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是香港的底色。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正是按照“一国两制”的制度框架，香港原有的经济、社会制度没有变，生活方式没有变，法律框架没有变，司法独立和终审权受到了尊重。

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及冯氏讲席教授、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前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陈志武认为，“一国两制”的实践，不仅把香港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保留了下来，而且也让香港在未来发展上，有了更广阔的平台。中国正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香港和内地人员、货物、资金、信息等要素高效流动，亟待“一国两制”作保证。不能继续坚持“一国两制”，就消除了香港的特色优势，消除了“超级联系人”的桥梁角色。“终结两制等于终结香港几乎所有的优势，等于终结大湾区计划的本质意义，香港就不再会是香港了。”

值得关注目前香港阶层固化带来的社会隐患。由于香港阶层趋于凝固化，一方面富豪阶层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团体；另一方面普通人阶级晋升途径僵化，更多年轻人没有了改变命运的希望，扼制了创新精神，也使得香港经济缺乏活力，步入衰退通道。

2017年香港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539，接近0.6的全球最高等级线；2018年香港千万富翁的数量达到51.1万人，占香港整体人口约9%；香港前十大富翁所拥有的总资产，相当于香港GDP总量的35%，在所有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一。

香港一部纪录片《穷富翁大作战》就展示了香港的贫富差距所带来的阶级固化问题。

香港回归后，几届港府也试图改变这一现状。为了提升香港的竞争力，港府一方面增加土地和住房供应，解决高房价问题；另一方面增加教育和科技投入，为香港未来经济转型寻找新动力。但因诸多因素，导致尝试未能如愿，而改革的受阻进一步加剧了香港的困境香港大学陈志武，陈志武：破解阶层凝固化，香港未来大可期 |《财经》特稿，也使得社会蓄积了不满和戾气。

如何疏通普通人的上升通道，打破阶层固化？香港经济和金融的未来前景如何？近日，《财经》记者专访了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经济学家陈志武。他从香港的经济结构和资本金融的优势发挥等方面解析了香港的未来出路。

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及冯氏讲席教授、 耶鲁大学前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图/IC

香港可以渡过难关

《财经》：香港回归已经22年。20多年来香港在发展中变化，也有很多没有变。您怎么看香港22年来的变与不变？

陈志武：过去22年，香港和内地都变化很大。内地经济规模翻了多倍，以至于深圳GDP超出香港200多亿元。而1997年香港回归时，经济规模超越深圳45%左右。如今，两个城市的相对地位对调。这一成就是大家都注意到的。

然而，也有很多方面是没有变的。比如，香港人均收入继续高于深圳、上海和北京，虽然深圳经济规模超越香港，但深圳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可香港常住人口不到1000万，所以，按人均算，香港更富有；香港的法治可靠、司法中立，香港是亚洲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英语为第二官方语言，中西荟萃，文化包容，是真正的国际大都市，几十万外国人常年以香港为家，许多国家的公民可以自由进出香港，等等，这些在“一国两制”之下至今没变。香港社会实质上秩序井然，犯罪率仍然偏低，人均寿命蝉联世界首位，超过日本和美国，继续令世人向往。

《财经》：从香港历史看，它曾经有过几次起飞的机遇。第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内地解放以后，来自上海、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的资本、人才，以及民国的遗老和人才都去了香港，带给香港第一次腾飞的机遇；第二次是越南战争期间，美国扶持亚洲四小龙，香港由制造业带动经济的腾飞；第三次是内地的改革开放，使香港成为外部世界进入中国内地的唯一窗口，有了香港全面的腾飞。当下，粤港澳大湾区是香港第四次机遇吗？

陈志武：香港作为中国与世界的桥梁，这个角色还将继续，也应该继续。“一国两制”不只是让香港从中受益，内地经济实际上从中受益更多。过去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中国经济在1978年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能够增长这么多、这么快，而印度却没法做到？”我就说，因为印度没有一个属于印度人的“香港”；印度自1947年独立后，也是强化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有相当程度的计划经济分量和国有企业，从90年代初在竞争压力下也开始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改革，但成效迟迟难以出现；1980年印度人均GDP差不多是中国的两倍，到1991年左右两国人均GDP持平，如今只是中国的一半左右；他们苦于没有一个类似香港的自由经济、自由港给他们提供便利。

而中国更幸运，有香港这个桥梁供内地随时使用、尽情使用。不要说别的，这么多年里，印度人在美国大公司里做得很杰出，微软、谷歌等高科技公司以及花旗集团等华尔街公司，CEO高管有好多是印度人，我在耶鲁大学的同事里好多是印度人，其他美国名牌大学里也是印度裔教授众多，可是，他们却不回去印度帮助发展；而在美国成功的中国人，好多人回国贡献，先是在上世纪90年代回到香港，基于香港为国家建设服务，后是一部分人搬回国内，一部分继续留在香港为国服务。换句话说，正是有了香港，在西方成功的华人，才方便地将资本、技术甚至将自己的人力资本带回国内，给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做出贡献，而印度人至今还没法如此做到。

为什么香港这么重要呢？由于内地机构、外资公司和境内外投资者都相信香港的司法程序公正性，投资签约、贸易签约时各方都能接受香港作为纠纷仲裁地，这对于跨境投资、跨境贸易至关重要。比如，2018年，中国全年外国直接投资（FDI）接近1200亿美元，其中900亿美元是经香港这个桥梁进入国内的，占全国FDI总量超过75%。这是印度无法享用的一种优势。

当然，最近几年力推的粤港澳大湾区计划，可以给香港带来新机会，是好事。不过，从香港老百姓角度看，这个计划可能对深圳、东莞等内地城市帮助更大，但对他们自己的影响有限，因为这个项目如果完全实施，可以更进一步地让深圳等内地城市利用香港这个桥梁实现新的腾飞。具体表现在香港可以提供风险资本、上市途径、贸易通道、法律服务、审计服务等这些传统优势，但由于香港的住房、租房、写字楼、劳动力等价格都太高，空间又小，大湾区规划并不能让香港年轻人在本地创业致富，即使自己有技术有资金也只能去深圳等内地城市工作发展。

因此，大湾区计划难以从本质上改变香港本地的创业与就业前景。当然，这个规划给香港的富人和高端人才带来新的机会，让他们能更加便利地去深圳等内地城市做投资、享受该规划带来的机会，但对普通香港人的影响比较有限。

《财经》：将11个城市整合成一个占地约5.6平方公里，拥有7000万人口的超级城市群的大湾区（GBA），根据汇丰银行的预测，每年创造1.5万亿美元GDP，占中国GDP总量的12%，大致相当于整个韩国的经济产出。未来香港将会在这种区域融合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陈志武：既然过去40年，香港在珠三角和整个中国经济发挥了积极关键的作用，而且香港的法治优势与国际大都市优势依然都在，推出大湾区一体化规划当然是好举措。比如，长期住在香港的外国人就很多很多，过去的英国判例在香港继续有法律效果，这些都是内地城市难以达到的。因此，整合这些资源可以继续为珠三角和中国经济出力。

