比尔卡看来，项目资助申请要求简直是个悖论。“只有高度创新的项目才能获得资助，但这类项目也有风险。你必须向他们提供能够成功的证据，但这样的项目很可能没有创新性。”面对这种学界22条军规，他能做的也只能是强打精神，一次次尝试。“这是一种挣扎，因为你必须获得资金并维持实验室的运转。在某种程度上，你必须相信自己。”

位于科学家荣誉顶峰的诺贝尔奖得主尚且如此，其他科学家争取经费的难度可想而知。“今天，当我申请资助时，因为我的工作我得到了无罪推定。遗憾的是，我不认为今天刚起步的研究人员会得到这样的待遇[3]。”科比尔卡说。

学术界习惯把工资的来源分为硬钱和软钱，硬钱是学校稳定提供的资金，意味着学校为科研买单。软钱则来自那些需要不断争取的项目，来源不稳定，而且学校从中隐身，完全没有支付教职员工的用人成本。如果一个教授的岗位是软钱资助的，一旦失去经费，就意味着会失去全部收入。

对美国生物医学界的调查发现。20 世纪 70 年代，高校会从自己的金库中为PI提供约75%的“硬”工资，到了21世纪，这个比例降低了很多。2014年，这个情况彻底逆转，一项调查了1050名PI的研究显示，现在他们的65%工资出自各类项目的资助。

这种转变源自资助大环境的变化，以及高校的贪婪和短视。单从生物医学学科来说，1970 年到 1999 年，NIH 预算每年增加9%。

在不缺资金的年代，美国高校也走了一回要大楼不要大师的弯路，把这笔钱投入了疯狂的实验室扩张中，实验室面积增加了6成。招聘来填补实验室空缺的科学家工资不再由校方提供，而是来自当时源源不断地NIH资助。

仅仅是那所拥有1050名PI的美国高校，2014年就因为NIH经费资助而节省了1.48 亿美元的薪水支出。此外，PI使用学校的设备还要被校方收取管理费，这笔管理费一般都是由项目资助方出，大概占到项目总经费的3成。通过这个手段，高校又赚到6000万。只靠扩张不靠科研，高校就从资助机构手里轻易拿到了大笔的钱，为此高校们更疯狂地贷款建实验室扩张[4]。

泡沫终归有破裂的一天。2005年后，NIH资助增长陷入停滞。考虑到通货膨胀，2017年的经费比2003年要下降接近20%。NIH项目申请的成功率曾经常年稳定在30%左右，但2006年后暴跌至15%[5]。

但此时，科研的风险已经从校方转移给了科学家，泡沫破灭后，依赖项目资助提供工资的PI们生存变得艰难。扩张实验室带来的管理费用暴涨，更是进一步减少了项目资助的意愿。

高校对教职员工的评价标准变得围着经费转，只看资助机构的“自然选择”，拿到资助才能获得终身教职。即使生产力足够好，发文比同事都多，如果拉不来资金只能用学校的钱，那也只能被学校看作负资产，被评价为科研不活跃从而失去评选终身教职的机会。

资助机构不仅钱少了，眼光也日趋保守。对33篇发表于1958 年至1998年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论文资助来源的调查显示，这些论文接近一半都有NIH的资助，NIH对这类论文的资助比率是普通论文的2到6倍。可以说，当时NIH的资助是美国学术创新的支撑者之一[6]。

但如今的NIH更喜欢资助那些成熟，风险小的想法。对2010年至2016年资助内容的研究发现，NIH更爱资助那些基于学界7到10年想法的研究，不愿意资助那些基于最新想法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区别，基于新想法和成熟想法的研究都有相同的资助比例[7]。

资助更多集中在了年龄更大的PI手中。从1980年到2008年，首次获得NIH资助的生物或医学研究人员平均年龄从36岁增长到42岁。可统计数据显示，诺贝尔奖生物医学奖或者化学奖得主中，进行开创性研究的平均年龄只有41岁。

也就是说，过去诺奖得主可能是在36岁获得第一份NIH资助，经过几年的努力进入原创的爆发期。而今天越来越卷的资助竞争，没有为潜在的诺奖得主们留下多少潜心搞研究的时间[8]。

