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大学主要包括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岭南大学。

香港的大学包括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至于2025年，目前无法确定有哪些新的大学加入这个行列，因为这需要等待相关教育部门的通知。

在香港留学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 遵守法律法规：不论在何地香港大学有多少所大学，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都是必须的。

2. 安全问题：在香港，学生需要特别注意个人安全。由于香港的街道狭窄且拥挤香港大学有多少所大学，香港都有哪些大学，所以在晚上或假日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QS200名校留学，避免单独打车。同时，注意保管好个人财物，以防丢失。

3. 适应环境：香港的气候多变，雨季多变，湿度高，衣物不易晾干。同时，由于饮食习惯的不同，初到香港时，需要慢慢适应。

4. 学习压力：香港的大学课程紧凑而压力大，学生需要做好心理准备。

5. 时间管理：在香港的大学，学生需要自己管理时间，包括上课、做作业、参加课外活动等。因此，需要有良好的时间管理能力。

6. 社交生活：在香港留学，不仅要有学习计划，也要有生活计划。学生可以参加一些社团活动、讲座、研讨会等活动，结交新朋友，扩大社交圈。

7. 住宿问题：如果是新生入学，建议提前预定宿舍。香港的大学宿舍有限，需要提前申请和预定。

8. 财务问题：留学生需要妥善管理自己的财务，包括学费、生活费、交通费等。可以使用银行账户、信用卡、电子支付等方式进行财务管理。

9. 医疗保障：在香港留学，需要了解当地的医疗保障制度，以便在遇到问题时能够及时就医。

以上就是香港留学的注意事项，具体情况可能会因学校、地区和个人差异而有所不同。建议在出行前仔细了解学校的要求和当地的生活习惯，以便能够更好地适应留学环境。

香港大学陈志武，陈志武：以后怎么赚钱？

作 者：陈志武 华人经济学家、香港大学冯氏基金讲席教授与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

采 编：杨羽婷

来 源：正和岛商业洞察

（ID：）

中国应抓住美、日、欧这些“大客户”

在《财富的逻辑》这套书里香港大学陈志武，陈志武：以后怎么赚钱？，我曾提到中国的对外政策应该尽可能维护好同主要贸易伙伴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的关系，同时增加更多的“客户”国家。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忘掉和放弃自己的利益，中国可以和西方讨价还价，但是主旋律是合作与谈判，确保中国的利益。

长期以来，美国、日本、欧盟作为中国的前三大贸易伙伴，它们对华直接、间接贸易总额已超过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50%。从通常意义或“客户服务”角度讲，这些国家和地区是中国的最大“客户”，都应当是中国最应该搞好关系的对象。

现在中美冲突不断，世界正演化为“双极”秩序，国际贸易成本大大增加，但我的这个判断还是没有改变。做企业的都知道，如果自己的公司要活下去，与大客户的关系是必须重点关照的。否则，公司大客户跑了，工资靠什么来发呢？员工家庭靠什么来维持生活呢？

1978年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成功跟全球化的国际秩序分不开。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把世界变成一个不分国界的统一市场，让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勤劳大国能很快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如果把世界分成两大阵营，这在经济层面就意味着把世界市场分成为两大块，就像冷战时期那样，那对出口大国自然不利。所以，应该努力改善国际秩序，但不是要打破这个秩序，将其拆分成几块。

今天，中国面对如何到海外拓展、到海外开发市场以及到海外找资源的问题，面对当年英国和后来美国、日本所面对的同样的挑战，也需要考虑自己的“海外利益”。今天保护海外产权的架构和过去有差别，中国企业的海外利益保护得益于世界贸易组织及联合国下的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政治与法律秩序。

怎么看企业产权在发达国家受挑战？

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下，我们需要考虑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

目前，不少中国企业在海外已有或将有投资，而且特别是中国的能源与资源企业的投资地点主要集中在法律环境落后的亚非拉国家，隐含的产权和贸易风险很高。再有，中资企业不仅在那些国家有投资，而且派遣了大量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生命财产如何保证，这个日益关键的问题是原来任何时期的中国政府都没有遇到过的。

其实，我们也能看到，以往没收资产、拘禁管理人员大都发生那些不尊重产权、不还债的发展中国家，但是现在这些可能会发生在发达国家。该怎么看其中的跨国产权保护问题？世界法治秩序是出现变化了吗？

在我看来，随着交通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跨国人流大大增加，跨国产权保护问题应该说越来越可行了。虽然个别案件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有时会出现情况，但总的来讲是越来越改进了。

