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香港新城数码财经台高级监制兼主持人淘沙

作为二战后重建计划的一部分，IMF[微博]于1947年3月1日正式运作，与世界银行[微博]都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产物。尽管因为美元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3年宣告结束，但IMF和世界银行仍得以存在，继续发挥作用。

IMF的主要工作是记录各国之间的贸易数字和债务，主持制定国际货币经济政策在香港上金融类博士需几年，那些年从IMF出来的首席经济学家们，为成员国的短期国际收支逆差提供信贷支持；世界银行则主要提供长期贷款，向公司、个人或政府发行债券，将所得款项借予受助国。

简单说，世界银行像投行，多做项目；IMF更像核数师，因为是对国家做宏观咨询，虽不是每个国家都会伸手向IMF借钱，可一旦有个危机，求助的金额可都是以亿为单位的，还是美元计价的。

这也是IMF能培养出大量经济学家的原因，因为他们需要评估需要贷款国家的真实经济状况，才能制定政策。而国际经济学界也有这样的说法，还没有政府因为借钱给IMF而出现过损失，IMF的研究实力可见一斑。

作为经济学家的黄埔军校，在IMF做经济学家是一种什么感受呢？

IMF培养经济学家最精英的项目是 (EP)，进得了EP，不亚于本科拿到哈佛的录取通知书，刚毕业就能去高盛，胡祖六、哈继铭、汪涛等等都是这个项目培养出来的。世界银行的对应项目是YP(Young )，走出来的代表财经名人是许小年[微博]、谢国忠。

EP可谓百里挑一，每年平均1500个申请者，最后录取的经济学家也只有20-40个，招人标准非常严格：学术过关，34岁以下，博士毕业一年内，英文口语和写作得流利，做得了分析、实践和研究，还得有自己擅长的研究领域，不能怕出差， 188个成员国派你去哪，都要能懂国家内部的不同行业及内部联系等等。

如果没进入EP，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进入IMF。IMF欢迎有一定事业基础(多半是有央行工作背景)，拥有经济、金融相关的研究生学历的人才。因为央行、IMF所从事的研究都是 ，GDP增速定在多少，为什么定在这个数字等政策研究；而投行等经济研究部门所从事的是 ，是在经济政策已定的基础上，告诉市场未来政府会做什么，分析影响，并不参与及影响既定政策。

虽然能进去IMF的经济学家都是学霸中的战斗机，但要怎样完成从象牙塔到政策影响者的转变，就要再来说说IMF的系统性培养。

以三年的EP项目举例，经济学家要首先在功能组别或国家组别工作一年，第三年开始在IMF内部尝试找到最终定岗的工作。

功能组别分以下几类：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外部经济，实体经济。试想刚毕业的博士们，在学校做的更多的是研究，建建模型，进入IMF的任何一个功能组别后，就需将理论结合实践：国家报上来的数据，是需要检视的，货币增速M0、M1、M2的计算，是比想象中难的，储蓄投资缺口也要切切实实做出来，项项皆清楚的。

而188个成员国，就把国家组别分为撒哈拉以南非洲、亚太区、欧洲区、中东中亚区、西半球。没跟IMF借钱的，属于 ，IMF对他们没有约束力，一般是一年和国家相关部门检讨下政策，写份报告，了解国家的经济发生了什么，未来的焦点是什么，IMF应该做什么，又能对政府政策提出什么建议。

如果国家陷入了危机，向IMF借了钱，那么就成了 ，也是IMF内部乃至全球的焦点国家(比如现在的希腊)。IMF对这些国家有巨大的约束力，央行、财政部等政府机构，是有义务第一时间向IMF提交数据的。如果危急时刻被任用，是经济学家真正影响政策时候，因为贷出去的款项，必须有借有还。

假设两年内批准了30亿美元的贷款额度，那经济学家每隔三个月就要去检查一次，此前提出的财政、货币政策等目标有无完成，完成了才能借出下一笔贷款，并给出下季度的目标，直至国家走出危机。

所以和平时期，经济学家们需要磨练内功，了解国家的经济运行状况，一旦危机时刻被委任，才能真正影响政策美国top30名校留学，帮助一方民众走出困境，做出自己的贡献，也更容易获得晋升职位。

