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商学院素以案例研究闻名香港大学商学院,其精辟的分析亦被其他大学的商学院奉为金科玉律。但对於亚洲区学府而言又是否完全适用?研究佛罗里达州汽车经销商的案例香港大学商学院,亚洲商业观点,又是否真的比分析本地或亚洲众多具体而有趣的企业案例更为合适?
有见及此,香港大学商学院成立亚洲案例研究中心,定期发布高质素的亚洲商业案例研究。除获其他大学以至商界广泛采用外,哈佛大学亦不时发布该等研究。
2010年,中心在102个国家发布的案例分析超过120,000份,当中约五份之一售予企业、政府和非政府机构,他们均视此为极具价值的资讯来源。
范浩文教授为中心总监。他说:「我们是少数从事亚洲商业案例研究的大学之一。我们正进行的是知识交流,将知识带到学术界和商界,令他们获益。」
中心经理 van den Berg表示,中心迄今已发布近500个案例,其中多个案例包括高级管理人员的访谈美国top30名校留学,他们乐於分享公司的业务运作和发展状况,以收知识传递之效。
他说:「亚太区企业的管理人员往往已在同一公司工作了一段长时间,甚至可能就是公司的创办人。待他们到达一定年龄和累积相当财富后,会希望为社会作出贡献和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他们认为案例研究有助达成此一目的。」
案例研究担当著不同角色。大学利用这些案例去阐明理论,令学生更易理解,企业则利用案例作为招聘(例如要求应徵管理工作的人士根据案例研究撰写报告)和内部培训的资讯来源。
大型企业如花旗银行、利丰、IBM和电讯盈科均为中心的客户,香港廉政公署亦要求中心编写有关贪污的灰色地带的案例。
为了进一步服务香港,中心在2010年向所有香港注册公司免费提供全部案例研究。
范浩文教授说:「案例研究有助我们与亚太区商界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同时更深入了解他们日常面对的实际问题。
「这意味著我们可以令教学更切合商界的需要,而循此方向培育的下一代商界领袖,亦将令企业获益。」
这些宝贵知识亦通过电视制作 《聚焦亚洲商界领袖》(Focus Asia )传播得更广更远。该电视专辑以中心的案例研究和亚洲顶级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访谈为主题。该专辑在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新闻频道 (BBC World News)、亚洲电视国际台和多间航空公司的航班上播放。
亚洲案例研究中心获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颁发2011年学院知识交流奖,获奖项目为「研究及发行关於亚洲商业机构案例」。
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研究生文凭,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与商学院有什么区别?
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与传统意义上的商学院,在多个维度上展现出了独特而鲜明的区别,宛如璀璨星河中两颗各放异彩的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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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作为香港大学与内地教育合作的瑰宝,它不仅仅是一所教育机构,更是一个连接东西方商业智慧、融合全球视野与本土实践的桥梁。它侧重于实战与理论的深度融合,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课程项目,如“中国商业领袖”系列、“创新思维与创业管理”等,旨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及实战能力的商业精英。在这里,学员们不仅能接触到最前沿的商业理论,更能通过案例研究、实地考察等方式,亲身体验中国乃至全球商业的脉动。
而传统商学院,则更侧重于构建扎实的商业理论基础,通过系统的课程设置,如财务管理、市场营销、战略管理等,为学员打下坚实的商业知识体系。它们往往拥有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学术积淀,是孕育商业思想家与理论创新者的摇篮。在教学方法上,传统商学院也更加注重理论讲授与课堂讨论,强调批判性思维与逻辑推理能力的培养。
简而言之,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以其独特的实战导向与国际化视野,为学员提供了一条通往商业巅峰的捷径;而传统商学院则以其深厚的学术底蕴与理论构建,为商业世界输送了一批批理论与实践并重的人才。两者各有千秋,共同绘制着商业教育的宏伟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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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虽路径不同,却殊途同归,共同推动着商业教育向更高层次迈进。在这个过程中,学员们不仅是知识的接受者,更是创新的推动者英国G5院校留学,他们在理论与实践的碰撞中不断成长,为商业世界的繁荣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如此,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与传统商学院携手并进,共同书写着商业教育新篇章,引领着未来商业的无限可能。