正如上面谈到，这个项目如果实施了，对内地经济的好处远多于香港。再者，“一国两制”既是保留香港优势的必要，没有两制就没有香港的优势，但这也约束了这类项目对香港的额外价值，因为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与内地的法律和司法体系必须各自分开，货币体系、经济与金融政策体系、劳动力市场、财政体系都必须各自独立，政治体系也当然不同，于是，即使在大湾区一体化规划下，两边只能是资金、货物与技术的更自由流动，而不是全方位的一体化，否则，那就是“一国一制”了，那就消除了香港的特色优势，消除了“超级联系人”的桥梁角色。

这也是为什么大湾区内部的一体化程度连欧盟欧元区所实现的一体化程度都赶不上，因为欧盟至少还有欧洲央行、统一货币、一定范围内的财政一体化以及欧洲议会的统一立法，等等。所以，需要关注的是，终结两制等于终结香港几乎所有的优势，等于终结大湾区计划的本质意义，香港就不再会是香港了。

《财经》：中央在上海临港设立一个119平方公里的自由贸易区新片区，规划到2035年实现1万亿元的GDP，这是否意味着上海要再造一个“香港”。香港还是全球的“自由港”吗？它的区位优势会不会将来被替代？

陈志武：在上海设立自由贸易区，这很好，希望尽快实施。当然，最好是让全国都成为自由贸易区，那会让中国经济再起飞。

我希望看到上海自贸区成为另一个“香港”，但就我目前所知，这个愿望很难实现。例如，前面谈到，香港之所以成为香港，核心原因之一在于其法治传统、在于司法中立，让诉方和被诉方都能信得过；而为了确保司法的公正性和独立性，香港的终审法院有1位首席法官、3位常任法官和18位非常任法官，其中首席和常任法官都是香港居民，而非常任法官大多数为居住在英联邦判例法国家的外籍法官，根据需要由终审法院请过来审理具体案件，但平时都不在香港；按照规则香港大学陈志武，每项具体终审案件由五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审理：首席法官，三名常任法官及一名非常任法官。这种司法体制设计是其他国家的政府、企业和个人对香港法治有信心的重要原因，也是香港能够成为中国与世界的桥梁、成为世界最著名“自由港”的基础。难以想象上海或国内其他地方能做到这一点，其他国家也难以做到。所以，只要“一国两制”能继续保留，我觉得香港不用担心是否会被上海或其他城市取代。当然，只要中国经济的体量大而且继续增长，水涨船高，上海和香港之间不存在“你死我活”的竞争，两个城市都可以过得很好，可以同时增长。特别是，香港地方这么小，用不着再增长那么多，也承受不了。

《财经》：北京方面和香港在2003年制定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使香港成为“超级联系人”。但有专家认为CEPA实际“干扰”了香港自身的内生动力的发挥，使香港“被宠坏”。您怎么看？

陈志武：这是一个充满误解的地方。正如前面说的，在“一国两制”之下，最多只能是资金、货物和技术的更自由流动，连劳动力的跨境流动都难以更自由。所以，不管是CEPA还是粤港澳大湾区计划，都不应该改变“一国两制”的底线，因此难以从实质上改变香港。但在CEPA之前，在深圳与香港之间的资金、货物和技术流动已经相当畅通，CEPA等计划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香港的局面，至少从香港老百姓角度看是如此。

因此，CEPA等国内发起的计划尽管初衷是帮助香港全社会，但实际效果可能是“宠坏”了香港的有钱人，给他们更多更好的投资珠三角等内地城市的机会，可是没有直接影响到香港大众，反而使香港的财富差距拉大，压缩了年轻人的上升通道，导致了更多不满的情绪。当然，这些计划让珠三角等内地城市受益良多，使它们更能利用香港的优势发展经济。我希望大湾区计划不会重复这样的结果。

亟待松动社会阶层结构

《财经》：回归最初十年，香港年均GDP增速保持在6%以上。到了2009年-2015年，其经济增速腰斩至2.5%左右。近两年又受中美贸易摩擦、汇率波动及其他外围不稳定因素影响，香港今年首季增长只有0.6%，您怎么看香港逐步陷入经济衰退？

陈志武：香港经济面对的挑战很多，其中一项肯定跟国内更加开放有关，因为北京、上海如果越来越对外开放，而且司法中立性和公正性得到国内外公司的接受，那么，越来越多的跨境资本业务和跨境商贸业务可能会绕开香港。当然，正如刚才讲的，香港只有750万人口，不需要独霸中国所有跨境资本与商贸业务，只要拿到体量巨大的中国经济的部分业务就够了。

有许多问题是来自香港内部，尤其是香港社会的阶层结构太固化，跨阶层流动的空间太窄。比如，纵观今天大家熟悉的香港公司和品牌，无非就是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国泰航空、长江实业、嘉里集团、太古集团、怡和集团等这些老名字，都是几十年前留下来的“老香港”，没有新创的大公司，这本身就告诉你这个社会的“钱”早就固化在少数世家的手中，草根只能继续做草根，而前面说到的CEPA等这些计划又强化了香港“富人更富”的程度。

为什么会这样呢？据我的了解，一方面的原因在于，这个社会里赚钱的机会都由少数世家牢牢垄断，比如，中环与金钟的地产都由怡和、太古、长江等几家把持，任何其他人想买也不可能，其他有钱赚的行业中，连奔驰、宝马、大众、丰田等每项品牌的汽车代理经销也分别由一家公司垄断，让你无法有机会加入竞争，垄断利润由既有掌控者独享；房地产行业也是一些寡头掌控，有意限制土地供应，把房价和租金维持在高位；在香港注册一家公司的确容易，但你注册新公司之后，几乎只有那些竞争得无钱可赚或者只有做苦力活的行业才对你开放。

例如，你可以开餐馆，不仅香港餐饮业竞争得你死我活，而且一旦你的餐馆成功了，掌握你餐馆场地物业的业主马上要加租金，迫使你在薄利和跑路之间做选择。如果赚钱行业都已被垄断的这种局面不改变，今天和未来的香港很难再出现一个李嘉诚，经济增长活力、破坏性创造就很难出现。

其次，香港的社会结构固化；之所以这种垄断格局很难打破，是因为香港人口少，于是，商界、政界、学界和社会精英几乎相互之间都是朋友，甚至即使不是血亲也会是姻亲，会相互关照保护；尤其是，香港精英社会是通过排他性的私人俱乐部、会所来运转的，如果你进不了这些俱乐部，你就无法进入精英阶层，而如果你无法被精英阶层认可，你就难有机会得到那些赚钱的特权；从这个意义讲，那些私人俱乐部不只是社交场所，也是让香港社会阶层固化的物理场所。

香港已开发的土地不到25%，住宅用地只占全港6.9%，几任特首都曾试过增加房地产土地供应、扩大廉租房量，到最后还是难有实质性改观，因为掌权官员也都来自精英圈子，是同样几家私人俱乐部的成员。

