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南开大学本科毕业、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后孙爱武归国后，并未投递过一份简历，他自信自己是业内的科学家级别美国top30名校留学，足以使用人单位主动向他伸出橄榄枝，无需费心去找。从今年8月至今，孙爱武一直“蜗居”在北京海淀的一处农贸市场摆摊。

孙爱武资料图片

孙爱武的摊位和住处

南开大学本科毕业，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后，曾在世界顶尖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归国“找不到”工作，“被迫”在农贸市场摆地摊，每天靠煮土豆、红薯充饥，露宿街头数月，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被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收容——这两段看似“不相干”的人生经历都发生在留美博士后孙爱武身上。从今年8月至今，孙爱武一直“蜗居”在北京海淀的一处农贸市场摆摊。

风餐露宿市场 拒绝他人“施舍”

北京海淀区成府路中国芯大厦对面的一家露天农贸集市转弯处的“空地”，是孙爱武从今年8月至今的“栖息地”。在这块“空地”上，紧邻围墙处一个燃气罐连着一口蒸锅便是孙爱武的“厨房”，而临建墙上的一席被褥就是他露宿的地方。在墙根下，整齐地摆放着囤积的货品，用苫布覆盖，货物多是手套、帽子、围巾等日用品。

11月17日记者根据孙爱武的大舅哥刘全胜提供的地址来到这里时，由于天气寒冷的原因，孙爱武并没有出摊，至于他在何处，刘全胜也没有联系到他。不过提起孙爱武，周围的小摊主无人不知。一位摊主告诉记者，孙博士后应该是了不起的人才，却不知为何沦落到摆地摊的程度。从今年8月起，他便在这里“安了家”，开始的时候他并没有卖货，只是每天在市场转悠，文质彬彬，不爱讲话。后来才开始摆地摊美国博士后要求，卖些日用品，但是并不谙“生意经”的他往往每天下来也赚不到什么钱，总是靠煮土豆、红薯等聊以糊口，每天晚上基本都在此露宿，只是这两天天气转冷，有时候不回来住，摊儿也出得少了。

据与孙爱武摊位紧邻的水果摊摊主说，市场摆摊的人多看孙爱武可怜，时常给他拿些干粮、水果等，但不知为何，他总是接受后就随手丢进垃圾箱或干脆拒绝。而刘全胜也向记者透露，作为亲人，他也曾邀请孙爱武到他家居住或者想别的办法接济他，但是孙爱武总不知为何顾虑很多，始终不肯，坚持在农贸市场“安家”。

基于他目前的情况，他的妻子已经带两个孩子回到山东老家，而与他相伴的另一个孩子却在日前被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收容。即使在如此寒冷的情况下，孙爱武也只是买了3套被褥坚持露宿，实在太冷的时候，就到周围的24小时营业店内取暖。

难堪家庭压力 回国难谋出路

南开大学本科毕业，赴美留学8年，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后，在世界顶级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其学术能力和水平受到了业内的绝对肯定，可为何孙爱武选择归国？又为何在国内没有找到工作呢？

刘全胜透露，孙爱武夫妻有3个孩子，虽然夫人是全职太太，仍难以独自应付繁重的照料工作，而孙爱武在白天工作、晚上照顾孩子的重压下也难以承受美国博士后要求，海归博士后条件太高拒绝找工作 摆地摊为生(组图)，不得不回国转投亲人。

而自回国以来，孙爱武从7月份找工作起并未投递过一份简历，他自信以他塑料方面的专利以及多年来在化学方面的研究，已经是业内的科学家级别，而这足以使用人单位主动向他伸出橄榄枝，无需费心去找。

根据孙爱武的要求，他要求独自带领课题、具有一流的试验条件，年薪要求在8万到13万美元以上，如果在实验室从事研究性的工作，那么也必须是国际一流的实验机构。基于他目前的处境，也曾有人建议他从事研究院助理或者翻译等工作，而这在他看来无疑是大材小用。由于他对工作的定位较高，尽管在朋友、亲人的介绍下，目前他也陆续参加了中科院、高校以及一些研究机构的面试，但暂时还都没有得到回音。 (来源：武汉晚报)

