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 1 月 14 日，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陈刚在其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家中被 FBI（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陈刚是美籍华人，也是一位成就斐然、备受尊敬的科学家。他被指控电汇欺诈，未提交外国银行账户，隐瞒与中国的关系，如若指控成立，他将面临最高 20 年的监禁。

这绝对不是个案。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司法部和 FBI 开始以知识产权盗窃、隐瞒和中国政府的关系等为名，逮捕了多位华人科学家。

截至 2019 年底，被查机构有 71 家，多达 180 起个案，几乎所有涉案者都是华人，他们被指为中国窃取机密科学研究成果。

在很多案件中，他们无法以可信的罪名起诉这些科学家，往往最后是在一些税务问题上来做出指控。

如今美国的学术界，特别是华人及来自中国的研究人员已经噤若寒蝉、风声鹤唳。

本文来自国内一所 985 大学的医学博士生，他曾在哈佛大学访学，于 2019 年 12 月被 FBI 逮捕，并被指控从实验室窃取癌细胞样本，准备走私回国。实际上，后来经过检测，他带走的，是再普通不过的生物材料。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美国司法部发布公告称，郑博士偷窃了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癌细胞样本。

哪怕在走私和盗窃罪名被撤销之后，美国法院的官网有关郑博士的案件中，还保留着 「偷窃」 的字眼；哈佛大学校报的报道中，郑也还是承担了走私的恶名。

2021 年 1 月 6 日，在经历了 87 天牢狱生活，12 次庭审之后，法院撤销了上述指控，最后只有向海关虚假陈述一项指控成立。

随后，郑博士立即回到了中国。在隔离期间，他向八点健闻讲述了这 1 年多的遭遇，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抓捕和指控，是如何让一个前途光明的年轻研究者迅速坠入深渊的？个人的命运是怎样在中美关系交恶的时代洪流中被彻底改变的？

命运的转折点

2019 年 12 月 9 日，是我命运的转折点。

那天下午，我带了两个大的行李箱、一个登机箱和一个书包，赶到波士顿的机场，准备回广州参加一个面试和探亲，一个月后再返回美国。

在我排队即将登上飞机的时候，突然有几个海关工作人员来到我面前，说想要问我一些问题，让我跟他们走。

他们一上来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身上有没有带和实验相关的东西？」 我说美国埃默里大学博士，一位中国医学博士生的自述：我被美国 FBI 带走，狱中 87 天，庭审 12 次，没有。接着他们抛来了好多问题，比如，你是不是中共党员，是自费的留学生还是国家公派的留学生等等。

他们陆陆续续问了很多问题后，又问了第一个问题：「你身上有没有和实验相关的东西？」 我想了想说，「我身上没有带，但我托运的行李箱里有」。

我在上飞机前托运了我的大行李箱，在办理托运时一切正常，但他们再次问起了这个问题，我就想到了行李箱里我带的体积很小的 21 个棕色小瓶子，那些棕色小瓶子只有一部分是和实验相关，是我自己在实验室做的很普通的生物材料，我要带回国继续做实验用。

他们觉得我对这个问题前后回答不一致，觉得我有隐瞒和说谎的嫌疑。然后他们搜走了我的手机、电脑和护照，说要检查我的电子设备，让我第二天早上 11 点多来取。

这场问话持续了 2 个多小时，毫无疑问，我错过了飞机。

按照他们的要求，我第二天去了机场，但是他们并没有还我东西。相反，几个 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出现了，他们把昨天海关问的问题又问了一遍，我也给出了同样的回答，这个过程持续了 2 个小时。

问完最后一个问题，二话不说，他们就逮捕了我，逮捕的理由是，我第一天回答海关的同一个问题前后矛盾，我在撒谎。他们的语气和神情令我感到恐惧。

因为这 21 个棕色液体瓶，我就卷入了一场牢狱之灾和长达 1 年的官司，甚至几乎要毁掉我的学术生涯。

我记得很清楚，12 月 11 日，也就是两天后，我就被检察官起诉了。当天，我就被关押在波士顿的监狱里。

我在监狱里待了 87 天，保释后在家待了 9 个月，期间总共庭审 12 次，直到 2021 年 1 月 6 日，我的官司才真正结束。

莫须有的指控和给我定罪的媒体

我被抓进监狱后不到 1 个月，2019 年 12 月 30 日，美国司法部发布公告，说这 21 个棕色瓶液体是我从哈佛医学院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心实验室窃取的癌细胞样本。