2000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得主埃里克·R·坎德尔 (Eric R. )曾在接受诺奖采访时表示，很幸运赶上了一个资金充裕、鼓励新想法的时代。在那个年代，年轻人只要有任何业绩记录，就很容易获得科学资助。而现在竞争者多了，政府和资助机构，包括霍华德-休斯(HHMI)研究所都变得保守。如果在现在这个年代，他觉得自己没法得到资助[9]。

滑落的教职员工

一次经费申请失败，可能就会摧毁一位潜在诺奖得主的学术生涯。

2008年的诺奖颁奖典礼上有一位特殊的嘉宾，面包车司机道格拉斯・普瑞舍（ ）。他不是谁的亲友，但当年三位化学奖得主都在发言时对他表示感谢，因为如果历史稍有改变，现在可能就是这位面包车司机站在诺奖的领奖台上。

普瑞舍当年是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PI，领导着绿色荧光蛋白（GFP）的研究工作。在这个领域里他是先行者，两位诺奖得主马丁・查菲和钱永健，当年都是从他那里得到第一批GFP样本。

可惜普瑞舍的想法没有得到资助者的支持，他当年的申请被NIH否定，只能依靠手头一笔美国癌症协会的资金来支持研究，这笔资金根本没法支撑到他实现自己的设想。

资金缺乏带来的研究不顺，让普瑞舍失去了信心。他本来已经准备进入终身教职评定的流程，但他也自知研究不顺的自己难以通过，于是他停止了评定流程，转去寻找其他职位。走之前他把GFP基因样本寄给马丁・查菲和钱永健，普瑞舍觉得这是他能做出的最好选择了，“他们都在资金雄厚的机构，而我却在为获得资金而苦苦挣扎。我没有研究生，没有博士后。”

离职之后，普瑞舍像坐滑梯一样跌落。他去了美国农业部工作，先是在科德角，后来在马里兰州的贝尔茨维尔开发识别害虫和其他昆虫的方法。这时连受打击的普瑞舍心态已经很糟，他和上级相处的不好并且陷入抑郁，搬去马里兰州也给在上学的孩子带来很多麻烦。

他的下一站是亨茨维尔，在那里他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一个分包商工作。这次他对工作的感觉不错，但很快这份工作也没了资助。一再搬迁的他考虑家庭不再搬走了，可在这个地方也没有其他的科研机会，他最终选择做一名司机[10]。

诺奖颁奖礼之后，普瑞舍曾经想要重归学术界。但即使有多位诺贝尔奖得主背书，本身曾经也是名校的PI，普瑞舍还是很难找到一份科研工作。最后还是一直宣传普瑞舍贡献的钱永健，为他提供了一个钱永健实验室的机会。

努力、天赋、兴趣，普瑞舍不缺乏任何一点，他离诺奖的距离不过是一份足够的资助。这一份资助的差距，就足以让他从终身教职序列的教授，跌落到时薪8.5美元的司机。

从高处滑落和从来没有获得过机会，很难说哪种经历更糟。

今年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获得者之一的卡里科，从未获得过终身教职。不仅如此，她根本不在终身教职的序列中，属于非终身教职序列(Non- Track)教职员工，甚至没有参与非升既走竞争的机会。

在美国，非终身制教职正在迅速取代传统的终身制教职，成为高校教师队伍的主流。根据美国教育部数据，目前全美高校教师中71%为非终身制教职员工，其中兼职教职员工占51%，全职员工占20%。零工经济早已占领了高等教育行业。

70年代，终身教职的比例还能占到40%左右。但90年代以来，随着大学的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本科生入学人数从 1995 年的 1220 万人增加到 2011 年的峰值 1810 万人。大学需要额外雇用数十万名教职人员。

高校本可以保持终身教职与非终身教职的比例大致相同，利用新的学费收入来创造更多的终身教职职位。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临时教职人员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多，达到 110 万人。相比之下，终身教授和终身教授的数量仅增加了 9.6%，达到 436,000 人。学费没有用在提高教师待遇上，只是养肥了校方[11]。

终身还是非终身，全职还是兼职，为高校中的教职员工划出了分明的等级，各个等级之间是难以逾越的高墙。终身教职序列的员工是校方认可的潜力股，多少会得到校方的支持。而那些非终身教职序列的员工大多只能靠申请到的经费来勉强维持自己的研究，一旦没有经费就面临着走人的风险，很难长期投入一个科学项目。

