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通学术梦想与世界舞台，走向未来学者之路

——记2014年清华大学博士生短期出国访学基金经验分享会

研通社记者 胡雨濛

图为李若星与她的外方导师耶鲁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肯特•布鲁姆（Kent ）合照。

图为杨光与外方导师。

图为李世松（左排从前往后第二位）与所在课题组成员在一起。

6月11日，清华大学博士生短期出国访学基金经验分享暨现场咨询会在环境学院东厅举行。参加2013年短期访学回国的四位博士生分享了出国访学的经历。研究生院院长杨斌、国际处副处长杨庆梅、基金会副秘书长李冰等到场接受同学们的现场咨询。十余位已经结束访学生活的博士生也与现场同学们展开了自由交流。

2010年起，清华大学博士生短期出国访学基金受到“985”基金和校基金会的共同支持，为博士生赴国外一流大学和专业、师从一流导师开展研究工作提供3-6个月的生活费资助。目前，已有超过500名博士生接受基金资助，前往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等国家完成短期访学计划，与国外一流高校的师生交流前沿研究成果，共同完成研究项目，促进中国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互动，同时丰富阅历，完善个人的学术道路。

这不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出国访学是许多博士生向往的宝贵机遇，但确定访学对象国、学校以及课题组都不是可以轻易做出的决定，深思熟虑、仔细准备后才能更好地利用这次机会取得收获。

“选择去耶鲁访学有一定的机缘巧合，但更多的是源于我平日的积累，”建筑学院的李若星谈到之所以选择耶鲁大学作为访学目标时说。大二期间，她曾参加清华建筑学院和耶鲁建筑学院合办的一次联合设计项目，有机会与耶鲁的同学共同进行设计，“我曾前往耶鲁大学交换过一个月，而且一直与耶鲁的师生保持邮件往来，这次设计项目让我有机会认识耶鲁建筑学院的几位教授，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思考以后是否可以去耶鲁建筑学院访学。”

李若星的博士论文与身体角度的建筑设计方法有关，其中她参考了该领域最权威的一本书，而这本书的作者正是李若星在耶鲁访学期间的导师。“选择访学的学校和导师时一定要结合自己的研究课题，这样才能对自己帮助最大。”

对此，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访学的交叉信息院博士生杨光有很深的感悟。“在选择去美国还是以色列访学的过程中，我左右摇摆了很久。”人们普遍认为，美国高校的科研能力、科研成果均处于世界前列，然而，杨光分析了自己的专业特点和科研方向后发现，以色列的大学在密码学研究方面实力甚至超过美国，“以色列科研人员集中，科研成果更加尖端，前往以色列交流，获得的是更加前沿的学科信息，发展更广的学术人脉和今后的学术伙伴。”

确定了访学对象国和学校后，申请过程中也有许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前往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院访学的电机系博士生李世松认为，“推荐信或自荐信是申请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你需要让对方了解你的科研方向与他们课题组的契合程度，以及你的价值所在。”

确定对象国、学校以及项目组以后，四位博士生认为，还需要做许多细致而深入的准备，包括了解对象国的国情，准备生活用品等等，每一项都需要认真核对，才能保证自己的顺利出行。

体验•成长•感悟

通过短期访学项目出国交流的博士生普遍反映，在国外学习生活的一段时间，对自己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态度带来了很大改变。

来到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后，人文学院的刘华丽很快融入到研究所项目组，“这次访学机会来之不易，我觉得自己应该主动与国外的导师保持联系，主动汇报自己的科研进度。”在巴黎访学的三个月，刘华丽从主动汇报、聆听点评以及接受反馈的学习模式中取得了很大收获。

“在访学期间，我感受到了主动学习的好处”。刘华丽访学期间，正好遇上一年一度的欧洲语言学年会在布拉格召开。本没有参会资格的她主动向导师咨询可否帮助她申请一个名额。经过导师的协商美国博士生费用，连通学术梦想与世界舞台，走向未来学者之路，刘华丽取得了参会资格，与导师前往布拉格开会。

“这次主动争取为我赢得了参加语言学界顶尖会议的资格，我见识到了许多语言学界的顶级学者，同时，还有机会去布拉格进行短暂的参观。”

李世松也谈到了主动融入课题组的重要性，“与同课题组的人多交流，提出自己的想法，同时听取他们的意见，这样可以帮助自己开拓思路，甚至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要用自己的努力和贡献来获得对方的认可，真正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同时，我们也在私下也建立了非常珍贵的友谊。”