这是一项莫须有的指控。在我被他们逮捕的当天，他们也搜走了我行李箱内那 21 个棕色瓶子去做了检测。为什么检测结果出来之前，他们就发布公告说这是我窃取的癌细胞样本？

那份检测报告是证明我清白的最重要的证据之一，但我的代理律师一直到 2020 年 7 月才拿到检测报告。检测报告的日期很明显可以看出，早在 2020 年 2 月，检测报告结果就陆续已经出来了，但是足足拖了好几个月才发给我的律师。

检测报告里面的结论很明确，那 21 个棕色瓶液体既不是癌细胞样本，也不是我盗窃的，是我在实验室做的 DNA 表达载体，为了回国继续做研究用的普通生物材料。

构建表达载体是基因工程的基本操作，在分子生物学、医学研究中十分常见。而且，由于技术成熟，载体构建服务现已产业化。

这种 DNA 表达载体，如果在美国买，价格是 70 美元左右一个，并不贵，，但是如果回来重做，也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对我们这种做科研的人来说，时间是很重要的。

美国检察官最后的庭审备忘录也说了，DNA 表达载体是将一段 DNA 插入基因的工具，受过生物医学训练的人即可构建，且价格并不昂贵，这些东西并没什么太大的价值。

我此前口头问过实验室的博后和同事，可不可以把这些生物样本带回国，他们都觉得很常见。加上之前实验室的其他研究人员也直接带回过自己的生物样本，又带回来继续做研究，我就没有完全没有想到要海关申报这回事。

但是这次出事我才意识到，生物样本本就是很敏感的一类东西，根据美国出入境的相关规定，是需要和海关提前申请报备的。

但我因为这个没有申报，变成了司法部和媒体口中的窃贼和间谍，经历了长达 13 个月的官司和 87 天的牢狱之灾，前所未有的网络暴力，甚至几乎毁掉了我的学术生涯。

我在监狱里的时候，FBI 找不到可以指控我偷窃和走私罪行的证据。所以最后对我的指控并非司法部公告和外界报道的 「走私」 和 「偷窃」，而是将对我的指控改成了：未能按照联邦关于危险材料运输的规定在行李中携带了生物材料。

我的律师很快申请驳回了这项指控，因为有关条例并不包括本身并不危险，也不含有任何有害物质的 「生物材料」。

另外一个指控是，我在洛根机场向海关人员作出虚假陈述。我们要求他们出具当时的执法录音或者录像。结果他们说，海关人员对我的询问的时候没有录音，也没有录像。FBI 对我的询问有录音，但当我们要求他们出具录音时，他们居然说录音设备坏了。

我们本来是一直坚持要陪审团庭审的，美国的案子最后都是由十几个公民成立的陪审团来裁定。但我当时出事后没几天，哈佛大学就吊销了我的签证，也就是说，我没有美国的合法签证和合法身份，属于非法滞留。

律师和我说，如果我们坚持陪审团庭审，我们是有可能打赢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会面临着什么问题呢，就是在我上庭之前，我可能会先被移民局带走，关押在移民局监狱，移民局把我遣返回国，那样的话我就没法出庭了，而且这个过程会很久很久，估计拖个 1-2 年也是有可能的。美国移民局监狱新冠疫情十分严重，一旦被关进移民局监狱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性非常高。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

所以律师最后给我的建议是，承认对海关做出了一次虚假陈述，在我被遣送回国后至少 10 年内，我将不能入境美国。这是他们最想看到的，因为这样等于说他们就没有办错什么事情。

在 2020 年 12 月份的时候，我们和对方达成协议，最后的罪名只有一项 —— 向海关人员作出虚假陈述。

虽然曾经加诸在我身上的走私和偷窃的罪名早已撤销，但美国的媒体早已将我定罪。

2019 年 12 月，第一次出庭申请保释时，当天来了 20 多家美国当地媒体，所以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报道都是关于我如何盗窃了实验室的癌细胞样本，给我扣上了 「偷盗」 这样的罪名。

2020 年 3 月刚从监狱保释出来，回到波士顿所在的公寓后，我还是没忍住，第一件事就是上网搜索了国内媒体报道我的文章，看了一下文章后面的评论，不出意料，评论里也都是骂我的，说我这种偷盗行为胆大妄为，学术不端，丢中国人的脸等等。