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陆晨博士:货币和信任 | 深度观点
陆晨 博士Dr. Chern Lu
港大ICB客席副教授
前海产业智库首席国际金融学家
前平安磐海资本首席风险官
前华尔街著名投行副总裁 ( Lynch、 Bear )
美国纽约大学博士
香港大学SPACE学院杰出教师2018/19
投资人的命运并非取决于股票市场或个别上市公司,而是取决于投资人本身。
——彼得‧林区
美国经济学大师的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
美国经济学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菲利德曼曾经讲过一个有趣但又发人深省的故事。在太平洋上有很多小岛,其中一个只有几千人的小岛上,叫Yap雅浦岛。在这个小岛上,没有任何金属矿石,只有石头。岛上的人们在生活消费中所用的货币是一种支付用的石轮,名字叫做“费”。
费是什么呢?是来自于距离雅浦岛 400 海里的另一个岛上的石灰石。大家都知道的石灰石很笨重,不易搬运。所以,这些叫做“费”的石灰石被小岛上的居民千辛万苦地搬回雅浦岛之后,就不愿意再动它了,雅浦岛上的交易行为每天都不断进行,但是,“费”们就被留在所在的原处,不需要搬来搬去了。
一个传说就是,岛上的一家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一个巨大无比的“费”运回雅浦岛,但是,功亏一篑,在最后靠岸卸货的时候,发生意外,石轮一声巨响,沉入海底。
但神奇之处在于,尽管这个巨大的“费”不幸落入海中,但丝毫没有对这家人的正常消费产生任何的冲击和影响。岛上的人们都认为这家人毋庸置疑地还是拥有这块价值不菲的“费”,是岛上最有钱的“首富”。
这个故事不禁让我想起另一则令人捧腹大笑的段子,父子俩出海旅游,儿子拿着爸爸的手机打游戏。过了一段时间,儿子回来见爸爸,两手空空,爸爸大怒,呵斥道:“你把我的手机弄丢了?”,儿子回答:“爸爸,一样东西,如果你知道在什么地方,算不算丢?”父亲:“当然不算”儿子如释重负,答道“这么说,您的手机就没有丢,因为我知道它在哪里” 父亲迫不及待地追问:“在哪里?”儿子:“刚才我在船边玩手机,一不小心就失手把手机掉进了大海里,但不用担心,我记住了那个地方”。大家可以想见爸爸气急败坏的表情了。
信任是什么
这个故事首先让我们这些自觉“聪明”的现代人开心一笑,在开心之后,它背后揭示的深刻道理也不得不让我们深思:货币的基础就是信任,那信任到底是什么?
从美国前总统里根的话里我们可以得到某些启示:“信任但要验证。”
我在给商学院的授课中,都提及到现代金融市场就是建立在三个“信”字之上:信用、信任、信仰。其中每一个后面的“信”都支持前面的“信”。
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经济金融的最初表现形式就是借贷关系,这是人们在日常的生活和生产过程中自然产生的社会需求。这就是信用的由来,从古代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商人,银行这个词的来源就是意大利语的Banco。
11世纪时,欧洲商业日渐兴起,当时威尼斯和热那亚曾经是沟通欧亚的贸易要冲,四面八方的生意人云集,流通着各国货币,为了鉴别和兑换出现了钱币商。由于条件简陋,办事处只有一条长凳,所以商人们称它Banco。
后来这个词传入我国时,我国货币主要是白银。早在西方文明来到中国之前,中国就已经有了钱庄、银号等经营货币业务的商行。“银” 字成了货币的代词,而 “行” 来自商行,后来称外国人在中国开设的公司为 “洋行” 。
最早提到银行一词的是清朝咸丰六年(1856),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中谈到了“银行钱票”。我国开设的首家银行是“中国通商银行”(1897)。1904 年清廷户部(即财政部)奏请成立“大清户部银行”,1908 年更名为“大清银行”,这是我国首家国家银行。
中国的银号和外国的银行有什么本质区别呢?如果大家看了在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塞上风云记》,里面女主角就做了详细的解答:中国商号只对商家借贷,就是当今银行做的“对公业务”,而没有对私人的服务,就是零售业务。而西方所创立的银行则面向个人和机构。第一家西方记录在案的银行就是1609年,在欧洲资本主义发源地荷兰首都的阿姆斯特丹银行。无论是中国的银号还是西方的银行,他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在信任的基础上提供中介的资金融通的服务,信用和信任是全世界金融机构的生存之本,这一点自古至今,从东方到西方,亘古未变。信用就是人的信任在经济金融中的货币化,一种通行的说法就是信用是广义货币。
货币自古至今,经历了无数次的变化,从最早的实物型货币,到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它本身的价值不言而喻,是每个人的“共识”。