到美国读博士后需要多少钱，奋斗十年终获得美国副教授——一个国内土博士的亲身经历

最近有关杜博士事件的帖子在新语丝上很多，我基本上每篇都看，却苦于最近忙于手头工作，想说几句也没有时间写。今天投NIH的基金申请提交了，决定写几句。

我几年前从国内某知名大学博士毕业，便来美国做博士后。当时出国的动机其实很简单：外地人在北京，一无所有，租房居住，刚刚结婚不久；对于做学术还有些喜欢，想在学术上提高一下自己；国内的就业形式不是很好，倒是可以在高校找到所谓“青椒（青年教师，比如讲师）”职位，但收入低，需要熬资历。我的博士生导师是一位非常普通的教授，并无什么资源以及背景，对我毕业后的个人去向只有一个建议，那就是出国。因此，当时怎么想，都觉得出国是最佳选择。非常同意Henry Zhu以及前面多位作者的看法，出国，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私人的选择。

我博士毕业时，那也是SCI论文数篇，在同学们中间算是做的很不错的（在新语丝说话，要时刻小心翼翼，一不小心就会被抓住把柄。这里就不深入探讨到底什么是“不错”了，反正对于一个二十几岁的刚刚对科学研究 有所认识的年轻人来说，论文能够发表，是一件非常受鼓舞的事情的。至于论文本身的科研水平以及科研价值，当时确实并没有考虑太多，论文发表了，而且还是一个系列的连续几篇，这就足以让别的同学羡慕了。我们那一年，不少同学延期拿到的学位。我来到的实验室算是专业领域内水平比较高的实验室，老板也是个知名教授（反映在科研经费，学会任职到美国读博士后需要多少钱，奋斗十年终获得美国副教授——一个国内土博士的亲身经历，论文发表等等方面）。本来自信心十足的我来到这个实验室之后受到的打击是巨大的：语言关难过，科研训练不系统，科研思路匮乏，感觉自己是一无是处。好在实验室只有我一个外国人，一段时间下来，语言问题勉强解决了，尽管一张口就是中国口音到美国读博士后需要多少钱，但至少能够与别人顺利交流了。然后就是自己对自己重新培训。幸运的是我们这里有一批人搞的研究方向类似，平时学术活动也很多。慢慢才意识到，自己在国内学的那点皮毛简直是太不值一提了，甚至很多概念性的东西都是错的，只能从头学起。不过至少国内的博士生训练锻炼了自己的文献阅读能力以及基本的科研思路以及科研设计的训练，恶补了大半年到一年，总算赶上来了。我出国一年多一点的时候终于正式发表了自己在国外工作的第一篇论文，尽管影响因子不算很高，但是我们这个领域最好的杂志。这样自己的科研工作才慢慢走上轨道。接下来的三年，连续发表了十几篇论文，手头上还有六七篇的数据等待发表。国外的学术圈子其实很小的，每次开会几乎都是同样一批人。这几年我基本上每年参加2-3次学术会议，差不多一半的会议是墙报，一半是口头报告。我的写作能力自我感觉得到了很大提高，一个证明就是跟国内某单位合作的一篇论文，由我写的，审稿人的评价是well-，小修后发表。我的老板是一个对学生要求极其严格的人。他写的东西几乎无可挑剔，在他的眼里，我写的东西差距很大，英文不地道，需要自己在写作方面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