最底层的是兼职教师，他们过着的是这样的生活：下课后学生回到宿舍，老师则是回到自己的车里，匆匆吃上一个芝士汉堡，然后开车去另一个城市上一门完全不同的课。如果考虑课前的准备和课后批改作业的时间，他们的时薪勉强够到最低工资标准。

在薪酬方面，全职非终身制教员的平均工资仍比终身制教员低10%，兼职教员的平均工资则低60%。学校也缺乏清晰的非终身制教员加薪政策，导致他们的收入增长不稳定。另外，移民、少数族裔和女性占非终身制教员的比例，相比终身制教员明显偏多。

就业稳定性方面，64%的全职非终身制教员都只有一年的短合同，大环境一旦变化，先遭到解雇的往往是非终身教员。非终身制教员还经常承担超出教学任务的学术工作，比如课程改编、学生支持等工作英国G5院校留学，但拿不到相应的补助[12]。

卡里科的情况好一点，至少合同时间比较长。但她也受足了刁难和歧视，她在自传里提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很多学生都对我翻白眼——对我那些似乎与他们职业理想并不直接相关的文章，对我在实验室里对精确度的要求，对我是一名非终身教职的教师这个事实[13]。”

新冠疫情成就了卡里科，mRNA技术在疫情期间一战成名。但在疫情的三年里，更多和她境遇相似的科学家失去了机会。疫情期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一份报告发现，20%的受访机构终止或没有续聘全职非终身教职教师，很难知道其中到底有多少被埋没的“卡里科”。

卷不动的年轻人

从诺奖得主到功成名就的PI，再到挣扎在繁重工作中的兼职教职员工，没有人能逃过学术界无处不在的竞争。不用说做原创的、有风险的研究，仅仅是维持自己的地位和生存都要耗尽心思。但其中承受压力最多的，还是最底层、最没有权力的年轻人。

“在我那个年代，博士后论文为零也能获得教职，就像我的情况一样；但现在，成功应聘者的简历看起来就像旧时代新晋正教授的简历。”这是诺奖得主霍尔2008年对学术招聘市场的评价，到了现在，学术职位竞争的激烈程度只会更夸张。

一项研究显示，在2013年申请“初级研究员”岗位的演化生物学家，比2005年申请同一岗位的科学家发表量几乎多了一倍。同一项研究还发现，科学家从首次发表到被聘正式为教职的时间，也从平均3年左右增加到了8年左右[14]。

在美国的大学招生论坛上。一位家长分享了一个具体的例子。一位麻省理工本科，2013年哈佛博士毕业的研究人员，曾经在 和 Cell 上都发表过文章。但她毕业后做过两次博士后，担任过三个不同的兼职教授，直到四年后才找到一个正式的教职[15]。

这仅仅是为了争取一个不稳定的、到期可能不会续聘的教职，至于终身教职序列的职位就更是可望不可及。

年轻人还赶上了最不愿意退休的一波老教授。因为1994年美国取消了终身教职教授70岁强制退休的规定，导致越来越多的老教授占着职位不放。从1995年到2010年，教师队伍的平均年龄高了两年半，据估计，如果大学退休年龄没有发生变化，招聘率将会增加约 20%[16]。

一项研究把人口模型用在了学术界就业上，发现2011年的学术就业市场的R0值达到了7.8，也就是说，一个终身教职序列教授平均会带出7.8个学生，但只会空出一个职位美国博士怎样，越来越卷的美国学术界，埋没了多少年轻人，还有潜在诺奖得主?，平均下来只有12.3%的学生能得到学术职位。具体到STEM领域，只有 17% 的STEM专业博士在毕业后 3 年内找到了终身教职序列的岗位[17]。

过强的竞争，带来了明显的分层。2010到2020年，得到终身教职序列职位的研究人员出身的学校高度集中。从总体上看，前20%的高校输送的学生，占据了80%的终身教职序列职位。

其中最有名的五所学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和斯坦福大学，占据了差不多八分之一的职位。而且出身弱势学校的博士，大部分都流向了更弱势的学校美国博士怎样，能逆势去名校教书的比例很低[18]。

大部分年轻的科学家职业生涯要从博士后开始。博士后通常是通过教授获得的科研基金聘用的，因此他们只负责一件事：创造有价值的成果。对博士后来说，发表等于资助等于就业。于是一群30到40岁之间拖家带口，拿着平均不到4万美元的年薪，把科研最宝贵的时间用在完成导师的项目上，成为实验室里的工蜂[19]。