道理蛮简单：各国之间的利益往来和利益渗透既多又复杂之后，任何企业和个人、甚至任何国家如果行为违法或者破坏他人产权，执法的手段和途径就会很多，难以逃脱的。

以前的局面是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往来与相互渗透不多，彼此掌握的质押品不多，所以就可以无法无天，对方难以制裁。现在不同了。包括银行间的转账、跨国逃税等，今天在各国联网的情况下，已经难以做到。这些都证明跨国的产权保护、利益保护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一定会越来越好

今天，西方国家将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移植到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并集中精力于产业链最前端和最后端的发展——这两部分是经济增加值最多的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国家更加强调各种制度的完善。

按北大国发院周其仁教授对杨小凯关于产权保护观点的理解香港大学陈志武，“国家如果不上轨道，私人产权很难发挥作用。私人产权不上轨道，整个市场的基础就怎么弄也弄不起来。”那么，中国对私有产权的保护是否已经上了正轨？

其实，自从中国在9000年前进入定居农耕以来，就学会了尊重私有产权、保护他人和自己的产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跟产权保护的关系已经很久了，不是新鲜事。

而这些年，其他社会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够的指责，主要是指那些涉及 “技术”和“知识”的东西。因为这些“技术”和“知识”是看不见的，对于习惯于农耕社会的人来说，就很难认识到这些东西有价值、或者该属于私人所有的。

比如，中国社会的文人以前都习惯于认为知识应该是免费的，属于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不应该被保护起来由知识的发明者专有；技术也是知识，也不应该被私有。他们有这种观点的原因在于以前农耕社会里，除了粮食等物质生产的劳动活动以外，其他的东西尤其无形物不应该受到保护。

欧洲社会在工业革命之前，对“技术”和“知识”的产权保护也不是那么多的，只是进入工业革命以来，情况才变化；美国和其他社会也如此。

所以，我会说，中国由于到最近二十年左右才走出农耕社会、进入工业化社会，在“技术”和“知识”产权保护的认知与接受度上还不是100%，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个转变过程在快速进行，而且这些年已经有巨大的进步。

我很乐观，尤其是随着法治的进步、律师行业的扩大，今后的情况会越来越好。

为民企保留海外上市通道非常有必要

20世纪40～70年代时，各发展中国家都在赶走外国跨国公司、赶走外资，而今天的局面则正好相反：谁都想通过立法改善本国投资环境，争取吸收最多的外资，在进行“吸收外资”的竞赛。几十年间，政策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好像换了一个世界。

正是在这样一个世界背景下，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去”。与此同时，过去40年，中国吸引外资的能力也很强，主要是经济增长速度快，尤其是地方政府相互竞赛，通过税负优惠和土地优惠等方式吸引外资。

中国的股票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外国投资者开放的。人们之所以把转型国家的股票市场称为“新兴市场”，把它们区别对待，是因为这些国家都缺少一个配套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体系。

像股市这样的大众市场，其成败恰恰又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法治程度和司法效率。判例法系国家（英、美等国家）之所以有发达的证券市场，是因为它们的法治较强，对中小股东的权益保护较好。发展证券市场需要从建设配套的市场机构和机制做起。

英国直到1986年才有一个真正的证券行政监管机构，美国当然早在1934年就成立了证监会。但是，在此之前的100多年或200多年，它们的股票市场靠着“纯法院”模式来协调所有证券交易，总体来讲已经很发达。它们当年为什么能够成功呢？这些很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

我国目前还是证监会主导的证券立法、执法和相当程度的司法，法院介入证券市场的程度还是较低。所以，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路程还有一段要走。

这也是为什么为了保持创新创业的能量，特别是高新技术的发展，我个人认为非常有必要为民营公司继续保留海外上市的通道。这个通道极为重要，否则创业和创新所需要的风险资本也会停供或少供。

只愿让自己的子女接班

只会断送公司生命

中国国企在50、80年的实践证明，只靠道德要求而没有制度支持，刚进去时的“职业经理人”到后来也会被改变成“非职业”的经理人，经理人很可能只顾实现短期利益而采取了很多短期行为。甚至到今天，中国大部分企业家都不接受“职业经理人”。

据我所知，目前，中国的多数民营企业还是在创始人的管控中，还没有过完第一代。已经经历了企业传承的人都知道，自己子女是最适合接管自己公司的情况不多发生。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之下，企业家的接班选择不多甚至没有，只有一个接班人。

