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6年11月11-12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举办了一场题为“一带一路：中国、内亚与东南亚的历史交流”的工作坊，此次会议是在哥大魏德海东亚研究所与东亚语言及文明系的赞助下，由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研究讲席滕华瑞教授与东亚系博士生孔令伟共同组织，邀请了十二名在中国、内亚与东南亚研究方面的杰出学者与学界新锐，通过“一带一路”的视野，重新检视历史时期中国、内亚与东南亚之间紧密的文化交流。

12月4日，历史研习社（ID：）“微课堂”邀请了参与此次会议的四位青年学者——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陈博翼、爱默蕾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卢正恒、印第安纳大学内陆欧亚学系博士候选人蔡伟杰、哥伦比亚大学东亚与历史学系博士生孔令伟继续工作坊的讨论。四位学者与听众分享哥大工作坊的部分讨论以及他们的与会心得，希望沟通海内外关于“一带一路”的前沿研究，鼓励青年研究者投入东亚、内亚与东南亚的研究，从多元的视野思考中国与域外。

陈博翼、蔡伟杰：流动的“中国人”

首先发言的陈博翼分享了会议上有关人群流动和交流的讨论。东南亚史权威学者Eric 教授在会议讲座上提醒读者，在公元7-17世纪大概一千年的长时间段中，东南亚和中国存在着长期的交往，这种交往比我们现在所知的要深远得多，广泛得多。Eric 教授在讲座中举了一些例子，比如他小时候在小溪里面游泳，会被那些残留的中国瓷器划破脚。

陈博翼说，事实上，华商很早就涉足到了很远的地方。在中国东边，不仅是沿海，对内陆，如菲律宾等群岛内部，甚至远到临近大洋洲的特纳岛上，都有华商的渗透，他们会倒卖物品，特别是香料。而在西边，除了印度南边零星的据点，华商会在马来半岛让土著到悬崖上给他们采燕窝。这种广泛交流的证据可谓无处不在。

丹麦商人科尔特忙迪（）1673年所描绘的万丹社会名流。左起：“摩尔”或印度穆斯林商人、爪哇贵族、中国商人。图片出自《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

关于海上丝绸之路有很多问题在学界一直在争论，比如丝绸之路的概念问题、起点之争——泉州、广州和刘家港究竟哪个是起点，海上丝绸之路真的有起点吗？甚至有人怀疑海上丝绸之路是不是真的有“路”。陈博翼认为，确实存在海上经济和人员交流之路，但海道复杂，海上丝绸之路事实上有很多条“路”，港口和据点只是连接了这些经济、人员和信息。同时他指出现在很多研究的不足。比如，一些研究局限在点到点，因此区域间的联系就呈现得很少，这导致我们孤立地认识问题；此外英国G5院校留学，即使是聚焦于“点”本身的社区研究，研究所涉范围也非常小，“我们只关心说有多少条船来，运送了多少钱的东西，还运了多少白银、铜钱等等”，对于印度洋贸易规模的估计很不足。而且，当前研究基本集中于南海这个“内海”，即使对郑和船队所到的印度洋和东非零星据点的讨论，也很有限。

陈博翼的研究关注的是当地社区，其中一个研究议题是讨论闽南人怎样在东南亚的不同社区发展出不同的因应形式和机制，学术名词叫“嵌入性和改造性”，这样可以评估哪些实践机制更有效，哪些机制在哪些层面或方面有所缺失，从而造成了一些不幸。所谓“嵌入性机制”是指系统性和结构性的“进入”或者植根于地方社会的过程，这种过程必然引发对当地社区不同程度的改变，由此可以考察这些客寓社会地方政治生态的变化。陈博翼研究的是16-19世纪，涉及会安、巴达维亚（今雅加达）、马尼拉等前近代的东南亚港口城市。在这一时空里，我们可以观察到在越南国家南进开疆、马来城市国家的凝成，还有西欧殖民势力扩张的大背景下，多族群的交织和互动——殖民力量如何大量涌入，然后又怎么实现“在地化”的过程。而做这样一个研究的目的在于，增进我们对于自身和“他者”的理解。这个研究与现实相联系的是全球移民和不定期寓居者共同面临的问题，比如，东南亚的华人大多数来自华南的非常相近的那几个片区，但他们的命运却是不一样的，研究历史的人关心的是，在什么情况下，这种离散族群与地方社区和谐共存，又在何种情况下他们会被排挤甚或清洗，即是何种因素导致这些来自同样地方的华人在不同的聚居社区面临不同的命运。