李世松认为美国研究者们高效的工作态度和合作精神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与他们一起做研究，在短时期内可以取得非常大的成果。

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习、科研只是访学的一部分，了解当地生活，感受当地的文化，享受这一段异国他乡的交流之旅是访学不可或缺的另一部分。

在杨光前往以色列之前，他的亲人、朋友百般反对，认为以色列战火纷飞，非常不安定，希望杨光慎重考虑。然而美国藤校留学，经过详细的咨询和调查后，杨光发现以色列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

在杨光前往特拉维夫大学访学了一段时间后，母亲仍然不放心他的安全，就报名参加旅行团前往以色列看望儿子。“直到我母亲亲自到了以色列之后，她才对我访学的环境感到放心，甚至对以色列完全改观，说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国家。”

一段访学之旅改变的不只是对某个国家的印象，也许改变的是自己对于人生的认知，对于生活的态度。

“在巴黎的三个月改变了我的生活观，”刘华丽说。“以前在学校，我总是忙于三点一线的生活，从没有停下脚步好好欣赏自己身边的风景。”走在巴黎街头美国博士生费用，刘华丽看着身边的人享受着慢生活带来的乐趣，也开始懂得生活中不只有学术和科研，只有懂得如何享受生活的人才能更好创造生活。

短期访学，能带给我什么？

博士生短期出国访学基金到底能带给博士生们什么样的改变？研究生院院长杨斌老师在会前接受采访时，谈了他的看法。

好的博士生等于最后做出好论文的博士生吗？杨斌并不这样认为。“在我看来，博士生的培养具有丰富的维度，比如博士生的学术志趣、学术视野、学术自信的培养，这些是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未来学者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项基金恰恰能够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

学术志趣是一种内生动力，是一种对创造新知识的原生渴望。我们的博士生培养是否成功，很重要的一点是看提升了学术志趣，还是抑制了学术志趣。杨斌解释说，短期访学，使博士生有机会与学术“高手”接触，从而试着理解他们为什么愿意为一些可能短期内不会派上马上用场的知识的发现付出巨大的心血，这对博士生的触动将会对学术志趣的树立非常有帮助。

谈到视野，杨斌以柏拉图的“洞穴”做比喻，你在“洞穴”中，你认为世界仅此而已，当你一旦走出“洞穴”，你将再也回不到原来的状态。短期访学让博士生有机会走出国门，了解世界其他地方学术同行的研究状态，特别是看到国外博士生“敢于挑战权威，敢于提出跨领域议题”的学术勇气，体验到在学术批判中注重身份平等的学术氛围，是非常有益的。

关于学术自信，杨斌指出，博士生能够有一段时间出国交流研究成果，了解别人，同时展示自己，得到对方反馈，知道自己走在正确的路上，可能还欠缺什么样的“火候”，对提升学术自信，坚定自己的研究方向，会有非常积极的帮助。

2014年清华大学博士生短期出国访学基金申请已经启动，拟资助160名博士生出访。“我要送给即将参加短期访学的同学们一个非常简单的建议，”杨斌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准备工作不仅包括明确自己的学术研究计划，也要了解国外老师们的学术方向和正在开展的学术研究课题以及他所带博士生们的学术兴趣。要做足‘功课’。出去之后，要和那边的人和事深度的互动和融入，很多时候，你将结下很多今后学术生涯中重要的伙伴关系。”

“我们希望这项基金变得更加抢手，得到博士生们更多地关注和呼应。”杨斌如是说。

美国的全奖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全奖博士：导师学术水平高超，却有超过50%的学生中途放弃

前

言

国内本科985，新加坡国立大学硕博连读，博士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后，目前就职于国内高校

还好大四那一年去了趟美国

大四时，对美国充满向往，也会想着以后就去美国读博。正好学校有去美国交换的机会，就在美国待了一年，发现那边的生活自己并没有很喜欢，所以申请博士的时候，并没有只专注于美国，也申请了新加坡、香港的博士。

幸运的是，申请上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政府提供的全奖博士，就毅然决然决定去新加坡。如果当时没有去美国交换过，可能对美国还是会有很多念想，体验过了，对自己的喜爱才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

导师是工作狂，对自己和学生都特别严厉

带我的导师小时候经历过困苦，后来辗转日本读书、工作，勤恳奋斗，四十岁时就评为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终身教授(full )。他这样勤恳的科研态度一直持续至今。导师周一到周六的工作时间是：7：00-19：00，有时候周天也会加班。所以对待自己的学生他也会特别严格，有时我们早上7点就能收到导师的邮件，让我们去实验室后，直接找他聊实验成果。

