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刊载于《中国科学院院刊》2023年第5期，“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发展实践与探索”专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设“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专章，开宗明义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报告将教育、科技、人才并列，形成“三位一体”的关系，并系统阐述了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的战略部署。这对构筑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建设世界科学中心、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和世界人才中心（以下简称“世界三大中心”），是新时代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战略布局的重要目标，也是我国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基础的重要抓手。现阶段，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顶尖科技人才培养、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建设、科技创新型领域企业培育、引进世界顶尖科技人才等方面仍存在短板和弱项。为此，我们旗帜鲜明地提出“国家有组织科研”（state- ，SOR）概念，希冀以此为抓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迎接世界三大中心转移。

对于有组织科研，学界已有系列研究。基于前期对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本文认为我国现在处于国家创新生态的中级阶段。我国经济和科技实力的提升，以及国家战略需求的迫切性，需要以国家力量、国家意志开展 SOR，通过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集中攻关关键技术领域，提升研究型大学有组织科研水平，完善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等措施，迎接世界三大中心转移。当然，世界三大中心的转移是以百年尺度来衡量的，需要教育、科技、人才各战线几代人的不懈奋斗，实现到 2035 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 2050 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发展目标。

1 国家创新生态系统“三阶段”模式与实施国家有组织科研

国家创新生态系统包括国家系统和创新两方面的内容；从哲学思想上看，其是德国古典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 · 李斯特（ List）的“国家体制”和美籍奥地利裔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在某种意义上的综合与提升。国家创新生态系统是一个国家为了促进技术创新而设定的一组制度或机构。提高国家创新系统运行效率的关键在于改进制度设置，积极推动适合创新的政策供给，促进国家创新生态系统各构成要素之间的互动和反馈，提升学习新技术的国家制度及其激励机制和能力。国家创新生态系统最重要的载体是相互作用的网络或系统，其目标是促进资源在各主体间的合理、高效分布。政产学研是我国创新生态系统的主要构成要素。

1.1 国家创新生态系统“三阶段”模式

本课题组从复杂性科学维度认为，国家创新生态系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内在机制的作用下不断进行自我学习和系统演化，具有“三阶段”模式动态演化特征（图1）。

图 1 国家创新生态系统“三阶段”模式动态演化

A 阶段（低级）：自发市场行为阶段。在此阶段，受市场机制作用的影响，由创新企业、大学、科研院所基于各自利益需要自发形成产学研合作机制。在国家创新生态系统尚不成熟的时候，产学研由一种自下而上的被动需求拉动，逐步形成零散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在此阶段，大学、科研院所向创新企业转让技术，企业委托大学、科研院所进行技术开发，但并不能形成有序的复杂系统，政府超脱于具体合作关系之外。该阶段的科技创新通常缺乏国内外竞争力，国家创新政策也通常不够完善。

B 阶段（中级）：强势政府行为阶段。随着国家综合实力增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初步建立；为了应对国外技术竞争，尤其是关乎国家安全的关键核心技术的竞争，有必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国家创新生态系统。这是因为技术创新扩散的成熟体制尚未形成，而政府主导推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最为直接、高效的方式。在此阶段，政府处于国家创新生态系统核心位置的同时，也在发挥着较强的纽带作用，挟带着大学、科研院所、创新企业等主体形成三螺旋结构；一大批重点科技项目、工程、大科学装置及国家整体创新资源布局等都要依托国家力量推进，政府在创新体系中处于不可或缺的核心地位。

C 阶段（高级）：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创新自由阶段。随着国家创新体系日臻成熟，国家科技实力不断提升，创新政策环境日趋完善，国家创新生态系统三螺旋结构不断上升，政府直接介入创新实体的行为逐渐减少，更多转为对国家中长期科技创新的战略规划；而科技创新型企业、大学与科研院所等机构的主体功能更为强大，具有更为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各类各层级科技人才的内育外引能力不断增强，培育出较为成熟的市场主导平台，从而达到新一轮“自由王国”的国家创新生态系统运作状态。

根据当前的初步判断，我国处于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的 B 阶段（中级）。我国创新生态系统现状、科技实力和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矛盾关系，意味着需要通过国家主导的 SOR 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最终实现从 B 阶段向 C 阶段的跃迁。