想一想，在20世纪早期以前的古代中国，可以三妻四妾、生育很多子女，以前做企业的人可以有很多接班人供选择英国G5院校留学，但即使那样，古人还是得出“富不过三代”的经验总结。而如今是一夫一妻、外加独生子女，接班问题可以比古代中国解决得更好吗？我看不会。

我知道，多数企业家还是会让子女接班，不会选择职业经理人和公司治理来解决，只有极少数企业会真正卖掉。到目前为止，亚洲社会通过卖企业来解决接班问题的不多，都是等到企业做不下去了才卖。所以我会说，在解决好职业经理人接班和公司治理问题之前，多数中国民营公司不具备长久投资价值，没有几个公司能长久活下去的，昙花一现是主流。

其实，国内做企业的人应该想开一些，要像当年汇源老总朱新礼说的那样“把企业当儿子养，像猪一样卖”。只有达到那个境界，自己心血创办的公司才可能长久活下去。反之，如果把自己的企业爱得太过头了，只愿意让自己的亲骨肉接班，那种爱只会断送公司生命。

现在是“无股权难以大富”的时代

这些年谈论最多，也最令人兴奋的话题，是盖茨、贝索斯、马化腾等这些亿万富翁是多么富。盖茨的个人财产很早就超过了600亿美元，而且盖茨是在二十几岁，李彦宏等是在三十几岁就成了亿万富翁！

相比于传统社会，这些数字普通人连想都不敢想。为什么这些创业者会这么富？他们的财富机器跟传统商人有什么差别？我在《财富的逻辑》这套书里，就提到制造产品、卖产品和服务只能带来小富，现在是“无股权难以大富”，靠股权赚钱远比靠传统商业赚钱来得快，财富规模来得大。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卖一个产品、卖一次服务，都只能得到一次收入，接下来只有生产更多产品、提供更多服务，才能得到更多次收入，而且还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去实现这些一次次的收入。

而如果创业建立公司，让公司未来收入预期可以永久地存在并很好，那么，你卖公司股权时，就是在卖掉未来无限多年的收入流的贴现总值，是不需要等到未来年复一年地去实现收入，而是提前通过股权市场把未来无限多年的收入流变现。

对于有能力创办公司、管理公司、建立良性治理结构的人，也有能力选择职业经理人的创业者，这是可以选择的赚钱方式，并非适合所有人。这也是为什么多学习、了解现代公司制度和现代管理模式很重要。

保险和房地产投资

是为了更好地防范风险

对于中低收入群体，保险产品和房地产仍是家庭资产中最合适和最主要的资产：

一个原因是这些跟解决未来风险和治病养老都是最直接连在一起，是第一道防线；

另一个原因是这些投资保险产品比股票、债券和基金等金融产品更好管理、应对。

股市和债市更容易有欺诈，而房地产和保险虽然也常有欺诈，但相对难被欺诈一些，这些是利益看得见、摸得着的投资品，保险虽然也是金融产品，但毕竟生病了、房产着火了、汽车出车祸了等这些事件便于判断的。我知道，很多人不把保险当回事，这一课应该补上。

排版|毛禹轩

审校| 张启玉轮值主编| 孙允广

香港大学是不是985，不是985/211，就不是好大学？

文 /阿烧

大学从未像今天这样通透：站在入学的起点，似乎一眼就能望见终点。进社团、找实习、亲近老师、参与项目、发表论文，一直到最终的求职，或者升学，所有步骤环环相扣，清晰可见。

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曾经着重批判过一个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给这个词的定义是：“我们的一些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学生被各项指标捆绑和指引的背后，是正在变得“数字化”的高校。

985、211、院士、长江学者、珠江学者、泰山学者、大学排名、SCI、ESI、影响因子、就业率、深造率……条条框框，名目繁多，一所大学的好与坏就被这些数据和头衔定义。

如果仅从数字来说，过去的十年是中国高等教育高歌猛进的十年，各类排行榜上，进入世界前三百、前二百甚至前五十的中国大学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但是，这些数字能完全说明中国大学越来越好了吗？

2015年，天津的一场大学生招聘会 图 / 中国经济导报

“数字化”的中国大学

近年有一个概念非常流行——教育GDP，指得是各所大学在办学过程中，看中的一切可量化的成绩。

以就业率为例，一所大学的就业率直接影响招生规模，教育部规定就业率不达标的专业要减少招生甚至停止招生，没有生源也就没有经费和项目，尤其对于一些非顶尖的普通高校，就业率就是命门所在。

2017年就业蓝皮书指出，相比2016年，2017年本科院校大学生就业率有所下降。2017届大学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率约为86%，比起2016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下降了2%。就业形势越是严峻，高校就越是要把就业率弄得漂亮光鲜。

