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在写成都主题的封面报道时，我开始阅读王笛撰写的《茶馆》一书。这是本介绍成都民国年间社会状态的著作，在茶馆细节之外，书中的大量历史照片引起了我的兴趣，其中关于成都皇城的老照片尤为让人震惊：原来在现在的天府广场北侧，今四川科技馆所在地，曾经有一个巍峨壮丽的明代皇城，历经几代都是四川省重要的行政、教育机构所在地。

我在四川大学就读的四年里，对“皇城老妈”这个火锅品牌耳熟能详，却从未知道“皇城”二字确有所指。在来到成都的第一天，我就踏足了天府广场，此后也经历过地震之后挂着横幅的悲怆场景，开过毛主席打车的惯有玩笑，但却从来不知道，川大人日日横跨的“明远湖”，也许得名于皇城的明远楼。而更为震惊的是，在《茶馆》一书中，有大量的照片，完整地记录下当年皇城建筑鳞次栉比的模样，而顺着参考资料继续搜索，照片的拍摄者路德·那爱德，居然是一名美国人，并且曾经在川大的前身四川高等学堂任教——这又是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名字！

在好奇心驱使下继续搜索，才发现这背后有一个曲折的故事，相关的过程早就被挖掘出来，却迟迟没有让更多人知道。2014年12月末，当再次回到成都去寻找那爱德的足迹时，一向对历史无感的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一个城市背后，历历可见的时光脉络。

在青羊宫中，我找到了百年前那爱德拍的斗姥殿，原来在花会时这里是售卖书画的地方，仔细看，殿前的大树已经不是同一棵，现在的银杏也早已枝繁叶茂了。转到后半圈，一眼读到了墙上的李白：「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心有戚戚焉。

漂洋过海的年轻人

1910年6月，31岁的化学助教路德·那爱德（ ）决定去中国。

作为家里最小的第十子，这个出身于美国爱荷华州一个牧师家庭的年轻人，一直走在一条传统的精英道路上：那爱德先是从美国西北大学以化学和矿物学的双学位毕业，又继续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拿到了理科硕士学位，毕业时还延续着哲学博士候选人的身份。

那爱德是一个惹人喜爱的小伙子，他的精力很旺盛。在工作的第一所大学里，因为擅长跳高和跨栏跑，他同时担任了田径队和棒球队的教练。等到1906年，换到北伊利诺伊大学担任化学系的助理教授后，那爱德的新计划，是发展自己摄影的老爱好——早在他15岁生日时，父亲劳埃德·奈特就送给他一部照相机作为礼物，小那爱德当时就为父亲拍摄了生平第一幅肖像。而今作为化学教师，调配药水、冲洗底片，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了，他已经找到了一位摄影师朋友，打算要兼职开一家人像照相馆。

但这个计划很快被另一个兴奋的目标代替了：他要去中国。在读研究生时，那爱德在一次化学实验中突然对“China”这个词开始感兴趣，但他能了解的知识实在太少了，遥远的中国还处在清王朝的统治之下，盛大的帝国已到了强弩之末。新旧思潮正在猛烈碰撞。旧式科举已经废除，一批新式教育的学堂已经试水了10年。当晚清政府派员来到学校，为四川高等学堂聘请第一批美国教师时，那爱德认为自己撞上了天赐良机：“机会就在门口徘徊，在我面前看着我说：‘瞧！我就在这里。去吧！’”

4个月后，那爱德已经踏上了成都的土地，在新签订的中文合同上，那爱德受聘为四川高等学堂的化学兼算学教师。当年的算学并非数学一项，而是数、理、化，即理科的通称。那爱德的任务要更重些，他先后担任了数学、地质及矿物学、化学课程教习，用西方最新教学内容和方法讲授，每周学时高达26课时，这也让他的工资水涨船高——学堂每个月发给他300块中国龙圆，远远超过了校长周凤翔约200两/月的薪酬，而当时普通的中国人家一个月的生活费只需一个银元。

随着那爱德一起漂洋过海的，还有一部4×5英寸的照相机，一路上，那爱德已经拍下了日本复兴时期的街景，还有南京贡院被废弃多年后的满庭荒草。这种早期的现代相机使用一种薄薄的银盐玻璃底片，整个拍摄过程都是全靠手动，摄影师先调好焦距和光圈美国 摄影硕士，再把底片装上，拉出遮光板开始曝光，等到感觉时间够了，把遮光板插回去，才完成了一次拍摄。

