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哈佛大学文理学院费用

1.学费和健康服务费部分：

TOPS老师了解到所有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学生的学费均基于分级学费结构，也就是说随着学生完成学位课程的学习，该结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攻读博士课程和一些硕士课程的学生将获得涵盖这笔费用的助学金和研究金，因而可能费用会有相应的减少，具体如下：

全额学费——需要前两年的学习：52,456美元

减少学费——只需要第三年和第四年的学习：13,638美元

设施费——第四年学习后需要:3,470美元

有效文件费——批准的非居民身份的最低费用:300美元

健康计划(HUSHP)费用：1,304（必须）/4080美元（补充）

2.其他费用部分：

书籍和用品：900美元

公寓住宅费用：17,730美元

宿舍楼费用：7,892–12,392美元

膳食计划费用：2,669美元

单独食物费用：6,700美元

杂项费用：6,910美元

二、那么，哈佛大学文理学院还值得就读吗？

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现如今已经走过了整整50年的历程，该学院是学术和创新的交汇处，是挑战思想和发展理论的地方，是创造新知识的地方，也是涌现学者的地方。

每年，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都会确定并吸引最有前途的学生组成一个充满活力和多元化的全球社区，将他们塑造成有远见的学者、创新的教育者和创造性的领导者美国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哈佛大学文理学院费用一年需要多少钱？，同时鼓励他们跨越学科界限。所以哈佛大学文理学院是一个非常值得就读的学院，因此建议申请的同学们一定要及早准备美国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如果您还不知道从何做起，那么，托普仕老师就是您最好的选择，我们的老师一定要会给您最专业化的建议和最好的选校服务，帮助您早日拿到梦校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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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理学院好不好，美国文理学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新东方前途出国

地理位置: , 加利福尼亚 学校类型：私立

常规申请: 1月1日早决定: 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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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EFL: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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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蒙特• 麦肯纳学院（CMC）位于加州克莱蒙特美国文理学院好不好，美国文理学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新东方前途出国，是美国重要的私立文理院校。CMC学生来自29个不同国家，学生背景多样化。CMC因其一系列令人赞叹 的排名引以为傲：《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全国文理院校排名第 9、《福布斯》杂志美国学院排名第 12和加州大学排名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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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女性进入哈佛大学的百年艰难历程

玛格丽特•米德

玛格丽特•米德说：“妇女在二战后的十五至二十年间完全出尔反尔了，她们决定回到洞穴里去，每人还随身拽着一个男人。到处缺少训练有素的职业妇女，高层次简直没有女性。”这一倒退的原因很多：大量士兵返回导致劳动力市场紧张、残酷战争后人们渴望和平家庭生活、中产阶级妇女物质生活改善等。二十世纪初女权运动产生的新女性渐渐消失，事业型女性更成了一个“贬义词”，女性无论上学还是上班都只是为了找个丈夫。女性为妻为母当然很正常，至少在目前婚姻制度下和男人为夫为父一样正常，可是人类社会告别男耕女织后，个人价值越来越取决于一个人的社会角色和地位，而劳动分工使男人在社会上拥有地位。男性身负两个角色，一在社会，一在家庭，后者对他是次要的，因为让他得到报酬和尊重的是其社会角色。女性只有家庭一个角色，而且得不到报酬，在经济和社会两方面都依附于男人。

男性的社会角色要求他们不断提高和实现自己，否则便跟不上一个发展的世界。然而总的来说，社会并不期待女性“在头脑方面作出重大贡献”，她们在家庭中的作用一直停留在初始的水平，做的是缺乏挑战的工作美国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女性进入哈佛大学的百年艰难历程，也因此被有意无意地当作依附者对待。在此情况下，怎么要求她们发展自身？然而这里面的因果关系经常被误读，女性被视为天生心智不成熟，甚至不会成熟。捆绑在家的处境局限了女性的视野，加剧了她们的怨愤，而她们又不可避免地以各种方式、用自己的狭隘来捆绑她们的丈夫。

