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春华，现任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

如果从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开始算起，世界上的大学已经诞生了接近一千年，但研究型大学的提法却是相当晚近的事情。近年来，国内大学纷纷提出以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为发展建设目标，但对于究竟什么是研究型大学却莫衷一是，由此也造成了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我认为，这些认识可能正在损害处于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大学。

第一个认识误区是，研究型大学的主要任务是科研而非教学，或者说科研是第一位的，教学是第二位的。

据说，这一认识以美国研究型大学为参照物。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这些蜚声世界的一流学府，无一不是凭借其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科研成果而傲视全球。每一所大学所拥有的诺贝尔奖得主，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总和还要多。更深远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近代德国。在洪堡等人的领导下，以科学研究为首要任务的柏林大学、哥廷根大学等迅速成为世界上的一流学府，并直接影响了美国大学的发展方向。因此，中国大学如果想在21世纪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俱乐部，就必须拥有若干项在全球领先的科研成果。为了尽快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把科研置于学校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和核心位置。

在这一办学思想指引下，教师的聘用、晋升和淘汰，经费的分配和使用，学科的生存与发展，无一不和相应的科研成果相挂钩。特别是物质、金钱和待遇的直接刺激，使中国大学逐步演变成了一个学术论文和科研成果的生产企业，教师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变成了被体制内在驱动的高度紧张的发文机器。其结果，除了制造出大量无人引用的论文而自我陶醉之外，并不能为大学的学术声誉带来多少正向影响。最极端的例子莫过于前些年某985高校创立的“工分制业绩考核制度”，它将每一位教师的工作量（“必记本”注：主要是科研成果）折算成“工分”，以此来衡量教师的工作业绩并决定其收入和待遇。该大学迅速成为中国发表SCI论文最多的大学，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但并未因此被认为是世界一流大学。

这一政策的直接后果是，伴随着科研成为中心工作，教学被迅速边缘化。教师虽然名为“教”师，但没有人会在教学工作上花费时间和精力。因为教学在决定他生活中所有最重要的事务上不发生作用美国研究型大学，试图办成研究型大学是中国大学教育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只不过是一项不得不完成的工作而已。因此，在课堂上通过朗读教材消耗完必要的50分钟后，教师会立刻离开教室，没有时间再去和学生沟通交流，对他们进行培养指导。一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用在学生身上的时间越多，被占用掉的用于“挣工分”的时间相应就越少。为了最大化“挣工分”的时间，就必须最小化指导学生的时间。这和教师的责任、良心和职业道德毫无关系，完全是人在某种制度下的理性选择。教学由此变成了科研的附庸。

然而美国研究型大学，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是因为这里有教师和学生，有教学活动。如果没有了学生和教学，就不需要大学，只需要有科研机构就可以了。如果只是追求科研成果的产出，它们同样可以做出第一流的成果。大学存在的根本价值在于教育，在于培养人才。大学里的科研之所以有价值，不是因为别的，主要是因为它们对人才培养有价值，同时，教学反过来又促进了科研的发展。因此，对于大学来说，不是教学要为科研服务，而是科研要为教学服务。

第二个认识误区是，研究型大学主要以培养研究生为主，或者说，研究生数量要超过本科生数量。

这个认识同样以美国的研究型大学QS100名校留学，特别是私立研究型大学为参照物。的确，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这些蜚声世界的一流学府，无不拥有强大的研究生院，其研究生数量也普遍多于本科生。然而，这只是一个结果，而且是仅就私立研究型大学而言，公立研究型大学就不是这样。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主要原因是私立大学的教授在科研工作中需要大量的助手，研究生由于使用成本低廉的优势成为不二选择。再加上美国私立大学研究生院的声誉，吸引了全世界最优秀的学生。成本低，效益好，由此诞生了世界上最富有效率的科研生产机制。同时，美国私立大学的本科教育是高度精英化的教育，其规模必然是小的。

事实上，美国最好的本科学院的规模都很小，但是培养质量很高。这是私立研究型大学研究生数量超过本科生数量的根本原因。但公立大学恰好与此相反。它的使命首先是为州内的纳税人服务，提高本州人民的素质，因此，它必须要招收足够规模的本科生以满足本州人民对本科教育的需求，研究生的数量反而不一定大。

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世界上最好的研究型大学之一，但由于它是公立大学，因此本科生有25000多人，但研究生只有10000多人，不到本科生的一半。与之相比，哈佛大学的研究生有14000多人，而本科生只有6000多人，研究生是本科生的两倍多。