如今，那些曾经加在我头上的罪名早已撤销，但是已经没有人关注了：

美国法院的官网有关我的案件中，还仍然保留着我 「偷窃」 等字眼；哈佛大学校报的报道还将走私的罪名扣在我头上。

87 天在美国监狱的日子

12 月 11 日，是我人生第一次进监狱。我被狱警带到了一个两人间。

进了房间的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把所有事情都搞砸了，我瞬间就崩溃了，哭得稀里哗啦。旁边的黑人狱友，还过来安慰我，让我不要太伤心，「一切都会过去的」，他在这里已经待了一阵子。这个监狱里，大部分都是黑人，只有少数亚裔和白人。

我试图从崩溃的情绪中走出来。每天我唯一的期待，就是和妻子 20 分钟的通话时间，我想知道申请保释的进展到什么地步了。

2019 年 12 月 18 日，法庭同意我保释候审。然而，在 12 月 18 日至 12 月 19 日晚上，监狱里唯一可以向外界沟通的有线电话全部坏了。同时，十多名 FBI 荷枪实弹的搜查了我住的公寓，断章取义我舍友的证词，并以我有可能逃回中国为由上诉，要求不允许我保释候审。法官居然相信他们的上诉理由，拒绝了原本同意的保释。

后来，我被分配到了一个大通铺，70 个人住在一起。这里面环境很差，有点像我之前看过的美剧《越狱》中的监狱里的环境，乱糟糟的，但是打架斗殴的事情很少，狱友偶尔会聚在一起聊天。

我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直到监狱电视里播放的一条新闻，让我终于意识到，我的案子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那天，我和狱友在监狱房间里看电视，新闻里说，美国 FBI 逮捕了哈佛化学系主任，说他没有如实披露与中国高校关系，提供了与中国一所大学的虚假资金关系。我当时很震惊，他可是美国非常顶尖的一个化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更让我震惊的是，我也成了那个新闻里的主角，新闻主播说，FBI 抓了几个中国间谍，其中就有我和他。

你们能想象一下，我在美国的监狱里面，一个美国电视新闻主播说我是一个中国间谍吗？我能不紧张吗？懵了，弦一下子就紧绷了。

我之前只偶尔听说过一些在美国教授和科学家被指控是间谍，被带去调查，从来没想到这件事会发生我身上，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医学博士生。后来，我搜了很多资料才知道，这几年，这类事件在美国很普遍。

比如，2019 年，FBI 对与中国相关的生物医学知识财产权盗窃案进行了大规模调查，截至年底，被查机构有 71 家，多达 180 起个案，几乎所有涉案者都是华人，他们被指为中国窃取机密科学研究成果。

去年疫情期间，从 3 月到 6 月，美国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发起了一个调查，使包括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埃默里大学在内的至少 54 名教授、学者被开除与辞退。24 人被起诉判刑，还取消了 77 名研究者的补助、或赞助资格，有 10 多名与这些科学家有关系的研究人员被驱逐回国。

这种拉网式审查的规模令人不寒而栗。好多案件中，他们至今无法以可信的罪名起诉这些科学家美国埃默里大学博士QS100名校留学，往往最后是在一些税务问题上来做出指控。

我每天就等着出房间和我妻子通电话，因为很多人排队，所以一天只能通两次电话。监狱里的时间太漫长了，而我一直没适应这样的生活，也很少和周围人说话。我让我妻子给我寄过来一些书，她一下子给我寄来了好多，我在监狱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书，看完了一本专业相关的学术书籍，还有中国历史相关的书。

这一待就是 87 天。2020 年 3 月 6 日，在代理律师的帮助下，我终于被保释出狱了。这 87 天，检察官并没有找到什么证据，比如最初指控我偷实验室的癌细胞样本，实际上，那都是我自己做的，不是偷的，也不是什么癌细胞样本。

但我开始了另一个漫长的等待，保释阶段，在家里待着，不能出门。保释后我只能待在我的公寓里面，我不能够走出我的公寓，有 GPS 监控器，别人可以来看我，但是我不能出去，但至少是恢复了一定的自由。