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来说，当家庭妇女无疑格外乏味空虚。她们已经见识过外面的世界，如今却不得不停止心智的追求。受过教育的郊区中产阶级家庭妇女普遍陷入一个困境，沦为弗里丹称为“无以名之的问题”的主要受害者——“我需要的不仅是丈夫、孩子和家庭”，这是一个精神分析师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该如何来面对这一悖论？是改变她们的角色呢，还是改变她们的教育？弗里丹在《女性奥秘》一书中抓住了这个问题，详尽地分析其来龙去脉，她相信：“妇女除了被社会影响外，也可以影响社会。最终，女人将像男人一样拥有选择权，创建自己的天堂或地狱。”

弗里丹的书触动了妇女的心，打开了她们的视野，引起美国妇女的普遍共鸣和深刻反省，极大推动了当代女权运动。不过，一本书本身是不足以掀起一场社会运动的。在弗里丹之前，西蒙娜•德•波伏娃就发表了《第二性》，但并没有在法国掀起一场女权运动美国哈佛大学文理学院，是社会、政治、经济、心理，以及其他各种因素间的互动，在1970年代动员了美国妇女，成功地发起了一场美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女权运动。

弗里丹说：“无论何时何地，但凡这个世界上呼吁人类自由时，女性都会为自己赢得一杯羹。”在美国历史上，女权运动往往紧随黑人解放运动，正是在帮助黑人赢得平等时，妇女不仅意识到自己的类似处境，也学会了赢得权利的方法。1960年代参与民权运动的女性发现，在以争取平等为崇高目标的组织内，自己却受到了不平等待遇，于是她们反叛了，开始为自己的人权奋斗。如果说美国黑人受歧视的历史始于被贩卖来的那一天，那么对妇女的压迫从母系社会结束便开始了。女性一旦意识到这一历史悠久的歧视，她们的愤怒和挫折感犹如火山喷发，一点也不亚于黑人。

哈佛女性在1970年代的成就正是在全美女权运动的大背景下获得的，她们积极地将这一运动演化为校园内的革命，终于在短短几年中突破重围，搬走历史遗留下来的重重障碍，促使哈佛实行男女同校，争取到了完全平等的地位。

在1960年代后期美国风起云涌的反战和学潮中，哈佛也发生了学生运动，高潮是占领大学办公楼。1969年4月，七十个学生强行占领大楼，要求取消ROTC，一个与五角大楼有关的机构。学生指责学校是个冷冰冰只会算计的服务于自我的机器，谴责它以扩张和租赁的方式阴谋将坎布里奇“哈佛化”。第二天，普西校长叫来两百五十名马萨诸塞州警察，当时楼里大约有两百名男女学生，外围有近两千名。在这次占领和随后的罢课、抵制等行动中，女生的参与比例高于一般。邦廷院长说：“过去几周发生的事情使合并变得更加重要了，我们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其实学生们出于自己的意愿已经合并了。”

拉德克利夫女生在争取平等中得到哈佛男生的支持，她们的许多行动都是对全美女权运动的反应。发生在1971年3月的那次也许最为暴力：五十名女生把自己关在破败的建筑系旧车间内，要求哈佛将该地用来为当地居民建造廉租房，她们顽强抵挡住了学校警察的三次进攻。女生还通过游行集会来宣传女权运动，1971年4月在波士顿妇女集会上，她们打出的口号是“控制我们的身体”、“控制我们的生命”、“拉德克利夫女生身心一致”。同年6月，女校参与抗议的高年级学生佩戴女性标志的袖章，圆圈中心印着“同等入学”字样。1972年春，拉德克利夫召开妇女峰会，讨论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中存在的鸿沟及妇女角色。在1972年毕业典礼上，许多男女学生背上佩戴白色大标语——代表平等的两条平行线。

当然，所有这些行动中的革命观念若想取得持久效果，必须将它们落到实地。观念革命给哈佛带来了机构与教学上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反过来保证观念革命的不可逆转。

两校完全合并

哈佛和拉德克利夫合并的意义不仅是机构合并，女校还从中获得不少实在的好处。更重要的是，它表明哈佛承认了高等教育中的两性平等，这是哈佛女性为之苦苦奋斗了百年的目标。两校关系中有如下几个关键节点：