1.2 科学研究模式变迁：国家有组织科研的内涵与意义

从科学发展史看，科学和科学家最早出现于古希腊时期，彼时科学活动多由兴趣驱动开展自由探索。自近代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学与技术的不断融合，以及科学活动本身复杂性的加深，科研活动的有组织性不断加强。二战期间，美国“曼哈顿计划”实现了集科学、军事、工业于一体的有组织大科学计划。1945 年，美国发布了《科学：无尽的前沿》（“布什报告”）创立了国家资助科研模式，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科技政策。此后，美国的“阿波罗计划”，我国的“两弹一星”工程、载人航天工程、探月工程，欧盟“伽利略计划”“地平线计划”等，均是 SOR 的生动体现。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各学科领域科学活动的深度交叉融合和应用指向，各国不断加强对科学研究的方向引导、布局统筹和重点资助，科研活动更多展现出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技术发展前沿，具有战略性、导向性的 SOR 模式。

SOR 指以国家行为推动科技研究选题、研究工具手段、研究过程和研究协同创新方面体现国家意志，凝聚国家力量。SOR 有助于确保我国科技创新的前瞻性、独创性、系统性和战略性，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SOR 是科研活动由自由探索向有组织活动演化的新阶段，并不意味着排斥自由探索；相反，在 SOR 模式下，自由探索具有巨大价值和施展空间。一方面，科学研究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意味着过度组织化和自由化都不利于国家战略的实现。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领域，急需科研人员围绕国家战略需求，瞄准科技前沿，以强烈的探索精神勇闯无人区（以“两弹一星”工程为案例，极富探索和创新精神的“于敏构型”对实现 SOR 的目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通过 SOR 重点资助前沿领域和冷门绝学，也有利于更好地保障科研人员在相关领域的自由探索。

2 世界三大中心“百年易主”历史趋势与中国机遇

2.1 世界三大中心“百年易主”的历史趋势

世界三大中心基本上是同构的，应将其放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战略视域中予以统筹考虑。

如表 1 所示，从意大利至美国，世界三大中心转移具有“百年易主”的大致趋势。未来，世界三大中心可能会形成多中心并存、综合中心与学科专业中心并举的格局。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国家高度重视，我国面临着建设世界三大中心的宝贵机遇。

2.2 中国迎接世界三大中心转移的可能性

根据世界三大中心的典型特征，对比分析全球主要创新型国家相关指标，剖析现阶段我国建设世界三大中心的困难与机遇。

2.2.1 顶尖科研机构和研究型大学近年竞争力明显增强

从国家整体排名看，中国自然指数（ Index）得分仅次于美国，且在前 10 名国家中增幅最大。中国和美国以绝对优势领先居第一集团，德国、英国、日本等国属第二集团。在全球基础科学研究领域，我国正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科研大国。

从顶尖科研机构看，2022 自然指数年度榜单显示，中国共有 26 家机构跻身全球前 100 名，中国科学院位居全球科研机构综合排名第 1 名，继续超过美国哈佛大学、德国马普学会、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等世界顶尖科研机构。

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看，2019—2023 年，中国进入世界前 100 名的高校由 6 所增加至 12 所，整体排名也迅速上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跻身世界前 20 名，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跻身世界前 50 名，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进入全球 100 强腰部位置，南京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跻身百强（表 2）。

2023 年，我国高校跻身世界前 100 的数量超过英国、德国，但与美国相比差距明显（表 3）。此外，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排名与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英美强校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

从学科实力来看，2023 年 1 月发布的 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数据表明，中国高校进入全球前 1% 的学科达 2 054 个，新增 54 个；进入全球前 0.1% 的学科达 243 个，新增 5 个。同时，我国在化学工程、冶金工程、仪器仪表、航空航天工程等领域已具备学科优势。在化学工程领域，中国高校占据了世界前 10 强的一半；在冶进工程领域，占比接近40%；在仪器科学领域，几乎包揽全球前 10；在航空航天工程领域前 100 名中的占比接近 25%。但在世界一流学科方面，我国与美国等高等教育强国依然存在明显差距。我国高校优势学科数量整体仍远低于美国和英国，且无一门学科排名世界第 1，而美英分别有 26 个和 15 个学科排名世界第 1（表 4）。