老式相机的曝光速度很慢，此前那爱德拍摄的日本照片中，电车飞驰而过，只下留一道幻影。而成都的照片中，大部分的面孔还是很清晰，人们都在好奇地向镜头张望——一个外国人架着黑盒子拍照，这场景实在太罕见了。课余闲暇，那爱德记录了很多中下阶层普通市民的生活。在川人俗称的赶场天，他拍下了青龙场喧闹的集市，人们袖着手观望着这个美国人，身边是集市的小吃摊、理发店、买灯芯的幼童举着比自己还高的灯草，降霜后的大白萝卜在院子里排了长长的一大溜。那爱德还参加过1911年春天的劝业会授奖仪式，在竹木搭建的临时授奖台上，站满了朝廷官员、军警和乡绅代表，在他的镜头中，当年的优质货品已经被评选出来，颁发奖品的清朝官员还拖着长长的辫子，官帽上的花翎高高地戳在半空中。

那爱德很快就爱上了在四川的生活，住在种着剑麻、铁树和芋头的典型四川小院里，他认为自己在这里“过得不错，工作也很成功”。学校为外国老师们配备了网球场，即便地面并不太平整，大家也常常换上雪白的球衣来上几局。这个热情的美国老师也把学生们的形象留在了底片上，其中一张是在四川高等学堂整洁的学生自修室中，衣着整洁的同学们正在聚精会神地读书、写作或者探讨问题。书桌上的油灯、地面上的火盆，学生的衣帽服饰都看得出这是一幅冬日苦读的场景。

那爱德一直在给姐姐尤雯塔写信，这些信件相当于一份特殊的日记，信中他赞扬过这些刻苦的年轻人：“学生们并不恶作剧，总的来说比美国学生好教得多，师生之间总是保持着一种礼貌。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更认为当一名学者是最高的成就，因此他们更加努力。他们上课总带着各种问题，因此帮助这些渴求知识的学生是一件乐事。”

路德·那爱德

在冬天，四川高等学堂里的学生们正在围炉苦读

革命见证者

1911年，那爱德接受了清政府的邀请，在假期去四川西部，和甘孜、阿坝藏区做地质调研工作。对于那爱德，这无疑是份兴奋的工作。“当我还是个少年时，我有两个梦想，一是到中国的长城上拣一块石头，另外一个是到胡佛金字塔取一块石头。”浪漫的那爱德热爱野外旅行，喜欢聆听经过山崖断裂处和经过山顶时发出的声音，他计划花大量时间到云端等候下雾、绵绵细雨后美丽的彩虹、落日和彩云。“这时候用来摄影最好不过了。”

100年前的川西，还是一片封闭的原始状态。那爱德带了十几人的挑夫和保镖队伍，浩浩荡荡乘轿进入了高原地区。他第一次看到肤色像黄铜一样、头发又黑又直立的藏族人：“他们是山民，男人剪短发，而不扎辫子；服装是原始的皮毛和粗布，他们喂养很多牲畜，普遍是牦牛，还养大而凶猛的猎犬。”在这里，那爱德拍下了表情严肃的活佛、衣衫褴褛的赶路藏人，还有披挂了一身货物的康巴父子。他带回了煤、铜、铬、银等矿石，采集到野鸡、野山羊、岩鸽等动物标本，他甚至用双筒猎枪打到了一只豹子，豹皮做成的标本此后被送到了大英博物馆。

整个旅途中，那爱德所见到的是一片田园牧歌的宁静景象，藏族头人热情地用獐子肉接待他，农人们在田间工作，宛若置身图画之中。在雅安的山路上，他经常会碰见背着茶叶的背夫。他用相机留下了茶马古道最后的活跃印迹，背夫们把丁字拐顶在厚重的茶包下，好让双肩短暂地休息。高过头的茶包将被运到藏区，上搁着遮阳的大斗笠，投下的阴影挡住了背夫们的面容。古道边是高耸的裸露山体，杂草曝晒在正午的阳光下，在这些古老的山谷中，“时间的沙漏似乎已经翻转过千百次了”。

等到再次回校，成都的世界却正在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保路运动的声势越发浩大，学校关闭，或许不再复课，四川的局势开始恶化，已经完全出乎那爱德的预料。他在信中记录了不同阶段的变化，判断清王朝很快就会崩溃，中国人正在呼吁“建立像美国一样的共和国”。

保路运动最终推动了辛亥革命的总爆发，1911年11月27日，成都和平独立，宣告四川地方自治，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成都皇城内挤满了参加集会的市民。著名作家李劼人当时还是四川保路同志会的同志，在小说《大波》中记录了当时的场景：“偌大的广场，已是人众济济。强烈的太阳透过染成粉红布匹（即所谓的天花）射到人身上，使得个个都面带喜色，个个都感到小阳春的暖气。”