一转眼，我在这个实验室里待了4年多了，文章也发的不少了。在这个过程中职称也从博士后到讲师，然后现在准备升研究助理教授。但这些职位都不是-track的，工资老板发，完全靠grant支持，即所谓的soft money，因此是不稳定的。这时候我不得不面对任何一个博士后需要同样面对的问题，那就是从现在开始的五年内，自己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时候我跟老板有过几次坦诚的交流。他当然不愿意我去别的地方，打算让我留下，先做研究助理教授，然后等有了自己的grant了，再自己独立，转成-track的助理教授，或者去其它大学寻求教职。他对我的评价是很中肯的，说你现在去别的地方寻找-track的教职，根据你的个人简历和在多次会议上逐渐建立起来的声誉，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问题是你找到了之后能不能在以后的5年内成功拿到R01并成功renew，升到。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系里给你50万美金启动经费，然后你就要完全靠自己了。他认为我在这方面还没有准备好。

我心里面很不服气，文章发了这么一大堆，自我感觉写作能力也不差，凭什么那么多人能够成功找到教职并存活下来，我就不行？正好这时候美国东北某不错的大学发了招聘启事，要招-track的助理教授，我就想试试水。简历发出去不久，就来要推荐信，然后就收到电子邮件说邀请我去面试。这时候我不得不佩服我老板的判断力了。然后我就想在去面试之前写个基金申请再说，先写个小的，R21，两年时间，27.5万美金。等真正自己周末时间坐下来写的时候，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差距还相当大。写出实验设计，然后就在组内讨论，被批驳了一通，灰溜溜地继续改。如此往返了三稿，自己感觉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已经不错了，让老板给我细心修改。老板用了一个周末时间给我改完发过来，同时发过来的是一个长长的电子邮件，提出了一大堆问题，说几个部分他差不多是重新帮我写的。再看他写的版本美国藤校留学，不得不心里面佩服他，也自己觉得惭愧。不管怎么样吧，终于是搞好了，也投出去了。这几天自己也在思考如果拿到这个教职，自己是不是应该去。我终于同意这个观点了：教职好拿，能否顺利存活下来，能否开辟一个可以称为是自己的小研究领域，这才是最困难的。

罗嗦了不少，还没有扯到主题上。我的博士学位是国内的，从来没有觉得国外大学不承认。国外大学招聘的时候是不是有所谓“出身论”我不知道，我只通过开会感觉到别人还是最看重自己做的研究如何，而一般不会去关心你的学位是从哪里拿的。国内拿的博士学位的人在北美拿到教职的当然有，看绝对数量还不一定很少，这个我没有概念，不过我想全北美大学里面几百个总有吧？但是，看百分比的话，我想这个肯定是要比北美大学拿博士学位然后找到教职的比例要低不少的。这个其实主要是反映了我们国家与人家博士研究生培养整体水平的差异，个例并说明不了多少问题，也掩盖不了我们跟人家的差距。

我想，我的个人经历，应该不是个例，而是代表了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从国内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到北美接受博士后训练，然后工作刻苦以及机遇比较好的会在科研水平上有一个较大提升，在北美高校的职场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就我个人来说，我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仍有很大差距，可能拿到教职问题不大，但能否顺利开拓属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心里面并无多大把握。我想，一个较为明智的选择可能是争取手头拿到一个R01，然后再去找教职，这样以后个人事业成功的可能性会大很多。

顺带说两句国内大学招聘以及国内的科研状况。

美国的教授招聘过程相当正规和严格，通常每一个职位都会收到一百份以上的申请，然后从中挑出一些个人简历最出色的提交 讨论，确定邀请3-5个来面试。面试一般1-2天，日程安排非常紧密。需要做一个报告，跟多位教授面谈，并需要与学生当面交流。这些参加面谈的人都被要求提交个人意见。最后委员会确定最好的一个，发offer，然后才开始真正讨论待遇等各方面的细节。而国内的大学招聘完全不正规。这从杜博士的应聘经历就能够看得出来，我本人去年也有类似经历，尽管最终是我拿到了位置但选择了放弃，这里就不细说了。