他一旦发现我们没有用心科研，就会直接指出来说：没有好好看文章，糊弄他，没有用心，没有想问题和思考。有时甚至会持续不断就一个细节发问，比如有时看了我的实验数据，有一些信号解释不了，他就会一直提问，让我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很多次我都因为回答不出来而面红耳赤，同时为自己的不用心感到羞愧。

读博第一年是最崩溃的

大四时过的生活很轻松，而博一的生活却突然感受到很多压力，导致自己情绪有些崩溃。最关键的是，不管自己做什么美国的全奖博士，好像都很难让导师满意，他总是不停指出错误。

他给我的适应期很短，因为在他看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自己变强大，即使他感受到我情绪真的很糟糕，他也仍然秉持严谨治学的态度，用高标准要求我。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感觉很累而且很沮丧，好像找不到自身的价值。

与此同时，也有的人因为受不了这种科研氛围，在这个阶段选择了放弃读博。毕竟大家一直都是学习上的佼佼者，而博士生活有太多的挫折与困难，会让人的自信心在短期内受到一定的冲击。

还好除了科研，我有其它的热爱

从小，父母除了让我好好学习以外，也很注重我兴趣爱好的培养。很小就开始接触钢琴和舞蹈，而庆幸的是，在我科研期间最难受的那段时光，钢琴给我带来了曙光。由于读博期间导师的批评式指导以及繁重的科研任务英国G5院校留学，让我整个人都过得特别压抑，为了不让自己陷入这种悲观的生活状态，我选择了科研的同时美国的全奖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全奖博士：导师学术水平高超，却有超过50%的学生中途放弃，继续着我小时候的爱好：弹钢琴。

每天6：30起来后，我会先弹1个小时左右的钢琴，弹完以后再去科研。同时也会坚持跑步、打羽毛去、跳舞和朋友一起约饭，看演出，让自己科研以外的生活尽量丰富起来。而在博士毕业时，自己也拿到了钢琴英皇八级证书（通过），也带动了其他Phd朋友一起学习钢琴。如果没有坚持这些热爱，我说不定也读到一半就直接放弃了。

导师的严格，为我奠定坚实的科研基础

现在进入了学术圈，由于过去五年的勤恳学习，当我回国开始独立做科研时能够有比较清晰的思路和良好的方法，如果不是导师的悉心教导，自己很难达到现在这个高度。但导师之前的指导，确实是以批评式为主，虽然不会有任何的人身攻击，但确实会让人难以找到自我认同感。

庆幸的是自己有良好的的心态，能够正视他的批评，同时也发自内心地敬佩和尊重他。因而在这种批评式教育中，也能够保持着自己的热爱，但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这种教育方式。如果你也想读博，建议在读博之前，了解清楚导师的科研风格，也对自己的承受能力进行评估，避免以后只能选择中途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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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医学 博士，我在美国当医生 | 来美7年重拾本行，13年的艰辛路

“

我毕业于白求恩医科大学六年制英语医学专业，之后到北京阜外医院麻醉科工作，期间也在阜外心脏内科轮转了一年。3年后来美国念研究生，在哈佛读完博士后，我通过了美国医生执照考试。来美7年后我重拾本行，一转眼已经是第13个年头。

”

我在美国洛杉矶圣盖博地区做心脏内科医生（兼顾心脏影像学），这里是巴顿将军的故乡，也是冯小刚的贺岁片《不见不散》的舞台。电影中葛优戏言：“巴顿连欧洲都打下来了，他老家却被中国人占了。”这里华裔人口比例相当高，当地的华人社区是我们的主要服务对象之一，我们接诊的病人中40%是华人。

医生跟着患者走

我服务于6家医院。在美国，医生和医院是平行关系。医生不是医院的雇员，而是跟着患者走，医院则想办法吸引我们带病人过去做手术和住院治疗。我所在的团队里有7名心脏科医生，并设有4个诊所。不包括住院病人，我们诊所一周接诊近800人。这800人当中包括来做检查的病人，例如心脏超声、血管超声、运动负荷试验、核医学检查、动态心电图等。

我每周看两天（其中两个半天）门诊，剩下的两个半天和两个全天要做手术，每天都要对住院病人进行查房会诊，工作强度大，节奏快。作为私人执业者，我们不需要带教住院医和专科训练医生，但是大事小情就得事必躬亲。在美国美国 医学 博士，我在美国当医生 | 来美7年重拾本行，13年的艰辛路，百姓就医不迷信大医院，99%的医疗需求都是就近解决。除了换心脏，心血管方面其他问题都可以在我们这得到治疗。