因此，如果要让香港经济重现活力，就必须从立法和行政角度允许竞争、鼓励竞争，打破垄断格局，松动社会阶层结构，让家庭出身不再是创业致富、更不是做官的通行证，给草根阶层带来希望，也给经济开道。

《财经》：香港经历过工业支撑实体经济的蓬勃年代，养活了数以百万计的香港人。但是随后制造业逐渐衰弱。经过反思，香港特区立法会出台了一项名为“构建全方位‘再工业化’政策体系”的议案进行辩论。香港特区政府期望通过引进和发展适合香港的高端制造业，巩固香港经济根基，推动产业多元化。您认为沉寂多年的香港制造业真的还有未来吗？

陈志武：那些让香港经济“再工业化”的梦想真的只是梦想，离香港现实太远。我知道，很多香港人，包括给香港出主意的内地人，都喜欢赶时髦，在大家谈论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高大上科技话题时，也跟着喊“香港也要”，而忘记了这些不可能是香港的优势所在。

地价、租金、劳动力成本都比内地高很多，创业艰难。更何况内地有超过14亿人口，2600多所大学，每年有800多万大学生毕业，他们多以理工科为专业，科学家和工程师几乎是供过于求，而香港只有22所可颁授学位的高等院校，每年只有5万左右的本科和专科学生毕业，又以文理商科为主，所以，在科技人才供应上，跟内地无法竞争。当然，很多人说“香港可以有选择地侧重一些高科技领域”，但挑战在于：香港的研究经费跟内地无法比，而且香港没有工业制造业，即使大学培养了高水平的工程师，也无法给他们提供就业QS100名校留学，跟科技教育与研究相关的就业链与产业链都不在香港，政府官员的“再工业化”和“高科技化”香港梦难以实现。

其实，香港人口750万，香港经济不需要各行各业什么都做，麻雀小但不一定非要五脏俱全。瑞典也是小国，他们以金融业为主，不追赶“再工业化”和高科技，也照样是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全球化的含义是产业链在不同国家之间做分工，既然是全球化时代，就不需要每个社会什么产业都做，而是根据自己的竞争优势去有所为、有所不为。香港就应该专注金融业和与其相关的服务业、房地产、旅游业和商业，发挥自己的法治优势。

《财经》：随着中国在全球建立自贸协定，以及国内建立自贸区，香港的传统优势——自由贸易、投资和金融逐渐不明显。香港目前面临着独特而严峻的挑战，制造业转移带来“空心化”，科技创新后继乏力，过度依赖金融和地产，经济结构调整动力不足，这些问题都需要香港寻求解决之道。您有什么建议？

陈志武：香港做好金融业、房地产和相关服务业，就够750万人过上富有的生活，不要偏离自己的核心优势行业。只有深受农耕文化影响的人，才会继续认为没有制造业的经济是“空心化”的经济。回想起来，不只是今天的中国，其实在历史上，也是哪里有商业、哪里“空心化”的程度高，哪里的人就更富有。如果是这样，“空心化”有什么不好呢？！

我们湖南人都称洞庭湖一带为“鱼米之乡”，都说“鱼米之乡”的岳阳、常德很富有，为什么他们比我们茶陵人更富有呢？当然不是因为那里可以生产制造更多的鱼和米，而是因为那里有水路，所以商业很发达，财富更多；温州、徽州历史上也因为商业而更加富有，不是靠生产制造，所谓“无商不富”就是这个道理，不要担心“空心化”。

瑞士就是当今最好的例子，其人口850万，人均国民总收入8.3万美元，排世界第一，但看看其产业结构会发现，以金融业为核心的服务业占GDP的71%，工业只占22%。当然，瑞士之所以还有制造业等，是因为他们有很多土地和滑雪胜地，而香港没有这样的条件，香港只能把注意力放在金融、地产和其他服务业上。中国和亚洲经济体量这么大，只要香港的内部垄断结构能被打破，金融服务做好了，就足以让香港经济保持持续繁荣。

香港金融资本的角色之变

《财经》：香港回归20多年来，资本市场经历了两次金融危机。回顾香港资本市场的历程，如何看待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与不足？香港资本市场在新的变革中，如何应对挑战？

陈志武：就金融发展而言，最大的问题是香港政府在近些年不断强化对金融行业的管制，离香港作为“自由港”的传统越走越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锅。也就是说，香港为了保住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跟上海、新加坡、东京和世界其他金融中心的竞争中，必须以“谁管制更少”而不是以“谁管制更多”制胜。

可是，这些年，香港金融监管当局不断加强管制，对许多业务的限制超过新加坡、日本、美国，甚至超过内地。如果香港的管制更多，那么为什么人们还要来香港做金融，而不是到其他地方去呢？就我观察到的，几年前开始，美国公民如果到香港开银行账户，几乎每家银行都会拒绝；到最近，内地公民也得到这个待遇；在各避税港国家注册的公司如果到香港的银行开账户，也会遭到拒绝，等等。作为以金融业为主体的经济，金融领域的创业门槛应当设置得最低；可是，如今，如果你想在香港创办自己的对冲基金或私募基金，你必须申请到各种牌照，要融到至少1亿美元资金，要有5年以上基金管理经验，至少有2年以上管理具体投资策略经验。除此之外，至少还要有另外一位合伙人也有这么丰富的经验。这种高门槛对于富二代和已经成功的金融人士，当然不是问题，可是，却把草根出身的人排挤在外，让基金管理进一步成为精英俱乐部，也阻碍金融行业的发展。

相比之下，我在2001年跟另一位耶鲁大学教授在美国康州创办对冲基金公司时，不需要任何牌照，也没有基金管理经验的年限要求，美国证监会没有要求注册登记基金，只要高净值投资者愿意把资本委托我们去管理，就纯粹根据基金管理合约去执行责任和义务就行。试想：如果香港的金融监管比美国、比新加坡更严厉，香港的吸引力在哪里呢？

可是，香港的金融监管部门却忽视这些，为了减少监管者自己遇到麻烦，只顾推出更严的规则和更高的门槛。香港原来真的是“小政府，大社会”，现在的香港政府，尤其与金融监管有关的部门，在快速膨胀，应关注这种抑制金融行业发展的趋势，要制止其膨胀。

《财经》：过去20年，香港一直扮演着中国金融发展的引擎。但未来，香港要和上海竞争金融中心，还要保持离岸人民币中心地位，前景并不乐观。随着中国金融改革加速，资本可兑换将成为人民币走向国际储备货币的必经之路。香港的金融业优势不容乐观？

陈志武：短期看，似乎是如你说的。但从稍微长远一点看，只要香港的法治和司法公正继续保留，只要香港政府对金融的管制得到抑制，我觉得香港不用担心来自上海和北京的金融竞争压力。特别是，国内A股市场和债券市场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会继续是“行政市”，行政手段对资本市场定价机制的干预不会停止，因此，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会继续显著。

