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看了一些关于冀朝鼎的资料，评价他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国际活动家、开展民间外交工作的杰出领导人，素有“红色中国秘使”之称，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我生长在晋商故里——太谷县。在改革开放前，我常听起父亲讲述民国时期金融界的趣闻，如孔祥熙如何信赖冀朝鼎等佚事。解放前的金融界尤以山西人居多，家父于1944年进入国民党民国政府的中央银行察哈尔省分行工作，孔祥熙又是太谷人，了解冀朝鼎与孔祥熙的佚事也就不奇怪了。近日，我看了一些关于冀朝鼎的资料，评价他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国际活动家、开展民间外交工作的杰出领导人，素有“红色中国秘使”之称，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对他的人生品格，特别是他充分运用在美国学到的经济理论为党和国家做出的杰出贡献深感钦佩。

一、一门“三冀”，尽忠报国

冀朝鼎生于1903年，山西汾阳人。1916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与周培源、梅汝璈均系同学），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 1924年赴美国留学，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冀朝鼎历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银行副董事长、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是我党难得的一个“三通”（英文通、美国通、国民党通）干部。

冀朝鼎之父——冀贡泉（1882—1967），1913年任山西法政学校校长，1932年任山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1947任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冀贡泉一生著述颇丰，在法学界影响颇大。著有《伦理学》《法学通论》《法律哲理》《中外条约述要》等。

1939年，周恩来同志交给冀家父子两个任务：一是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促进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壮大；二是促进中美人民友好，并促使美国人民支持中国人民抗日，建立新中国。冀贡泉很高兴地接受了任务，携夫人张陶然、长子冀朝鼎、四子冀朝理、五子冀朝铸和女儿冀青离开重庆抵达美国。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精神，他们创办了《华侨日报》，由冀贡泉担任主编。这份报纸成为我党在美宣传抗日的重要阵地，在当地产生了巨大影响。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急于要了解日本的情况，于是聘请曾经留学日本、目前又在反法西斯阵营工作的冀贡泉，到美国战争情报署太平洋司工作，直到1947年。美国战争情报署和战略服务署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

在美国，冀贡泉工作任务繁重，生活担子不轻，但他在异国他乡仍注意培养和教育子女心系三晋桑梓，千万不可数典忘祖，要利用机会多多学习知识本领，为日后回国服务。他本身热爱祖国、刚正不阿的高尚品德对子女更是无声的示范。

冀朝鼎之弟——冀朝铸到纽约后，父母送他到八年制学校念书，后又考入哈佛大学。冀朝铸自小受父亲影响，忧国忧民，奋发踔厉，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只要是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事情，他都是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冀朝铸在哈佛大学读二年级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他毅然放弃了自己在哈佛的学业，于1950年10月回国，就读于清华大学化学系。1952年4月，冀朝铸赴朝鲜开城参加中国和谈代表团工作。1954年4月到外交部工作，先后参加过“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亲历了中美建交、尼克松1972年访华、中美发表“上海公报”谈判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曾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当过翻译。1991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从冀贡泉到冀朝鼎、冀朝铸，一门“三冀”的爱国情怀，堪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杰出典范”。

二、潜形匿影，纤尘不染

196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这样一条消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冀朝鼎同志逝世。消息说，冀朝鼎治丧委员会已经组成，主任委员是陈毅。三天后，首都各界人士一千多人在首都剧场举行公祭，仪式由周恩来、陈毅、李先念等担任主祭。这种规格显然超出惯例。

原本只安排的一般追悼会，报告送到正在外地出差的周恩来。周恩来批示：第一，在治丧委员会中加入他和邓颖超的名字；第二，他要亲自参加追悼会；第三，追悼会不能在一般地方举行，要改在首都剧场。周恩来作为冀朝鼎在1949年以前唯一的上级，也只有周恩来真正了解冀朝鼎的“战略性”作用。

悼词中的“尤其在秘密工作时期中，他能出污泥而不染”这句话，是周总理在审稿时亲自加上的。这既是党和人民对冀朝鼎同志的崇高评价，也反映冀朝鼎是一位鲜为人知的“战略潜伏”者。

冀朝鼎在中共“一大”前后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4年秋，21岁的冀朝鼎在清华毕业后考入美国芝加哥大学。赴美前夕，冀朝鼎有幸得以拜访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李叮嘱冀朝鼎等人，到美国后要留心了解美国的社会情况，要善于向美国人民学习。他特别强调，在国外留学要时时想着祖国，要结合中国的情况，学习对人民有用的知识。