蔡伟杰与听众分享了两个研究：一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系费丝言教授讨论的明代西南的苗族俘虏和战争以及政权的边疆叙事；二是他自己对清代移居外蒙古的汉人及其后代的蒙古化现象的研究。两个研究都是围绕古代人群之间发生的交流、文化适应甚至身份改变展开。

费丝言教授在文章中强调，在中国西南苗人归顺明朝政府的官方论述之下，其实掩盖了苗人各部利用明朝的力量进行内部斗争的事实。当明朝政府听说有苗人动乱而派兵过去时，却发现这只是苗族内部的纷争，而非请求明朝支援时官方报告中所言的“叛乱”。在这个研究中，费教授利用官修方志、通俗小说等材料，讨论了传统叙事中常常被忽略的性别面向。战争中很多的女性被牺牲，或是被绑架、出售等，这些女性可能是阵亡军人和苗人的家属，因为丈夫在战争中死去，战后她们变得孤苦无依，为了生计，最后可能会被当作商品处理。费教授提醒我们注意这些历史上被忽略的事实。

蔡伟杰自己的研究主要讨论了清代外蒙汉人的蒙古化问题。我们知道清朝透过诉诸族群主权，在不同民族之间创造了各种身份以及地域的差异，而清朝蒙汉关系也是跟着这个轨迹发展的。虽然清代在蒙古归顺后，设置了蒙汉隔离的限制政策，但实际上清朝对汉人进入蒙古这一问题面临着两难的境况。一方面，清廷征讨准噶尔需要汉商运输军需，另一方面，当内地发生灾荒时，蒙古又是疏散灾民的一个好去处，因此清朝对进入蒙古的汉人设立了各种规范。蔡伟杰的研究关注的正是一批违反禁令，长期在蒙古非法居住的汉人。

他通过收藏在乌兰巴托和台北两地的蒙汉民间文书来分析清代中叶移民蒙古的汉人及其后裔是如何进入蒙古社会的，最终又是如何在法律上由移民转变为蒙古人的过程。简单来说，这些汉人移民多半来自山西和直隶（今河北），他们在蒙古逗留的时间超过20年，最长的有40年，这些人会说蒙语、会写蒙文，也有蒙古名字，娶了蒙古妻子，并且生儿育女，对蒙古文化也很熟悉。他们后代也是如此。但是当他们行将就木，或是被官府发现而被迫遣返原籍时，他们的妻小在蒙古就面临孤苦无依的窘境，那他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最后发现他们的处理方式与蒙古人一样：把妻儿和其他财产奉献给藏传佛教的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成为大沙毕（蒙文的）的一部分。通过这种方式，不仅他们妻小的生计和财产能够得到保障，他们的后代也可以登录到大沙毕的档册，其身份就通过这种方式转变为蒙古籍，顺利变成了蒙古人。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汉人移民透过诉诸蒙古的地方制度和权威，来改变自己的法律地位和身份，而不是清朝的中央法规。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游离于清朝政府的管辖限制，逃避国家的监视。

中国的旅蒙商人，上方匾额为蒙汉双语的“协裕和”。

过去学界在讨论“一带一路”或蒙汉关系史时，多半是讨论蒙古人的汉化问题，蔡伟杰则反过来讨论了汉人蒙古化这样一个被忽略的议题。这也说明蒙古人跟汉人在相处过程中，文化认同上是交互影响的，这促使人们关注文化交流议题中的法律面向，移民在当地的文化适应，以及人群身份的转变等问题。