尤其是如果美国资本市场的大门对中资公司日趋关闭，香港资本市场就更是国内资本市场所无法取代的。创业创新继续是国内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可是，未来一些年里，A股市场无法满足创业公司的上市需求，还必须要依靠香港。当然，离岸人民币中心已经几乎干枯了，假如人民币走出去的努力要继续启动的话，那反而对香港更有利。更何况香港有前面谈到的法治优势。所以，我不觉得上海和北京能真正取代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财经》：香港社会如何重拾信心？

陈志武：保留“一国两制”是重拾香港社会信心的起点。“一国”是没人可以成功挑战的，也是香港绝大多数人的立场，而“两制”又是对整个中国社会、对香港都最优的一种安排。应该加快落实《基本法》，改革香港固化的社会结构，疏通草根的上升通道，给民众真正的空间，以具体的方式释放民怨。

《财经》：近日，港交所向伦交所发出要约，期待与伦交所进行合并。不过这一提议遭到伦交所的拒绝。您怎么看？

陈志武：这次被拒绝的主因还是跟他们对香港“一国两制”的担心、对香港法治的前景有关，这让决策层提前看到“结束两制等于是结束我们所熟悉的香港”。具体看，这次香港联交所给的要约中，说是出价320亿英镑，但这个价格里基本都是香港联交所作为上市公司自己的股票，而不是英镑、美元或者港币。可是，香港联交所的股价今天可以贵，但如果“一国两制”明天改变为“一国一制”，那很快会让香港联交所的股票变得不值钱。所以，在“两制”出现动摇的苗头时，他们对这种要约兴趣不大，可能不奇怪，这就是为什么不能轻易改变香港，保留“一国两制”的香港对整个国家是上策。

（本文首刊于2019年10月14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往期精选★

责编| 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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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陈志武，陈志武：儒家排斥市场吗？ ——中西金融大分流的历史根源

封面题图｜《孔子》

假期将半，风马牛的小伙伴们在群里分享着各自的旅行或者回乡见闻。一名小伙伴说，假期回去香港大学陈志武，赶上家族续家谱，很是热闹。于是大家讨论的话题转到了家谱这件事，有人提到了陈志武教授的一篇演讲。

今年 8 月，在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与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联合主办的「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路径、制度与思考」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陈志武教授在主旨发言中提到：我们的分析发现，孔庙数量越多、家谱数量越多的地区，也就是儒家文化影响强的地区，1927 年时的现代银行数量就显著地更少、2010 年时的金融交易参与度更低。另外，在考虑其他因素后，孔庙数量多、儒家文化影响强的地区，在 2010 年时，人均存款和贷款额显著更低，说明这些地方的人利用现代金融的程度会更低。

今天，把陈志武教授的演讲分享给大家。

作者｜陈志武

来源｜人文学会（ID：）

金融在中国出现得很早，比如，货币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纸币出现在宋代，早在《周礼》中就谈到泉府做一些跨期放贷等，这说明中国社会在近三千年前就接触甚至熟悉初级形式的金融。但是，在后来的两千多年里，金融没有太大进步，证券等更先进的金融业态要到 19 世纪中后期洋务运动时才由西方人带进来。到如今，我们还在摸索大众资本市场的发展路径。

相比之下，在西方的古罗马，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1 世纪至公元 2 世纪，就有了早期版本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股票交易也有发生。与此相关的是，在公元 200 年左右，一个叫 的罗马人就推出了人类寿命预期表，标识出 30 岁的人大概还能活多少年、31 岁的能活多少年，等等。当时推出寿命预期表是为了交易人寿保险等金融产品，是为这些保险产品定价而推出的。这些都说明，西方的金融当时就已经有了相当多的发展。当然，公元 5 世纪，罗马帝国崩溃，欧洲进入中世纪，金融的发展历程被中断。可是，到了 13 世纪，在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城邦，金融重新复兴，尤其是为了支持城邦政府负债，大众化的公债证券市场被推出来，到文艺复兴时期已经发展出相当规模。再到后来的 16 世纪，因为海洋贸易等而重启股票市场，至 17 世纪初，荷兰、英国的大众资本市场具有相当的规模。

那么，为什么证券等金融在西方很早发展起来，而在中国没有呢？中西金融大分流是如何在近两千年前就发生？

一般而言，如果要发展金融市场，至少需要具备三个基础条件：一是要有书写文字和数字体系，以便写下金融合约，给跨期价值交换提供备忘录；其次是金融数学必须足够发达，要不然难以对金融合约做准确定价；三是保证跨期合约或者说跨期承诺能够执行的体制架构，比如正式的法治体系，或者规范个人行为的伦理道德。

前两个条件在中国早就满足了。比如，成书于秦汉的《九章算术》中，就有一些很经典的金融定价问题，卷三里的衰分问题：「今有贷人千钱，月息三十。今有贷人七百五十钱，九日归之，问息几何？」卷七中的盈不足问题：「今有人持钱之蜀，贾利十三。初返归一万四千，次返归一万三千，次返归一万二千，次返归一万一千，后返归一万。凡五返归钱，本利俱尽。问本持钱及利各几何？」如果金融交易到秦汉时期还不是那么多、那么普遍，就不太容易提炼并抽象出这样一般性的数学问题。这表明金融数学到秦汉时已经相当发达。这就更带来一些问题，为什么借贷金融没有在秦汉之后推动证券与保险等金融的发展呢？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更广泛、更深的大众金融市场？

几年前，斯坦福大学的 Greif 教授和 教授提出相关的问题香港大学陈志武，陈志武：儒家排斥市场吗？ ——中西金融大分流的历史根源，就是：至少在过去一千多年里，中国人主要靠宗族来实现人际跨期合作，而欧洲人则以「法人公司」实现人际跨期合作，包括教会、市政、公司、行会等，这些都是注册的法人，不是血缘宗族组织，但可以促使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们进行跨期合作。那么，为什么在那么早以前中国和西方就出现那么大的差别？他们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基于中西方在人际合作上的区别，就是中国人把注意力、把解决风险挑战与资源配置的依赖都集中在靠礼制支持的宗族网络上，把精力都放在强化以血缘为本的伦理道德上，而西方人在血缘体系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可供选择的解决人与人之间跨期合作的办法。

01

四种不同的人际合作模式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先回答一个问题：自古到今，人类发明了哪些办法去应对风险挑战、进行跨期合作、实现资源配置？不同社会有哪些不同的选择？

到目前为止，人类大致上找到了四类解决风险挑战的办法。

一种是我们今天很熟悉的、近代发展起来的金融市场，像保险产品、股票债券、银行储蓄、投资基金、养老基金等等。这些是现代人使用的工具，更是西方人熟悉的非人格化手段，但没有哪个古代社会有这么齐全的金融工具。

第二种办法是基于血缘网络的保障体系。比如儒家的宗族，这是以人格化方式防范生老病死风险，以达到安身立命美国藤校留学，比如「养子防老」就是以子女作为跨期投资、跨期规避风险的具体工具；换言之，子女就是人格化的保险、投资与养老载体，而族人之间的互助与保障是这个体系更为广泛的功用所在。