目前，中国大学普遍形成了一个公式：研究型大学＝强大的研究生院＝研究生数量多于本科生数量。在经历了多年的本科生扩招之后，开始大规模扩招研究生。在很短的时间里，研究生数量远远超过了本科生数量。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缓解本科生就业压力固然是一个方面，但上述认识上的误区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这一办学思想的直接后果是，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质量出现严重下滑，从而损害了中国本土人才培养的竞争力。大学是一个统一体，其资源是有限的。研究生规模过大，必然会占用本科生本来应该享有的教育资源，导致本科生教育投入不足。另一方面，由于本科生教学被边缘化，使得教师更加不重视本科生教学。如果要排序的话，在教师心目中，科研是第一位的；因为科研工作需要大量的助手，教师不得不对研究生进行悉心指导，否则会直接损害科研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因此，研究生教学又排在本科生教学之前。

在这种逻辑下，本科生教学被置于最次要的地位，学生实际上处于放养状态。今天，当人们在不断抱怨本科生就业压力大，无法满足社会需求，研究生相当于过去的本科生时，却忘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20世纪80年代的教师因为没有科研的压力，研究生数量极少，因此可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本科生教学上，从而保证了本科生的培养质量。

对于本科生来说，一方面，高考前的大规模重复性训练严重损害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导致学生进入大学后普遍处于放松状态；另一方面，因为整个社会不重视本科生教育而重视研究生学历，导致学生进入大学后考虑的主要不是如何去接受更好的教育，而是怎样努力去找到一个好工作，或者从一开始就准备考研或出国。由于不受重视的本科课程并不能适应社会和学生自我成长的需求，再加上本科课程的成绩在报考研究生中并不起作用——保送研究生是一个例外，但能够获得保送的毕竟是少数——考研分数才是最关键的，学生对课程的态度自然也不认真，只要修满学分，考试及格即可。至于一门课程究竟在学生的教育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能够给学生带来多少有益的帮助，并没有人去认真关心。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并不知名的学校的学生可以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获得很高的分数，却不具备实际的研究能力，原因就在于此。

因此，和人们的预期相反，大规模扩招研究生的结果并没有相应提高研究型大学的研究质量，反而降低了研究生学历的含金量。一方面，规模扩大以后，教授实际上无力指导如此规模的研究生，导致质量下滑；另一方面，研究生教育是高度专业化的教育，适应性相对较弱，社会实际上也吸收不了如此规模的专业化人员，导致人们对研究生的评价进一步降低。教育是一个统一的、相互影响的整体。片面强调了某一方面，将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社会过于强调研究生学历的结果，使得教育过程变成了一个不断为更高阶段的考试进行准备的过程，却丧失了教育本应具有的基本功能。当教育变成了考试的时候，每个人都在经历考试的过程，却没有因此而受到更好的教育，实现更大的进步，这也许是当前中国教育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上述两种认识的效应交织在一起，正在损害中国大学的长远竞争力。实际上，中国大学之所以特别重视科研和研究生教育而忽视本科生教育的根本原因在于，前者最容易在短期内显现标志性成果，可以用显著增长的数字变化来展示发展成果，但本科生教学是最费力不讨好的工作。费了很大的劲儿，投入了很多资源，却看不出有什么新的思想、创新之处和标志性成果，学生还不见得一定会赞同——因为他们可能需要相应付出更多的努力。然而，正如洪堡所预言的那样，大学的伟大功效须在25年后方能看到。办大学本来就不是当官。当官可以追求短期的政绩，办大学只能依靠良心，去扎扎实实地做应该做的事情。

和中国大学恰恰相反，综观世界一流大学，无不对本科生教育给予高度重视。在芝加哥大学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也曾经出现过科研和教学之间，本科生和研究生之间的关系的争论，但最终形成的结论都是教学是第一位的；本科生是第一位的，二者统一起来，就是本科生教学是第一位的。

为什么美国研究型大学反而把本科生教学摆在第一位呢？因为他们认为，本科生教育是博雅教育，是培养、塑造一个人价值观的重要时期。他们必须在这一阶段把自己的价值观植入本科生的内心，使之成为学生终身不弃的宝贵财富。只有这样，当他（她）们毕业取得成就之后，才会感谢大学的培养，也才可能反过来对母校给予捐赠——这是私立大学的财政来源。而研究生教育更多地体现为技术性的专门化教育，虽然也要重视，但地位毕竟不如本科生重要。打一个比方来说，本科生好比亲儿子，研究生好比干儿子。同样是儿子，感情却大不一样。