这段时间，我自己还写了一篇论文。我当时不能做实验，就只能利用公共数据库的东西进行分析。后来那篇论文发在欧洲放射学杂志上面。

我依然处处谨慎，听了律师的话，不敢和哈佛学校的实验室同事以及导师联系，也不敢和国内的导师和同学联系，害怕再有欲加之罪。

美国的代理律师都惊讶于司法系统的刁难

从我进监狱起，妻子就一直为我的案子奔波，这其中最难的一件事，就是为我的案子找到一个合适的私人律师。

我和妻子是大学本科同学，我们研究生毕业后就结婚了，还一起念了博士，一起申请去美国联合培养，有她一直陪伴，很幸福。2018 年我们一先后来了美国，我在波士顿做研究，她在马里兰做研究。

而这次我出事，幸亏有我妻子，不然我不可能被保释出来。

实际上，每个案子，法庭都会给被告人指派一个公派律师，但是那个代理我案子的公派律师非常忙，他没有太多时间能够花在我的案子上面，我第一次申请保释失败，也就是刚被抓进去那会，我和妻子就决定去找一个私人律师。

她通过各种渠道帮我找私人律师，比如她所在学校法学院的同学，我们学校的美东校友会，还有网络。我妻子和这些律师一个一个当面聊。

一直迟迟定不下来律师的主要原因，是收费太高。我和我妻子都还没有正式工作，对于我们这样的普通家庭来说，这绝对不是一笔小开销，我从小家庭条件不好，母亲没有工作，父亲从事水产养殖，我读硕士的时候父亲得癌症就去世了，我的家人不可能拿得出一大笔钱付律师费。

有些律师收费高到你一个普通家庭是接受不了的，有律师估算了一下，整个案子预计花费要达到 50 多万美元。

找了好一些律师后，后来我妻子终于找到了现在代理我案子的律师 和 David，他们是波士顿当地比较优秀的律所，收费不算太高。但即便如此，两位律师收费大概一个小时 1200 美元。我们当时和他商量了，每个小时按 1200 美元算，同时定了一个收费上限，20 万美元。

之所以会定一个上限，其实律师自己是有判断的，我这个案子对他来说，不是一个大案子，是一个简单的案子，而且他觉得我是被冤枉的，被污蔑的，会更愿意来帮你，所以在谈价钱的时候，他已经做了让步。

接手我的案子的时候，就问过他的一个多年朋友，是一位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那个教授告诉他，很多科研人员为了实验方便都会带实验材料的。不止是中国人这么做，美国人，欧洲人，全世界的科研人员都这么做。但这些材料都是没有侵犯知识产权，没有涉及商业机密的。当时这个教授还答应，如果真的到了陪审团庭审，他愿意出庭作证。

我们好不容易凑了钱请了私人律师，检察官当庭说我们的钱来源不明，有可能有某种力量在后面支持我，这种力量有可能来自中国政府。

上庭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或者说感受最深刻的，是司法的天枰是倾斜的，所以即使律师为我做了很好的辩护，有时候也是非常无力的。

比如，仅仅因为我是公派的留学生，检察官就推断说我可能是个间谍，说我飞回中国之后可能就再也不回来了，有可能通过墨西哥边境跑了。这些理由在我听起来是很荒谬的，但是法官说有可能，所以就不让我保释了。

这场持续了近 1 年的官司，我的代理律师他自己都很惊讶，为什么检察官要这么刁难我？我当时为了保释，总共出庭了 8 次之多。他说，他之前经常代理杀人案，强奸案，都是罪行比较严重的案子，但是申请保释的过程都没有这次复杂，也不用当事人出庭这么多次。

更不能理解的是，虽然我在 2020 年 3 月被保释出来了，但我被软禁了，我只能待在家里。律师和我说，这跟我这个案子的严重程度不符合，所以他一直都觉得，这里面存在很明显的种族歧视。

被永久改变的

虽然现在已经撤销了对我偷窃和走私的指控，我也已经回到了国内，但我知道，有些事情被永久改变了。

如果国内学术界选择相信美国 FBI 和司法部编织的谎言，那我可能在国内的学术圈呆不下去了。尽管我从来没做这些事，但负面影响已经造成。

国内报道当时都很负面，大多根据当时 FBI 和美国司法部的指控写的。而我这次审判结果出来了，却很少再有人报道，大多数人对我的印象还停留在我被抓的那段时间。

如果没有出现这个事情，其实我还是挺顺利的。如果我去年顺利回来，没什么事情发生的话，我现在已经毕业了、留校或者去其他地方从事科研，也有可能做临床医生。

现在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我妻子前不久还问过我，我会考虑去公司吗？她问这个问题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学术机构还是很介意这种舆论。