第三大类办法则是基于宗教或者其他共同信仰的互助体系。这个相互保障体系不是基于血缘关系，而是基于共同的信仰来增加教友间的跨期信任，尤其是通过做礼拜、教会聚会聚餐等活动，降低信众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逆向选择问题和「搭便车」道德风险问题，使成员间互保互助。

第四大类办法就是现代政府福利。比如福利国家、政府社保，这个体系既不基于血缘，也不基于共同信仰，而是政府通过征税权、行政权，以强制力方式实现社会不同成员间的风险互助。

这四大类解决风险挑战的不同办法中，每一种都要求相应的社会文化、伦理道德规范和制度的支持。比如，金融市场需要外部非人格化的法律和司法体系的配合，没有法治做支持，就难以发展金融市场；血缘宗族体系则需要一整套从上到下、由里到外的礼制支持，否则，族人间就难以跨期合作、跨期互助，儿女也不一定会孝顺；基于宗教的互助体系便理所当然要求教徒遵循教义和教规，等等。

理论上讲，这四大类保障体系并存当然是最理想不过，因为它们可相互补充、各尽其能，令社会中每个人均得到充分保障。但是，在现实中，很多社会早在两千多年前已经在这四类体系中做出了选择并着重发展，排斥其他保障体系。比如，中国在周朝选择了靠血缘宗族实现人际互助、跨期合作，接下来的精力都集中于发展礼制，通过扩充并完善礼制来保证宗族解决风险挑战的效率，同时抑制商业、宗教等。

另外，从资源配置角度看，各个社会做出的选择也很不一样。

这里举一个通俗的例子：一桌子菜在那里，谁可以先吃，谁只能后吃，谁可以多吃，谁必须少吃？这里，桌子上的菜就是需要配置的「资源」。儒家礼制的主张当然是长者先动筷子，晚辈后动筷；男人未动筷子时，女的不得先食。这就是按照名分等级来决定这桌资源的配置顺序、数量。

当然，人类社会也可以基于平等的原则同时动筷子，每个人吃一样多，这就是多数宗教主张的资源配置方式。也可以根据谁出的价格最高，这是基于市场交易的资源配置方式。还可以根据时间顺序，谁先到，谁先吃，等等。

由此可知，各社会可以选择不同的跨期合作、跨期互助和资源配置方式，但每种方式需要得到相应的文化体系、伦理道德体系的支持，因为相应的文化和制度为相应人际合作体系与配置方式提供服务及巩固其效率。所以，一旦一个社会做出了选择，接下来就必须发展相配的文化和体制。下面我们来比较中国和西方做出的不同选择。

02

中国选择宗族，西方选择社会

至少从周公开始，中国就着手建立礼制、选择靠血缘宗族解决人际互助和资源配置问题，后来到孔孟时期，尤其到汉朝等，更是不断巩固礼制，强化家秩序。而在同一时期的西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却在血缘之外寻找答案，把注意力集中在超越血亲网络的社会治理与政权制衡问题上。

春秋战国时期，西方跟中国社会的分流还不是很大，差不多还面对同样的挑战。我们可以看看公元前 3 世纪一位古希腊臣民写给托勒密国王的一封信，他抱怨的问题就是中国人也关注的一个现实问题：不孝的子女。这个臣民写道：「尊敬的托勒密（）国王：先请接受来自科太希科留斯（）的问候！我深受狄奥尼修斯（）和我女儿尼克之害！因为虽然我以前呕心沥血把她抚养大，……到如今我已经视力衰退、重病缠身，她却不关照我，不给我基本生存必需。当我在首都亚历山大港告她、希望找回正义时，她却拿来一份国王阁下签署过的书面保证，承诺每月给我20块达克码钱币的生活费。……现在，由于我女儿受那个畜生狄奥尼修斯的坏影响，不顾我年老病重，不再兑现她对我的赡养承诺！」

这封信告诉我们，至少到公元前 3 世纪，西方人跟中国人还是差不多，也对子女的孝顺有很高期望。只不过从那以后，中国往礼制和宗族的路上越走越远，而西方往另一条路迈进，在血缘之外的大社会中建立人际合作互助的体系。就在孔孟关注礼制建设的时候，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却专注讨论完全不同的哲学问题。公元前 4 世纪，亚里士多德分别对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暴君制（）、寡头制（）与民主制（）的利弊优劣进行分析和对比，关注的是超越血缘的社会治理和权力制衡问题。到公元前 3 世纪，古罗马成功地建立平民会议和罗马参议院，以民主制衡政府权力。正是有了解决跨血缘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到公元 1 世纪至 2 世纪，古罗马的人寿保险、资本市场和其他金融就有了发展所需的制度基础，而这些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非人格化市场交易，又反过来推动合同法则、商业规序等市场制度的发展，促使超越血缘的广义伦理道德和法治制度的演变。特别是在基督教于公元 4 世纪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后，超越血缘的广义伦理道德得到进一步发展，让西方人的诚信网络不只局限于血亲。于是，西方人之间的跨期互助合作可以走出族亲，依赖法人公司和一般性社团组织。

相比之下，中国却忙于建立礼制，发展血缘为本的伦理道德，不断巩固家秩序。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学只是百家思想之一，并未成为社会实践。公元前3世纪末，在刘邦推翻秦朝并建立汉帝国后，陆贾给刘邦推荐《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建议其以儒术治理汉帝国；刘邦则质疑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意思是，汉天下是在马背上打下的，难道还需要领会《诗经》《尚书》吗？这有何用？陆贾反问：「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他的意思：武力打下的江山，难道你还要用武力去治吗？秦朝短命的教训还不够吗？陆贾进一步反问道：「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如果秦朝当初遵循儒家仁义，推行道德「礼治」，会有那么糟糕的结局吗？从此，陆贾使儒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到公元前 134 年，董仲舒献言汉武帝「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汉武帝接受「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让儒家礼教成为官方的唯一正统，启动「独尊儒术」的历史。到唐宋明清，礼制不仅持续得到发展，包括修建宗祠、祭祀祖先、推广礼仪、修写族谱的兴起和普及，而且在唐宋推出科举，使平民也有资格通过考试做官之后，平民子弟也受到激励研读儒家经典，于是礼制及其支撑的宗族成为社会基石。

自从周朝选择基于家秩序组建社会结构之后，礼制与宗族建设占据了过去近三千年中国哲人的大部分精力，让他们无暇他顾，导致中国人几乎无法信任族亲之外的人，连上门女婿都难以接受。