是的，IMF内部的经济学家也是有职位高低的。一般EP进去从A11开始做起，两年一升，到A15是最高；然后B1-2便进阶到处长级，B3是助理局长，B4是副局长(如重返IMF的何东)，B5就是局长了。再往上就是副总经理( ，如中国的朱民)，最高的大boss就是MD拉嘉德啦！

MD只有一个，DMD也只有四个，IMF并不是一个当官的地方，对经济学家而言，这是一个接受系统训练的地方。不论你想研究什么，内部有同事专家请教讨论，间中还有美联储等外部机构互访；研究概念首先有和实际的结合，其次也是通过很多轮的思考、讨论、甚至挑战才锤炼出来的，因此结论很扎实，经得起推敲。

IMF对经济学家的培养，是对他们数据分析方法的培养，不管以后从事什么，套路不会差太远，只是个人在分析后的观点不同。

离开IMF后，经济学家最多去的都是投行，身份的转变是：从告诉政府你应该做什么(帮助国家摆脱经济危机等任务)，转变为告诉投资者政府今后会做什么(帮助客户赚钱是主要任务)。

他们的优势在于，更能体会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时候的制约，会更加务实、有全局观；虽然市场的喜好肯定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但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是次优选择的结果，这不一定是市场能考虑到的方面。

那么过去几十年中，IMF又培养出了哪些中国经济学家呢？(以下排名按进入IMF的时间顺序)

胡祖六

清华硕士，公派至哈佛攻读经济学博士，导师是大名鼎鼎的拉里•萨默斯。1991年博士毕业后，在萨默斯建议下，年仅28岁便进入IMF工作，先后任职于亚太局、财政事务局和研究局。1996年离开IMF，成为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1997年加入高盛，2010年从高盛退休时，职位是高盛集团合伙人及大中华主席。之后创立春华资本。

林建海

乔治华盛顿国际金融博士，1989年进入IMF后，先后任亚洲部经济学家，政策发展与检查部高级经济学家，融资财务部局级官员，2009年被提升为高级顾问，2012年3月起担任IMF秘书长。

林寿康

布朗大学货币经济学博士，担任过IMF国际部经济学家，之后成为香港金管局货币管理部高级经理、德意志摩根建富公司新兴市场部经济学家、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国际部副主任。2000年加入中金公司，是朱云来在中金最信任的人之一，2014年朱云来离开后，代为履行中金总裁及管理委员会主席的职位。

哈继铭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经济学博士生，美国堪萨斯大学经济学博士。1993年起成为IMF经济师，1999年起成为IMF驻印度尼西亚代表，2001年至2003年成为香港金管局经济研究部高级经理，之后回归IMF任高级经济师。2004年成为中金首席经济学家，2010年加入高盛，现为投资管理部董事总经理。

彭文生

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硕士，英国伯明翰大学经济学博士。1993年进入IMF，任亚太部经济学家，负责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研究和政策咨询事务。1998年就职香港金管局，任经济研究处和中国内地事务处主管，2008年成为巴克莱资本中国经济学家，2010年成为中金首席经济学家，2014年出任中信证券全球研究部主管及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蒋国荣

迈阿密大学硕士，康奈尔大些经济学博士。1995-2003年加入IMF，之后在香港金管局任高级经理，国际结算银行亚太区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2004年加入中金，属于市场少见的经济学家型投行家，秉承中金的风格，非常低调。2014年加入瑞银，负责中国投行业务。

马骏

1988年至1990年任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1994年获乔治城大学经济学博士，1992年至2000年先后于世界银行及IMF担任经济学家和高级经济学家。随后加入德意志银行，任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及策略师，2014年4月，终于回归体制内，成为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

汪涛

纽约大学博士，1997年加入IMF至2006年，随后成为BP亚洲首席经济学家，2008年至今，担任UBS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黄海洲

印第安纳大学商业经济学与金融学博士，1998年至2005年间，任IMF货币汇兑部、欧洲部和研究部经济学家和高级经济学家。2006年成为巴克莱大中华区研究主管兼首席经济学家在香港上金融类博士需几年，2008年起任中金首席策略师。

梁红

乔治城大学经济学博士，1998年其供职于IMF若干个亚洲国家代表处。2003年加入高盛成为经济学家，2008年加入中金，曾任资本市场部董事总经理及研究部负责人，2014年接替彭文生成为首席经济学家。

何东

剑桥经济学博士，1993年起于世界银行供职，1998年成为IMF高级经济学家，直至2004年8月加入香港金管局，并在2009年8月成为助理总裁，负责有关货币及金融稳定研究事物。2014年10月重回IMF，成为货币及资本市场局副局长。