2.2.2 科研实力明显提升，但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存在较大差距

我国整体科研实力明显提升，在高质量论文和专利产出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但与美国仍有较大差距。2021 年，我国在世界 18 种顶尖科技期刊（2021 年被引次数超过 10 万次且影响因子超过 30）发文 2 045 篇，占世界同期的 6.37%，继续位居世界第 2 名，但与美国仍有近 1 倍的差距。2011—2021 年，我国产出 1 808 篇热点论文（被引用次数达本学科前 0.1%），占世界总量的 41.7%，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 1；产出高被引论文 4.99 万篇（被引用次数达本学科前 1%），但相比美国的 7.85 万篇仍有较大差距。在 、、Cell 发文方面，我国与美国在量和质方面的差距均在快速缩小，但“质的距离”仍然较大。我国 PCT（《专利合作条约》）专利申请量已稳居世界第 1，2013—2020 年均增长率高达 29.93%，在专利申请量和增速方面都远超美国、英国、法国等主要创新型国家（表 5）。

但我国每万名企业研究人员拥有的 PCT 专利不足 500 件，三方专利数量更是不足美国、日本的 20%。我国在知识产权方面也存在巨大逆差，2021 年我国国际收支口径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服务贸易收入 760 亿元人民币，支出 3 023 亿元人民币，逆差高达 2 263 亿元人民币。

我国在基础研究投入强度与主要创新型国家仍差距较大。2021 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比重为 6.09%，而美国、英国、法国在该方面的占比分别为 16.44%、18.28%、22.67%，韩国也达到了 14.67%。2021 年，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强度仅为 0.12%，而美国、英国、法国、韩国分别为 0.50%、0.32%、0.50%、0.68%。

在大科学装置方面，我国大科学装置虽已形成集聚效应，但与美国相比差距较大。截至 2020 年，我国已建成 22 个大科学装置，北京、上海、合肥等城市大科学装置集聚效应明显。而美国在高能物理、核物理、天文、能源、纳米科技、生态环境、信息科技等领域布局了一批性能领先的大科学装置，据统计约有 60 个。与美国相比，我国大科学装置的数量还存在差距，且存在拥有世界领先甚至独创/独有的大科学装置数量不多、依托大科学装置的建制化研究不多、国际合作度不高等问题。

2.2.3 人才资源总量雄厚，但缺乏顶尖团队，创新生态体系不完善

截至 2022 年，我国人才资源总量达 2.2 亿人，研发人员总量超过 600 万人年，多年保持世界首位。2022 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我国位居第 11 位，成功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我国仍然缺乏世界顶尖的战略科学家和创新团队，创新生态体系热仍不完善。例如，诺贝尔科学奖、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奖项的获奖人数与我国人才资源总量极不相称。在诺贝尔科学奖方面，以 2021 年为统计口径，我国本土获奖科学家仅屠呦呦 1 人，每千万人口得奖比例仅为 0.71%；而美国为 377 人、英国为 130 人、德国为 108 人，每 1 000 万人口得奖比例分别为 11.54%、19.53%、13.12%；同处东亚的日本相关诺贝尔奖获奖人数28 人，每千万人口得奖比例为 2.20%；而瑞典、瑞士等国家的获奖人数均超过 25 人，每千万人口得奖比例超过 25%。此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 年营商环境报告》（Doing 2020）显示，我国营商环境在全球 190 个经济体中的排名由 2012 年的第 91 位跃升到 2020 年的第 31 位，但仍低于韩国、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 ；2020 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 10.56%，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 20%—30%的水平 。

3 以“国家有组织科研”统筹建设世界三大中心的若干举措

3.1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布局，塑造国际竞争“非对称”优势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国家队”、保障国家安全的“压舱石”、引领前沿探索的“启明星”、培育新兴产业的“播种机”。

本课题组提出 4 条建议：

3.2 设立国家战略性科技选题，实行全球范围“揭榜挂帅”制度

通过 SOR，加强我国科技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前瞻判断和顶层设计，从国内外遴选出一批具有世界顶尖水平的科学家，集中设榜一批体现“四个面向”、关乎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重大选题。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发展战略和科技基础，形成一批富有前瞻性、独创性、系统性和战略性的问题域和问题集，支持一批周期长、风险大、难度高、前景好的战略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抓系统布局、系统组织、跨界集成，引导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创新型领军企业等科技创新力量，围绕解决制约国家安全和发展的相关选题“揭榜挂帅”“赛马”，实施重大科技任务协同攻关，确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通过实施 SOR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国家有组织科研：迎接世界三大中心转移的中国创新生态系统探讨，统筹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工作实现前沿交叉融合，实现科学、基础、工程的融通，形成面向未来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优势。以国家意志和国家能力解决制约关键共性技术创新和产学研转化的深层次、原理性和机理性问题，实现“国家立题、企业出题、研究型大学和科研组织答题、市场和其他组织阅卷”的协同创新体系高效运作。