1943年，两校达成女校成立后最重要的协议，规定女校将百分之八十五的学费交给哈佛，而不再对教师单个付酬。这笔款项进入哈佛工资单，从而使哈佛教员在系里派他去女校教书时无法推辞。虽然协议并不要求男女同班，但实际上当年春季除了一年级新生，已经实施男女同班，是大批男生离校参战后的应急措施。

1947年，男女同班转为正式，称为“联合指导”。

1963年，哈佛学位授予女校毕业生，女校研究生院与哈佛文理学院合并。这是女校的重大收获，因为不到两年时间，女生获得了三倍于女校所能给予的资助。

1970年，两校共同举行毕业典礼。

然而，宿舍的合并才最终导致了两校的正式合并。哈佛的大院住宿制度始创于1930年代，学生宿舍被划分为若干大院，每个大院都有院长、辅导员等一整套班子和设施，十分有利于指导和丰富学生生活。女校由于资金欠缺，直到1961年才开始自己的宿舍规划，将旧宿舍重组为两个大院。1970年，随着柯里尔大院的建立，女校终于有了一个专为大院宿舍制度规划的宿舍。

当时男女同校同宿舍已经成为趋势。1969年耶鲁大学首次招收女生，并让她们与男生一起住在校内。1968年秋，哈佛和女校的学生开始要求合并宿舍，分享宿舍大院提供的好处。普西校长答复道：“只要哈佛和拉德克利夫学生仍处于不同的管理制度下，就不可能考虑合并宿舍大院。”此话将合并问题提上日程。当年12月，学生正式要求两校合并，还有传言说他们准备进驻女校，不过这一计划被占领大学办公楼打断了。1970年2月，宿舍合并终于开始，一百五十名学生合并在三个大院进行试验，男女生不仅住在同一个宿舍楼，还住在同一层，这是哈佛首创。

一个世纪前艾略特校长拒绝招收女生时，理由之一就是：“几百个性格不成熟又处于婚配年龄的青年男女同居一处，这其中涉及的困难太大，必要的监察管理势必造成过重的负担。”现在他们住到一起了，没让学校花一分钱，结果却是皆大欢喜。

s宿舍合并缓解了两性间的紧张，宿舍变成了自我控制的社会组织，举办了更多有组织的活动。住进女校的男生很关心女生的平等权益，一个男生对邦廷院长说：“我到拉德克利夫以后，才惊讶地发现自己有多么好。”他们很在意这个“好”，也不羞于承认。男人之间的关系经常具有竞争性，他们发现更容易接近女性。女生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父母发现她们显得更加愉快、自信和友善了。女校的生活似乎经历了一次真正的复兴，有一种历经磨难终于被接纳进哈佛的感觉。

1971年起，宿舍合并正式确定，两校机构从此完全合并。男生都不愿去没有女生的宿舍，校方只好动用电脑来为各宿舍大院分配女生，对女生的需求也因此剧增，1960年代男女生四比一的比例显然不能满足要求了。拉德克利夫院长现在可以在幕后以逸待劳，哈佛男生正在越俎代庖，替她要求增加女生录取名额。

然而，拉德克利夫校友的考虑却分外迟疑谨慎，她们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足足花了两年时间来斟酌利弊。多数校友怀疑哈佛是否真能认真对待女性教育，同时也不希望母校完全被吞并。少数赞成彻底合并，她们认为这正是哈佛的意思，她们辩解道：既然课堂教学、课余活动和宿舍都已合并，女校也不剩多少可以合并的了。女校没有自己的教师队伍，也就谈不上是一个独立的机构，说到底，女校的本质就是哈佛的教育。邦廷院长也比较重视本质而非形象，在为合并辩论时，她强调给予哈佛明确的责任，以此提高其对女性需要的意识。

最后，在1970年6月，委员会建议女校维持自己的独立实体，认为“在此时瓦解拉德克利夫是个错误。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态度温和的组织提请注意妇女的生活方式和特殊问题，女性的自我意识在觉醒。现在不是取消一个有声望的女子学院的合适时候，女校应该领导正在界定和扩大社会角色的妇女”。