当我最近在线上面试工作时，总是绕不开曾经被 FBI 逮捕的那次新闻，面试者通常会把这样的问题抛过来，我想我似乎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带着这样的烙印继续我的工作和生活。

除了对我学术生涯造成的负面影响，这件事在这 1 年多的时间，给我和我妻子的家人也带来了巨大的阴影和压力，让他们长期担惊受怕。

还有破碎的人际关系。我失去了很多，也逐渐理解了真实世界的残酷。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觉得这种事情很遥远，概率也很低，但是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很现实的问题。

在我庭审期间，检察官一直指控、推断我打算潜逃回中国。但事实上，我当时买了从美国回国的机票，也同时买了半个月后从国内回美国的机票，有行程单为证，而且我当时还有一个人证，就是我本科一个关系特别好的同学。

我本来打算回国面试然后回美国和他合租，搬到一起住，此前我们已经口头确定了这件事，因为原本和我合租的室友很快要回国。于是我就想到了他，我的律师想让他出庭说一下这个事情，证明我是没有潜逃回国的想法。但他不愿意出庭作证，他拒绝了。我妻子和他说，你可以不出庭，你可以写一份类似于书面的证明，他也拒绝了。他觉得是我影响了他，给他们带来了不安全的因素。

这件事情对我我造成的伤害已经远远都不可磨灭，其实我好长一段时间都在做噩梦。

我能调整过来，最大的动力还是得有家人的支持。尤其是我妻子，非常非常支持我，也非常非常相信我，没有她当时帮我弄保释，我是绝对不可能出来的。但我正在试图用我的韧性和意志去消解它，化解这些伤口。

其实现在还有一些中国教授，访问学者在美国经历我刚经历的事情。他们还未能顺利回家。希望舆论能支持他们，让他们在绝境中能看到希望。

如果未来有机会，我可能会详细写下这段不堪的经历，让大家看看，一个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各个方面受到怎么样的歧视和对待，这个世界原来是多么荒谬。

郑博士 | 口述

吴靖 于焕焕 | 撰稿

中国医学博士去美国做医生，2016年，上海33岁女博士赴美治病，花光积蓄以为得救，回国后崩溃

文字：医学喵记事

早知道就不去美国了！

床上的闫宏微后悔的对丈夫说道。

2017年，才刚刚过完生日的年轻女博士闫宏微，就被查出身患癌症。在用了许多办法，找了许多医院后仍无过多进展。

在如此绝境下，闫宏微仍没放弃希望，她对丈夫说道：“既然中国无法治好我的病，我们去美国，美国科技发达一定有办法”。

丈夫同意了妻子的请求，就这样夫妻二人共同奔赴美国治疗。

可此时的闫宏微怎么也想不到想到，她的“最后希望”美国将会把她推进怎样的深渊。

童话破碎

闫宏微出生于山西地区的一个贫寒之家，她从小便深知只有读书才能走出这片大山，因此她对于学习十分刻苦。

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闫宏微也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南京理工大学。这好事一件接着一件来，在大一刚入学时她便在社团活动中结识了自己一生的伴侣吴载斌。

在确立情侣关系后，两人一起度过了最美好的大学四年时光。在毕业后吴载斌去当了一名电力工程师，而闫宏微则是选择留在学校继续深造。

慢慢的吴载斌的工作稳定了下来，此时闫宏微也即将博士毕业了。经过双方家庭共同考虑，选择在2012年12月12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领证结婚。

在婚后第二年，闫宏微博士毕业被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招去当了老师，不仅如此两人还用这些年攒下的积蓄在上海按揭买了房，就此落户上海。

在两人结婚两周年，恋爱十周年的这一天，他们的女儿出生了。两人思考后决定给宝宝取名叫吴思妍（谐音：吴思闫）

如此看来，闫宏微的人生就如格林童话般美好，事业有成爱对人。

然而，这一切的美好在2017年1月戛然而止。

这一天似乎没什么不同，出差吴载斌像往常一样起床去工作。可在路上的他突然接到了妻子闫宏微打来的电话，只听电话那头妻子用带着哭腔的声音说道：“孩子他爸，出大事了”！

等到吴载斌赶回国后，只见原本活泼可爱的妻子如今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身边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仪器。