冀朝鼎在美国一边苦读，一边从事进步活动。1927年春，冀朝鼎作为美国反帝大同盟和中国留学生“中山学会”的代表，前往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反帝大同盟等组织召开的第一次大会。经与会的中共代表介绍，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美共中央中国局的创始人，冀朝鼎参加了最初的领导工作。嗣后，冀朝鼎参加了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工作，结识了周恩来并使他很快成为周恩来的翻译。他后又回到美国继续攻读经济学，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或许是组织授意，也或是处心积虑，冀朝鼎结识了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室的柯弗兰，并发展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柯弗兰又将冀朝鼎介绍给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罗斯福的助手居里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助手白劳德。

1935年，著名银行家、中国近代旅游业创始人陈光甫（1881—1976）担任环球贸易公司董事长。环球公司是国民党政府专为促进中美贸易设立的国营企业，陈光甫则是拥有中将军衔的国民政府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1939年，陈光甫要物色得力助手，在美国财政部工作的美共关系人把当时已享有声誉的冀朝鼎介绍给陈光甫。在纽约一家餐馆里，陈光甫为冀的谈吐、流利的英语所打动，遂招为自己最信赖的助手。宋子文、孔祥熙访美期间，陈光甫把冀朝鼎介绍给宋孔二人。鉴于冀朝鼎与孔祥熙同是山西人，他的父亲冀贡泉还曾是孔祥熙的老师，冀朝鼎自然而然博得了孔祥熙的厚爱。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贸易中断。陈光甫与冀朝鼎回国。借此机会，冀朝鼎被中共秘密派到国民政府从事经济工作，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精彩的“潜伏”生涯。

冀朝鼎借助已担任美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的爱德华的帮助和孔祥熙的赏识，他经常出入孔府，成为宋霭龄的座上宾。

此时经济学博士香港，冀朝鼎：经济学博士的“战略潜伏”，蒋介石正迫切需要一位了解资本主义的经济专家，以随时顾问左右。于是，经过孔氏夫妇推荐，冀朝鼎得以谒见蒋介石，被任名为用美国提供的外汇来稳定国民政府货币的“平准基金委员会”秘书长。由于孔祥熙的推动和美方的认可，冀朝鼎最终主导了拥有一亿美元基金的平准基金会。冀朝鼎成为国民党政府决策层的主要经济智囊。

1944年，孔祥熙任命冀朝鼎为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并带他参加了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议。由于法币与外汇具有密切的关联，冀朝鼎开始对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具有相当重要的发言权，逐渐成为国民政府最重要、最信任，并能借箸代筹的经济学家。

1946年美国藤校留学，内战爆发。周恩来在撤回延安前通过邓颖超给冀朝鼎留了一封书信。信上说：“本拟留书给你，以临行匆忙未果。特代草数行以寄意。兹际时局严重，国运益艰，尤需兄大展才能之时，深望能作更多贡献。”正是因为与周恩来单线联系，并受其指示的冀朝鼎趁机向宋子文、孔祥熙建议，以金圆券替代法币，整顿金融市场，使货币重归统一。宋孔大喜，自以为良策，决心采纳这位著名经济学博士的建议。事发不到一年，国民党政权迅速崩溃。当然其原因主要是军事战略失败，但金融市场的破坏加速了这种灭亡，则是不争的事实。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后来分析说，当时的中产阶级手中剩下的少许余财被束缚在金圆券上，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也同金圆券一样化为乌有。

1948年，冀朝鼎受山西同乡傅作义邀请，担任华北“剿总”司令部经济处处长。他此行也是专门受周恩来派遣，意在与其父冀贡泉一起策反傅作义。因为冀贡泉和傅作义私人关系很好，傅就是在冀贡泉的住处同中共秘密谈判决定起义的。

这一年，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为了亲自了解和搜集有关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信息和资料，继续研究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在我国香港曾经与冀朝鼎等人进行接触和交往。

北平刚解放，他还没来得及换装，穿着国民党呢子军装，坐着美军吉普车出门，结果被解放军抓住，以为他是漏网的国军高官。情况汇报到负责北平地下工作的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刘仁那里，他立刻让放人。从此，冀朝鼎的共产党身份才正式曝光。“这让国民党大吃一惊，美国人大吃一惊，我们自己的同志也大吃一惊。”

在国民党内，冀朝鼎是孔祥熙的亲信，在政经学术各界都有不少熟人和朋友，如宋子文、翁文灏、胡适、蒋廷黼、陈光甫、贝祖眙、席德懋等都有交往，同许多达官贵人，过从甚密。他是我党在国民党内部钻得很深、接触很广的人。可以说，冀朝鼎先后利用担任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等合法身份，费尽心机为中共中央提供了许多重要经济战略情报。