英国“光荣革命”后,私营属性的“英格兰银行”成立,成为英国此后百年战争筹款的发动机。这个最初由1286个伦敦商人组成的股份制银行当时以8%的利息贷款给国王用以维持战争开销。1694年,英格兰银行开始发行纸币,这就是英镑。1717年,牛顿将黄金价格定为每金衡盎司3英镑17先令10.5便士,从此英镑按黄金固定了价格。
1816年,英国通过了《金本位制度法案》,从法律的形式承认了黄金作为货币的本位来发行纸币。1821年,英国正式启用金本位制,英镑成为英国的标准货币单位,每1英镑含7.32238克纯金。
第一次工业革命和海上霸权让英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自身首屈一指的工业优势,英国开始积极推行自由贸易政策,逐步建立起了自由主义的经济体系,英镑也随之被推上世界的舞台,成为世界通行的货币。
中国由于其本身无比沉重的封建枷锁,在近代史上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进入到资本主义,而只是到了“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阶段,说的更加直白一些,就是并没有学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实质(因为实质会牵连到文化宗教和社会的意识形态等因素),但学到了这些列强的资本家是怎样运营和展开业务的,就照猫画虎地搬来操作,舍其道而求其术。这一思想方式在改革开放不久,又被发扬光大,推向另一个辉煌,那就是享誉世界的深圳华强北电子一条街,一个是金融,一个是电子科技,但在背后都有着相同的思维体系和脉络。
货币和信用是一对孪生兄弟,信用是在货币的基础上衍生的“广义货币”,大众所熟知的M0,M1,M2分别代表了流通的货币,M1指银行的活期存款和支票账户,M2则从“真实”货币跨入了“广义”货币的范畴,M2是在 M1的基础上再加上定期存款,定期存款就给了银行一个赚钱的时间窗口。
银行,作为唯一的能够合法地做“非法集资”活动的金融机构,他们赚钱生存的“生命线”就是把M2中的定期存款,再拿出去放贷,多个循环后就形成了经济学中的“乘数效应”。
在亚当·斯密所开创的古典经济学中,货币只是扮演了一个机械交易支付的工具的作用,没有自己的生命和特性,所以在古典经济学的世界里,货币不会对市场和价格起任何支配作用。
李嘉图片面地把货币仅仅归结为流通手段,忽视了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以为任何数量的货币都必须留在流通领域,商品的价格以及金属作为货币的价值只是商品和货币在流通过程中相互交换才得以确定。其实,在金属货币的流通下,超过流通需要的货币不会留在流通领域而会转化为贮藏货币,按照现代货币理论的观点,就是 M0,M1到M2的转化,从货币到信用的演变,而信用的一部分又继续演变成经济学中四个生产要素之一:资本。
1950年,弗里德曼公开发表了《货币数量理论——一种重新表述》,为货币主义奠定了丰厚的理论基础。弗里德曼曾多次申明,货币数量理论 “首先是关于货币需求的理论,而不是关于物价水平或名义收入的理论” 。
但是,随着社会和经济学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货币是有生命和自身价值的。货币是用来度量资产价值的衡量标准;那么,一个非常自然的问题就是,在现代的经济社会,货币也成为一种重要的资产,那什么是度量货币这种资产的衡量标准呢?用当今风靡中国的表达,就是货币的“流量”,货币的流量,最早从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里得到反映,到弗里德曼通过分析利率变动的复杂性,具体阐明了货币传递机制的形成过程,原来衡量货币价值的标准是利率和汇率。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的需求取决于当前的收入水平和利率水平;而货币主义则认定人们对于货币的需求取决于永恒性收入和货币作为一种资产相对于其他大类资产的收益率。货币是信用的载体,在金融市场的表示,货币受信用的支配为资本逐利服务。
既然资本市场是建立于货币和信用之上的,那么在其背后鼎力支持的信任就是一切经济和金融活动的本质。人的判断决策是基于感知和数据收集的基础上,从感知进化到认知和逻辑推理,在充分的数据和正确的基本假设的加持下,才能够获得最终合理(请大家注意,在这里,我没有用正确这一字眼,因为我信奉索罗斯的导师、著名的哲学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Karl 的证伪主义思想,其中的一个推论就是,绝对正确的事物是不存在的)的结论。
货币分为金属货币和法币两种,其中,金属货币依赖于本身贵金属的价值,起到了很好的抵押品的作用,所以,所需要的信用部分就变得无足轻重了。而法币(纸币)则不然,完全依赖于其发行方的信用基础的鼎力支持。人们对于国家主权的法币的信任来源于国家“无限”的征税功能以及国家综合实体企业的制造和生产以及科技创新能力。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实体制造业担负着捍卫国家主权信用的艰巨任务。工业4.0和智能制造就和金融、信用有机地连接在一起了。
黑天鹅密布的2020年是一个不折不扣地“破除迷信”的一年,很多我们深信不疑的事物都在这一年中被打得粉碎,在惊骇之余,我们不得不深刻反省过去的思维方式以及对于世界的认知和了解,对于未来,我们还能相信些什么?为什么相信。