中国人跟西方人的这种早期选择差异注定了后来的大分流，包括发展路径的不同，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姓氏在各社会出现的时间。对于一个重视血亲、需要建立并巩固宗族的社会而言，姓氏是一个关键的血亲标识符号，姓王的跟姓陈的肯定不是血亲，等等。英国人在 1066 年前没有姓氏，是诺曼底人于 1066 年入侵英国后才把姓氏带来，先是贵族有姓氏，后来英国国王多次下令，要求每个英国人都有家姓，但并非每个人听从。结果，六百多年后，到18世纪每个英国人才都拥有姓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要么根据自己的职业给自己随便找个姓氏，比如 Smith（铁匠），要么根据地名或者在父亲名后加上「Son」（儿子），比如 就是父亲叫 Peter、儿子就叫 ，等等。欧洲其他社会差不多也是在同时期建立姓氏的。

很多人可能会问，英国和其他欧洲人为什么那么晚才推出姓氏呢？道理很简单，由于他们不是基于血缘组建社会，不是基于血亲网络实现人际互助和跨期合作，那么，他们就不需要花那么多功夫发明、发展家族的跨期标识符号。后来是为了便于征税，激励一些欧洲国王强行普及姓氏。相比之下，中国人几乎比英国人早两千年就有姓氏，至少在周朝初期贵族已有姓氏，到春秋战国时候姓氏开始推广到平民阶层，到战国结束时，几乎所有中国人皆有姓氏。原因在于，作为血缘符号的姓氏对于礼制宗族的建立至关重要。

中西方的不同选择也演变出另外一个具体差别，就是我们中文里针对每个亲戚关系会有一个相应的具体名称，而西方却不是这样。比如，在中文里，我们有叔叔、伯伯、大舅、小舅、大姨夫、小姨夫，但英文里只有一个，就是 uncle，不做细分。在英美社会，父亲和母亲的姐妹，以及父母的兄弟的妻子，都以 aunt 通称。西方的亲戚称谓这么简单，以至于中国人不习惯。中国的称谓系统里，有伯母、婶婶，大姑、小姑，大姨妈、小姨妈；哥哥、弟弟，姐夫、妹夫，堂哥、堂弟，表兄、表弟；姐姐、妹妹，嫂子、弟媳，堂姐、堂妹，表姐、表妹；儿子、媳妇，女儿、女婿，侄子、侄媳，侄女、侄女婿，外甥、外甥媳，外甥女、外甥女婿，孙子、孙媳，孙女、孙女婿，外孙、外孙媳，外孙女、外孙女婿。妻子的伯、叔父母称「伯岳父、伯岳母、叔岳父、叔岳母」；兄（弟）的岳父母称「姻伯（叔）父、姻伯（叔）母」；子女配偶的父母称「亲家翁、亲家母」；等等，不同名称太多，足以令西方人晕倒。对于以血亲宗族为基础的社会，称谓极其重要，因为每个称谓决定了她或他相对于当事人的名分，名分包含了血缘远近、代际距离与年龄信息，而名分等级信息决定了与每个人的责任与义务，进而决定资源的配置和风险的分担程度。比如，张三办婚礼，不同远近的亲戚，礼钱各异。在张三如果需要借钱时，也会根据相对于当事人的名称决定是否该借、借多少，等等。

但在西方社会，人际互助和资源配置不是基于血缘礼制，所以，犯不着发明那么多的称谓。

03

儒家与金融市场的竞争

我们都熟悉一个说法，儒家抑商。当然，也有学者说儒家跟商业不矛盾。当然，儒家宗族内肯定是信任度高，因此有利于族内融资、实现风险互助，但宗族之外、族与族之间的信任体系基本没有。

其实，至少在儒家的基本价值观上，对基于货币的市场交易是排斥的，至少是瞧不起的。《论语》里孔子讲，「君子义以为质」「君子义以为上」，即君子立身行事应以道义为本，道义价值重于物质利益，应当以「义」而不是基于「利」来规范人际关系并建立社会秩序，这显然排斥商业市场，看低基于明码标价货币化交易的资源配置方式。

儒家主张以义而不是以利规范人际互助，这一点与基督教非常一致，后者也是排斥通过货币化、商业化实现人际互助。当然，儒家的「义」是基于名分等级秩序，基于以血缘为本的礼制伦理，而基督教是基于只信耶稣基督这个神并且遵循其教义。虽然在理念上儒家抑商，在现实中并非每个人都 100% 遵守儒家准则，所以，中国现实历史中有商业交易和市场发展根本不足为奇，就如基督教在 16 世纪新教改革之前禁止有息放贷，但照样有不少基督徒违犯教规，从事「地下」有息放贷一样。不过，只要观念上排斥商业化发展，商业市场就难以做大，因为一旦做大了，就会引发伦理道德上的指责而遭到抑制。对待商业的态度如此，对待更加敏感的金融也就更加抵制。再者，如果礼制建设得好，宗族和金融市场之间就会在功能上呈相互替代、相互竞争的关系，因为如果族人间的风险互助已经运作很好，那么，在很多情况下，金融对他们可能就是多余的；反之，如果金融市场发达了，人们就不再需要宗族提供的风险互助及资源共享，宗族就会逐步衰退。

龚启圣和马驰骋两位教授在 2014 年发表了一项研究，他们发现，在整个清朝 1644 到 1911 年间，山东 107 个县的农民暴动次数差别很大，有的县即使遭遇灾荒也未必有农民暴动，而另一些县则不是如此。各县差别之所以这么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儒家在各地的影响程度各异。两位教授发现，那些孔庙数量多的县，也就是受儒家文化影响深的地方，在灾荒发生的时候，农民暴乱的频率就显著低于孔庙数量少的县，因为孔庙数量多的地区宗族比较发达，族亲之间互通有无的可靠性更好，灾荒时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概率亦比较低；当然，在儒家文化影响比较弱的地方，一碰到风险事件、碰到灾荒，可能就只好通过抢劫或者起义去求活路，暴动的倾向性就更强。所以，在实证意义上，量化历史研究表明，儒家礼制的确给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带来了好处，只是其代价也不小。

那么，儒家是否抑制金融呢？最近，我跟马驰骋以及另外一位香港大学老师 做了一项研究，其中以中国各个地区市为基本单位，分析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差异背后的文化原因。我们的基本假说是，受儒家文化影响强的地区，金融会越不发达，因为金融市场跟宗族之间有很强的替代关系。儒家影响强的地方，宗族发达，即使在现代金融进来以后，这些地区对金融也未必有那么大的需求。具体研究用 1900 到 1927 年间各地的现代银行数量和 2010 年时各地区家庭参与股票、基金等现代金融品交易的比例，来度量现代金融在这些地方的发达程度和被接受程度。另外，我们也用清朝时期各地的孔庙数量来度量儒家文化的影响强弱，同时，我们也用各地还留存的家谱数量来度量礼制的影响度，作为稳健性检验指标。在做回归分析时，我们也用到很多其他控制变量，以排除各地其他因素的影响。