2016年，就曾爆出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数百名毕业生遭遇“被就业”。校方为了提高就业率，用毕业证、学位证等胁迫学生提交假接收函。还有的学校暗示学生不签署所谓“三方协议”不可毕业，更有甚者直接制造假数据，虚报就业率。

除了学生，即便是教师也脱不开数字的管束。在很多大学有所谓“非升即走”的说法，即在一定聘期内，如果教师不能凭借学术成果而晋升，就要面临校方的解聘。这个制度设计的初衷也许是鼓励竞争，但在多年来的实施过程中，却某种程度上造成论文至上和轻视教学，甚至学术造假的后果。

之前有统计显示，到2013年底，中国的科研经费就已经位列世界第二，但资金用于项目本身的比例仅40%。原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现西安交通大学王树国曾表示：“这有点像追求GDP一样，我们太过于追求单项指标，所以让老师们有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让他们觉得好像要通过非正常的手段去获取他们想获取的东西。”

在“数字化”的指导下，大学里的师生，以至于大学本身，都陷入了急功近利的迷途。正中了宝莱坞电影《起跑线》里面的金句：“教育已经失去了它的本质，而沦为了一桩生意。”

印度电影《起跑线》里，家长们为了孩子学位大排长队，从中能不能看到我们的影子？

市场规律指挥大学

教育GDP这一概念使大学教育仔细地计算着投入和产出，难逃“被市场化”的厄运。

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热衷于开设MBA、EMBA、总裁班等课程，而一些冷门学科则少了关怀和支持，只能自求多福了。

此前，香港大学理学院的天文学和数学/物理学两门主修科目，过去五年每年只有6人报读，院务委员会决定取消这两门科目。这在学生群体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们认为港大作为一所国际一流高校，不应该像企业一样裁减“效益”太差的生产线。

但与此同时，这些表达愤慨的学生中的大多数，出于就业、兴趣等考虑，也不会报考上述专业。功利主义渗透进了象牙塔，但象牙塔不仅没有做出抵制，反而选择迎合，让大学围墙内的世界与围墙外的世界别无二致香港大学是不是985，甚至比工厂还像工厂香港大学是不是985，不是985/211，就不是好大学？，这就是问题所在。

而港大发生的一幕，在内地高校并不鲜见。专业的开设和关闭，取决于就业率、社会需求，甚至是领导个人的研究方向。本应该去功利化的大学教育，已经被绑上了“利润”和“效益”的轮子。

英国剑桥大学至今保留着神学、古希腊与罗马语言等院系设置，而拒绝开设新闻学等应用性强的专业，这就是贵族的倔强，而在我国高校，很难看到这最后的倔强。

剑桥大学克莱尔书院（左）和英皇书院礼拜堂（中）。

大学之道无法量化

陈寅恪36岁即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凭什么呢？

什么凭证都没有。陈寅恪高中毕业，一无学位二无资历，却获得吴宓和梁启超的大力引荐。放在今天，不是海外名校博士，更没有在核心期刊发表过若干篇论文的陈寅恪美国top30名校留学，不要说清华，恐怕连一所普通一本院校的大门都跨不进去。

“SCI之父”尤金•加菲尔德博士曾表示，SCI是一个国际标准数据库，单纯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科研人员是不合适的，以SCI论文数量评价科学水平更是不合适。但这样的表态并没有阻止中国高校对SCI数据的热衷。

做为求学者的我们，回顾那过去的校园时光，除了一些可以量化的数据，还剩下多少不能量化的、独一无二的体验？

当然有人会说，校园里的友情爱情，校园里的记忆和成长都是无法磨灭的，但这些属于个人的美好，有多少是来自高校制度层面的关怀，又有多少是出于我们个人的努力和摸索呢？

导师变成了老板，学生也就成了员工甚至产品本身。你能想象就在二十多年以前，大学老师与学生的接触还不仅止于课堂，校园的主人还是会因为诗歌音乐等无关升学就业的主题，进行聚会吗？走在如今“数字化”的大学，这一切几乎已经无法想象了。

陈寅恪。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这个大数据打败一切的时代，依然有一些价值和精神是无法量化的。尤其是大学这样培养人的机构，更不能只用教育GDP来衡量，因为人本身就不是完全能用数据诠释的。

1917年，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给中国大学开了一剂药方：一是“抱定宗旨”，二是“砥砺德行”，三是“敬爱师友”。

一百年过去，回忆你曾度过的大学时光，是否浸润了这三种关乎人格的教育呢？

作者 |阿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