这两年美国经济不景气，对北美大学职场也有一些影响。国内很多高校趁机“抄底”，招聘的口气越来越大，对于普通国外博士后越来越不待见。然而，国内外科研水平的差距，其实过去几年内并无显著缩小。这个我想对国内外某一领域都有了解的人心里面都很清楚。在新语丝说大话是要在网上遭到群殴的，正如杜博士说的那句话（中兴水平超过他的不超过三个人）。我不想遭到群殴，但可以比较安全地说国内在我们这个领域还处在国外至少三十年前的水平。我们这个领域国内也有973，那973的标书和结题报告我也读过，简直是通篇胡说八道和夸大其辞，几乎没有一点严肃的研究。这样的申请，如果是放在北美进行同行评议，那是100%的首轮淘汰，会被的。我曾经利用一个周末在家里面写了一份跟国内某单位合作申请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被评委一致评价很高。然而，我心里面很清楚，那些评委根本连里面的关键概念估计都似懂非懂。这些是差距，是事实，我们没有必要也不 应该去回避。

国内的科研氛围极其不健康，申请经费不靠水平而靠关系，所谓“跑基金”。国家这几年对科研的经费投入越来越大，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善整个科研体系，要在科研上全面赶超先进国家，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去年的国家新药创制重大专项已经让人大跌眼镜，今年国家又要搞科技大工程，简直是愚昧透顶。这些科技部的人完全不懂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了顺应天（子的）意（思），只管作秀，认为拼命砸钱，科研水平自然就上来了。杜博士的遭遇尽管只是个人遭遇，其实反映的是整个社会上的某种观点或者态度。现在整个社会的浮躁不仅仅于学术界，可以说上上下下到处都是浮躁气。

美国博士后出站要求，收获《自然》“三件套”，美国投资人求合作，他却说希望尽早在国内转化

文 ｜ 《中国科学报》 记者 李思辉

可注射超凝胶超声传感器。华科大供图

一粒神奇的“芝麻”，内藏乾坤。将它注射到体内，它就能把精确的生理参数“告诉”医生。这粒神奇的“芝麻”就是华中科技大学（以下简称华科大）教授臧剑锋团队研制的面向颅内生理监测的可注射超凝胶超声传感器。

有了它，临床上颅内测压有望不用插线、不用开刀，也无须取出探头QS100名校留学，就能实现体内降解。近日，《自然》刊发了这项创新性医工交叉研究成果。

《中国科学报》从研究团队处获悉，论文发表当天，他们就收到来自美国旧金山等多地投资人的邮件、信息，希望合作转化这项创造性成果。不过，研究团队希望这项技术能够在国内转化，惠及更多中国患者。

一粒神奇的“芝麻”

和温度、血压等指标一样，颅内压也是临床上一项常用生理参数。比如，在脑组织损伤、积液、水肿、脑出血等情况下，医生需要监测颅内压数据变化，做出诊疗判断。尤其在很多患者做完颅内肿瘤切除等手术后，医生需对其进行大约两周的观察——通过对颅内压的连续观测美国博士后出站要求，收获《自然》“三件套”，美国投资人求合作，他却说希望尽早在国内转化，判断患者的伤口愈合情况或其他问题。

目前，国内外临床获取颅内压力、温度等数据的主要途径，是将有线且不可降解的电子探针经手术方式植入体内，“相当于天线的一端插入大脑，另一端连接在设备上进行监测”。这种方法不可避免地给患者带来植入、取出颅内电子探针的多次手术伤害，并且存在感染等并发症风险。操作上，这样的设备可穿戴性比较差，患者舒适度不好，以致依从性差。

目前，美国等国家的科学家也在进行无线植入式电子监测设备的研发，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利用NFC（近场通信）技术，在颅内植入一个线圈作为探头。

这样做会出现一些问题：作为探头的线圈尺寸往往比较大，线圈上的芯片、金属等元件不可降解，需要进行二次手术取出；在信号传输上，NFC技术对距离有严格要求，间隔远了就会出现无信号等问题。因此，目前世界范围内，临床上还是采用经颅有线的手段进行颅内压监测。