这一积极自我审视的结果导致了1971年与哈佛达成一个“非合并合并”的协议——哈佛接受所有本科生的学费、捐赠等资金，以承担女校主要的日常支出。女校保留她的校名、部分捐赠、资本和建筑，同时继续管理和资助属于自己的几个机构和项目。这个协议规定了四年的试验期。

1977年，女校与哈佛签订另一协议，确定了延续至今的关系，再次明确女校是一个独立机构，有权根据其特点开展促进妇女高等教育的项目，同时确认了女校与哈佛相互依存的关系。它还第一次明确了女校在制定本科教育政策上的作用，规定文理学院的重要任命必须咨询女校。至此，女校的百年梦想终于实现，曾经为男性独享的特权完全向女性开放，女校获得了平等，却没有丧失自我。

双方都认为，通过合并，资源能够得到更好利用，所有学生都将受益。博克校长说：“如果拉德克利夫不存在，哈佛将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去创建一个。”女校也终于长长松了一口气，合并确定了她与哈佛的关系，女生可以充分平等地使用哈佛提供的教育机会，包括图书馆和实验室，女生还获得了更多的入学机会和经济资助。

创建妇女组织

为促进妇女地位和保护妇女权益，哈佛涌现出许多不同的妇女组织，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69年成立的“拉德克利夫学生会”（RUS），其早期目标是争取学生事务的自治权，参与学院政策的制定与管理。1971年11月，它起草了一个宪章，重新界定它的角色为“一个发表妇女观点的声音，一个压力团体……一个服务于妇女需要的服务型群体”。到1980年代，它已经成为一个政治论坛，还是重要的经济资源，“通过组建项目，通过将基金分配给其他妇女团体，通过在学校宣传妇女问题，RUS努力保障在学术和课余活动里兼顾到女性观点”。RUS还有一系列下属委员会，如妇女学习委员会、性骚扰委员会、政治行动委员会等。

“妇女中心”成立于1974年秋，它通过电话机与外部世界联系，吸引了惊人的兴趣和支持，特别是本科女生。它由学生经营，每年从RUS得到五百美元资金，起先是提供女权运动的信息，后来为校园里不同妇女组织营造群体感，也为妇女组织提供开会场地，为她们发起的讲座与其他活动发布消息。

其他组织还有“哈佛－拉德克利夫妇女问题委员会”，意在建立一个全校性妇女网络，每月召开会议讨论校内外妇女感兴趣的问题。“文理学院妇女地位常设委员会”是为了“监督文理学院全体女性师生的地位状态，保证不同层次妇女在最大程度促进个人发展和学术进步时所需要的自由、安全和尊严”。其他组织还有“拉德克利夫黑人妇女会”、“拉德克利夫亚裔妇女组织”等，所有这些团体在不同方面适应哈佛女性从决策到课余的需要，报告妇女问题以何种方式存在和得到解决，大大提高了妇女的参与意识和参与程度，对促进妇女交流和争取妇女权益大有裨益。邦廷院长还专门设立了“拉德克利夫独立学习学院”，以帮助负有家庭责任的已婚妇女继续其学业。

女性师生的增长

1960年代哈佛与拉德克利夫男女学生比例长期保持在四比一。1972年，博克校长改设为二点五比一，第二年就有四百六十名女生入学，纯增一百三十人。1975年，两校就平等入学达成协议，合并了行政部门和经济资助办公室，女生入学人数不再受限制。1976年，首次实行平等入学，男女生比例达到一点八比一，女生为五百六十七人。

各研究生院的女生比例也呈稳步上升趋势，以1979年与1984年相比，女生比例较低的商学院从百分之二十一点八上升为百分之二十四点三，比例一般的文理学院从百分之三十一升为百分之三十三点二，比例较高的教育学院则从百分之六十二点四升为百分之六十三点二。

平等入学政策还保证了女生在奖项、助学金、体育和生活设施等方面的平等权益。1970年代前，女校负责女生的全部助学金，现在它提供的只占女生所获助学金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其余由哈佛承担，女生无疑是获益者。