那爱德也许就是李劼人笔下“三十多个外国人”之一，他在这天早上为举行了就职仪式的新总督和副总督拍了照片。在皇城里，那爱德站在高点，俯拍下人山人海的壮观场面。照片中，皇城的院子里插着白底黑字的十八星汉字旗，这是仅仅在1911年临时出现的18行省独立的代表旗帜，它宣告四川已摆脱了清政府的统治，由军政府统领。

这是改朝换代的一天，那爱德发现：“人们剪了辫子，把头发剪成了‘外国发饰’，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装束打扮显得滑稽可笑，一个把头和身体好像木乃伊一样缠裹在蛹壳里的顽固老头，这天走上街，同人握手（中国人过去总是抱拳，从不握别人的手），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爱德就这样与一个古老帝国的覆灭不期而遇。他始终对所见的一切感到好奇和兴奋，他热烈地在信中记录自己生活中的各种细节。对于局势，他认为“能亲眼目睹一些发生的事情是相当有趣的”。但此后，短暂的平静被动荡的政治局势一再打破，出于安全起见，1912年1月，那爱德和同事们离开成都前往上海，一路上，那爱德始终保持着审慎和理智的态度，行程本身充满了危险，在宜昌，他告别了几位爱喝酒又不会说汉语的同事，继续前往上海。留下来的人冒险地踏上了返程，结果不幸撞上了土匪，一人当场被杀，其他人受了伤。

1912年9月，在上海担任了半年专职摄影师后，那爱德还是选择回到了成都，在已更名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的学府里教授化学、地质和矿物学。他怀念周而复始的校园生活，一切重新开始按部就班起来，他再次变成了一个受学生喜爱的外籍教师，课程总是安排得很满，一个任期还没结束，学堂就早早地表示续约的愿望。那爱德决定在这里教最后一个学期，这位冒险家有一个更长远的计划，他打算把在成都拍摄的照片制作成一套幻灯片，今后好带到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大学讲学。

但出乎意料的是，故事就在这里戛然而止了。

1913年4月，那爱德带领学生前往成都附近的彭县白水河铜矿冶炼厂考察。四川植被丰富，富有各种自然资源，那爱德一向喜欢带着学生们外出实习，用现场的石块给大家讲授地质构造课程。这一次的考察并非是学校课程的安排，白水河铜矿历史悠久，头一年刚刚开始参照欧美的冶炼方式进行生产，在那爱德看来，这里是近代实业的一个先进典范。但就是在这里，那爱德染上了斑疹伤寒。

这个常常为了拍照带着老式照相机在山上爬上爬下、能把三四百米外的野山羊一击即中的年轻人，迅速被高烧打垮，在没有抗生素的100年前，由此引发的肺炎无疑是一种绝症。1913年4月19日，那爱德在福音医院猝然离世，年仅33岁。

那爱德与学生交谈

那爱德带学生野外授课

老照片的复活

1991年，四川大学来了一位叫来约翰的新外教，这个美国博士只安排了一个学期的英语课程，平时总往学校的档案馆跑，他在研究川大的校史，找一个叫路德·那爱德的人，这个人，是他的曾叔祖父。

来约翰此前一直在台湾和香港从事慈善和教育事业，5年前，父亲突然写信告诉他，他并不是家族中第一个到中国的人。“那爱德”这个名字对于父子二人都是个新知，七八十年过去了，“那爱德”这个大家族已经枝繁叶茂，相隔几代，互相的往来也基本中断了。此前来约翰也是因缘巧合选择了在东亚工作，而现在由于那爱德，他学会了中文中“缘分”这个词，给自己的人生多了一种解释。

1913年，那爱德去世之后，所有的遗物都被打包带回了美国，交付给了他最亲爱的姐姐尤雯塔，其中包括所有的照片底片。来约翰在四川大学发现了那爱德的文字记载，尤雯塔的孙女宾娜·莱根夫人辗转联系到了来约翰，问这位家族中唯一与中国有交集的远亲，要不要看一看那爱德的照片。

来约翰的兴趣并不大，他对摄影一窍不通，寻找那爱德也并不像他想象得那么顺利。他查到这位曾祖父被葬在成都凤凰山D-7号墓地，但多次探访都没能找到。想来也是，中国早已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将近百年前的祖辈，除了合同上的中文名字，还能留下什么呢？