卢正恒、孔令伟：清朝并非闭关锁国

爱默蕾大学卢正恒就一传统认知提出了讨论。在传统认知中，清帝国与锁国是分不开的，但事实上，这一点值得讨论。清朝不一定是锁国的，它在海洋上与东南亚的交流实际上超乎普遍读者的想象，这种交流不是以军事或是经济的直接介入，而是透过当地旧有的体制，对其保持适当的控制。卢正恒用布兰迪斯大学历史系杭行教授所举的例子——清朝时被纳入朝贡体系的河仙港，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说明：这一时期，国家以一种有效的方式来稳固周边，并且从周边的稳固中获取些许利益，从而更有效地控制这个区域。

卢正恒的研究议题也印证了这一观点。他关注的是清朝黄梧的家族，这个家族在漳州，明代时还不是当地的主导宗族；而明清鼎革之际，在清朝政府的帮助下这一家族控制了漳州地区，并且世代担任福建水师提督的职务。清政府透过福建旧有的宗族制度创造出了新的主导宗族，进而稳固沿海的社会秩序和安全。卢正恒也赞同陈博翼的观点：不确定古代是否真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他引申出的问题是，如果存在这样一条海上丝绸之路，那么谁能控制海上丝绸之路，或者说，国家如何控制海上丝绸之路？

他认为，一个国家和帝国若要用最低的成本去控制这些海洋和沿海地区，最好的办法就是雇佣中间人（），即用旧有的秩序来降低成本。而这个策略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一些国家和帝国都曾这么做，比如大英帝国在印度招募的印度精英，或者法国在非洲利用一些部落来做中间人，还有西班牙在东南美洲雇佣一些印第安的精英阶层，把他们纳入基督教会中，藉以降低统治成本、提高统治效率。与这些类似的是，清朝也利用过这一策略，而且非常广泛。例如清朝在越南西山叛乱时，其立场非常明确，他们会挑选自己的中间人，而这个中间人一定是能够让清朝付出最低的成本、获得最稳固的疆域和最高利益的一方。这是清朝统治过程中相当普遍的策略。讨论丝绸之路的情况，也同样如此。

孔令伟的发言主要是讲清朝与西北、西南之间的沟通网络。过去看清代历史，经常会忽视一些周边国家，尤其是像哈萨克斯坦、拉达克、布鲁特（吉尔吉斯坦），巴达克山（阿富汗斯坦）等。这些所谓的“国家”美国东亚研究博士，一带一路︱海外史学博士谈清帝国：闭关的幻觉与流动的现实，更准确的来说，是前近代国家，而不是当代所定义的民族国家，或是拥有完整的边界与主权概念的现代国家。