3.3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加快提升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能力

建设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英国G5院校留学，需要整体提升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能力，充分发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军作用。

本课题组提出 3 条建议：

3.4 完善人才政策体系，坚持自主培养和积极引进人才相结合

我国研究型大学和科研院所“看帽子”“数文章”“拼职称”“卡年龄”及其带来的“拼关系”“搞运作”“比头衔”等问题较为明显。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了提升国际排名，导致恶性竞争的“人才大战”和“人才东南飞”，这是“存量”转移，而非“增量”提升。此外，我国人才政策对国家顶尖战略科学家和创新团队的吸引力仍不足，全球各领域前百位的顶尖人才在华发展的实属凤毛麟角。

本课题组提出 4 条建议：

褚建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社会科学与融媒体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研究中心前沿科普首席专家。主要研究领域：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科学传播、科技人才政策、STS等及其与大数据分析、计算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

王 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计算社会科学与融媒体研究所科研助理。研究方向为：科技政策、科学哲学。

文章源自：褚建勋, 王晨阳, 王喆. 国家有组织科研：迎接世界三大中心转移的中国创新生态系统探讨.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3, 38(5): 708-718

doi:10.16418/j.issn.1000-3045..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国家高端智库/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CDI

近日，由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南方日报、腾讯公司联合主办的“前沿科创论坛”在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召开。会议以“创新者 • 预见未来”为主题，围绕“数字科技前沿趋势发展”，共同探讨科技创新领域的新技术、新应用、新观点，吸引了粤港澳大湾区众多知名科技专家、行业学者和企业代表等前来参与，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交流，助力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高质量发展。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机器人与智能制造研究院副院长、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AIRS）常务副院长丁宁，深圳国家高技术产业创新中心大数据平台研究部部长卢春江，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国家杰青获得者、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会士彭宇新、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数字所研究员胡金星，南方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刘玮书，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万劲波，深圳北斗应用技术研究院院长张帆，腾讯研究院前沿科技研究中心主任王强等出席会议并进行分享交流。

会上，来自各个领域的代表除了就2024年全球前沿数字科技发展的趋势和热点进行展望，还针对人工智能大模型如何才能更好地助力产业升级与高质量发展、产学研各方应如何发挥“创新者”作用协同推进前沿技术发展的问题，组织了开放性的圆桌讨论。

论坛由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主持。

樊纲：新一轮科技竞争和新技术创新中，大企业要牵头大研究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在研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提出无论是科技界，或是经济界，还是整个社会的发展，都面临着“新的数字技术”这一个重大的希望和挑战，并分享了在新的数字技术时代中，关于面对重大挑战、大企业的发展和创新，以及企业监督三大关键议题的见解。

他表示，面对科技快速进步的大趋势，在重视中小企业的同时，一定要重视大企业的发展。相比于小企业只能在一方面做研究QS100名校留学，大企业更有能力在一个领域里做系统性的多方位研究，并带动起一批小企业跟进研究，形成良好的创新互补。

樊纲说，没有大企业，我们在国际市场和国际科技发展就没有话语权，面对科技快速进步的大趋势，我们一定要重视大企业的发展。要认识到现在的竞争不是国内竞争，而是国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特别是在新一轮的科技竞争和技术创新当中，大企业的作用再次凸显。

樊纲最后还强调，一个新的技术或者产业，只有在适当的监管环境下才能够更健康地发展，创新者才能有更好的长期回报。大企业创新者作为最先知道新技术和产业里问题的人，要积极拥抱监管，成为规范和监管制定的贡献者，参与管控技术进步的风险，让技术真正应用于造福人类。

腾讯研究院王强：2024数字科技前沿应用趋势报告即将发布

腾讯研究院前沿科技研究中心主任王强从连接、计算、交互和智能四个维度分享了技术的趋势，着重介绍了人工智能领域里多模态、Agent和AI for ，以及脑机接口在疾病治疗领域和交互领域的前沿发展趋势。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王强表示随着多模态和具身智能的加入，人工智能的能力在逐步增强，有望完成“感知—决策—行动”的闭环，促使技术从弱人工智能迈入通用人工智能的门槛，将给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影响。