可是“缘分”这个词，终究又把来约翰带回了那爱德的世界里。

2000年8月，来约翰的摄影家朋友王玉龙到成都，看了一场美国摄影家西德尼·甘博（ D.）的老照片展览。王玉龙与来约翰见面时，顺手让来约翰看看自己在展览上买的小册子。浏览甘博的生平时，来约翰突然发现，影响这位摄影家来中国，并继续拍照的人，居然就是路德·那爱德。

展览的小册子上对那爱德照片的评价并不高，来约翰看完有些不高兴，可那爱德的照片多年尘封在美国，早已经没有人还知道他拍过什么。王玉龙脱口而出了一个异常简单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办个展览呢？

是啊，为什么不呢？3个月后，290幅玻璃底片和约150幅赛璐珞醋酸胶片，就这样再次回到了中国。不懂化学的来约翰买了一部扫描仪，照片以另一种形式一点一点在电脑屏幕上显现了出来。来约翰和王玉龙对着电脑完全看傻了：玻璃底片完好地凝固了90年的时间，所有画面清晰如昨。青羊场集市的喧闹好像可以呼之欲出，把照片细节放大，连角落屋檐下的告示，都能清楚看到页边翻卷的细节。

等到照片全部扫描结束，王玉龙觉得自己的建议有点草率了：整理出的340幅照片，一条文字说明都没有，唯一的线索，就是那爱德约4.8万字的日记和信件。王玉龙是沈阳人，前半辈子都在西藏工作，当过公务员，在日喀则办过报、经过商，但从来没做过文史相关的工作。他对成都完全不熟悉，只是觉得这些照片有价值，答应人家的事儿又不能放弃掉，而真的找起来，又远远比想象中难。

王玉龙把照片打印出来，带到成都市政协、历史协会、民俗协会等组织，遇到人家开会，就铺开了等老干部们过来辨认，所有人都惊奇于世纪初的这些影像记录，但很少有人能明确指出来具体所在。直到最后，王玉龙找到了四川省博物馆的退休研究员史占扬，才真正把这个接力棒接稳。

史占扬是北京人，1961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四川省博物馆，他见过皇城最后巍峨的样子，也目睹过“文革”中短短一年多时间，这个明朝的王宫被夷为平地，火速建成了今日的四川省科技馆。其实那爱德照片中的绝大部分区域，都经历了皇城的命运，今日站在成都标志性的天府广场上，眼前原本皇城所在的位置，早已经没有任何历史痕迹了。而史占扬大半辈子干的都是史料研究的工作，研究的就是近现代史的内容。

“这些玻璃底片在美国的时候，是空白的。它来到中国，刻上了这里的时间，又回美国去。现在，它又来到中国。它将留在东方，再也回不去了。”来约翰、王玉龙、史占扬，三个外乡人，就这样开始了寻访那爱德的历程。

放大那爱德拍的照片，军警肩章上的字清晰可辨。

1911年，成都最后一届劝业会授奖仪式。

1911年11月27日，十八星汉字旗代表了清政府统治的结束。

寻访

史占扬拿到照片后，他肯定地说，有三分之一自己一眼能看出来是什么。皇城、青羊宫、都江堰等尚存的历史遗迹很快就解决了一批美国top30名校留学，因为照片清晰，军警的徽章、房子上的告示历历可见，也解决了很大问题。“配说明时，不一定就死死地说明是哪条街、哪个门牌号，但我们能肯定这里是成都还是南京的旧街道，能看出这是成都某一条沿河居民的住宅区。”

另外的三分之一，是川西，甘孜、阿坝等地区，好在史占扬经常到这些地方走访，看照片里的装束美国 摄影硕士，历史的底片——一个美国人的成都记忆，和自然背景中的地形地貌，结合那爱德撰写的信件，很快就能确定是哪里的少数民族。

最后的三分之一，就是靠走访。王玉龙和史占扬重走了那爱德的线路，他们开始感叹于那爱德旺盛的好奇心。在短短23个月内，那爱德实在走过太多地方了。他们在甘孜州寻找那爱德拍过的小别墅，重新验证了泸定、康定地区传教士的活动痕迹。那爱德在家信中提到过的西藏，实际是过去的川西北、西康地区，他拍摄了大量的藏民生活，其中大部分属于康巴人和嘉绒人，照片中反映了他们最原始的生活状态。一幅在半山腰拍摄的照片中，有一个山谷中沿河而兴的繁华城镇，鳞次栉比的屋檐覆盖了半个河谷，看起来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地理重镇。有一种可能是，这里就是茂县附近的叠溪古城。叠溪古城已在1933年8月25的一场7.5级的大地震中全部覆灭，这也许是这座古城为数不多的珍贵留影。