这时一个医生走了过来说道：“你就是闫宏微的丈夫吧，你夫人是三阴性乳腺癌，三期”！

这个病或许很多人并不了解中国医学博士去美国做医生，三阴性乳腺癌相对于普通的乳腺癌传播速度更快，致死率更高，知名歌手姚贝娜就是因三阴性乳腺癌去世的。

得知妻子的情况后，吴载斌瘫软的倒在地上。在癌症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是富是贫，是贵是贱，都会受到无休止的折磨。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吴载斌带着妻子前往最好的癌症治疗医院让她接受最好的治疗。但也只能延缓癌细胞扩散的速度。

在这一年中，闫宏微每天都在化疗吃药中度过。丈夫常跟闫宏微打趣道：“这药吃的快比我每天吃的饭多了”。

闫宏微原本靓丽的外表也因为癌症变得十分臃肿，有天她看着镜子中的自己，突然感受不到任何生的希望。可闫宏微并不想死她才三十三岁，女儿才刚会叫妈妈。

经过一夜的考虑，闫宏微含着泪对丈夫说道：“我们去美国，听说那里有三阴乳腺癌成功治疗案例”。对此吴载斌十分支持，只要有一丝的期望她就不会放弃妻子。

为了筹得去美国治疗的钱，夫妻二人拿出了全部积蓄，加上父母们的钱一共16万元，差不多是两万四千美金。

两人觉得差不多了就急忙飞往美国，而此时的夫妻二人并不知道前方将会是怎样的深渊。

美国的“顶级”医院

在成功抵达美国后，两人直奔美国的MD安德森癌症中心，可却发现这里和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这里摆满了休闲设备，随处可见的沙发咖啡店，跟国内的传统医院可谓是天壤之别，这里的人们仿佛不是来治病的反而像是来度假的。

而这里的医生也是到点就下班，一天最多直接待八个患者。明明只需要一天就能做完的工作，美国的医生偏偏要分好几天完成。

这可把着急救命的闫宏微急坏了。

经过了一周的焦急等待，终于见到了这个“顶级专家”。在与医生进行了“简单”的病情交流后，便让闫宏微去验血化验。

而这问诊的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竟然就花费了649美元折合人民币将近5000元，而接下来的抽血等一套检查下来就花了2000美元，还没开始正式治疗就已经花了一万多人名币！

不过好在医生看了化验结果后说道：“这可能不是三阴性乳腺癌，我们药进行更多的检查，才能获得更准确的信息”。

就这样，在医生的“专业建议”下，闫宏伟预约了10天后的肺部穿刺检查手术。

闫宏微心想，虽然费用很高但好在还有一丝转机。十天很快就过去了，可就当闫宏微准备前往医院手术时，医院又出岔子了。

医院通知夫妻二人，他们的账户余额不足以支付手术费用。两人当场就傻眼了，丈夫吴载斌率先缓了过来急忙打电话质问医院：“我夫人才抽了两管血中国医学博士去美国做医生，2016年，上海33岁女博士赴美治病，花光积蓄以为得救，回国后崩溃，两万多美金说没就没了”？

谁知医院发面立马发来了账单，上面显示这个肺部穿刺手术就要两万多美元，要知道在国内同样的手术只需要5000元。

此时吴载斌还想跟医院沟通，看能不能先做手术等之后他再把钱补上，可美国医院的态度也很坚决：钱没到位不可能手术。

吴载斌没办法，只能又找朋友借了点钱把剩下的费用给补齐了，医院才给妻子做了手术。

而在这个手术后，夫妻二人的积蓄彻底花光了。而美国医院在知道闫宏微没钱后，也是提出搬离医院等待结果，非常现实。

闫宏微只能和丈夫在医院附近租了一间简陋的房间，省吃俭用的等医院检查报告出来。可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美国医院方面还没传来消息，闫宏微便决定回国，耗不起了。