我们的分析发现，孔庙数量越多、家谱数量越多的地区，也就是儒家文化影响强的地区，1927 年时的现代银行数量就显著地更少、2010 年时的金融交易参与度更低。另外，在考虑其他因素后，孔庙数量多、儒家文化影响强的地区，在 2010 年时，人均存款和贷款额显著更低，说明这些地方的人利用现代金融的程度会更低。因此，不管儒家本身是否排斥金融市场，但实际效果是：儒家文化深入的地方，其宗族体系会更加发达，族人之间可以实现风险互助、资源共享，这就降低对金融的需求，抑制了金融的发展。长此以往，金融所需要的制度环境就难以产生。

从我们的量化历史研究可以看到，过去多个世纪所经历的中西金融大分流，其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周朝，那时的周公和后来的儒家选择了基于血缘家庭与宗族来解决人际跨期风险互助、跨期合作和资源配置的问题，这使得在接下来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哲人，特别是儒家学者，把注意力、创造力都用在礼制的建设和宗族的巩固上，在中国发展出以「血缘为本」的狭义伦理道德。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超越血缘的信任体系难以发展，尤其在家庭与宗族过度发达后，虽然血缘信任体系把族亲间的跨期互助解决得好，但超越血缘的金融市场就失去发展机会。

而就在周朝选择依赖血缘宗族之时，西方选择走上另一条路，专注建立超越血缘的人际跨期合作上，他们一方面也依赖血缘家族解决部分跨期互助，另一方面更把重心放在血缘之外的社会组织发展上，包括社会治理、权力制衡和法治建构；特别是在基督教出现后，西方人更是不再认为只有血亲才可信，一般人际信任度与社会资本都高。

由于西方从古希腊、古罗马就开始推进血缘之外的机制建设，这些机制是非人格化的市场交易所需要的，所以，他们后来更多基于「公司」实体进行人际合作，11 世纪开始商业革命，13 世纪重新发展大众金融市场，等等。正因为周以来中国知识精英的精力大多用于完善礼制，而不是建立超越血缘的法治，于是，虽然现代金融在 19 世纪中后期引入，但这些金融业态甚至到今天还在中国社会「水土不服」。

主编｜王滔 编审｜陈润江 顾问｜王淑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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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博后，香港大学博士后一作在植物科学顶级期刊（ IF=17,1）发表研究成果！揭示BCM1-EGY1模块调控叶绿素稳态的新机制

2024年12月2日，香港大学王鹏课题组在 Plant上发表了题为“The BCM1-EGY1 and to in land ”的研究论文，该研究基于详细的蛋白互作结果，结合遗传学分析，揭示了支架蛋白BCM1（ of 1）与叶绿素合成相关蛋白GUN4（ 4）及叶绿素分解相关蛋白SGR1（Mg- 1）的羧基末端（CT）结构域特异性的互作。同时，叶绿体蛋白酶EGY1（- – and -green 1）也参与BCM1介导的叶绿素代谢过程。该研究成果揭示了一种陆生植物叶绿素代谢的特异性调控机制，该机制通过BCM1和EGY1介导的GUN4和SGR1的翻译后调控来同步协调叶绿素的生物合成和分解。叶绿素代谢中BCM1、GUN4和SGR1的共同进化在植物适应从水生到陆地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研究背景

叶绿素稳态依赖于精确的叶绿素代谢调控过程。被子植物中叶绿素代谢取决于叶绿素的生物合成和分解的紧密协调作用。然而，叶绿素代谢调控的具体机制尚不清楚。

研究内容

研究发现，在拟南芥和番茄的叶绿素代谢调控中，BCM发挥了保守的双重功能。在拟南芥的叶片和种子及番茄的叶片和果实中，BCM对维持叶绿素的生物合成和抑制叶绿素的降解起着重要的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BCM1的CT结构域是BCM1双重功能的关键，CT结构域的缺失会导致BCM1无法在叶绿素代谢中发挥功能。同时，BCM的CT结构域在拟南芥和番茄中的功能高度保守。

图1. BCM1的CT结构域是维持叶绿素稳态的功能结构域

已知GUN4蛋白在叶绿素合成中可激活镁螯合酶来增强叶绿素的合成，SGR1编码的脱镁螯合酶在叶绿素的分解过程中极其重要。该研究发现GUN4和SGR1的生物学功能依赖于其CT结构域，CT结构域的缺失会导致GUN4和SGR1的生物学功能受损。蛋白互作数据也表明CT结构域是GUN4/SGR1与BCM1互作的关键结构域。

图2. CT结构域是GUN4/SGR1的功能结构域

研究进一步发掘了叶绿体蛋白酶EGY1是BCM1介导的叶绿素代谢的重要参与者美国top30名校留学，EGY1可与BCM1，GUN4和SGR1互作，同时参与到BCM1介导的SGR1蛋白的水解过程中。遗传学和生物信息学数据也表明EGY1和BCM1共同调节叶绿素合成相关的酶的蛋白稳态。总而言之香港大学博后，香港大学博士后一作在植物科学顶级期刊（ IF=17,1）发表研究成果！揭示BCM1-EGY1模块调控叶绿素稳态的新机制，该研究论证了一种进化模型，即BCM1的CT结构域与GUN4和SGR1的CT结构域互作来实现叶绿素稳态的精准调控。该模型进一步阐明了植物在适应陆生环境的过程中是如何实现叶绿素代谢的精准调控。

图3. 陆生植物叶绿素代谢的翻译后调控模型

香港大学的王鹏助理教授为该论文的通讯作者，香港大学博士后傅大利为该论文的第一作者香港大学博后，博士生周翰林为该论文的第二作者，洪堡大学的 Grimm教授为该工作提供了指导性建议。这项工作得到了德国基金会（, GR 936/18-1; SFB , C04, and WA 4599/2-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香港和澳门优秀青年科学家基金，）、香港研究资助委员会（Early , 和 Fund, , ）、香港中文大学农业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香港大学科研启动基金（the fund和the Seed Fund for Basic ，）的资助。

李咏燕香港大学，关注 | 胡壮麟：商务版《应用语言学年度评论》聚焦新世纪应用语言学发展

刊物方针

《应用语言学年度评论》（以下简称《年度评论》）是美国应用语言学学会（ for李咏燕香港大学，关注 | 胡壮麟：商务版《应用语言学年度评论》聚焦新世纪应用语言学发展，简称AAAL）主办的一部书刊结合的出版物，自1980年起每年一卷，至2014年已出版34卷。该刊最初由 House出版社出版，自第5卷起改为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延续至今。美国南加州大学美国语言研究所主任 B. 教授筹划第1卷《年度评论》时，邀请犹他州布里格姆-扬大学日耳曼语系 L.Jones教授和华盛顿大学应用语言学中心主任G. 教授合作主编。