经过了3年的工作，2002年，王玉龙终于如约在成都举办了那爱德的摄影展。很多成都人第一次看到近一个世纪之前自己家乡的面貌。太多故事都被重新书写了。有一幅照片拍摄的是春天的花会，其间成都名餐厅聚丰园在青羊宫外搭建了一个临时餐厅，两层的餐厅规模庞大，店旗随风招展，一个着长衫的人正靠在栏杆上向镜头注视。展览到中途，有位观众突然在这里下跪，连连磕头。一问才知是聚丰园的后人，照片中正是他的爷爷。聚丰园作为成都三大名餐厅，在1944年就已停业，当年的殷实家产渐渐败落，到了孙子这辈，这位观众也已近老年，皮肤黝黑，肌肉结实，已是一个普通的体力工作者。

历史并不像想象中那样有章可循，史占扬对王玉龙感叹：“今天我们考证不出来的照片，今后恐怕很难再有新的突破。”展览时有两位高级军官的身份不能确定，史占扬在李劼人《大波》中找到了这样一段话：“……清清楚楚看见两个都督并排站在桌子跟前。朱庆澜身材高大，军装穿得很合适；蒲殿俊和他一比，不仅瘦小委琐，就是穿着也不合身，上装长了些，衣袖更长，几乎连手指都盖过了，似乎有人在私议，听不清吆喝了一些什么。只见朱庆澜两腿一并，向着国旗，不忙不慢地把手举在帽檐边。蒲殿俊也随着举起手来，可是两只脚仍然站的是八字形，而且五根指头也奓得老开，似乎还有点抖颤。”史占扬和王玉龙认为，这两位军官就是二位都督，可是因罕有图像记录，基本没有验证的办法。

就在展览现场，朱庆澜的后人手执朱庆澜的照片和介绍朱庆澜的书籍找到了王玉龙，证明了照片中高个军官就是副都督朱庆澜。又过了四五年，终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王玉龙寻访到了蒲殿俊的头像照片，丢失的拼图终于被找回：照片中的矮个子军官，就是蒲殿俊。

四川军政府正都督蒲殿俊（左）和副都督朱庆澜

青羊宫花会期间，二仙庵外成都知名餐厅聚丰园的临时餐点。

江边的这座古城可能是在1933年地震中被毁的叠溪古城

历史的余味

我遇见王玉龙那天，是2014年的平安夜。下午他刚刚在锦江区政府与地方志办公室签订了版权协议，那爱德拍摄的老照片，在文史资料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在照相术不发达的100年前，每一个快门凝固下来的景象都变成了最珍贵的历史，而历史的迷人之处，就在于身处镜头背后的那个人并不自知。

王玉龙10年前去找过彭州的炼铜矿，没想到正遇到铜矿的转制拍卖。当年有色金属冶炼的先进企业，经历了清朝、民国、新中国三个历史阶段，在一次次的经济变迁中，又走入了国企转制的历史之中。那爱德在这里感染了伤寒，又被送到了位于四圣祠街道的成都福音医院。1910年秋天，那爱德刚到成都不久，曾在这里拍下了刚刚落成的医院大楼。这是一家加拿大卫理公会创办的教会医院，照片中三层新楼的建筑垃圾都还没来得及清除。没想到，就在两年后的1913年，那爱德会再次来到这里，并永远没能走出去。

2000年时，王玉龙专门来找过这种西洋风情的老房子，眼前已是一片建筑工地，老的住院楼在几年前刚刚被拆除。现在时间又过了10年，原址上早已修起了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的新主楼。旁边的教堂还在，当晚是平安夜，这里已经成了成都人过圣诞节的重要去处，教堂里越来越热闹，赞美诗流淌在街道上，有教徒在表演诺亚方舟的小品，口中的语言，早已经从百年前的美式英语变成了现在的川普。

那爱德的同事和学生们，就是在四圣祠告别了那名永远和颜悦色、到处都拿着相机的年轻教师。当时一份英文报纸对那爱德的逝世做了如下报道：“作为一名普通人，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污点，他的名字代表着一尘不染。两年多来，他在我们心目中是一个朴实、真诚的人，当我们惊闻他逝世的噩耗时，每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感叹道：‘哦，他可是一个好人！’他那崇高的理想、广泛的兴趣以及朴实的生活，不需任何人的修饰。”

在那爱德去世后，姐姐尤雯塔收到了他最后一封信，在信的结尾，是那爱德最常见的快乐语气：“今天我在窗边的芭蕉树下种了紫罗兰。很多都开着花。这真叫人高兴，梅花也开了，气味很香。当然我现在周围的环境是在别处看不到的。我正改善这种状况。我很高兴我又回到了成都。好吧，晚安！爱你的弟弟，那爱德。”