有部分PI对这样辛苦的博士后还不满意，他们选择从外国招聘廉价博士后，利用签证续签逼他们接受苛刻的工作环境。“他给我们承诺工资的百分之一”“外国博士后睡在实验室的地板上，每周工作 100 多个小时。”相比科学家，可能用奴隶贩子来称呼这些实验室老板更为恰当[20]。

卷够了的年轻人，正在大批的逃离学术界。从上世纪 90 年代末到 21 世纪初，美国获得生命科学博士学位的毕业生，获得与学术界工作的比例都占40%到50%，去业界工作的的只有20%到30%。但到了2019年，两者所占的比例对调，去业界的比例占到40%以上。

生物医学专业的博士毕业生进入产业界后，起薪中位数预计在 10.5 万美元。与此相比，博士后的起薪中位数只有 5.3 万美元。而且生物医学行业还在蓬勃发展，2012 年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的年度风险投资金额约为 50 亿美元，而到了 2021 年这一数量增长到了 380 亿美元。与之相比，学术界只剩理想这一块遮羞布了。

博士毕业生是支撑学术就业市场的基础，大批博士生转向业界，很多实验室立刻感到了招聘博士生的困难。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建立实验室萨拉·扎卡拉（Sara ）就发现，她一个合适的博士后也招不到，实际上连她自己的博士同学也都进入了产业界，进入学术界的她反而像一个异类[21]。

或许离开是更好的选择，卡里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受到多年冷遇后，去了德国公司工作，后来在新冠疫情期间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在那里没有拒绝资助她的官方机构，没有对她翻白眼的学生，没有拿绿卡谈条件的行政部门，有的只是自己的研究。这样的环境，可能才是学术界的初心。

参考文献：

1.Hall, J. C. (2008). C. Hall. ,18(3), R101-R103.

2.赵永新.(2013).诺奖得主：“我还在为经费发愁”.《环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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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Stop of in the . (2018, 1). ; .

21.Wosen, J. (2023, July 25).’The point is ’: of young life is up . STAT.

美国西北科技大学博士，2024亚马逊研究奖获奖名单：张崇杰、魏华等人入选

上周五，研究奖（美国西北科技大学博士，2024亚马逊研究奖获奖名单：张崇杰、魏华等人入选，ARA）公布了最新一期来自 10 所大学的 10 名获奖者。

亚马逊研究奖于 2015 年设立，旨在为多学科研究主题的研究人员提供资助奖励。获奖者可以访问 300 多个亚马逊公共数据集，并可以通过促销积分使用 AWS AI/ML 服务和工具。除此以外，获奖者还将与亚马逊专家建立联系，以获得咨询和建议，还可以参加亚马逊举办的活动、培训课程等。

在本周期，ARA 收到了许多优秀的研究提案。本次公告包含在 2024 年冬季和 2024 年春季周期的三个提案方向（信息安全 AI、基础模型开发和可持续性）征集下资助的奖项。提案的审查依据是其科学内容的质量以及对研究界和社会产生影响的潜力。此外，亚马逊也鼓励公开发表、开源的研究成果。

在这一期的获奖名单中，出现了很多华人学者的身影。

信息安全 AI

Kaize Ding

Kaize Ding 是美国西北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的助理教授，领导 REAL 实验室。他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获得了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师从刘欢（Huan Liu）教授。

他的研究兴趣主要是数据挖掘、机器学习和大型基础模型，研究重点集中于为自主决策构建可靠、高效的人工智能系统。同时，他热衷于开发知识引导的人工智能算法，尤其是基于 GNN 和 LLM 的算法，推动 AI 赋能医疗保健、、城市、环境计算等不同领域的应用。

个人主页：

Sijia Liu

Sijia Liu 于美国纽约的雪城大学获得了电气与计算机工程博士学位。此后，他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担任博士后研究员、又于 MIT-IBM 人工智能实验室担任研究员。

他的研究兴趣主要聚焦于为可信的人工智能开发学习算法和理论，其研究目标是使 AI 系统更加安全且具可扩展性。他曾摘得 ’16 的最佳学生论文奖，以及 UAI’22 的最佳论文亚军奖，已在 、ICML、ICLR、CVPR、ICCV 等顶级会议上发表了 70 多篇论文。

个人主页：

张崇杰（ Zhang）

张崇杰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的教授，领导机器智能研究组。在此之前，他曾是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科学研究院的助理教授，并在 MIT CSAIL 担任博士后研究员。