孔令伟特别谈及哈萨克和拉达克这两个临近清朝新疆和西藏的政权。通过第一手的多语种档案，我们可以知道哈萨克斯坦和拉达克对清朝在中亚的布局与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简单来说，18世纪中期之前清朝和俄罗斯的联系并不是直接经过今天的新疆，因为中间有准噶尔蒙古的阻碍；18世纪以后，因为准噶尔蒙古人被清朝征服，清朝得以通过哈萨克和俄罗斯有更多的接触。另一方面，清朝在17末至18世纪中，通过拉达克和当时的印度，甚至与西藏阿里地区美国东亚研究博士，对准噶尔与中亚进行了大量的情报收集。而在此期间，清朝甚至得以通过拉达克获得印度莫卧儿王朝与沙俄帝国的地理信息、风土人情乃至对方政权的相关情报。拉达克是位于中国西藏西部、北印度以及帕米尔高原间一个非常小的王国，很多人或许觉得这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地方，但事实上它对清朝在中亚的情报网络，乃至于世界地理的认知，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1911年喀什的巴扎。图片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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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流的最后，四位博士对“一带一路”相关历史的研究又谈了些自己的看法。蔡伟杰提到了他最近看到的一则新闻，津巴布韦的总统在国会上抱怨，中国到他们国家（非洲）的工人很多娶了当地的女人。其实，不论是讨论今天的“一带一路”，还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其中人群移动、物品交流、性别问题等始终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也是学者可以进一步研究、讨论的问题。另外，蔡伟杰指出，中国在传统的中亚历史叙事中无足轻重，如今“一带一路”的提出让中亚重新注意中国，也开始注意中国在他们历史上、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这一机遇也推动了中国学界对中亚与东南亚进一步的深入认识。卢正恒认为，“一带一路”有其历史背景，我们不能只关注当下的政治和经济，更应该发现历史在无形中已经建构过的类似的东西，“一带一路”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历史，透过时下反观历史，这也是值得学界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欧洲博士和美国博士，美国博士有多香？深度剖析赴美读博三大优势！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为雄厚的科技人才储备，基础科学研究实力相当扎实。从诺贝尔奖得主的范围来看，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数量位居世界榜首。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在自然科学领域（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的得奖人数远超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英国《经济学人》周刊曾发表过统计，美国大学汇集了世界上7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作为全世界高科技人才的汇集之地QS200名校留学，美国科学家的创新成果层出不穷，在信息产业、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诸多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聚集了诸多全球一流学者的美国大学，整体综合实力也遥遥领先。有着强大科研实力、充足经费支持的美国大学，自然也成为中国留学生追求学术发展的首要选择。

下面，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下美国的博士申请是怎样的。

美国不仅是最受欢迎，也是最独特的博士留学目的地。美国的博士培养体系以综合培训和独立研究为特色，与东亚、英国和欧洲有着根本不同。这些独特的品质增强了美国博士学位的吸引力。与其他国家、地区相比，美国的博士项目主要有以下优势：

//制度优势

美国博士项目时长通常为4到6年，比英国、欧洲的博士课程需要更长的时间。博士的前两年，博士生会学习基础课程，通过第二年的博士资格考试后，才会正式成为博士候选人，开始准备自己的研究课题。这一模式的好处在于培养出来的学生基础扎实，视野全面，更重要的是让学生真正清楚自己的研究兴趣、方向后，再开始做科研写论文，而不是在一开始就要确定自己的论文研究课题。

而且在美国，学生与导师间是双向选择关系，不仅是导师挑选自己钟意的学生，学生同样是在跟多位教授深入交流后欧洲博士和美国博士，再确定自己的导师。

在美国大部分生物医学院系，会通过轮转制度帮助学生匹配导师。第一年的轮转期间，博士生需要在3-4个实验室之间轮流学习和体验，然后再选择加入一个实验室进行科研，并确定最终的博士导师。在轮转时间里，学生会尽可能了解实验室进行中和计划中的研究课题，学习基础实验技术手段，观察导师的个人风格，体验实验室的内部文化。而导师也会考察这个学生是否具有在自己的实验室成功完成博士论文的潜力。

轮转制度可以有效弥合学生和导师的信息差，避免“速配”造成的后续问题。轮转制度对学生尤为重要。大部分一年级博士生其实没有成熟的学术兴趣欧洲博士和美国博士，美国博士有多香？深度剖析赴美读博三大优势！，在选择导师这个问题上很容易受制于路径依赖，在几个不同的实验室轮转是开阔思路的好机会。

这种做法在英国、欧洲大陆和东亚并不常见。在这些地区，博士生和导师配对大多还是依靠传统的一对一联系。

在美国的博士培养体制中，导师和学生是一种职业合作关系。专业之外，不适合普通朋友做的事，导师都不应该让学生做。学生不是导师的行政助理，更不是私人助理。导师可以对学生的职业发展提供意见，但不会介入学生的私人生活。