深入研究美国顶尖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在对研究型大学的理解上，我们可能把结果当成了原因。

研究型大学之所以称之为研究型大学，只是因为它主要以研究问题、探求真理为目标。研究是它的存在方式。既不表明它有多么高贵，也不表明它是所有大学都要效仿的目标。

对于大学来说，本科人才培养才始终是它的核心使命。

《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内部质量改进的实证研究》出版

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新闻网讯（温馨 记者 王强）日前，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师王名扬博士撰写、首批“国家社科基金“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资助的《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内部质量改进的实证研究》一书出版。此书以美国著名公立研究型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为研究案例，对我国高校加强质量保障建设的工作具有较强的对照和参考价值。

据了解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这部研究专著的主要特点，是运用质性研究方法较为详尽地厘清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开展内部质量改进的“认知性问题”“主体性问题”“制度性问题”和“文化解释性问题”美国top30名校留学，在分析质性资料的基础上，对校内多元利益相关者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的情境化认知、内部质量改进实践主体的角色职能及主体间关系网络、内部质量改进的关键控制点和主要行动策略、制度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次质量文化和价值理念等内容做出较为全面的研究探讨。作者通过对微观层面细致深入的动态观察，系统地呈现了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内部质量改进的最新情况。

在我国实现高等教育由大到强的历史跨越过程中《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内部质量改进的实证研究》出版，不断提高质量势必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主线。此书为我国学者研究高校内部质量保障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为我国高校开展自我评估工作的实践提供了借鉴依据、对我国高等学校基于自身特色的内部教育教学质量保障建设工作有所参考和裨益。

美国大学科研，英国教育报告：美国顶尖大学数量下降，中国高质量科研产出增多，牛津仍第一

中国经济周刊-经济网讯（记者 孙晓萌）10月12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根据一项新的全球教育排名，美国在世界顶尖研究型大学中的领先地位继续下降，牛津大学连续七年居于榜首，而中国的大学正在崛起，中国大学的研究数量和质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

(截图自华尔街日报，中国大学排名上升美国大学科研，高质量科学产出增多)

今年的世界大学排名由英国教育领域出版物《泰晤士高等教育》10月11日发布，本次排名也连续第七年将英国牛津大学评为世界第一的研究型大学。

报道称，美国和英国继续占据排名榜前部，美国占据了前10名中的7个，英国占据了3个。排名上，牛津大学蝉联冠军，哈佛大学排第二、剑桥大学、斯坦福大学并列第三，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耶鲁大学和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紧随其后。

在排名前100位的大学中，美国大学的数量从2018年的43所下降到今年的34所。“数据非常清楚：美国不能再想当然地认为，其数十年来在世界高等教育和研究方面的主导地位无法动摇。”排名编辑菲尔·巴蒂（Phil Baty）说。

根据美国联邦数据，2021年，美国研发占联邦预算的比例降至70年来的最低点。科研经费预算的下降引起了美国大学协会等组织的抗议，“美国不能认为我们的竞争优势是理所当然的。”协会主席芭芭拉·斯奈德说，“世界其他地方的科研并不是停滞不前的。”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学术出版物的数量一直在稳步增长，至今，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学术的质量仍然落后于西方国家。但今年发表在《科学计量学》上的一篇论文发现，中国在“高影响力”的科学研究产出方面已经超过美国。

“这真是令人惊讶”，该论文的合著者，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卡罗琳·瓦格纳（ ）说。瓦格纳博士和她的同事们发现，中国在2015年，其科学的高质量研究就超过了欧洲，随后在2019年超过了美国。

“中国的科研工作正在变得越来越好”，瓦格纳博士指出美国大学科研，英国教育报告：美国顶尖大学数量下降，中国高质量科研产出增多，牛津仍第一，中国的研究集中在材料科学、化学、工程和数学领域美国藤校留学，而美国研究人员在临床医学、基础生命科学和物理学方面的研究则更为多产。

排名中，科研质量主要由论文引用量衡量，在过去一年里，中国平均引用得分显著上升，从55.6上升到58.0，美国此项略有下降，由70.0下降到69.4。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据，中国在2020年的国际专利份额也从10年前的16%增加到49%，而同期美国的份额从15%下降到10%。中国大学在榜单前200的共计11所，此前为10所，数量上超过了澳大利亚，位居第四。