他的研究究主要集中在深度强化学习、多智能体系统和人机交互领域。目前，他致力于探索智能体应如何学习决策，并与其他智能体或人类有效协作，以超越单个智能体的能力。

个人主页：

Yue Zhao

Yue Zhao 是南加州大学计算机科学助理教授。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构建稳健、可信且可扩展的人工智能系统，涉及三个层次：原则层、知识与生成层以及系统层。通过这些层次，他将可靠的检测方法、基于图的结构化知识、生成建模和开源工具结合起来，推动 AI 在科学、医疗、金融和政治科学等领域的应用。

在原则层，Yue Zhao 致力于确保 AI 系统能够检测异常、离群值和分布外数据，提供跨领域的可信度、公平性和透明度。知识层方面，他利用图学习和生成 AI 方法，解决药物发现、合成临床试验和政治预测等科学挑战。系统层面QS100名校留学，他开发了高效的工具和框架，用于自动模型选择、超参数优化和大规模异常检测。他还领导了多个开源项目，如 PyOD（被 NASA、等使用），推动了 AI 技术的普惠和应用。

个人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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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

尤峰崎（ You）

尤峰崎是康奈尔大学能源系统工程领域的教授，同时在多个学科领域有跨界合作，包括化学工程、计算机科学、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系统工程、机械工程、土木与环境工程以及应用数学等。

在康奈尔大学，他担任系统工程博士学位项目主席、康奈尔大学 AI for 研究所（）联合主任、康奈尔数字农业研究所（CIDA）联合主任，以及康奈尔可持续性 AI 倡议（CAISI）主任。

在加入康奈尔之前，尤峰崎曾在阿贡国家实验室数学与计算机科学部门工作，并在西北大学执教。他的研究聚焦于系统工程的基础理论与方法，广泛应用于材料信息学、智能制造、数字农业、能源系统和可持续性领域。尤峰崎已在《自然》、《科学》等期刊上发表了 300 多篇学术论文。

个人主页：

基础模型开发

程璐（Lu Cheng）

程璐是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助理教授，领导着负责任与可靠人工智能实验室（R^2 Lab）。她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获得了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分别在华中科技大学和伦斯勒理工学院获得了了本科与硕士学位。

程璐的研究兴趣广泛，主要集中在社会责任人工智能（如公平性、可解释性 / 可解释性、隐私）和可靠人工智能（如鲁棒性与不确定性量化）、因果机器学习以及数据挖掘等领域。

个人主页：

魏华（Hua Wei）

魏华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助理教授。他曾在新泽西理工学院担任助理教授，并在 AI 实验室担任研究员。他在北航获得计算机科学的本科和研究生学位，并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美国西北科技大学博士，其博士导师为 () Li。他的课题组的论文多次发表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的顶级会议上，并获得了 ECML-PKDD 2020 最佳论文奖。

魏华的研究兴趣包括强化学习、数据挖掘、城市计算和人机协同计算等领域。

参考内容：

美国博士都有全奖吗，想申请美国博士全奖的看过来！！（PHD录取看中什么）

美国博士研究生录取看中什么?

美国大学的博士研究生申请要比硕士难度大很多，获得录取的机率较少。那么在录取中博士更看中什么呢?

是专业能力重要还是语言成绩重要?决定面试成败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和教授“套磁”到底有没有用?录取委员会看中的到底是什么?中国学生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笔者和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教授、2014年生物系博士研究生录取委员会纵徽星进行了交谈。纵教授不但是生物系的博士研究生录取委员会成员，还连续几年回到中国对候选人进行面试工作，看过的简历过万份。

他对笔者说，“博士研究生的录取其实看中的是研究经验。当然，托福和GRE分数，以及本科大学的排名也十分重要。对于GPA，相对前两者来说，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纵教授提供了两点非常有趣的观察：中国学生写的个人陈述有一个辞藻华丽的通病。第二点，中国学生在面试时特别希望提供一个准确答案。

录取委员会看中什么?