王庆

马里兰大学经济学博士，1999年至2005年在IMF，分析亚洲、东欧以至中东地区成员国的经济情况，2005年成为美国银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及策略分析主管，2007年接替谢国忠担任摩根史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2011年加入中金成为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直至2013年4月加盟重阳投资，成为公司总裁及合伙人。

崔历

西北大[微博]学经济学博士，2000至2008年间任IMF中国市场资深经济学家，之后两年担任香港金管局外事部主管，2011年成为苏格兰皇家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2012年领导高盛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现已离开高盛。

姚余栋

赴剑桥攻读经济学博士前，是国家经贸委企业司科员，2000年博士毕业后先成为世界银行咨询顾问，2001年加入IMF，直至2005年回国担任黑龙江招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2009年成为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二司副巡视员，2015年1月起成为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正司局级)。

丁爽

人大硕士及约翰霍普金斯工商管理硕士，1993年至1997年任职于人民银行国际部，1997年8月由人行借调至IMF，2001年后正式成为IMF资深经济学家，参与跨国经济研究、政策制定和贷款计划。直至2011年加入花旗担任中国高级经济学家，2015年4月加入渣打银行[微博]，成为大中华区研究部主管。

张智威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经济学博士，在加拿大央行工作一年后，于2002年加入IMF，2008年任职于香港金管局，2010年成为中金经济学家，2011年7月任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2014年10月，接替马骏，成为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邓敏强

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2005年起成为IMF经济学家，先后在欧洲、英国、墨西哥从事经济研究，2011年加入香港金管局，次年加入高盛香港，任资深中国经济学家。

沈建光

赫尔辛基大学博士，麻省理工经济系博士后，1999年成为芬兰央行经济学家，2003年起担任欧洲央行资深经济学家，2006年至2007年10月成为IMF的经济学家，随后加入中金香港，负责发达国家宏观经济研究，2010年5月起任瑞穗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杨婕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博士，2007年成为IMF经济学家，2011年来港成为未来资产证券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此后 Times的一篇文章，令其成为80后最红经济学家，一时间红遍媒体。2013年5月，加入对冲基金 ，负责亚洲市场研究，由于公司合规原因，不再接受媒体访问，淡出公众视野。

朱民

约翰霍普金斯经济学博士，1990年任世界银行政策局经济学家(顾问)，1996年起先后任中国银行行长经济顾问、中银国际控股公司董事、中银国际金融研究所总经理、中银香港重组上市办公室总经理、中国银行重组上市办公室总经理，中国银行行长助理、副行长，2009年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2010年担任IMF时任总裁卡恩的特别顾问，2011年正式出任IMF副总裁，也是史上首位进入IMF高级管理层的中国人。

从这些经济学家离开IMF之后的职业生涯不难看出，多数回到香港从事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第一批吃螃蟹的胡祖六、哈继铭年代，适逢中国改革开放之时，他们海归之时，市场上仍是外国人占据中国宏观经济研究，有全球视角的中国经济学家可谓是零供给。

他们开启的，是中国经济学家最黄金的时期。世界经济平稳，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市场红火，中国背景的经济学家求小于供，彭文生、汪涛、马骏、黄海洲等，全面取代了老外首席们。

而新生代的经济学家的登场时间，恰逢次贷危机前后，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和市场都开始走下坡路，市场上的经济学家也出现了供大于求的情况，不难看出张智威等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看法也比前辈悲观。

撇去大时代背景，这些履历极其优秀的经济学家，仍有难以突破的天花板。最为典型的要数胡祖六。当年加入高盛之时，被世界银行研究员邹恒甫批评，“胡祖六不搞学术进投行，是对经济学的背叛。”而当他47岁从高盛退休之时，关于他进入国有银行、监管机构乃至决策部门的猜测不绝于耳，虽然传言被其本人亲口否认，但还是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甚至有网友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胡祖六河蟹四宗大罪》，认为与高盛“藕断丝连”的他，不能回到体制内。

事实上，海归回归体制内、担任高层的事例屈指可数。一是2010年2月，PIMCO董事总经理朱长虹[微博]回国，任外管局首席投资官，协助管理2.3万亿美元的外储；二是2010年4月，前德银亚洲区总裁张红力，任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三是2014年4月，德银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出任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四年后，朱长虹离职，本人和官方都未给出解释；张红力则被老东家德银告上法庭，向其索赔630万美元。