1970年2月，哈佛文理学院教师团体宣称：“我们重申拉德克利夫学生在大学校区的知识与社会生活两方面的完全充分参与。”1972年2月，哈佛向女校学生开放了三十二个先前受限制的基金。1976年，又开放另外十五个奖项，从而在五十八个奖项中只有十个专给男生，十二个专给女生。在1977年列出的六十一个奖项中，只有五个专给男生，八个专给女生。

女教师的增速虽然不如女生，但与过去相比，也有一定长进，以前女性几乎被排斥在哈佛的正常学术职位外，1947年哈佛才专为女校设立第一个女性终身教授职位。1970年春，文理学院四百四十四名正教授中无一女性。博克校长对妇女担任教职持积极态度，他说：“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关注每一位有前途的女性申请者……当然，最终决定必须基于学术和教学质量，但我们需要让自己心安理得，不是因为忽略她们的存在而没有任命妇女或少数群体。”1971年底，即他担任校长的第一年，六位女性教授和几位女性副教授得到任命，是原有的两倍还多。

1973年迎来改革高潮，哈佛在联邦政府监督下开始实行“扶持行动”，（ ），它最早见于肯尼迪1961年的总统命令，后约翰逊于1965年再次发布总统命令，1967年推广应用于妇女。它禁止任何与联邦政府有交易的机构在聘用上存在歧视，包括种族、肤色、宗教、性别及来源国别等原因，要求这些机构实行扶持行动来保证先前由于这些原因受歧视的人获得聘用。哈佛采取措施保证妇女和少数族裔不会在受聘时受到轻视和排斥，菲利斯•凯勒副院长说：“这是保证实行公平就业份额的工具……文理学院已对聘任问题作出最终决定，不再考虑种族、性别，或其他无关因素。”

根据1976年“文理学院教师团体关于扶持行动的报告”，两年中进步可观，教师中女性比例从百分之十点八上升到百分之十四。女性终身教授比例也从百分之一点六上升到百分之三点二。在这两年新受聘的终身教授中，百分之三十五是女性。优秀女性担任教授不仅为女生提供榜样，也让男性认识到女性可以同样优秀。不过总的来说，女性还是更多在行政部门和学术阶梯较底层供职，1986年女性在全校非教学部门中占百分之五十三，在教学职位中只占百分之三十七点八。

1970年代，哈佛女性开始向高级职位进军，其中一些担任了重要管理工作。海伦•霍曼斯•吉尔伯特当选为哈佛监事会首位女委员，后来是首位女主席；帕特里夏•格雷厄姆成为首位研究生院（教育学院）院长。1977年，盖伊•塞德曼成为《哈佛深红报》首位女主席，苏姗•克罗克则成为美国第一个大学电台WHRB的首位女主席。1971年，甚至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幽默杂志《哈佛讽刺》也在出版九十五年后第一次有了女编辑。

妇女研究及课程

除了女性师生数量的变化，教学方面也增加了新内容。1970年代末，妇女研究作为最重要的新兴学科之一，在全美快速发展。历史（）通常记录男人做了什么，现在女性意识到了自己如何被历史忽略，下决心补上这课。全美妇女组织（NOW）正在一页一页地翻阅史书，寻找妇女在历史中的作用，许多主要大学都设立了妇女研究课程。

妇女研究及其课程运用两性平等的女性观点，致力于探索已知与未知的女性经验，认识她们曾经对社会作出的贡献。她们认为，妇女不应作为“被压迫群体”或“依附群体”来研究，而应该视之为所有社会中都具有影响的一支重要力量。

1970年拉德克利夫开设的几门有关课程中，有一门专门研究妇女在社会变化中的角色。1976-1977学年开设了两门以妇女为主题的研究生研讨课。1977年初，RUS名下产生了一个新的不设主席的委员会，致力于创建妇女研究课程，允许感兴趣的本科生将审察女性经验的跨学科研究立为专业方向。该年5月，一千一百名本科生签署申请，呼吁校方设立妇女研究专业方向，有的还要求成立专门的班。