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向大洋彼岸的美国大学投递简历，希望能够申请到美国读博士。因为博士涉及到给学生提供研究资金的问题，因此竞争的激烈程度一下子上升了好几个级别。很多学校的录取率都是百分之几，热门的专业甚至更低。

决定谁能得到这些就读机会的是每一个系的录取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每年由不同的教授组成，通常由教授阅读随即分配的申请资料美国博士都有全奖吗，想申请美国博士全奖的看过来！！（PHD录取看中什么），然后将申请者的质量做一个简单排序。然后这些被挑选出的候选人再拿到录取委员会之内进行投票。当然，每一个学校和每一个专业的做法都不太一样。

我曾经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专业的教授安德鲁·内森聊过天，他告诉我，哥大政治系的方法也是每个教授被分配一定数量的简历，挑选之后再到录取委员会共同评估决定。内森曾经和我说，“竞争特别激烈，基本上是在600份申请里选择18人。其他的都要发出拒信。我感觉很糟糕，因为很多申请人的背景其实特别强，但是我们不得不拒绝他们。”

而这样发拒信的比率，在很多学校发生着。对于申请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生物专业博士的人来说，每年生物系要接到几百份简历，而得到录取的人，可能也就是10人左右。

竞争如此激烈， 录取委员会看中申请人什么?纵教授告诉我，“博士研究生和专业密切相关。因此委员会看中的是申请人对专业了解的情况。因此研究经验是最被看中的。你做过哪些研究美国博士都有全奖吗，发表过哪些专业文章，逃不过教授的火眼金睛。教授会在看到这些经验的一瞬间，在心里有一个掂量。

有足够好的英语成绩(托福和GRE)是必备的。另外本科院校的排名和GPA也会被纳入考量因素。一句话，博士研究生的研究经验占据了整个申请的重中之重，学生在写个人申请时，也要重点陈述。其他条件，基本只是一些纳入考量的先决条件。

传说中的“套磁”有没有用?

估计没有哪一个申请过美国大学的学生，尤其是申请博士研究生的学生不知道什么是“套磁”的。在申请的过程中，一些申请者会和教授写电子邮件，进行学术探讨，这样学生可以在申请的过程中给自己添加印象分。

纵教授对我说，他每天都接到好几十封套磁信。然而，“套磁信”到底有没有用?这是很多学生的困惑。对这个问题纵教授说，“我每天接到很多套磁信，但是其中大部分的内容都是普通的打个招呼，表个决心，普通的介绍情况，这样的套磁信不会引起教授任何兴趣。但是，有很多学生认认真真地阅读过教授的学术论文QS100名校留学，本着讨论问题的方式给教授写信。提出有价值的问题，这种邮件，我都不忍心不回!”

纵教授的回答很能说明问题，毫无目的套磁基本无效。而针对教授的研究方向做过研究的人，会引起教授的注意。“不过，”纵教授告诉笔者，“即便是非常有研究方向的套磁，能够对申请起巨大帮助的几率也不大。因为套磁成功其实有三个条件。第一，你的邮件真的打动了教授，让教授愿意吸收你。第二，教授本人在录取委员会里，并有一定的发言权。第三，教授有研究经费并且愿意给你。而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的并不多见。

“对于中国学生，套磁信也许并没有坏处。但是要真正的做一份成功的申请，还是要踏踏实实地把握好每一个细节!”

中国学生的通病是什么?

中国学生在申请时所犯的通病是什么?从事中国地区面试多年的纵教授对我说，他有两点非常有趣的观察。

第一，中国学生的个人陈述一般都要有华丽的开篇和结尾。中间的用词也是复杂，有时候看到很多长句。而美国人写的个人陈述语言却相对简单。形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学生用非母语写作，因此不可能和美国人一样自然。另一方面，中国人认为复杂的、华丽的英文就是好的，这是一个误区。其实简单朴实的语言更打动人。 写作中的逻辑性更加重要。

第二，在面试中，中国学生面对不会的问题特别紧张，而且特别注意要对教授提供一个正确答案。往往在一个面试中，教授有时候会提出一些专业问题，而中国学生会很注重结果。一旦认为这个问题不懂，我面试就砸了。

事实并非如此。教授考察的是你面对问题的态度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如果你没有听清问题，甚至可以向教授提问，“你能帮我解释一下问题吗?”很多中国学生遇到不会的问题很少会说：“对不起，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过。”而是往往会尽量拼凑起有限的知识胡乱回答。而提供的答案往往和问题没有关系。“这些都是会减分的行为!”纵教授说。

对于美国有没有招生腐败的问题，纵教授说，在录取委员会中，没有人有单独的发言权，而且简历都是随机分配，所以这种现象几乎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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