而马骏之前，还没有一位市场经济学家回归体制内的。原因也许很复杂，比如人行是否欣赏这样的经济学家？是否有这个需求？领导一旦开了海归的口子，要怎么稳定体制内慢慢往上爬的人？海内外的研究分析方式有无矛盾？最终给的职位，是否真的有政策影响力？

但IMF所展现的情况也说明，和平时期需要经济学家了解国家经济运行状况，一旦有了危机，才能用兵一时，发挥真正的政策影响力，在IMF做经济学家是什么感受不重要，重要的这些感受、经验，能被真正用去哪里，能否有所作为。

在香港上金融类博士需几年，我在北大法学院的八年：忆与吴志攀教授交往点滴

屈指算来，我入北大法学院读本科已经是整整十五年前的事情了。

燕园经历

我祖籍四川成都，在蓉城出生、长大、并完成中小学教育。自1993年9月作为高考毕业新生进入燕园、至2001年9月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法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在这八年的岁月中，我在北大先后完成法学本科、法学硕士阶段的学习并取得学位（本科班主任是英年早逝的张建武老师，硕士导师是王守瑜教授），并考入吴志攀教授门下攻读金融法博士学位。惜在其门下学艺只得一年便告别老师，追随当时已先赴异域求学的新婚夫君远渡重洋而去。

于今看来，当时的选择未免有太多不周、不慎、不全之处，年轻的自己无论是在学业安排、还是在处事为人方面都太过轻躁随意，至今思来仍时时自悔。蒙吴老师宽厚仁爱，未曾因我学艺不精、半途而止而淡了这份师生缘，数年中仍时时有所垂询，对手机短信与电子邮件更是封封必回，令我这颗曾经那样惴惴不安的心渐渐地终于去除了忐忑。

初闻师名

虽然正式在吴老师门下受教只得一年，但我识得吴老师却已有十五年。第一次具体地了解“吴志攀”这个名字所牵联的信息，还是在1993年本科入学不久，于北大三角地对面的一溜儿玻璃橱窗中的展板上。那时吴老师作为法律学系（那时法律学系还未建院，系主任是尊敬的魏振瀛教授）的学术新进，同武树臣老师一起被重点介绍。两位老师都还年轻，应该均不到40岁，已经在各自的领域内做出了优秀的成绩。

接下来所听到的关于吴老师的故事，来自于我的本科同学金香月。香月是一位勤奋用功的朝鲜族姑娘，第一外语学的是日语，与我是同一个学生宿舍的室友。香月大约在本科三年级左右，通过了法律学系的选拔，得到了赴日本新泻大学法学院留学的机会。那时吴老师任副系主任，主持了那一次对赴日学生的选拔工作。香月在此过程中，有机会感受到吴老师的工作风格及待人接物的态度，回到学生宿舍后便同我们讲起她对吴老师的印象：

“吴老师原来是四川人，在青神插过队作过知青。”

“吴老师对我们很和蔼，想不到他还同我们聊家常来着。他谈到妻子长期以来身体不好，所以他之前有一段时间不得不做兼职律师养家，因此还耽误了学问。”

……

这便是我在自己同吴老师近距离接触之前，得到的对其最早的形象化的描述——香月的话语所勾勒的人物流露出的是淡淡的温情、诚恳和平常心。

初识吴师

后来我于本科三、四年级时修了吴老师讲授的《银行法概论》和《金融法概论》两门课程，才对吴老师本人渐渐熟悉起来。当时最深的感受是吴老师讲话温言细语，懂得养护精神和气力——一个星期中有两个晚上要对着两三百人的课堂讲大课，对嗓音和体能的耗损不容小视。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与当时庞大的听课学生人数相关的一个背景：我所属的1993级（1997届）法学本科生在北大历届学生中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一方面，我们是北大取消一年军训之后首届入学的新生，因此我们与在石家庄军校渡过大学第一年时光的1992级本科生同时进入燕园开始专业课的学习；另一方面，我们入学时昌平文科分校尚未竣工，因此我们的大一是在燕园度过的，而后来入学的大一新生从1994级开始，都在昌平分校学习一年。因此，我读本科期间，大多数的法学专业课都是两届学生（93级同94级）一起上，故课堂的规模有时是非常可观的，也为授课老师、包括吴老师这样主讲数门必修课的老师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吴老师在灯影憧憧的晚堂上对着系在领口的微型扩音器讲课的影像，至今仍印刻在我的心底。