作为答复，教师协会在1978年成立跨学科的“妇女研究委员会”，目录中说：“委员会并不提供学习课程、本科生专业，或高级学位。其作用一是促进妇女研究课程的发展，设立恰当的系或跨学科的核心课程；二是鼓励教师在已有课程中包括进妇女研究的内容；三是邀请学者举办相关主题的讲座。”

委员会未能在1979年安排核心课程的原因是找不到对此有兴趣的教授。文理学院院长基南说：“一个院长可以为一件事四处奔忙……可是一旦他告诉谁去教什么、怎么教，他就违反了这里的规矩。”当耶鲁大学在1981年宣布将授予妇女研究学士学位时，哈佛的答复是“一个独立的专业或者系不是我们的路线图。”委员会协调人凯茨也表示：“妇女研究作为一个知识问题属于许多不同的系……一个独立的专业并不特别合理。”直到1985年9月，哈佛依然是常青藤学校里唯一不设妇女研究专业的。在三十名申请者中，只有一人被允许签署了一份特别专业方向证明。1980年神学院设立的妇女宗教研究是哈佛第一个妇女研究项目。同年，哈佛大学附设学校提供妇女研究方向的硕士学位。

从1979-1980学年开始，妇女研究被收入课程目录中。1985-1986学年目录列有三十门此类课程，其中十七门是专门的妇女研究，十三门是相关的。相比1976-1977学年的两个研讨课，算是迈出了一大步。

邦廷学院是个多学科的博士后中心，为大学女教师进修，帮助她们争取终身教授职位，同时也通过资助的方式，促进女性学者、科学家、艺术家、作家的学术研究。六位获得哈佛终身教授的女性曾是邦廷学者。

“拉德克利夫研讨课”始于1950年，曾提供相当宽泛的妇女研究课程。“亚瑟-伊丽莎白•施莱辛格美国妇女历史图书馆”建于1943年，拥有这方面最丰富的馆藏。“默里研究中心”收集各种有关妇女生平、变化角色与经验的信息和行为研究，它每周都举办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的讨论课和讲座。“拉德克利夫相互依存中心”是个新项目，研究当今状态下变化着的个人间与国家间的关系，具有女性视角，发出女性声音。其他妇女研究机构和项目还有哈佛-拉德克利夫科学女性、黑人女性口述史、拉德克利夫论坛、联邦政府女性口述史等。

女性与事业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更可能成为事业型女性，如今她们活跃在世界各地。占据人类大脑一半的女性脑力不该浪费，女权运动后，妇女对事业和成功有了更多自信，她们明白知识化和女性化并无根本冲突。医生们在研究了哈佛男女生各六十名后指出：“我们觉得……男女分工已经弱化，在被研究的学生中，我们发现女性的行为方式与男性区别已经没有那么大了，或者说不那么像社会期待她们的那样了……这主要是女权运动的结果，外加其他社会变化的作用。”许多女校毕业生在二十来年相夫教子后，回到学校继续学习，以便进入学界，找到满意的工作。一位毕业生说：“四个F（，不及格）总比四个D好——盘子（）、尿布（）、驾车（）、绝望（）！”

1980年代中期的《哈佛杂志》载文说，哈佛校友积极支持女性从事事业：“事实上，我们的调查中有迹象表明，现在不工作被视为女性的缺点，百分之四十六的校友认为家庭妇女不如职业妇女受到尊敬。”对于“有子女的女性是否应该得到发展事业的机会”这个问题，校友中百分之七十一回答肯定，只有百分之三回答否定，远高于全美平均数。

更加令人瞩目的是，女权运动后许多杰出女性涌现在不同领域，特别是那些传统上由男性独占的领域。1972年，伊丽莎白•霍尔兹曼成为国会最年轻的女性，斯旺森夫人是十几位直接被任命为教会执事的女性之一，还有女性史学家、治疗专家、记者、科学家等，更不要说后来的女国务卿，女总统候选人等，现在很少职业被认为对女性是不适合或不可能的了。