冀朝鼎的“战略潜伏”意义和作用正在于此。难怪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在回忆录——《成败之鉴》中专辟一节写到了冀朝鼎，名曰：“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

冀朝鼎“潜伏”的精彩之处就是他“出污泥而不染”，忠不避危，全身而退。

三、沉谋研虑，智尽能索

新中国成立后，冀朝鼎的最重要工作，就是利用他在西方世界的良好关系，突破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并建立了新中国的外贸体制。

1949年，冀朝鼎奉命南下上海接收中国银行，任中行副总经理。中国银行迁到北京后，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随后又出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兼外资管理局局长。1950年我国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参加联合国代表团的班子：张闻天为团长，李一氓为副团长，冀朝鼎是该团主要成员之一。当时已正式任命冀朝鼎为我驻联合国社会与经济理事会首席代表。

1951年秋，他应邀赴英国到剑桥大学讲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应邀去外国讲学的中国学者。中国贸促会成立后，由南汉宸任主席，冀朝鼎任秘书长，1955年冀晋升为副主席。（1954年，吴敬琏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曾经为作冀朝鼎、姜君辰等助手。）在冀朝鼎主持下，中国贸促会从民间的渠道，通过各种经贸活动，积极促进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这样，封锁禁运的壁垒被一个一个地突破，贸易伙伴越来越多，影响不断扩大。不久，冀朝鼎就积极主持筹备建立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和海事仲裁委员会，对促进我国对外经贸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冀朝鼎也是创建和发展贸促会以及我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先行者之一。1959年，中国和奥地利尚未建交，但五星红旗却在维也纳国际博览会的上空迎风飘扬经济学博士香港，中国馆展出的产品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但个别反华分子伺机指责我们展出的产品是仿造的。冀朝鼎认为，这件事值得我们反思。因为我们的展品毕竟有“侵权”的嫌疑。回国后，他立即决定在贸促会法律部建立商标注册业务。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这项业务不断提高扩大，以至现在发展成为包括商标、专利、版权，颇具规模的一整套知识产权业务。它为我国扩大对外经贸关系、引进先进技术发挥积极作用。

1963年，周恩来指示，当前除继续发展工农业生产外，还需大力开展对外工作。而贸促会这个便于开展民间外交活动的单位，就应进一步发挥其积极作用。因此决定贸促会扩大编制，加强领导，由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直接主管贸促会的工作。这时候，阿尔及利亚已摆脱了法国殖民统治。因此周总理指示冀朝鼎，要他利用去阿尔及利亚主持中国展览会的机会，和本贝拉接触，了解阿的政治走向，以便获得第一手材料，供中央制定中阿关系的政策作参考。1962年12月，冀率领代表团赴斯里兰卡参加亚洲经济讨论会时，行前周总理突然把他叫去，就有关中印边境战争问题，给冀面授机宜，派他作为秘密特使，向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转达周总理的口信：请班夫人向印度总理尼赫鲁转达我方立场，表明愿意停战、撤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两国领土纠纷。冀朝鼎抵达科伦坡后，就由大使陪同紧急约见了班达拉奈克夫人。班夫人立即将这一信息传递给尼赫鲁。两天后我国便发表了停战撤军的声明。……在许多外交活动中，冀朝鼎就是这样默默无闻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被誉为“中国最干练的经济学家”。

冀朝鼎很爱才。他担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时，看到王雷鸣（1916年生人，著名经济史学家）的才华，很器重王雷鸣，并买了一套《二十四史》送给王雷鸣。王雷鸣从此专注于清代经济史的研究，并完成《清代经济史》。

1963年夏，冀朝鼎的糖尿病、高血压已很厉害。但他去医院住了不多久，就回来工作。由于他劳累过度，积劳成疾，致使脑溢血突发，倒在办公室，遗憾地与世长辞。

生命的价值不在长短，而在于精彩。冀朝鼎传奇的六十载人生不正是生命价值的最好诠注吗？

四、鞭辟近里，威望素著

冀朝鼎的代表作品主要是《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历史上的主要经济区域》等。

其中，《中国历史上的主要经济区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区域经济史著作，2010年4月被收录于商务印书馆的大型出版项目——《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他用英文写作并发表于1936年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该书中译本于198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书开创了中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先河。冀朝鼎以翔实的史实论证了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特点和差异以及它们形成的原因，由此总结出导致各经济区域中心地位转移的“铁的法则”，即政治权力和区域经济之间的紧密关系：中国随经济区域的变动而出现分裂与混乱，直到新的经济区域的崛起，国家才又恢复统一。这部富有独到见解的著作出版后很快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轰动。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高度评价说：“这一著作也许是迄今为止任何西方书籍中，有关中国历史发展方面的最卓越的著作。”