//资金优势

在美国读博士，可以享受更多的优质资源。资金上的优势更加明显，尤其是理工科的学生，基本上都可以通过奖学金、助学金，覆盖自己在美国的学费和生活费。而且，美国当地适合博士生就业的企业也比较多，不进高校做学术也可以进企业做研发。同样，由于存在很多企业与高校合作的科研项目，教授的经费也会比较充裕。

美国政府、企业、社会团体提供的丰厚资金支持，是美国高校不断创新的基础。

//学术氛围

美国大学的学术活动形式多样。学校会组织各种类型的讨论课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深入钻研，同时促进相互学习探讨交流。各种学生俱乐部活动内容丰富，能够激发个人兴趣爱好。各种学术讲座也非常多，并且大都是美国学术界、工业界著名人物的报告，能够有效拓宽学生的视野。

世界大学综合实力前10名排行榜中：1哈佛大学、2剑桥大学、3斯坦福大学、4加州大学、5麻省理工学院、6加州理工学院、7哥伦比亚大学、8普林斯顿大学、9芝加哥大学、10牛津大学，美国大学占据8席，处于绝对领先地位。

除了这些在世界范围闻名遐迩的大学外，美国还有很多相当有实力，在各自领域执牛耳的高校，比如知名的工程类院校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佐治亚理工学院、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普渡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生物医学类院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杜克大学、华盛顿圣路易斯大学、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埃默里大学、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等。

这些优秀的大学，支撑起全球最高水平的高等教育体系。所以，去美国博士的魅力，你get了么？下期内容，我们再来聊聊申请美国博士需要的材料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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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东亚研究博士，美国学者提问：为何你不害怕战争？毛主席霸气回应：怕有什么用？

毛主席不仅是党的领袖，更是一位身经百战的统帅，不论是抗战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中印边境战争，毛主席经历的战争数不胜数。他经历的战争中不乏与霸权主义国家的冲突，因此这位领导人对战争的看法，也一直是西方很多媒体十分好奇的事情。

1959 年3 月， 美国著名黑人学者、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杜波伊斯博士和夫人访问中国，受到毛主席的热情接待。

谈话间，杜波伊斯提问道：“为何中国人不那么害怕战争？”

毛主席霸气回应说：“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你害怕有什么用呢？你怕也好，不怕也好，战争反正到来，你越是害怕，战争也许还会来得早一些。因此，我们有两条：第一条，坚决反对战争；第二条，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打仗，我们就同它打。把问题这样想透了，就不害怕了。”

“你要打，我奉陪”，毛主席对美国学者的回应，不仅是一句充满底气的宣言，更是一种来源于中国人民反抗压迫侵略的长期艰苦斗争实践的，对政治、军事深入研究后总结出的战略思想。

朝鲜战争：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

1950年6月，随着美军入侵朝鲜，半岛局势愈发危急，不断有飞机入侵我国东北边境领空，台湾海峡也被美国趁机打着“进军朝鲜”的幌子占据。美国不仅试图干预朝鲜半岛，更试图在整个东亚推行自己的霸权。

毛主席经过深思熟虑，毅然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参战！如若不参加这场战争，美军必然会借着胜利的嚣张气焰，侵入我国，此时正是唇亡齿寒之际，必须通过参战来捍卫我国领土。

但是不少人担心，和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开战很难收手，最后谁也说不准会不会因此引发新的世界大战，会不会在战争失利后给美国入侵我国的借口。

这些忧虑不无道理，毛主席也曾经深思过，但最终他在分析了战争局势后得出了结论：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首先，美国确实想利用战争扩大在东亚的影响力，但是如果由此演变成世界大战，这显然是刚刚走出二战不久的美国不乐意看到的。

其次，虽然中国军队相比美国军队来说，物资和技术都更加有限，但陆军可以说是中国军队的王牌，高人数使其拥有最强的战争耐力，而且中国的志愿军是为了保家卫国而战，有着更强大的信念。