家庭的调整

女性外出工作，颠覆了传统家庭的结构。如何使家庭接受这一变化并找到新的平衡，如何建立新型人际关系？这涉及重大的社会调整。

应对方式之一是出现了更多不同形式的同居，“强调非固定、非拥有、非连贯与随时变化”，以便双方都能更灵活地调整私人生活来适应各自的公共生活。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代表了这一趋向，他在1971年的一次采访中说：“我在美国经常看到一流的女性爱上只有她一半脑子的男人。他带她去盖洛普、新墨西哥、皮奥里亚、伊利诺伊。事实上，他把她拖下到他的智力水平。”他认为聪明的女性“最好有个情人，不要那么固定，这样可以保持你的工作”。他还宣称，女性比男性更适合照顾孩子的说法完全是“一派胡言”，是男人灌输的观点。当1950年代初他在女校董事前发表此种观点时，即刻成为“她们愤怒的焦点”。1971年，伦敦至少八种报纸登载了这篇采访，有的预言他过于自由化的言论可能会“永远毁掉他担任公职的可能性”。加尔布雷思对哈佛女教师所受歧视持强烈批判态度，他回忆当年经济系如何在他敦促下终于让一个拉德克利夫女性担任教职，然而主任告诉她，同事并不真想要个女教师美国top30名校留学，是被加尔布雷思逼迫才任命她的。加尔布雷思说，“她不是英雄，哭着跑来对我说，她不想要这个教职。我挑选的下一个女教师不仅比她坚强，也更漂亮，她待下来了。”

另一种应对方式就是双职工家庭。越来越多的女性试图将事业、婚姻和母亲角色满意地结合起来。全职工作或全职太太都是刻板模式，现在受教育的女性更加相信，怎么活法是一种自由选择，应该与自己的内在意愿、兴趣和才能相一致。哈佛校长博克和拉德克利夫院长霍纳为双职工家庭树立了榜样。当博克接受校长职位时，清楚地表明他的工作不会干扰他夫人的工作。博克夫人于前一年刚获得哈佛博士学位，正在教十九世纪政治哲学。他们有三个二至十二岁的孩子。博克说：“我积极支持妻子的每一步……我相信，如果她积极从事自己的事业，我们的生活会更加幸福和丰富……我们的家庭是个合作企业。”

霍纳院长是位社会学家，她的研究和教学围绕女性心理。她丈夫是个物理学家，鼓励她担任院长。他们也有三个三至八岁的孩子要照顾，霍纳说，“我可以在准备丰盛菜肴的同时思考复杂问题。”

女性外出工作后，理想的家庭模式将是怎样？答案可能因人而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规定僵化性别角色的传统家庭必将改变。

女性意识

根据调查，从1959至1983年，女性的经济状况与男性相比并未改进。报告说：“女性与男性的现金收入之比几乎翻了一番，但女性的闲暇少了，男性则多了……女性拥有的物质、服务和闲暇减少了百分之十五，男性却增加了百分之四，这取决于家庭中的收入共享。”毋庸置疑，当已婚女性外出工作后，她们并没有一个丈夫待在家里帮她们照顾生活细节，而是挑起双重负担。因此问题就来了，她们争到了什么？她们现在真的更加满足吗？妇女解放运动到底解放了谁？是男人还是女人？妇女打工挣钱后，男人养家糊口的责任多少得以解脱。

平心而论，男女现在都感到更为解放了。相比之下，女性在女权运动中付出更多，也得到更多，特别是在精神方面。传统教育教导女孩子要依附，要服从，一出生就培养她们不要过分自信，也不要对自己期许过高，是女权运动将她们从这种自我低估中解放出来，使她们的人性更为完整，并且许诺她们各方面自我实现的可能性。这种自我觉醒的意识正是女权运动最重要的成果，缺了它什么也不可能完成。诚然，现今许多妇女外出工作还是出于经济需要，而非自我实现，但男性也面对同样的问题。一个外出工作的女性无论是否喜欢自己这份工作，她至少能够拥有独立的收入和意识，不再需要为谋生去拖住一个男人，也不再处于怕被遗弃的脆弱状态，这至少是走向自我实现的第一步。

妇女在变化，但她们不是在把自己变成男人，而是在改变这个曾经是男人主宰的世界，使之成为一个对男女来说都更好的地方。完成百年使命的哈佛女性，在1970年代以行动证明了这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