而我同吴老师直接打交道、并给吴老师留下个人印象的第一次经历，却要一直等到了我本科即将毕业的时节才发生。很惭愧，如今追忆起来，我还不得不说，那虽然是一个很好的场合，但我第一次给吴老师留下的却并不是什么好印象。

那是1997年的事了。我本科阶段成绩不错，在法学院教务对应届毕业本科生的功课所进行的加权排名中，列93级第一名。其实，如果不是我们那一级的佼佼者、成绩优异的浙江才子陈炜衡（其研究生学习期间也就读于吴志攀教授门下，并取得哈佛法学院的硕士学位，现在香港执业）在本科的最后一年去了日本东京大学留学，我毫不怀疑，以年级头名毕业的一定是他，而不是我。幸运的我，与排名92级第一的李莉、以及94级第一的小赵同获由国方律师事务所设立的首届“国方奖学金”，而时任系主任的吴老师主持了颁奖仪式。当时美国藤校留学，领奖的同学每人有机会讲几句感言，我应该也稀里糊涂说了些什么，现在都不大记得了。

颁奖仪式结束之后，吴老师将我唤到一旁，说了一句让我立时面红过耳的话：“你这个小姑娘（那时我身形瘦小，面容青涩），以后注意呀，在这样的公共场合要保持眼神专注，不宜东张西望，眼光四处瞄。不然，很容易让人对你留下骄傲和目中无人的印象。”啊……晕……！我当时的窘样一定很生动……想不到，吴老师说话这样直白啊；也想不到，我同他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居然是这样的一堂礼仪课啊。后来同吴老师更熟悉了才知道，原来他很注重对年轻学生的待人基本规范和教养的培养——我印象中，他指导的研究生个个待人接物都有章法，大方得体，礼貌周到。……无论如何，我给吴老师留下的第一印象应该是比较糟糕的。

“五好先生”

我本科期间的班主任、敬爱的张建武老师在2003年夏于北大法学院副院长任上不幸因公殉职，倒在了赴吉林招生的高速公路上，永远离开了年轻的妻子谷凌老师和幼子皮皮，时年仅34岁。法律系93级这个集体是建武老师从北大毕业留校工作后所担任班主任的第一个班级，而我是建武老师所迎接的这个班级的第二个学生（第一个学生是来自东北的孟庆炎，现在北大党委组织部工作），而且来自他颇有好感的四川——后来据他说，这大半因为他是半个四川人（母亲来自四川），并且他极为赞赏的本科同学兼好友尹艳女士也来自四川。建武老师同我、同我的同窗，后来都建立了深厚的手足情谊。

对于他热爱的93级同学来说，建武老师本人在哪一方面都是个模范——忠厚、勤奋、正直、爱心浓浓、责任心重重……而在同我们交流的过程中，作为模范的建武老师则时时流露出对朱苏力教授和吴志攀教授真挚的尊敬——他认为苏力老师是出类拔萃的学者，是为北大法学院的学术扛旗的人物；而对于吴老师，他则着重强调法学院众老师赋与其的雅号——“五好先生”：好学生、好老师、好领导、好同事、好丈夫。建武老师的这些话多年来常驻我心：令我如此敬佩的建武老师如此敬佩的人，绝对有着强大的人格魅力。

关于这“五好”在真实生活中的体现，与吴老师有所交往的人士曾经举出过很多具体的实例来佐证和说明。在这里，我只是想从我有限的所知，来谈谈吴老师作为“好学生”、“好丈夫”和“好老师”是怎样践行的。

“好学生”

只要看看吴老师对其业师芮沐教授是如何执弟子礼的，就可以一窥端倪（吴老师在2007年于芮先生99岁华诞之际曾赋文纪念，以铭师恩，文中的真情切意娓娓流动，感人至深：见《芮先生对我的教诲》：）。我的先生郑戈于1998年从北大法学院博士毕业留校任教之际，吴老师时任院长，曾经给他们几位新留校的年轻教师们做过上岗辅导，其中专门讲到一条“尊重老师”的道理：“你们这一代学人受教育的条件普遍好过你们的老师辈，两代人的知识结构和知识积累不尽一致。也许你们当中有些人比自己的老师学问更好，但任何时候都要尊重老师，不要瞧不起老师。”吴老师的这番话对郑戈影响非常深，以至于他后来将这番话原封不动地转述与我，让我也记住。