美国 摄影硕士，美国生活1998年，蜗居在纽约的中国移民

本组图片由著名的玛格南图片社华裔摄影师张乾琦拍摄于美国纽约。纽约最早的唐人街是1890年形成的。1848年，两男一女共3位台山人乘坐“流浪之鹰”号帆船到达美国，这是最早移民美国的中国人。到1851年，移入美国西海岸的五邑人已达2.5万人美国 摄影硕士，美国生活1998年，蜗居在纽约的中国移民，以后逐年增加。

张乾琦1961年出生于台中县乌日乡一个普通的农民家里， 当地的7户人家都是他的亲戚。10岁那年他的父亲决定举家搬往台中市。10岁前在农村生活的记忆却终身都印刻在他的脑海中。

他在东吴大学获得英文学士学位后赴美；获印第安那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曾获全美新闻摄影协会举办的《年度图片竞赛》（POY）“年度杂志摄影家”奖，荷兰世界新闻图片大赛（WPP）日常生活累组一等奖，著名的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基金，美国NPPA年度摄影师。

张乾琦移民美国之后，开始关注中国人移民的生活，并深入到他们之中，了解双重生活的含义；大部分中国人都签署了一份奴隶契约，将一生都生活在恐怖和居无定所的生活中。这段时间的生活和观察使张乾琦开始了自己的纪实摄影工作。

纽约时报的报道称，目前美国纽约市的移民人口数量创下了历史新高，中国人是纽约第二大移民人口。不少华人越洋追寻美国梦英国G5院校留学，但他们到美国后，通常因为没有钱、就业不受保障和没有固定收入美国 摄影硕士，加上文化和语言障碍，只能居于华埠的板间房。

接受采访的王先生介绍：他1988年到达美国时，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21岁年轻人，来自中国福建省农村。在蛇头的帮助下，他辗转来到曼哈顿下城的唐人街，在很多餐馆打过工，日子久了，他也设法拿到了绿卡。

接下来的几年里，王先生的大批亲戚朋友来到了纽约，有表兄弟、叔叔，还有阿姨。有些人是申请了家庭团聚签证，有些人是偷渡来的，还有些人获得了庇护。

“具体有多少人我说不上来，”王先生现在住在皇后区的法拉盛，在一家中国餐馆掌勺。由于移民经历的问题，他不希望登出自己的全名。

每间面积64平方英尺(约5.9平方米)的板间房月租200美元，虽然环境狭窄和恶劣，但对不少新移民而言，总算有一个容身之所。在纽约的外国出生人口群体中，中国人数量目前排在第二位，跟居首位的多米尼加共和国移民已经相差无几。【美国纽约，1998年。摄影：张乾琦】

美国 摄影硕士，电影留学丨想去国外学电影专业，美国拥有学电影的绝对优势

我们都知道在电影这个领域，美国一直处于世界前端，是众多电影专业留学生的首选国家。那么去美国留学学电影到底有多少优势，今天就让小编和你们好好说说~

美国电影行业环境

说起美国电影行业环境，其实很多同学除了最初是因为喜欢美国电影而选择来美国之外，更多的是向往美国宽松的艺术氛围，无论你的想法在国内显得多么荒诞，但在美国，你总能找到懂你的人。

和同学们聊天的时候有听同学们说过，国内的电影课程太过于沉闷，并且在国外学电影会有先进的拍摄技术加持，可以接触到最前沿的电影走向。

知名导演和影片

美国除了拥有很多世界著名的电影学院，还有很多脍炙人口经典影片和导演。

在这里我们就以南加州大学为例：

著名的校友就有：

/《穆赫兰道》导演大卫 · 林奇（David Lynch）/

/《黑天鹅》导演达伦 · 阿伦诺夫斯基（ ）/

/《最后的武士》导演爱德华 · 兹威克（ Zwick）/

/《盗梦空间》《黑暗骑士》摄影师沃利 · 菲斯特（Wally ）/

/《南方公园》制片人安妮 · 加莉菲诺（Anne ）/

/《通天塔》制片人史蒂夫 ·高林（Steve Golin）/

/《纸牌屋》等美剧导演卡尔 · 富兰克林（Carl ）/

/《愤怒的公牛》编剧保罗 · 史瑞德（Paul ）/

大卫 · 林奇（David Lynch）

达伦 · 阿伦诺夫斯基

爱德华 · 兹威克

美国有最完备的电影工业体系

一战爆发后，全球电影的创新圣地开始由英法两国向美国转移。

当年纵横四海的电影公司百代的地位也被好莱坞所取代，建立起正向循环的庞大工业体系，高密度量产全球大火的票房电影或者口碑电影。

百代电影公司（Pathé）

同学们肯定会好奇为什么全世界只有美国产生了这样体量级的电影工业呢？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