针对这一临床监测难题，臧剑锋团队进行了技术上的创新。他们研发出一种体积只有一粒芝麻大小的可注射式生物传感器。这种传感器体积微小，可以被安全注射进人体内，通过外部超声探头就可以无线监测颅内压力、温度、pH值等生理参数变化。同时，这粒“芝麻”非常柔软，可以自动降解，不需要二次手术，对脑组织没有损伤。

臧剑锋介绍，这种传感器的核心在于其独特的内部结构设计。研究人员在可降解水凝胶基质内部，人工构筑了呈周期性排列的空气孔道结构。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凝胶内部会产生微小形变，从而引起反射声波频率发生可测量的偏移。通过精确检测这种频率变化，就能实时监测颅内压力、温度、pH值以及血流流速等多种生理参数。

“这种全新传感器采用的是生物可降解聚合物材料，半个多月后就会在体内自行降解，无须手术取出。”论文共同通讯作者、华科大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教授姜晓兵表示。

收获《自然》“三件套”

2014年，臧剑锋从美国杜克大学博士后出站、回国，进入华科大任教美国博士后出站要求，专注于医工交叉的基于智能软材料的创新医疗器械研究。其研究方向包括柔性电子、植入式器件与磁医用机器人。近年来，他带领团队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科研成果。

此次制作颅内压监测传感器的超凝胶，就是被臧剑锋视若珍宝的一种软材料。臧剑锋告诉《中国科学报》，水凝胶非常柔软，与人体组织非常接近，具有可降解性，进入体内后不会让患者产生不适感，并且能够实时传输信号，是不可多得的宝贝。

他们的研究颠覆了传统技术，具备很高的应用价值，因此备受关注。研究团队于去年10月投稿，不久后就收到积极反馈。3位审稿人对这项成果大加赞赏，表示这个方法“非常有创新性、非常好，有很大的影响力”。经过两轮修改后，论文于今年3月被接收，近日正式发表。

《自然》还为这项研究配发了一篇该杂志记者撰写的新闻报道，以及一篇审稿专家撰写的“新闻与观点文章”。《自然》注重基础研究，医疗器械成果登上该刊并不多见，以“三件套”组合形式介绍一项来自中国的医疗器械研究成果则更少见。

希望尽早在国内转化

“我们当然希望尽早实现技术转化，应用到临床上。”臧剑锋接受采访时表示，该技术已经在大鼠和生猪颅内进行实验，效果良好。尤其是在大型动物实验中，这种微型可注射传感器展现出媲美商业化有线监测设备的卓越性能。

“更加令人振奋的是，它甚至能够监测猪微小的生理波动，如呼吸运动引起的细微颅压变化，而同期植入的有线压力传感器则无法分辨出这种精细变化。”臧剑锋介绍，与有线监测手段相比，这种无线监测手段在能耗、无热效应等方面显现出极大优势，有望为临床智能诊疗带来全新的技术范式。

事实上，在研究过程中，研究团队就把目光聚焦于临床应用。研究人员与华科大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医疗团队进行了多轮深入交流，听取他们的意见。姜晓兵还与相关课题组人员合作，深度参与了这项研究。

“尽管技术已经成熟，但离应用还有一段距离。”臧剑锋介绍，目前该技术还没有进行人体试验——这需要经过严格的技术和伦理审批。此外，一项创新技术要实现产业化，需要一个从实验室到应用环境的技术转化过程，这期间需要较大的设备研发投入。

对于一些海外投资人伸出的“橄榄枝”，臧剑锋持审慎态度。他说：“这项技术应用前景广阔、市场巨大。我们希望尽早在国内实现转化。”

当被问及医疗设备类研究有没有可能被国际同行模仿时，臧剑锋坦言：“绝大多数应用型技术都可能被模仿，只不过需要一些时间。”

“既然如此，你还在顶刊发论文，不担心论文发表后被模仿吗？”

面对记者的追问，臧剑锋直言不讳：“如果不是发了《自然》，这项研究谁会注意呢？有了很高的关注度，有了转化的机会，先进技术才可能应用于现实。当然，我们也会加强专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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