美国迈阿密大学米勒医学院，医生在为儿童患者进行检查

美国医院只设急诊，处理需要立即救治的病人。急诊医生稳定病情后，病人多数回家，一周内去看家庭医生，少数严重的收治入院。病人回家后，由家庭医生负责。如果不舒服，病人不需要自己判断要去看哪一科的医生，家庭医生会做推荐和转诊，比如心悸气短、胸痛就来看心脏专科。一个好家庭医生的作用说再大也不为过。

美国医院的预约制

因为不设门诊，美国的医院里总是安安静静的。美国人平时看病都在医生的诊所，采用预约制，也有小量临时无需预约的看诊名额。这种制度造就了另一种形式的“看病难”——你需要看医生，但有可能预约到却要等到一个月之后。新病人常常会担心，等待就诊这么长时间，真要真不舒服怎么办。作为医生，我们尽力让病人获得全天候的关心。比如，我们告诉病人有问题可以随时打电话，医生会通过电话答疑；药吃完了，护士就会帮患者把药续上。当然，即使有了这些解决办法，诊所仍然要尽力缩短患者预约后的等待时间。

美国犹他州普罗沃一家诊所，家长带孩子排队接种供不应求的甲型H1N1流感疫苗

今年8月，我回北京，阜外医院挂号厅的人山人海让我惊讶不已。我想，来挂号的一定不是病人本人，否则盛夏里如此拥挤，心脏病就算稳定了也会复发。

医生和患者间的“拥有感”

美国医生和病人之间有种“拥有感”——你是我的病人，我是你的医生，这是一种长期合作关系。医生再高明，药再好，病人这个主体不配合也不行。所以作为医生，我们不仅为病人推荐必要的检查和治疗，还会解答为什么建议手术，什么时候是最好时机，手术的好处和危险，不做有何后果，手术是怎么做的，病人会有怎样的体验，术后恢复预期，诸如此类。

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家康复中心,在接受感觉处理治疗后，治疗师与患者、家长在一起

每一次看诊，双方满意了才算完，医患之间建立了信任，病人也因此能更好地听取医生意见，遵循医嘱。这种关系能让病人及时防病治病，提高整体健康水平。

美国哥伦比亚，一位音乐家在病房为身患急性白血病的病人演奏竖琴，以减轻病痛

医患沟通时，懂得倾听的医生可以让整个治疗过程事半功倍。医生这个职业像侦探，从蛛丝马迹中探知病情，而病史就是一扇门，聪明的大夫可以从病人神态和肢体语言中找到开门的钥匙。可惜现在很多医生没有耐心（也可能是没有兴趣）去听。其实了解详细的病史并不花费太多时间，关键是要学会问和听。

美国奥克兰一家医疗中心的医生和护士在练习如何使用N95呼吸面罩

在微信上，我听说过很多关于国内医患关系紧张的事。

我很庆幸患者爱我们。有患者来随诊，送来白玉兰，我别在白大褂上，果然心情也跟着芬芳了一天。在美国没有红包，患者送礼物都是发自内心的感谢。我的原则就是从患者利益而不是我的利益出发考虑。

比如，我肾内科同事的妈妈是个护士，有心律不整的问题，这个症状困扰她3年，是合适的消融对象，转诊过来让我做射频消融。从心电图形态判断，病灶定位在心脏的心室间隔，位置很深，我来做有85%的把握。我就将病人介绍给了其他更有把握的医生，结果手术成功，皆大欢喜。想想做个医生清醒地认识自己的局限有多么重要又不容易；虽然失去了满足自我的小虚荣，但病人是明白的。年底时收到了病人送来的感谢贺卡，我心里暖暖的。

患者送来的兰花和手术衣颜色相配

在美国当医生也是了解社会的窗口，能看到一些社会问题。医生在美国是个高收入又受人尊敬的职业美国top30名校留学，所以山姆大叔在收税的时候对我们毫不手软。

美国医生是怎样炼成的？

在美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这里的医务人员享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医生的年薪明显高于大多数职业，通常都在二十万美元以上，有些特殊专业的医生年薪甚至可达百万美元以上。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医生这个治病救人的职业普遍受到世人的特别尊重。许多时候，仅仅是“大夫”这个称号，就会带给你想象不到的优惠。