前面提到了货币在经济学里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来度量资产的价值。资产的价值从马克思的劳动产生价值理论到后面被马克思成为“庸俗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理论,后者通过对需求和效用的认识,建立在“边际效用论”和“均衡价格论”来认识商品的价值。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还是新古典主义理论,他们所讲的价值都是正向的,这也被人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是,在2020年中所发生的“原油宝”事件,彻底击碎了世人头脑中金融市场交易价格永远大于0的信条,在2020年4月20日,代表世界原油走向的WTI原油期货价格竟然石破天惊地跌破了零线,达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37.63负价格,让全世界的投资人都大惊失色。
现代金融(商品)衍生品交易是建立在看似“坚不可摧”的风险管理的基础之上,但是人们没有意识到,固若金汤的现代风险管理体系的基石竟然建立于一个简单平凡的快要被人们所淡忘的事情:金融资产的交易价格是非负的数字,也就是说,零价格守住了金融资产的“底线”。
风险管理要管理两件大事:活着和知道最大的损失是多少。最大的损失是连续的数字,而生死是0-1,从最大的损失到生死就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风险管理系统为了防止崩盘所计算的最大损失就是依赖于0是最低价格这一基本假设而得出的。但是,在2020年原油期货的疾风暴雨中,这一被投资者和金融机构所信奉的“天经地义”的规则被无情地推翻了,这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人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验,花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修建了自认为牢固不破的马奇诺防线,自此,认为德国人是不可能逾越这个钢铁水泥的铜墙铁壁得。但是,大家都知道,在真实的世界中,发生了什么,德国人并没有攻击马奇诺防线,1940 年 5 月,德军主力从英法联军未曾料到的阿登森林绕过马奇诺防线、突入法国,一举取得战场主动权,摧毁了法国人所设立的战场防线和心理防线。之所以傲慢的法国人如此信赖马奇诺防线来自于法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从阵地堑壕战中取胜经历和惯性思维。
人们很容易相信一个在过去取得了巨大成功的经验,而忘却历史是不断地向前发展演变的。按照Karl 的证伪主义思想,任何过去对的事物都迟迟早早要被推翻证伪的。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货币从一个从属中性的属性一点点演变为一个独立具有支配作用的庞然大物,当然,这一切都是得益于现代货币主义的出现。在2020年疫情之后,各国打开流动性的闸门争相放水,并为自己的行为正名提出了现代货币理论MMT,堂而皇之地推出政府赤字的货币化!无限制的印钞导致物价上涨和金融资产价格飙升。人们选择不相信法币的购买力,不愿意持有法币,转而投向金融市场的资产。直接导致通货和资产价格双膨胀。
在疫情之后,国内一批经济学家口诛笔伐地批判美国“无限制级”的量化宽松策略,把世界一切经济金融问题的根源都归结为美元的身上,美元,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和黄金直接挂钩,到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和黑色黄金石油挂钩,到2012 年美元彻底摆脱了实物商品,成为名副其实的信用货币。美元的价值建立于人们对于它的购买力不会贬值的信任。美联储修订了美元的锚定方针,盯住通货膨胀率,牢牢守住美金的购买力底线,由此可见一种货币的价值和重要性不在于它发行数量的多少,而是人们对于它的信任。
传统金融的苦难成就了人们对于传统金融的信任
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传统金融经历了无数次的苦难和危机,但是危机带来变革,变革带来进步。
传统金融的信任是建立于充分的信息之上的,华尔街的第一个100年是没有信息披露制度的,最夸张的一个故事是讲出现一个公司上市时说要从地球修一条通往月球的铁路,很多人买到了这只股票后,才意识到地球和月球并没有连在一起,这是多么荒唐可笑。随后1890年的经纪人革命带来了信息披露制度解决了这一问题。
1929年的股灾带来的是罗斯福的新政,凯恩斯主义出现。1929年大萧条结束后,1933年美国颁布《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创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让人们相信银行的安全可靠性,没有后顾之忧。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健全的法律和金融监管,当人们的钱存到银行中,就像我们在开篇所讲的:“一样东西,如果你知道在什么地方,算不算丢”,在这里,储户们要问就是:“我的钱存在银行的保险柜里,会丢吗”,银行已经成为每个人现代都市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我们把钱存到银行里,几乎从来都不会想我存的钱会不翼而飞或者被骇客洗劫一空吗?我们觉得银行的安全性是理所应当,天经地义的。但事实上,银行是从一个又一个的灾难痛苦中,灰头土脸地爬出来,抖抖尘土美国top30名校留学,继续前行,就像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所说的:“那些杀不死我的,让我变得更强大”。