冀朝鼎的这部著作同样应视作上世纪30年代我国社会史论战的一部分。它雄辩地向世界表明，中国绝不是一个停滞的社会，恰恰相反，中国社会内部充满着矛盾运动，而且按着自己特定的运动规律发展着。该书最富有启发性的有两点：一是认为对当代的中国根本性问题必须进行历史性的探索才能对其有更深刻的认识；二是主张在历史研究中，应当去发现那些左右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美国著名学者史坚雅有关中国宏观区域系统的研究就能看到冀朝鼎的影响。

数十年来，《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在英美经济界深孚盛名，一直被西方学者当作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读物。冀朝鼎在1930年代研究的课题在1970年代的美国仍为人所关注，美国学者珀金斯在其《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一书中，称冀朝鼎的研究是种“拓荒工作”，“如实反映了当时水利建设水平的真正趋势”。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伊懋把该书看成是用“现代”风格写成的最早的中国环境史的重要著作。

1957年，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冀朝鼎大胆地向中央提出了几条建议：利用外国资金；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建立经济信息中心。这几点建议，在现在看起来并不突出，但在当时计划经济的条件下，这样的观点确是十分超前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是当时最具世界眼光的人之一。

经济学博士香港，大中华专家纵论新经济企业及估值 中联香港黄玮博士应邀演讲

11月22日，香港独立非执行董事协会 ( ) 在香港朗廷酒店举办以“探索新经济企业的关键元素”为主题的2018年度大中华独立董事论坛，通过邀请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各新经济领域专家和企业代表进行主题演讲和专题讨论等方式，帮助独立董事提升专业知识，进一步做好监察工作，促进企业成长。香港评值国际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中联资产评估集团（香港）分所所长黄玮博士受邀参加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与来自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的优秀独立董事们就价值评估、合并收购、企业管治、资本市场策略和商业模式等五大新经济元素一起进行深度交流和探讨。

本次论坛由香港独立非执行董事协会会长范仁达先生主持经济学博士香港，邀请来自香港证监会的 先生、毕马威中国资本市场主管合伙人刘国贤先生、香港评值国际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中联资产评估集团（香港）分所所长黄玮博士、亚洲大数据精英咨询有限公司首席合伙人王志荣博士、金蝶国际软件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亚太区总经理刘浩彬先生等新经济领域专家进行演讲，同时还邀请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的来自证监部门、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证券、基金、法律、审计和评估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一同参与探讨。

黄玮博士在此次论坛中以“有效评估与新经济企业”为主题发表演讲，同现场的与会人士一起探讨有效评估的重要性和途径方法，同时也分享自己在评估新经济企业方面的经验和见解经济学博士香港，大中华专家纵论新经济企业及估值 中联香港黄玮博士应邀演讲，尤其从评估的有效性、新经济企业的主要特性、新经济企业有效估值的方法等三个方面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对香港新经济企业普遍估值过高现象进行剖析并指出原因所在，强调有效评估在新经济企业估值中的关键性及重要性，并以三家知名新经济企业作为实际案例阐释有效新经济评估的方法和结论，赢得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和关注。

黄玮博士表示，新经济企业估值没有绝对的估值方法，估值的关键在于合理地反映新经济企业的潜在价值以及考虑相关风险。在确定新经济企业的估值方法时，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在传统评估方法的基础上加以调整QS100名校留学，这样才能科学合理地确定新经济企业的价值。应针对新经济行业的特性、新经济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及其未来潜在获利机会等内外因素进行分析，再选择估值方法。

当采用市场法时，除了考虑以财务数据而得的历史价值倍数，也需要研究是否存在与新经济行业指针有关的价值倍数。由于新经济企业的价值多体现在未来的收益，亦可尝试采用远期价值倍数(- )。

当采用收益法时，管理层在编制财务预测时需准备年期比较长的现金流以反映企业未来由高增长到稳定增长带来的现金流，并适时对财务预测作出修正，反映大环境以及企业本身策略性的改变。在进行评估时，除了采用应用情景分析及在折现率中考虑相应的企业风险，还需考虑是否有终值的存在。当初步得出估值后，亦需定期根据管理层的商业计划及财务预测作更新，以反映市场及新经济企业本身的不确定性。

黄玮博士最后表示：“新经济企业的有效估值是经验判断和严谨分析的结合，期待业内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新经济企业估值，并在传统评估的理论上勇于尝试改变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