人才：

在好莱坞上百年的发展中，最不缺的就是人才。

英国演员，墨西哥导演美国 摄影硕士，电影留学丨想去国外学电影专业，美国拥有学电影的绝对优势，意大利摄影师，法国的美术，香港的动作指导……不同的文化视角给了好莱坞最广阔的创作视野。

资金：

无论是投钱拯救迪士尼的日本散户，还是转身投资电影的华尔街资本，包括源源不断的各国政府补贴，好莱坞本身就具备吸引资金的能力。

素材：

好莱坞已经形成了量产票房电影的模式——在一个稳定的情感结构中，不断丢进去新鲜的元素，这些元素来自于那些全球范围发掘来的电影人才，不乏刚毕业于电影专业的年轻人。

具备这些因素，使得美国拥有全球发行的能力，以及卓越的电影创作氛围。

美国顶尖电影学院设施完备

美国的电影学院就是最好的学习这些能力的地方，完备的教学设施是其他地方不能比拟的。

设施可以分为2个方向，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

硬件：指的是美国院校的设备

例如世界排名第一的南加州大学电影艺术学院（USC），位于洛杉矶QS100名校留学，毗邻好莱坞。

拥有的设施包括：乔治·卢卡斯教学楼、马西娅·卢卡斯后期制作大楼、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电影配乐录音棚、哈罗德·劳埃德摄影棚、约翰尼·卡森摄影棚等。

以及非常完善的后期设施（Avid为指定剪辑系统、Pro Tools声音、调色、录音、ADR 、foley等）。

在 数字艺术中心里还有很多有趣的“玩意”：视觉特效后期设施、两个绿屏摄影棚、一个3D动作捕捉台（ stage)、更多的影视摄影棚等等。

软件：指的就是教学资源、名师

例如美国电影学院（AFI），该校有60位专职教授，像大卫•波德维尔（David ）同时还请来了许多客座教授，每周三学院要定期举行研讨会，邀请好莱坞的电影摄制人员带着他们的作品来进行讲座。

客座教授中有许多是名人美国 摄影硕士，如《蜘蛛侠》的制片人萝拉•辛斯金，荣获该学院第三十届终身成就奖的汤姆•汉克斯以及中国观众熟悉的电影演员陈冲等都到这里发表过演讲。

知名院校

美国除了有著名的电影基地，世界著名的电影学院基本上都位于美国。

01

纽约大学电影学院

1、是培养最多奥斯卡奖得主的院校现已有19名奥斯卡金像奖得主。

2、而且它是是世界电影教育最重要的基地之一。

02

南加州大学

1、是美国第一所授予电影艺术学士学位的大学。

2、学校一直在全美各大电影学院中排名第一。

03

查普曼大学道奇电影学院

1、是美国西部地区环境极好的留学圣地。

2、紧挨好莱坞，与好莱坞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为学生提供了大量实践机会。

3、除了为学生提供全面的课堂学习和技术指导之外，学院还会通过各种方式帮助学生进入电影与媒体行业建立渠道。

04

美国电影学院

1、AFI只提供研究生课程的院校。

2、AFI的硕士项目极其专业化，要知道AFI的重要任务是帮助学生学会拍摄电影。

3、学生在学校就有机会拍摄一大堆电影，这就意味着在还未毕业之前你就积累了大量的拍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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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摄影硕士，天文大师（第八十八期）：来自美国的天文摄影师—— Chad Leader

– 以下是本次采访原文 –

ZWO：首先，恭喜您获得冠军。这已经是您第二次接受我们的采访了，能否向新读者介绍一下自己？

Chad ：大家好，我叫Chad ，今年46岁，住在美国华盛顿特区附近。

我喜欢天文、音乐、大自然和旅行，从事天文摄影已经有四年多的时间了。

ZWO：这些年来，天文摄影给您带来了哪些变化和惊喜？

Chad ：自从2019年开始天文摄影之后，我对天文摄影领域技术的进步感到震惊。

有很多小工具让天文摄影变得更加方便和高效，例如。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应用软件简化了数据处理流程，包括一些新出来的AI工具，它们能够简化工作流程并得到较好的结果。

现在是入坑天文摄影比较好的时代！

ZWO：能介绍一下获奖作品吗？

Chad ：（灵魂星云）是一个位于仙后座的发射星云。最近我购买了一台Askar 80PHQ天文望远镜，和 Pro半画幅相机配合使用QS200名校留学，拍摄这个目标刚刚好。