1929年股灾时美国社会有很多的笑话,最著名的笑话就是美国的丽兹卡尔顿酒店,前台问候语从原来的”欢迎您来下塌”,改为”您是来住店,还是来跳楼”。
但正是这么大的灾难,带来了巨大的变革,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投资银行、价值投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等,都是这次股灾带来的变革的结果。另外,1929 年的大萧条恰恰是全球经济的主导权从英国转向美国的前奏,以恪守金本位主义的英镑让位给美元。
银行的最致命风险就是银行挤兑Bank Run,从银行的诞生之日开始,银行挤兑就伴随着每个历史时代银行业的发展。究其原因,银行挤兑是由于银行发生了风险事件,导致储户对于银行失去信任,都要争先恐后地把自己在银行里存的钱提现。这对于银行的资金流动性是致命一击。从失去信任到触发流动性危机,面对这一古老的人性信任考验的问题,现代金融竟然一筹莫展,所用的应对方法还是原来的味道:什么解释的话都不要说,让银行柜台人员态度和蔼,面带微笑,热情服务,让每个排队取钱的人都能拿到他(她)的存款。
这是一场生与死的信任较量的无声战争。银行赌的是在所有的流动性资金发光之前,从大排长龙的提款队伍中有第一个人走出来说:“我觉得没事了”,紧接着就会有第二个和第三个,银行就得救了,信任危机终于得到了缓解。
无论是金融的进步还是科技的发展对于解决这一亘古未变的信任问题都束手无策。
美国证券市场萌芽于18世纪末,1811年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建立标志着严格意义的美国证券市场真正形成。经历了1893、1907、1914、1929年等多次金融危机。1929年大萧条后,在1933年和1934年美国政府颁布了《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并于1934年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SEC。SEC是美国政府的一个独立机构,由5名委员领导,负责对证券买卖和交易所的监管和审查。
进入信息化的时代,风险也同样随着科技的提高而不断升级,2009年,纽约交易所和交易所等证实,其主网站遭到骇客攻击,但是尚未影响到市场交易。2010年美国交易所的中央服务器又遭骇客入侵。
现代证券交易所在经历了数次金融风暴之后,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完善风险管理的体系和机制,能够浴火重生,奋勇向前,重拾投资者的信任。
不需要信任的数字加密货币和去中心化交易所
进入2021年,作为数字加密货币的领军代表,比特币的价格直上云霄连续突破两万、三万、四万、五万美元。特斯拉的老板Elon Musks也不失时机地在自己的网页上为比特币呐喊助威,2月8日在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文件中披露,特斯拉在一月份调整公司投资政策后,特斯拉已在加密货币比特币上投资15亿美元。消息一经披露,比特币大涨17.73%。
对于比特币,相信很多人从对它不信任,认为它是骗子的把戏,逐步转变了思想观念,这其中也包括很多华尔街传统金融机构,最著名的高盛和摩根大通都不约而同地改弦更张,开始对比特币表示支持。另外,世界前首富比尔·盖茨也一改他过去对于比特币的排斥态度,在2月19日的电视采访中表示:“我并没有持有比特币,也没有做空比特币,所以我持中立态度”。
前面谈到了人们对于法币的信任,是建立于对主权国家的权力和生产力的信任。那么,投资者投资数字加密货币,他们相信数字加密货币什么呢?在大数据数字化智能化的时代,传统的信任也被“数字化”了。比特币所代表的去中心化,无需信任的信任,彻底颠覆改变了几千年来人们所习以为常的信任方式。它的新奇之处就在于数字世界的信任是完全建立在不信任的假设之上,信任通过共识和验证来完成达到的。数字加密货币彻底放弃了对于人类的信任,以数学算法和信息理论、密码学等科学技术手段和牺牲大量的能源为代价(比特币挖矿所耗费的电力比巴基斯坦国家的用电量还要多),来取代中心化的信任方式。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人们对于比特币等数字加密货币的信任是对于其底层的区块链技术以及算法算力的信任,和对传统金融中介的不信任。
以区块链作为其底层架构的比特币后续的发展,严重地偏离了它的神秘创始人中本聪的“乌托邦”式的设想:希望彻底摆脱人的信用和信任中与生俱来的缺陷,能够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平等地运行。去中心化的比特币又在人所建立的中心化交易所CEX里交易,人的贪婪虚伪的本性不但没有从去中心化的数字加密货币中摒除,相反,由于缺乏像传统金融市场中的监管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陆晨博士:货币和信任 | 深度观点,人的“私性”得以淋漓尽致地表现。那些曾经在传统金融世界中发生的投资“肮脏勾当”又被活生生地搬到了数字加密货币市场,数字货币交易所被人为控制,让成千上万的数字货币投资者血本无归。人们不禁感叹,难道数字加密货币只是中本聪发明的更锋利的“韭菜”收割机?