最后，中国军队参战的目的并非一决胜负，而是通过战争，把美国逼上谈判桌，因此并不要求将美国军队打垮，仅需要消耗和周旋，目前的中国完全有实力做到这一点。只要把对手拖到放弃战争手段，彻底转向谈判，就是中国的胜利。

果然战争刚开始一年，发觉中美两军相持不下，而谈判也不占上风，有许多媒体大呼不妙：“这是美国陆军历史上的黑暗。”

面对国内舆论的喧哗，政客们便立刻跳脚，声称可能使用“任何武器”，这就是暗示可能美国会使用核武。但毛主席看到这段发言，立刻霸气回应“你打你的原子弹美国东亚研究博士，美国学者提问：为何你不害怕战争？毛主席霸气回应：怕有什么用？，我打我的手榴弹，我一定会战胜你！”

1953年，中国、朝鲜、美国三方签署《朝鲜停战协定》，战争结束。

中印边境战争：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

1955 年1 月28 日，毛主席会见芬兰首任驻华大使孙士敦，在谈到世界战争的危险时，他作了明确的表述：“我们有两条：第一，我们不要战争； 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这句话不仅体现于朝鲜战争，对七年后的中印边境战争同样适用。

先说说这笔跟印度掰扯了几十年的糊涂账是怎么来的。

20世纪50年代，英国殖民入侵印度，并采取了扩张政策，企图将中国西藏纳入版图。由于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直到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的时候，印度已经在中国边境蹦跶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在西藏解放后，中印双方也就边境问题展开了一系列交涉，但一直没有结果，后来双方发生了一些武装冲突，印度更是趁机在中国的领土上建立军事据点。

由于双方领导人在建交开始的关系还算较为友好，再加上中国政府希望少生战事，让西藏边境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因此对印度的入侵，我们一直都是能忍则忍的态度，毛主席更是再三强调：不可再树敌于印度，不能让本可以成为朋友的人变成敌人。

但是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似乎误以为中国的忍让等于对侵略的默许，开口就找毛主席要拿12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给印度。

1959年，为了避免边境冲突，毛主席再退一步，提出即便双方对边境的划分不明确也没有关系，尚且可以设置军事缓冲带，并且主动撤军二十公里，但对这项十分友好、实际上堪称底线的提议，印度方面依旧无动于衷。

尼赫鲁又获悉中国目前内政不稳，正值三年自然灾害，便更是壮了胆子，命令印度军队继续前进，开展了更为激进的作战行动。中国军队发现了印度这一动向，双方便开始了更加充满火药味的对峙。

1962年，毛主席想了整整十天，也没搞清楚一向交好的尼赫鲁为何得寸进尺……但是不论如何，现在这场自卫战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随着主席一声令下，中印边境反击战打响了第一枪，这场战争在五个月后迅速结束，我军一路势如破竹，把印度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以伤亡一千余人的代价，彻底消灭了印度整整三个旅，并将另外三个旅击溃（基本消灭），俘虏人数高达四千，战利品更是不计其数，缴获印军飞机5架、坦克9辆、汽车437辆……

但与此同时，令许多人大惑不解的是，解放军在取得如此成就之后竟然没有乘胜追击，迅速撤军了，甚至连战利品都没拿走，而是经过保养后还给了印度。

至于那些俘虏，更是没怎么让他们吃苦，而是在优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把他们放回了印度。战胜即撤退，这场战争在军事上看起来并不是很合理，但是从政治的角度上来讲，可谓是中国的完胜。

首先，和印度经历多次谈判后才开战，从政治上充分暴露了印度的侵略意图，以及中国进行自卫的正当性。

其次，速战速决，快速结束战斗，可以尽可能地避免“夜长梦多”，预防来自其他大国的干涉，不给他们坐收渔利的机会。

最后，本次反击战的目的是把印度拖上谈判桌，并增加中国的谈判筹码，一昧扩大“战果”，反而不利于达成对中方有利的谈判条件，最终甚至可能导致一些政治上的失利。

从头到尾，这都是一场“政治军事战”，即政治与军事相结合的战争。毛主席认为，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没有政治斗争的配合，军事斗争是不可能取得完胜的。