此外，王强还分享了数实交互和未来连接等新兴前沿技术，不论是多媒体技术从2D到3D的跨越，还是从3Dof到6Dof的升级，都将带来更加沉浸式的交互体验；而像星地直连通信、虚拟电厂、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eVTOL等未来全新的连接形式也将极大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腾讯研究院将于2024年1月发布《2024数字科技前沿应用趋势》报告，对相关技术的发展趋势和更多科技热点展望进行集中分享。

人工智能新驱动产业发展新格局

从工业时代到智能经济时代，要寻找新赛道，要形成新动能、新优势，就必须解决核心驱动力的问题，人工智能大模型正成为产业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新关键点。在第一个圆桌讨论中，各方代表在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万劲波的主持带动中，就“人工智能大模型如何才能更好地助力产业升级与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入研讨。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机器人与智能制造研究院副院长、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AIRS）常务副院长丁宁表示，人工智能不是生产工具，而是提高效率的能力。人工智能的本质是能够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他从信息化角度和产业发展的角度，阐述了具身智能机器人可以在提高生产效率、适应变化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价值。同时，从我国高质量发展的角度出发，提出要充分发挥制造业优势，通过聚集资源、数据、人才，产生我们期待的通用人工智能的全新观点。

深圳国家高技术产业创新中心大数据平台与信息部部长卢春江提出，人工智能大模型将会对咨询业产生深刻影响，同时分享了人工智能大模型如何助力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见解，并在圆桌上针对算力、数据、大模型等问题对基础设施、应用场景和自主可控生态三个方面抛出提问，引发与会嘉宾思考和讨论。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国家杰青获得者、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会士彭宇新，介绍了多模态、细腻度、人工智能运动和三维中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强调了多模态语言大模型和AIGC的重要性，并分享了垂直大模型在金融、医药、互联网、自动驾驶等专业领域的赋能情况。

腾讯研究院前沿科技研究中心主任王强在圆桌讨论上预测大模型态势会分为三波，第一波运用大模型的会是数字原生的企业，如金融、互联网；其次是数实融合比较高的行业，如医疗、教育、文化传媒企业；最后一波才是制造、交通和能源这些传统行业。未来在大模型领域的探索会偏向解决行业落地的问题，例如以更小的模型来实现大模型的效果，甚至部署到设备的端侧。

产学研齐聚发声，创新者重塑价值

针对产学研应如何发挥“创新者”作用，协同推进前沿技术的发展，各方也从科研、技术、政策、安全和发展等多个方面提出研究与创新建议。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主持了本场圆桌研讨。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数字所研究员胡金星表示，新布局的领域持续做强离不开产学研的协同，尤其是企业对于技术成果的商业转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要鼓励产学研体系交叉，鼓励建设化的科研。目前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实行共建联合实验室的模式，社会接受度非常高，产学研各个方面均能在其中各司其职，以需求为导向加强分工协作，充分发挥各方优势，推动构建新型研发机构联合生态的模范。

南方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刘玮书认为，中国很多企业利润很低，没有办法接受新的技术，更新成本太高，国家应该支持更多企业成长到得以参与世界舞台竞争的水平。同时，他还呼吁产学研政企等社会各界要有投资的勇气，加大在基础研究和最前沿研究的投入，不能只考虑投资回报，要为人类发展做贡献。

在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万劲波看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背景下，前沿科创成为新焦点，各国政府和企业都在前瞻部署新领域、新赛道，增加前沿科创投入是必然选择。经过适度市场竞争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国家高端智库/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CDI，只有少数优质产品、服务和企业才能存活下来。不同企业要发挥各自特色优势与特长，各展其能、务实创新，共同推动前沿技术发展和应用。大模型的发展是持久战，也会有优胜劣汰。下半场比拼的是系统能力、应用场景和产业生态。

在讨论中，万劲波也进一步表示，大模型创新发展重点在于创新生态构建和行业示范应用，包括政务、金融、医疗、制造业等各行各业的应用落地。如，华为盘古政务大模型在深圳福田落地，腾讯在长沙有“超级城市大脑”，南方电网研发自主可控的电力大模型等。头部平台企业发挥数字赋能优势，行业领军企业开放应用场景，协同大学院所共同开展前沿技术研发，推动智能+在千行百业加速落地应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力，塑造创新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深圳北斗应用技术研究院院长张帆则看重共享开源的力量，他认为，未来的影响力是在知识创新的层面，产学研各方要发挥创新者作用。社会各界需要鼓励尝试和共享开源，鼓励尝试的核心目的是要实现交叉的融合，而共享和开源对行业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越是能够做开源共享的，可能未来的技术发展就越有前景。