“好丈夫”

吴老师与妻子之间如何相濡以沫、共同走过多年的甘苦，其身边亲近和熟悉的人们都有目睹耳闻。我本人第一次见到吴老师的妻子、并听师母自报家门叫“杨锐”，是在我考入吴老师门下读博士那一年的中秋节。

那是2000年9月的事了。吴老师携着师母，同北大金融法中心的同事和学生一道茶聚，同时也让新入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同老师和同学们熟悉熟悉。大家先来了一番自我介绍，而且是从吴老师那里开始的。吴老师中规中矩地报了姓名和职务，接下来轮到坐在他身边的师母——吴老师当时乐呵呵地对妻子说：“对。你也是北大人，也该自我介绍介绍。”当时得知，这位名字带着英气、说话清脆动听的师母正担任着国学大师、尊敬的季羡林先生的秘书。师母话不多，茶聚期间一直坐着微微地笑。我记得她留着轻快的短发，朴实而优雅。我当时心里曾想，师母想必没太记住坐在角落里、因为喉咙发炎不能出声的我吧。想不到不久之后打电话到吴老师家，是师母接听的，听我报出名字后，她确实记得我呢，很亲切地话了家常。

入学月余，吴老师约我与同门郭雳，在某日清晨赴北大小南门对面的长征饭店，同老师及师母共进早餐。那一天长征饭店的早餐真的很棒在香港上金融类博士需几年，我在北大法学院的八年：忆与吴志攀教授交往点滴，我尤其喜爱那里的冬菜包和豆腐脑，不客气地饱饱吃了一顿，倒是郭雳秀气些——吴老师同师母不停地嘱他多吃点、吃饱点。那时候正值吴老师一家同北大很多老师一道，准备迁入学校分配的蓝旗营寓所的时刻。此前，吴老师一家三口一直居住在中关园的两居室中——那里我从未有机会造访，但我的先生倒是受邀拜访过一次，回来后还讲起那里如何逼窄的情状。迁居之前，对新居进行装修整葺的累人活儿全由师母操持，因为根本指望不了工作上忙得不可开交的吴老师。而那一天的早饭之后师母就准备“上岗”——我还记得，她那天早上戴着一顶简单的遮阳帽，爽朗、干练、心情愉快、充满活力，虽然等着她的是一日费心又费力的劳作。

多年之后，我有机会在香港听到吴老师讲起对妻子多年来默默照顾家庭、支持和成就他的学业和事业的感念，也听到吴老师讲起对家庭的责任、对家人的亲情。我记忆犹新的是他的这么一段话：“我于1990年代初赴哈佛法学院访学，一年访问期满之后，本来那里的教授想再挽留我一年，但我回国时发现，年幼的女儿见到爸爸居然怕生，躲在她妈妈身后不敢站出来——当时心中充满了震惊和痛楚，殷殷求学之心不可以令亲情牺牲到如此地步啊。个体在家庭中、在社会中都有应尽的责任，要完成这些责任的。当时真是觉得对不住女儿，也对不住妻子。”吴老师后来婉拒了哈佛教授的挽留。

“好老师”

这里要提及我在吴老师门下读书的同门。我们那一级攻读金融法博士学位的有3名应届硕士毕业生——我本人、以及前面提到的大名鼎鼎的郭雳（现于北大法学院任教）和同样大名鼎鼎的罗培新（现任教于华东政法大学）。郭雳是北大法学院92、93级本科生中的传奇人物，山西省1992年文科高考状元，年纪小过晚他一级入学的93级学生中的不少人（包括我自己），在北大读书数年期间各方面表现无比地优秀——不仅是无可挑剔的学业。吴老师任法学院院长期间，已进入硕士项目的郭雳因为表现出色，得到组织上的信任，曾经担任过本科生的班主任。郭雳在1998年百年校庆期间因负责学生工作一度累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吴老师后来在我们读博士期间还心疼地提起这件事：“当时要真是有什么事情，可怎么向你们的父母交待啊！”