为什么去中心化的比特币必须要在人为控制的中心化交易所CEX买卖呢?比特币的交易需要在其底层的区块链上记账,产生新的区块 (block),为了算法安全的需要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一笔交易至少需要6个不同的区块确认才算交易成功。然而,比特币中每个新区块的产生需要10分钟,这就意味着至少需要一个小时才能确认得到共识或交割。在实际交易中,由于比特币交易量的大幅度攀升,网络算力却依旧有限,用户等待确认或交割的时间往往会更长,甚至10多个小时!
比特币也不能逃出“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的命运。在追求理想和面对现实的选择中,人们都是禁不起考验,大概率地选择短期收益的解决方案:放弃理想,回归交易效率更高的中心化数字加密货币交易所。
数字货币被存在交易所里或者私人的钱包里,首先面临就是数字资产的安全问题,担心那些神出鬼没、无孔不入的骇客的攻击和掠夺。数字加密货币在中心化的数字交易所里,还有人性信任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CCR。也即,控制中心化数字交易所的人性的贪婪。中心化数字交易所还有道德风险,面对巨额的利益,掌握信息优势的交易所未必不会铤而走险,见利忘义。
因为用户需要先将自己的比特币充值到交易所,然后在交易所里集中交易、集中交割,这类交易所并不涉及链上交易,都是在交易所的交易池中进行。如果大家了解传统金融市场中屡屡被禁的“黑池”Dark Pool交易,就是和在数字交易所进行的交易方式一模一样的。
比特币只是在交易所这个范畴里属于私人用户,从比特币帐本的角度来看,全部属于交易所,用户也从未控制自己名义上的账户的私钥。由于交易所集中了大量的帐号和资金,一旦被盗比特币就会通过链上交易被转走,根本无法追回。近几年所发生的中心化数字加密货币交易所被骇客攻击的事件令人触目惊心,心有余悸:
数字交易所不甘心坐以待毙,像火币网、、交易所都采用了“冷钱包”方式存放比特币,冷钱包就是将数字货币进行离线下储存的钱包,玩家在一台离线的钱包上面生成数字货币地址和私钥,再将其保存起来,骇客无法进入冷钱包获得私钥。而需要进行交易的时候,可以把要交易的货币量转移到交易平台完成买卖。
中心化数字交易所以客户资产的安全性和本身的道德风险为代价为客户带来了交易的效率,安全性和道德风险都是0-1,而交易的效率事数量的多少;显然,这不是一个对等的方程式。
为了让数字货币投资者获得更多的安全性和提高对于交易所的信任,去中心化交易所DEX应运而生。去中心化交易所建立在区块链的基础架构之上,可以有效提高交易平台层面的安全可靠性,骇客想要入侵去中心化交易所,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必须获取超过一半节点的控制权,这意味着资产被盗的可能极低(除非自己泄露的私钥)。
当然,除了有高频交易方面的存在交易效率短板之外,去中心化的交易所依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DEX只有经过不断自我完善才有可能打赢这场大卫的战争,挑战数字货币中心化交易所CEX。让我们殷切地期待,区块链的平权思想和去中心化的理念,在蓬勃发展的数字金融和数字货币的世界中,进一步发扬光大,绽放出更加绚烂的花朵,为人类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