一位老朋友告诉我，他有一次开车明显超速了，被警察大哥当场截住。眼看一张高额罚款单就要开出，这位朋友急中生智，掏出他的医院工作证，对警察说：“实在抱歉，我医院里有急事，所以没有留神速度。”警官看见工作证上赫然印着的医学博士(MD)身份，顿时客气多了。很快把证件还给他，还礼貌地说“下次可要当心些”，把手一扬就放他走了。

我早年在美国申请信用卡，因为没有信用记录，每每遭到拒绝，十分懊丧。无奈之下，我根据导师的建议，给信用卡公司写了一封抱怨的信，故意签上了“MD”学位。果然信用卡公司很快打电话来，表示抱歉，说那是一个误会。我很快拿到了在美国的第一张信用卡。这样看来，医生的确是一份令人羡慕的职业。

然而，并不是人人都能想到，在美国成为一名医学博士，一名合格的医生，需要具备何等的素质和奉献精神、付出多少艰辛和努力、熬过多少不眠之夜、经历多少严格的考核、走过多长的奋斗旅程！

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

在美国，医学院和法学、商学院都被列为高等职业学院。医学教育属于精英教育一类。这是因为医生担负着人类生命、健康的重大责任，所以对医学生的期望和要求也特别严格。美国每年招收大约22,000名医学生，分别在140多所正规的医学院里接受医科教育。这些学生在进入医学院之前，绝大多数已经读完大学本科，获得了医预科或相关学科的学士学位，并且拥有相当优秀的学业成绩，又在医学院入学统考（MCAT）中获得满意的分数，然后通过正式申请和面试（）的严格筛选，才有可能成为一名医学生。

美国第一所医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建于1765年。

美国的医学院虽然有140多所，全部符合美国医学会和美国医学教育委员会规定的基本资格，但由于历史、师资队伍、资金来源、教学资源等各方面的差别，所培养的学生也有一定的差别。一般认为，大约有20所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的医学院，被称为“研究型医学院”，代表着美国医学的最高水准。作者曾以美国几所顶尖医学院的师资水平、教学资源和每届招生人数、与国内的医学院进行过对比，可以说，美国这些医学院的总体资源，至少相当于国内的五到八倍。

哈佛医学院，建于1782年。

在四年的医科教育过程中，每个学生要学完数十门繁重的医学基础课程、医学桥梁课程、临床医学课程、医学人文和社会学课程，参加各种基础学科实验和临床学科的见习与实习，并通过美国医学会的“美国医师执照考试”（USMLE），才能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正式毕业。

当然，这还不包括颇为可观的一笔学费（）。在哈佛医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这样的私立医学院，每年的学费为50,000美金左右，如果包括饮食住宿和其它费用，每年的费用在70,000美元左右。所以绝大多数学生都必须向国家申请助学贷款，才能完成学业。

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现代美国医学教育的摇篮，住院医师制度的发源地。

拥有医学博士的学位和美国医师执照，仅仅是具备了作为医生的知识和最基本的临床技能，取得了可以直接从事临床、接触病人的资格。要独立从事临床业务，还必须在自己所选的的医院和临床学科，在高年资医师的指导之下，经过三到四年的住院医生（）正规培训，积累较为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再通过进一步的资格考核，就可以正式申请，成为一名可以独立行医的普通大夫。而这正是所有医学生最难忘的一段“炼狱般的经历”。他们常常要在医院里连续工作24小时到36小时，疲倦到难以想象的地步，有时候一边走路也在打盹，一坐下来马上就睡着了。许多人都苦笑着，戏称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爱恨交加”的回忆。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年轻人从进大学本科开始，到完成住院医生培训、开始作为一名普通医生独立行医，至少需要经过12年的磨练！如果有志于成为一名专科大夫（），还必须在所选择的专门学科，进行至少二到三年的专科进修（ ）。有些复杂疑难的专科比如心脏外科或神经外科，需要的进修时间更长，可达四年到五年。

马里兰大学医学院 (1807)。美国现存最古老的医科教学楼。

显然，在美国要成为一名医生，所经历的路程的确漫长而艰辛，而且会终生面临新的挑战。即使这样，绝大多数选择学医的年轻人依然无怨无悔。一般说来，在美国选择学医的学生都是本科生之中的佼佼者。他们完全有能力选学任何其他专业，然而他们郑重选择了医科。美国历年来进行“最受尊敬的职业”民意调查美国 医学 博士，医生这个职业始终名列榜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