我在吴老师门下受教的日子虽不长，但也足够我在耳濡目染中学到一些治学的基本功。例如，吴老师督促学生要“勤”，这个“勤”是勤动手的意思，主要是勤写学术文字。他念念不忘向学生推荐的一个励志性事例，是他某次出席国际学术会议所碰到的一位日本记者：那位记者手里总是拿着个小本子，往上面记啊记啊记，“不浪费一分一秒，总是写着字儿”！当时听吴老师讲来真的觉得很受教，虽然觉得自己还是很难做到“笔耕不辍”到那位日本记者的程度在香港上金融类博士需几年，但这个例子所体现出来的“勤”的意味、对事业深度投入的精神，却是深入我心。

吴老师自己多年来，一直在身体力行何为“勤”——他在金融法研究方面丰硕的学术成果、数年耕耘之下辛辛苦苦指导毕业的一批批硕士和博士、以及一滴滴心血打造出来的“北大金融法研究中心”这个以出精品学术产品和与实务高度契合来定位的品牌、还有多年来相继在法学院和北大担任繁重行政工作所创造的成绩……这一切不仅记录着一个勤奋者在途中奔波跋涉的一个个足迹，更是写满了一个充满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当代中国人对生命的透支——那种义无反顾、忘我和充满幸福的透支。

“早上七点开始伏案工作（包括回复学生的电子邮件），结束工作后晚上回到家时，经常碰到女儿已经熄灯就寝的情形，因此一天之中竟然没有机会同她说说话。我们这辈人之所以这样，只是因为希望趁着还有精力，可以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为中国的教育做点事情，为你们做点事情。”这是2003年左右吴老师在北京——多伦多的越洋电话中同我讲到的一段话，当时心中那种深刻触动的感觉，现在还仍然可以重历。

在推动中国教育事业方面，吴老师津津乐道的同道者中有一位来自香港的梁定邦先生。梁先生为中港两地杰出的资深金融学者，曾任香港证监会主席和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梁先生从1990年代初期就受金融监管机构的邀请来到内陆，热心帮助内陆建立、健全资本市场及其监管架构，其间曾经深入高校，引入现代金融教学的理念并协助实施。我在北大读本科期间，就好几次有机会聆听梁先生本人、以及他所邀请的中外金融专家的讲座，次次座无虚席，反响热烈。据吴老师介绍，这位他非常敬重的梁先生早期赴内陆义务讲学，还要自己承担路费——“自己买飞机票，还乐此不疲。”吴老师慨叹。

在听过吴老师这样的感叹数年之后，如今在香港大学法学院任教的我有机会重遇梁先生，其人对提携后进、鼓励年轻学人的热忱不减当初，还慷慨地为我本人在从事学术事业之后的第一部专著撰写了阅评（比起我的同门、如今已经硕果累累的郭雳和罗培新来，我在自己的点滴成绩面前真是汗颜了）。吴老师和梁老师对发展中国教育事业的那种尽心尽力，如出一辙，我们这些有幸享用了宝贵的教育资源的年轻人，怎敢不努力、不求进步呢？

才子和动物之友

作为一名知名法学家，吴老师是他们那一代人中真正的才子——他擅于画艺，于今已经出版过好几册精致的漫画册自不待言（这些漫画册并不公开出版，而是限量制作，赠阅友人和学生）；他的那一手秀丽挺拔的书法（我第一次看到吴老师漂亮的钢笔字，还是在2001年夏于绪刚师兄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于一份导师写就的书面材料上）、在适当的时节和景况下吟哦成诗的才情（师妹董华春结婚时，吴老师曾送了自制的藏头诗为贺礼）、心境和合时挥就篇散文喻事抒怀的情致，也在友人和学生中传为佳话。

我还记得吴老师2006年10月访港参加中文大学法学院成立庆典，其间抽空同几个学生小聚，大谈他当时正在孜孜实践的“手机散文”——每日电信商限发70字手机短信，以散文为体——“70字以内要讲出点儿有意思的东西，对作者来说还真具考验性。”吴老师说。当时我只觉得，他的爱好还真有些别致（其实我当时差点冲口而出——“您的爱好很有些另类呢”）。

这些年来也曾经数次地听吴老师、师母和其他人谈起吴家的“编外家庭成员”——猫猫、狗狗，至于到底有几口我则不甚了了。当时曾经很费劲地去想象，在迁入蓝旗营之前的数年间，中关园那狭小的两居室是如何容纳一个三口之家同这些猫猫狗狗共同栖居的？