而就在收拾行礼时，突然收到了医院方面发来的邮件：通过手术发现病人肺部转移灶雌激素受体ER呈阳性美国top30名校留学，癌细胞发生变化，可采用内分泌法治疗。

总之，闫宏微有救了！

看完报告后，闫宏微十分兴奋，她激动的对丈夫说道：“我有救了，我有救了”。

回国后，闫宏微便马不停蹄的拿着这份“专业”的检测报告去到之前治疗的复旦大学肿瘤医院复测。

可医生的给出的回答，彻底浇灭了闫宏微最后的希望。

人生总是充满遗憾

医生看着这份美国的检测报告，皱了皱眉头对闫宏微说道：“这份美国医院的检测报告，与我们医院的所有检查结果全都不符，是不是美国医院搞错了”。

但复旦大学医院的医生们都十分负责，面对这份完全相反的报告召开了一次专家紧急会诊。得出的结论还是一致认为，闫宏微所患的就是三阴性乳腺癌。

而美国医院为什么会给出这份报告，他们也不好猜测。只不过医生建议闫宏微，最好还是留在国内治疗。

闫宏微接受了医生的建议，但丈夫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想尝试一下美国医生给出的治疗办法，买美国医生所建议的帕博西尼给妻子吃。

可这简单的一盒药却要3万元，而且三盒为一个疗程，还有只香港有卖。丈夫又找朋友借了点，花了近十万元买了一个疗程。

药买回来了，接下来的就是边吃药边等待两个月后的复查了。

时间过得很快，两个月转瞬即逝。可惜复查结果显示，病情还在恶化，这意味着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了。

知道结果的那一刻，闫宏微在医院大厅站了很久。她不理解，为什么老天爷就不给她一条活路，不理解为什么自己努力一辈子却没一个好结果。

2019年3月，闫宏微在丈夫的怀里永远的闭上了眼睛，去到了一个只有幸福的世界。

人这一生终究逃不过生老病死，希望大家不要给自己的人生留下太多遗憾。

祝愿所有的抗癌战士都能够胜利。

应用数学博士美国，一段很长旅程的开始 | 专访BICMR2017届博士毕业生胡凯博

据美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SIAM）官网消息， 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2017届博士毕业生胡凯博获得2023年美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计算科学与工程早期职业奖，以表彰他对有限元外微分，尤其是磁流体力学 （MHD) 中的保结构数值算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听胡凯博讲述与数学的故事——“一段很长旅程的开始”。

胡凯博，2012年获南开大学理学学士学位，2017年获北京大学数学博士学位。 现任牛津大学 Royal 。博士在读期间，他以优异成绩连续三年获得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校长奖学金。

* 皇家学会大学研究员项目(Royal , URF) 是面向在英国工作的早期职业科学家最有声望的奖项和基金之一。URF获得者由皇家学会判断为“有在相应领域成为领导者的潜力”, 并且受资助在英国任选的大学或研究机构工作。

Q：请您简单介绍一下目前的研究方向和兴趣？其困难之处在哪里？

胡凯博：我目前的研究主要是“ 有限元外微分”——在数值计算中保持连续问题的物理和几何结构。我在北大读博士时的工作主要关注磁流体力学应用数学博士美国，最近很大一部分兴趣是关注张量值问题（比如力学中的应力和应变，几何中的度量和曲率）。

一个困难之处在于，这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一方面，发现和保持结构需要很多数学分支，比如我们最近的一个工作需要用同调代数联系不同问题中的分析和离散结构，以及我们现在的一个课题是张量有限元，而系统地刻画和保持张量（比如黎曼曲率等）的对称性不可避免地需要表示论的语言；另一方面，对于具体问题，需要经常与物理和工程专家沟通，不同领域的语言可能是很不同的。

我目前很多时间其实是在学习其他数学和物理分支的工作，这也是这个领域对我来说最有趣的地方。

Q：获得SIAM 计算科学与工程早期职业奖，您有什么感想？

胡凯博：觉得很幸运。另外，“计算科学与工程”是一个比较大的社区，可能我的研究兴趣在其中是偏理论的一端，因此我觉得这个奖项是这个社区对保结构方法和有限元外微分的兴趣和认可。

Q：您是如何接触到有限元外微分这个领域的？

胡凯博：我一直对物理感兴趣，本科第一年在软件专业，后来转到了数学。所以“计算数学”这个方向对我个人来说是“最佳逼近”。

本科的时候，我花了不少时间读阿诺德的经典力学和拓扑流体，开始对几何力学感兴趣，然后了解到冯康先生的保结构方法和辛几何算法，后来我的博士生导师给了我, Falk和关于有限元外微分的文章。