为了获得较好的平坦视场，我没有使用减焦镜，用f/7.5（600mm焦距）进行拍摄，通过几个晚上的拍摄，搭配使用3.5nm滤镜，累计曝光了15.5小时的SHO窄带数据。

总体来说，我对这套望远镜和相机的组合非常满意，数据非常干净且易于处理。

ZWO：您使用什么设备呢？有它们的照片吗？

Chad ：三台望远镜：Askar 80PHQ、 RC8、 Edge HD 8

二台赤道仪：ZWO AM5、Sky- EQ6-R Pro

天文相机：ZWO Pro、ZWO Pro、ZWO Pro

控制器： Plus、 Pro

ZWO：您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黑白相机的？与之前熟悉的彩色相机相比，带来了哪些不同的体验？

Chad ：换成黑白相机是我做出的正确决定！

尤其是在光污染严重的地区，黑白成像细节更加丰富。除了能够进行真正的SHO成像，我还发现黑白相机在重度光污染下更适合宽带（LRGB）目标。它们不仅在感光方面更高效，而且从不同的数据中去除渐变也更容易。

虽然环境是最重要的，但如果你和我一样很难有黑暗的环境，使用黑白相机可以获得更高的效率。

ZWO：完成一张照片通常需要多长时间？您认为哪个环节最具挑战性？

Chad ：这取决于目标和我使用的望远镜。例如，如果我用f/7望远镜拍摄一个中等亮度的SHO目标，我通常会在每个数据上花4个多小时。如果OIII信号较弱，我需要用两倍的时间。

对于宽带图像，这取决于拍摄目标、天空质量等。例如美国 摄影硕士，M42非常明亮，在黑暗的天空下，大约一小时的时间我就可以拍出一张非常好的照片。

最具挑战性的是获得比较圆的星点，这需要很多设备的精调和正常工作：校准、后截距、导星（包括视宁度）、极轴校准、赤道仪平衡等。

虽然具有挑战性，但当你获得满意的图像时，这也是非常令人满足的。

ZWO：到目前为止美国 摄影硕士，天文大师（第八十八期）：来自美国的天文摄影师—— Chad Leader，您最喜欢拍摄的天体是什么？

Chad ：我最喜欢心脏星云区域（IC 1805和 15），这个区域有很多神奇的结构。

ZWO：能和我们分享一个您在天文摄影过程中难忘的故事吗？

Chad ：大约两年前，我在约书亚树国家公园的一个偏远地区进行拍摄，设置完计划拍摄后，我在椅子上睡着了，接着被灌木丛中走动的声音惊醒，当我用灯光照向声音的区域，看见两只红色的眼睛瞪着我。不过我没有去看那是什么东西，可能是一只土狼，大家在野外拍摄时要小心！

ZWO：您如何平衡爱好、工作和家庭的时间？

Chad ：天文摄影是一个需要大量时间的爱好，所以确实有点困难。我有一个4岁的儿子，他是我的首要任务，幸运的是他在星星出来之前就上床睡觉了！不过，我也会尽量让他参与到我的爱好中。比如让他帮我设置望远镜，看我做图片后期，有时候还会试图画出我拍到的目标。

为了更高效的拍摄，我会把设备放在外面，盖上望远镜罩。这样在晴朗的夜晚我可以直接打开并拍摄， Plus的自动化功能也非常有帮助，可以设置一个“计划”拍摄，让它整晚运行，而我就可以睡觉啦。

ZWO：除了天文摄影，您还积极参与其他与天文相关的活动吗？

Chad ：我最近完成了天文学专业的空间研究硕士学位。我的论文是关于利用编码音乐来对抗长时间太空飞行中的心理挑战（例如火星任务）。

除此之外，我喜欢阅读关于天体物理学和宇宙学的书籍。我也希望能更多地参与到当地天文俱乐部（NOVAC）的星空派对和外展活动中。

ZWO：您认为自己在天文摄影中最值得纪念的时刻是什么？

Chad ：这很难说，最好的时刻应该是在黑暗的地点仰望星空，这是一种非常疗愈的体验。

我也有一些非常酷的时刻，就是当我的摄影作品被官方展示出来：入围年度天文摄影师比赛、照片刊登在多本杂志上、获得APOD、赢得的IOTD以及赢得ZWO的每周最佳图片奖！

ZWO：您有计划尝试其他类别的天文摄影吗？例如行星摄影。

Chad ：我最近买了一台入门级的单反相机，尝试拍摄银河，艺术、科学和技术的融合让我着迷，但我还是更喜欢深空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