编委会确定的方针有如下特点：（1）《年度评论》不是杂志，因为它一年只出一本；它又被看作是一本杂志，因为它由出版社的杂志部负责编辑、发行事务。（2）该出版物不对应用语言学做面面俱到的报道，而是对应用语言学学科的现状进行专题评论、综述和文献式的归纳。（3）应用语言学具有高度的跨学科性，因此该刊重点结合双语教育、语言教育学、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四个方面进行选题。考虑到这四个学科枝叶蔓生，年刊会对一个学科的某一领域做全面的综述和评论。（4）即使上述四个学科也不是应用语言学的唯一研究领域，因为该刊遵循美国应用语言学学会所倡导的功能导向，着眼于具体应用更甚于理论。（5）所有的文章由编委会组织某一领域的专家撰写，不转载已在其他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也不采用在某个学术会议上已经宣读的论文，更不对某一部具体的学术著作进行评论。（6）《年度评论》本身应当正确面对来自不同领域实践者的认同或挑战。

２

主编更迭

三十多年来，《年度评论》的总主编大约十年更换一次。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美国语言研究所主任 B. 教授从创刊起任总主编，连续十年。认为，应用语言学家至少应该具备以下领域的一些知识: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老年人学、历史学、国际关系、语言学习和教学、词典编纂学、政策研究、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公共管理、教师培训和文本生成等。此外，每一位应用语言学家都应精于计算机使用，能够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自第11卷起， Grabe任主编。Grabe是美国北亚利桑那州大学负责科研的副校长，Grabe认为应用语言学的核心是“试图解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与语言相关的问题”，是一种“研究现实世界语言问题的、实践驱动的学科”。鉴于这个原因，应用语言学必然是一个交叉学科，涉及许多其他领域。

自2001年起任总主编的是北亚利桑那大学英语系的Mary 教授。由于第一次出任主编，邀请了美国著名外语教学法专家Wilga M. 为第21卷“语言和心理学”写序李咏燕香港大学，题为“沿着记忆巷道的漫长旅程”。此后，在她任期内主编了“话语和对话”（卷22）、“语言接触和演变”（卷23）、“语言教育学的进展”（卷24）和“通用语语言”（卷26）。在第29卷“语言政策和语言评估”中邀请了著名学者 作为客座主编。

自第30卷起，总主编一职由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的 Polio教授担任。Polio为《年度评论》各卷确定的选题为“应用语言学专题”（卷30）、“第二语言教育研究”（卷31）、“公式化语言研究”（卷32）、和“多语现象专题”（卷33）、“研究方法专题”（卷34）。

３

国人参与

我国大陆、港台地区和国际华人圈对《应用语言学年度评论》很为重视。台湾学者郑锦全在第7卷上发表“语言和计算机”一文。郑当时任台湾师范大学华语文教学研究所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语言所研究员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通信研究员。另一位是台湾清华大学培养的许静芬博士，现在台湾华梵大学人文学院师资培养研究中心工作，是第28卷“威廉姆斯综合征：基因型和认知表型描述”一文的第一作者。香港教育学院语言教学研究中心主任的李楚成(David C.S. Li)教授在第26卷上发表“作为大中华通用语的汉语”一文。在第30卷独立发表“有关传承语学习的社会文化维度”一文的何纬芸教授，早期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现为Stony Brook大学应用语言学和亚洲研究专业的教授，筹建了该校多语和跨文化交际中心。在第27卷与John 联名发表“多语制和二语写作在电子时代的关系”一文的李咏燕博士任教于香港大学教育学院英语教育系，其研究范围包括专业写作、多语学者的研究和发表实践、言而有据的写作、科学文章的整篇抄袭现象、在职教育等。令人瞩目的是上述境外学者与大陆高校和研究单位保持良好的学术联系，如郑锦全教授曾担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兼职教授、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中文系兼职教授、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李楚成教授曾在上海财经大学举行关于中国外语学习者和使用者常见错误的纠正讲座；何纬芸教授与上海交通大学苗瑞琴副教授合作编写了“继承语之习得及其社会化”一文。

大陆学者对《年度评论》也做出了应有的反应和贡献。早在1981年《年度评论》第1卷问世后，我国学者左焕琪教授便在国内语言学权威刊物《当代语言学》上作了报道，既介绍了编者的背景，也对该卷4个部分作了近似导读的介绍。作者当时就以敏锐的眼光指出这是“近年来美国应用语言学领域引人瞩目的新刊物”。较近的可举2012年方秀才的“程式语面面观介绍”一文，对《年度评论》第32卷从认知视角、教学应用、社会学进展和未来展望四个部分深入介绍。行文至此，有必要提一下以 Polio为首的新编委会所作的一个重大决定，那就是她代表编委会聘请了我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王初明教授从第31卷起任《年度评论》顾问委员会的委员。这是对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发展水平的肯定。我与王初明教授结识于1995年9月，当时我是香港中文大学的访问学者，他是英语系的博士生。我们经常一起讨论学术问题。长江后浪推前浪，2011年我从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退下后，他接替了此职。王初明教授现在的学术兼职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语教学研究分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及其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

４

“商务”特色

除保留剑桥版《应用语言学年度评论》的原有特色外，商务版《应用语言学年度评论》有它自己的特色。商务版《年度评论》从第20卷开始，而不是从第1卷开始。我认为商务印书馆此举着眼于让读者以更多的精力把握应用语言学在新世纪的发展。我们还应该看到，《年度评论》第20卷实际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在该卷中，为上世纪创刊时立下汗马功劳的 、 Grabe和G. 分别对应用语言学和《年度评论》在二十年中的发展作了系统的总结，帮助读者对前20年有个总体了解，又寄厚望于这门新学科在新世纪、新千年的发展，把握前进的方向。其次，商务版《年度评论》增加了满足中国读者需求的新内容，那就是每卷都有一篇1.5万字左右的中文导读。这便于帮助读者掌握每卷的基本内容和背景材料，特别是汉语界的教师，研究者和学生。

参与此任务的导读作者有国内外语界著名学者，也有新生代的中青年学者。对各位作者的努力我在此谨表谢意。导读初稿完成后均由上海复旦大学朱永生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田贵森教授分别先行审读。对两位教授退休后仍能不辞辛苦、鼎力相助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由于《年度评论》涉及多个学科和领域，各卷原版的体例不全相同，而各位导读作者的学术生涯也不尽相同，我们对导读编写体例上只作大致要求，不强调绝对统一。总的印象是，每位导读作者对本卷各章内容都能做提纲挈领的介绍和解释，帮助读者理解和抓住要点，这是共同的优点。导读作者各自的特色则表现在：（1）能在正文之前对本卷的总主编、客座编辑作介绍，并对总主编的引言深入分析，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2）对本卷主题进行了解释;（3）对有关主题在20世纪的研究状况或《年度评论》已经发表过的专辑作必要回顾;（4）对每卷论文内容进行归纳，指出其特点;（5）坦率指出某卷内容的不足之处;（6）结合国内现状进行讨论，并进行反思;（7）在讨论中，引入当代先进理论;（8）向我国学界和领导部门提出今后有待深入展开研究的问题。

再次感谢各位导读作者，以及永生教授和贵森教授的共同努力美国top30名校留学，使本项艰巨任务得以顺利完成；祝贺商务版《应用语言学年度评论》正式出版；祝愿商务印书馆今后在应用语言学和理论语言学等领域为外语教育界和学术界做出更多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