构建协同创新生态，助力更高质量发展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日益成熟，数字科技已成为全球经济复苏不可或缺的动力，也是我国数字经济和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驱动力和连接器。面向未来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攻坚科技创新，更要准确前瞻趋势。

促进前沿科技合作落地，离不开各个领域从业者的协同发展，更离不开技术前瞻布局和创新人才培养。一直以来腾讯也在通过自建实验室群，布局完善的研发体系；通过培养创新人才，支持基础科研和科学探索；通过洞察技术趋势，构建产学研联动的前沿科技发展生态，并连续多年发布《数字科技前沿应用趋势》报告，为前沿数字技术的探索打造一台面向未来的“望远镜”。

随着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前沿技术和落地方案的创新实践中，并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大环境下持续找到突破路径，共建起“创新者”价值体系和制度优势，助力数字科技更高质量发展。

香港中文大学教育，香港中文大学主题分享 | 基于斑马鱼的临床研究与药物开发平台

近日，赛福基因转化医学总监刘静博士受邀前往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药学院，进行了题为“基于斑马鱼的临床研究与药物开发平台”主题分享。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作为亚洲领先的医学教育机构香港中文大学教育，以其卓越的教学质量和国际化的学术环境吸引着全球的学术精英和学生。医学院在多个国际排名中名列前茅，特别是在临床医学、公共卫生、生物医学科学等领域享有盛誉。

刘静博士分享中指出，随着高通量测序技术的飞速发展与普及，越来越多的罕见病患者，通过分子诊断，得以明确其疾病的根源。在临床实践中，高通量测序技术不仅揭示了众多新的基因、新的表型以及新的突变位点，更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去探索和理解这些复杂而神秘的疾病。在此背景下，基因功能研究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它不仅能为这些临床发现提供强有力的生物学证据，为罕见病的诊断提供决策参考，从而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和效率，辅助罕见病的基础研究与转化研究，推动医学科学的进步与发展。

斑马鱼具有高度遗传保守性，和与人类疾病基因组的相似度超过85%。作为体内模型，斑马鱼能够表征复杂的病理生理特征，这使得它能够更精确地评估基因功能与疾病的关联，成为研究人类遗传疾病的理想选择。其优势不仅在于其高度的遗传相似性，更在于其周期短、成本低、高通量等特点。在药物发现领域香港中文大学教育，香港中文大学主题分享 | 基于斑马鱼的临床研究与药物开发平台，斑马鱼模型的应用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通过构建斑马鱼疾病模型，研究人员能够快速地筛选出潜在的治疗药物，大大缩短了药物研发的时间和成本。

刘静博士还详细介绍了赛福基因建立的基于斑马鱼的基因功能研究与高通量药物筛选平台，以及赛福基因在斑马鱼模型构建、基因编辑以及高通量药物筛选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和丰富经验。该平台利用斑马鱼模型进行基因编辑和疾病模型构建，通过高通量药物筛选技术，快速筛选出潜在的治疗药物，以满足罕见病患者精准诊断的需求，辅助基础研究，并加速罕见病药物的早期开发。

会后，刘静博士与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药学院的师生们进行了热烈的交流和讨论。他们表示刘静博士的分享内容丰富、见解独到美国top30名校留学，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学术启发。此次学术交流不仅展示了赛福基因在斑马鱼临床研究与药物开发平台方面的最新成果和深厚实力，亦为双方的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空间，共同推动罕见病领域的研究与发展。

赛福基因

赛福基因专注于基因大数据AI解析、提供临床级精准医疗服务。公司研发团队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南加州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美国贝勒医学院等世界一流研究机构。赛福基因以技术为驱动，深耕儿童遗传病领域，打造了领先卓越的临床诊疗一体化产品与药物研发服务。

目前，在北京设立研发中心，长三角地区设有生产运营中心、医学检验所、高通量药物筛选研发中心。拥有CAP认证的第三方医学检验实验室和美国医学遗传学会（ABMGG）临床分子遗传学资质，已完成国际学术论文100余篇，获得专利与知识产权153项。目前，公司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妇产儿童医院、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等超500家医疗及科研机构建立了稳定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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