Q：您对于自己未来的发展，以及在目前的研究方向的探索上有怎样的展望？

胡凯博：连续和离散一直是数学和物理的一个核心问题。比如，今年得到 Abel 奖的在Lie-Størmer 中心 (一个关注计算数学中基本结构的研究中心) 做的报告中讲了流体的几何、拓扑和离散化 (告诉我曾经和他讨论过有限元外微分)。

出于量子化和计算的需求，物理学家提出了很多离散理论，比如离散引力、格点规范场论和离散微分几何。曾经听物理学家开玩家说，这些理论对连续问题的收敛性是“不能问的问题”，这可能恰好是数值分析很有意思的课题。 的一篇文章中把量子和数值引力中的一种离散方案 (Regge ) 解释成有限元，我觉得这是一个种子工作。现在“Regge 单元”已经在一些流行的有限元软件包 (比如) 中实现，并且用于板壳问题的计算。反之，最近一些人开始从有限元的角度研究离散几何和物理系统的构造和分析，这些问题应该不久会有更多结果。这也是我关注的方向：离散化和离散理论，再到具体问题 (连续介质力学、引力波、规范理论、离散几何)。数值相对论在引力波探测中起到关键作用。其中，爱因斯坦方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系统。数学结构在算法突破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个故事中的关键人物 在今年的 ICM 作了大会报告)，这是我主要关注的一个应用。对于流体和磁流体问题 (特别是在湍流和相对论时空情形下)，我最近比较感兴趣拓扑和几何不变量在计算中的作用。如果更宽泛一点, 我想可以引用 Lie-Størmer 中心网站上的三个问题：

1. What are the of and in ma ?

数学中结构化和高效计算的基础是什么?

2. How does , order, and ? 对称性和序如何辅助和结构化计算过程?

3. Which build new the and the ? 何种现代代数结构建立起连续和离散之间新的桥梁?

爱因斯坦方程和Regge 也是我在北大时，导师给我的一个”长期问题”。 可能这只是一段很长旅程的开始。

“一段很长旅程”

于 北大数学出发

胡凯博在此

度过了 博士研究生的难忘时光

“

独特 而 难忘

在读研期间，我感受到北大数学的浓厚的学术氛围。

研究生培养方面，北大数学有着 完整的课程系统，比如当时在计算科学系，我修了数值代数、并行计算、有限元、应用偏微分方程等课程，参与了很多学院和中心举办的暑期学校和研讨会，现在看来，内容是很前沿的。北大还有 非常宽松包容的学术环境，允许研究生自由地选课，追求自己的兴趣。除了计算系的课程应用数学博士美国，一段很长旅程的开始 | 专访BICMR2017届博士毕业生胡凯博，我当时在学院还修了一些“纯数学”的课程，以及在工学院修了两门连续介质力学课程，这些课程对我帮助很大。

总体而言， 博士研究生阶段的课程和学术训练是很全面、扎实的。北大的老师和同学们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群体，在学术上活跃而有想法。数院和中心有着非常好的讨论氛围，比如胡俊老师的讨论班，以及不同方向的同学之间的讨论等等，他们中的很多人现在也已经做出了出色的工作。校园生活方面，百周年讲堂有很多高质量的演出。

总之, 在北大求学，是一段很 独特和难忘的体验。

2017年

从 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博士毕业时

胡凯博也曾留下

真挚而生动的 毕业感言

“

我很幸运，在BICMR遇到了许多世界一流的学者，相识了很多有趣的同学和朋友。在这样安静的地方专心做数学是很大的享受。

现在面对一个新的开始。一切又像五年前： 充满期待和未知。也许在之后的时间里，我会经常回想起在数学中心的日子：黑板上的讨论，写第一篇论文时花费的精力，从中心到宿舍的夜路，甲乙丙实验室的欢乐……感谢BICMR。

奖项介绍

美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SIAM）计算科学与工程早期职业奖（The SIAM Group on and Early Prize）创立于2016年，该奖项每两年于美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计算科学与工程大会颁发一次QS200名校留学，旨在表彰博士毕业未满7年，通过数学和计算工具在解决工程问题方面做出突出贡献，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研究者。

截至目前，该奖项已颁发四届，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03级院友林霖为该奖项首届得主，奖项设立以来获奖的两位华人数学家均为北大数学校友。

采编：柴亦林、林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