“我家那只狗狗是勃美（宠物狗的一个品种），聪明得很，有7岁孩子的智力呢，得认真对待她（他）。”曾经听吴老师严肃地说。同样热爱动物的师母还曾同学生戏言，猫猫狗狗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甚至还超过了吴老师呢——“女儿排第一，猫猫（狗狗？）第二，爸爸就委屈一下，第三啦!”无需说，照顾心爱的动物的任务自然也是落在师母的肩上——可以想象一下，日常需要对此持续付出的爱心、耐心和辛劳是多么地沉甸甸啊。换了任何一个心灵不细腻、情感不温存、缺乏同情心和对生命的敬意与呵护的人，这样的工作一定做不下来的；要勉强做下来也一定是横眉竖眼，不会像师母那样，为此而真诚地快乐和满足的。

老师与我

吴老师与我，相聚相交的时间真的很短暂。也许是因为颠沛数年之后，我最终未能学成过硬的技艺，我始终不敢将自己视作吴老师亲授亲传的弟子，怕自己比起众同门的落后拖累了师门，但心里又始终希望自己可以是吴老师亲手带出来的、可以令他偶尔也能感到一丝欣慰的弟子。这样的心态伴随着我这些年逐渐的成长、成熟，时时地给我压力和激奋的动力。

说来很有趣，我自以为一直没有机会向吴老师充分地展示自己——性格、爱好、品性长短等等（除了一开始很糟糕的“不规范的眼神”以外，呵呵），推断吴老师多半应该是不太了解我的。但出乎意料的是，曾在台湾东吴大学法学院任教的杨桢教授，一位长期致力于推动两岸学术与文化交流、并多次亲赴北大讲学且送赠图书和设立奖学金的谦谦师长，有一次曾向我随意地提道：“吴志攀老师同我和杨师母说起，你会讲俄国话，还会唱越剧。”

我惊异了——我的第一外语确为俄语（因此后来学英文下了不少苦功夫），也确实在北大法学院的联欢晚会上表演过越剧演唱（当然是非常“勇猛”的业余水平），但从未向吴老师披露过，他是如何得知这些边边角角的琐事的呢？只能解释为吴老师心细、体察入微了，对学生的情况知悉和把握得比学生意想中的多——我一直记得自己当时心中又惊诧、又欣喜的感觉：毕竟老师还是知道你的一些事。

结语：暴瘦的老师、苍凉的银丝

上一次见到吴老师已经是两年之前的事了。说实话，看到他时吓了一跳——一个原本有着宽阔腰围、并因此犯愁的人（吴老师说，这是因为工作紧张、作息规律失调、以及时时出于应酬的需要而饮酒的原因；他还明言，担心这对健康不好），突然之间落了二十几斤体重，变得暴瘦，头发也掉得厉害，整个人好似老去了十几岁。怎么回事？要知道，吴老师那个时候还未满50周岁啊！工作的长期操劳和紧张是唯一可供解释的缘由——一直以来他都太投入了、太不爱惜自己了、太不懂或是不舍得休息了、太……

我不敢多问什么，只是和一起聚会的同门提醒吴老师“还是要保重”、“还是要注意身体”，而吴老师则微笑着点头，让我们放心，也嘱咐我们注意身体。特别是对我这个刚刚开始教书、步步走来吃力的女学生讲，“女孩子还是不要太拼命。”短聚之后，吴老师匆匆返京，又投入到北大的繁重工作当中去。此别之后，我未曾再见他，心里还一直惦记着他留给我的那几份他亲手签了名的漫画册——吴老师说过，一定要亲自将这些以心血绘成的画册送到受赠者手中，他人不可以代领的。

而终于再见吴老师，却是前几日在同门罗培新的博客上——那里贴出了吴老师11月间在华政就全球金融风暴进行公开讲座的照片。吴老师就端坐在照片里，却已是’两鬓斑白，银丝稀疏’（罗培新言），而与之两相对应的心境也应当是悲凉的——在最近的风波中，老师和师母所经历的折磨实在是太深、太重、太苦了。

我的这篇文字，全部出于真情，出于对吴老师和师母不移的信任、关爱、还有坚定的支持。在回顾自己在北大读书、成长的过程中，体味那些同吴老师、师母相交的点滴，那些绽放光华的点滴。在自勉的同时，也期待着对老师、师母带去一丝安慰。风波终会过去，公道、和谐与社会进步的到来一定不会太远。

2008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