他批评了为战争而战争的单纯军事观点，批评了把战争孤立起来的形而上学观点，强调将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在全局上进行综合考虑。

在某些情况下，当政治目的与军事目的相悖时，甚至还要适当地调整军事目的，以切实达到战争对政治实现“正面影响”的效果。在政治上美国东亚研究博士，经过前期的多重铺垫，中国的退让赢得了国际舆论的支持，剥下了尼赫鲁自我标榜的和平中立、不结盟的外衣，暴露了印度当局侵略的真面目，也为后来的和谈建立了有利条件。

军事上，中国军队无所畏惧，抱着必须胜利的决心，以最小的代价闪电般地攻下了印军的阵地，保卫了我国的领土主权，并没有陷入盲目战斗、“扩大战果”的怪圈，而是在胜利后用平和而不失威严的态度优待印军俘虏。

军事成果与政治目的环环相扣，最终实现了中印边境长达几十年的和平。当然，这一切都在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之中，不怕战争、“以战促和”正是他贯彻多年，并被后世继承、发扬光大的重要战略思想。

以战止战：维护和平不要怕使用暴力手段

害怕战争是正常的，毕竟提起战争，我们往往容易联想到流血和牺牲，但毛主席不害怕战争并不是因为他无视了鲜血，而是充分认识到了战争的本质。

正如马克思所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无论任何国家发动或者参与战争，绝对不是为了单纯的厮杀，而是怀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例如美国发动战争，大多时候是为了扶植傀儡政权，将其纳入自己的霸权体系内，使自己能够源源不断地“吸血”。

那么既然有目的，有“投资性”，这场战争就注定不可能是一场令发动者血本无归的战争。正是看透了这一点，即便美国工业能力比当时刚建国一年的中国要强几十倍，即便技术与装备上远远落后于美军，毛主席还是决定加入朝鲜战争，并且一战到底。

如果一昧避战，本质上就等于让敌人胜之不武、兵不血刃，因为敌人在政治上“吸血”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样就算换来了和平，也是奴隶与主子的和平，是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的和解。

如果说战争是“流血的政治”，那比“流血的政治”更可怕的，就是“奴役与压迫”的政治。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经历了列强长达百年的侵略和剥削，为何必须用战争的形式反抗？

因为无论是帝国主义也好，霸权主义也罢，他们的野心是永无止境的，今天仅仅是“吸血”，明天就要“敲骨吸髓”。面对不断的侵略，面对逃避战争后敌人的蹂躏与压迫，从战争的根本性质来说，从霸权主义国家与中国不同的政治意图来说，有些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你要打，我奉陪”，不仅是一种底气与自信，更是毛主席的准确观察局势后，为中国创造和平安宁而部署的战略！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帝国主义的包围，他仍乐观地做出预计，帝国主义那套东西就怕打，打的结果，一定是社会主义阵营获胜。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 两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9 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

“如果发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世界就要完结。如果有疯子要发动战争，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灭亡的是帝国主义。”

毛主席之所以选择主动参与朝鲜战争，并开展印度边境自卫反击战，正是因为在列强百余年的压迫入侵中，他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系列战争的本质，也明白中国的战争是合理的美国藤校留学，并且也是必须的。

为什么在战争中不害怕？因为毛主席想透了，在面对侵略时，战争是唯一的道路。中国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唯有让对手意识到他在中国讨不了好，才能真正保一方平安！

1935 年12月，毛主席就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之所以不害怕，是因为要想保护中国，那么这一场场战争就是必经之路，而中国的将士们必将置之死地而后生，为中国的未来打开新的局面。不害怕，不仅仅是一种底气，更是一种决绝，一种强烈的保家卫国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