“中国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在清华大学接受培训的工程师和在麻省理工学院接受培训的工程师，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杜克大学教授丹尼斯·西蒙（Denis Simon）说。“中国的问题是学校间的差距大。在美国，排名前300位的大学也相当不错，但在中国，排名前50之后的大学水平下降很明显。”

为了制作这份世界大学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分析了1550万份科研出版物和1.21亿份出版物的引用，以及对年度学术声誉调查的4万多份学者问卷，从2500多家机构收集了超过68万个数据点，基于13个精心校准的绩效指标，衡量一个学校在四个领域的绩效：教学、研究、知识转移和国际视野。

（编译自《华尔街日报》《泰晤士高等教育》）

一审：郑扬波 二审：王新景 三审：周琦

美国大学科研，高校年科研投入2千亿，专利数量全球第一，实际转化不及美国零头

中国高校每年科研收入超过2000亿元，这钱投得有效吗？答案很可能是不。

在科研经费投入增长和专利补贴政策下，我国专利申请数量已经连续十年全球第一。但专利整体转化率不到10%，远不及美国的50%。 多数专利只是纸上谈兵，与产业严重脱节。

截至2019年底，我国“双一流”大学拥有的发明专利超过25万件。单看专利数量，我国高校已经远远将美国甩在身后。

连世界高校排名第2，以创新、创业氛围浓厚闻名的斯坦福，2020年有效专利为2117件，仅为清华大学的20%。但清华的专利转化率只有9%，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

庞大的数量背后，专利注水现象严重。

在国家知识产权局2019年的调查中，高校、科研单位表示，被搁置的专利中，40%以上是为了完成专利评审或考核、获得奖励等目的。

国家补贴政策奖励专利、高校教授绩效与专利数量挂钩，导致一些师生为了利益和“任务”，输出各种没有应用价值的“专利”，也就是所谓的骗补助、评职称。

而真正有价值的那部分专利美国大学科研，很多也无法落地。

一个重要的原因美国大学科研，高校年科研投入2千亿，专利数量全球第一，实际转化不及美国零头，是高校缺乏将科研与产业界相结合的能力。将科研落地市场，往往需要技术转移机构牵线搭桥，而我国缺乏这种能有效对接实验室与企业流水线的第三方。

2019年，中国仅有6.4%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设立了专门的技术转移机构，并且主要职能是辅助项目申报、过程管理和成果评审验收，如何将成果投入市场转化为实际收益则悬于真空。

另一方面，我国的专利转化方式以一次性售卖为主。卖出去的专利如同泼出去的水，无法重复出售给多个企业。都知道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才能将风险最小化。那么只属于一个企业的专利，能否最大化发挥价值则很难评估。而这种一次性买断的方式企业需要付出较大成本，还需要承担转化不成功的风险，降低了企业的购买意愿。

除此之外，我国专利法规定了“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该单位”，高校内的职务发明是一种“国有资产”，“不转化无人负责，一转化有人问责”。转化成功则皆大欢喜，如果亏损就会有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

即使成功了，奖励审批手续也非常复杂。相当于发明者千辛万苦等到成果投入了市场，自己却捞不着好处，积极性自然也就高不起来了。甚至很多高校教授成了“地下工作者”，有价值的项目直接自己单干。不过因为担心侵犯学校知识产权，也不敢声张，甚至不敢申请专利。

美国又是怎么最大化专利应用效果的呢？

美国拥有专业的技术转移机构。在科研成果研发阶段，美国大学技术转移机构就会基于市场评估价值，确定知识产权保护方式、市场推广和转化策略。 约30%的技术，还没有获得专利授权时，就已经被成功地许可给企业商业化使用。

1980年，美国《拜杜法案》将专利权一分为三，分别归学校、研发团队、负责转化成果的企业。实际运行中，可能前期对企业只收取少量费用，等企业开发完成熟产品投入市场使用后，大学和发明人从中获取提成。三方都是受益者和产权所有者，也就更有干劲。

并且美国高校技术转化只能通过专利许可的形式。一个专利可以授权多家企业使用，也就实现了遍地开花，成功几率更高。

相比之下，我国专利“变现”之路还大有可为。只要提升专利技术转化能力QS200名校留学，我国的科技创新必将爆发无限的潜力。

——END——

欢迎关注【华商韬略】，识风云人物，读韬略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