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利坚作为最发达的国家以期独特的地位和多元文化吸引着全世界各地的人们,去美国做博后也是一种特有的学习体验和镀金方式。出于自己多方面的因素,也决定趁年轻去那里体验和锻炼一下,于是在完成第一站新加坡南洋理工博后的情况下,坚决选择了美国作为下一站博后的目的地(欧洲和其他地区暂不考虑)。
由于经济危机的持续影响,最近这些年头美国的博后也非常不好申请,美国老板们自己的经费申请变得困难。加之自己的研究方向算不上太热门(相对而言),再加之其他一些具体的因素,这条申请之路是困难重重和一波三折,下面我将详细记录我这段经历,或许对后面有类似想法的学生或学者会有一定启示和探讨价值。
首先交待一个前提是,我这次的美国申请没有其他更便捷的途径,比如没有熟人或者老板推荐,没有特定场合预先商量打招呼,这样就走到了一个公平而最初的起跑线上了。这个时候要申请美国博后,通常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通过专业的job 这样的网站看哪些课题组有招博后的信息,进行针对性的投简历。但这条路对我来说似乎困难更大,很多网站的信息不对称或者针对我个人很不合适,比如几乎找不到对口的研究方向或者其他因素。那么,只剩下第二条路了,那就是海投,这也是我的选择。海投的目的就是通过广撒网来钓鱼,只要钓到一条满意的鱼就行了。这个时候首先要做的就是制作一份而又充分展示自己特点的简历,以及拟定一封更加通用的cover ,每次就是替换收件人的名字就行。花了几天功夫搞定这两项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来了,那就是确定申请对象。
美国之大,高校和研究单位遍布全国,有时候你想想也觉得不可能找不到留爷之地吧。哎,但首先也得客观衡量一下自己,自己愿意去哪些地方,愿意在哪个位置工作。我这次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主要是把目标锁定为全美排名前50的高校和几个研究所。排名50以后的个别名气比较大的学校和研究组也可以作为个例考虑,但不再通盘搜索是因为精力有限以及考虑知名度等原因也不太愿意去。好了,接下来是一件更加费精力的事情,那就是进这些目标学校的化学系、材料系和化学工程系挨家挨户地找目标课题组的信息。我的第一原则是找研究方向接近或者感兴趣的,然后大致看看课题组的网站,近期文章发表情况,组里有没有中国人等等。至于老板牛不牛虽然重要但很难左右,一般美国好的高校的老板都不会差到哪里去,如果特牛的竞争也激烈,也都是看缘分。这个情报搜集工作前后大概花费一两周,把挑出来的老板名字和email弄个list先存起来。最后,蓄势待发,一口气把这些email一个个发掉作为平行比较。我这次申请前后两批共发了超过150封的email,实在没兴趣找不出更多信息了,就期待这些email中能有最终中标的了。
发了email之后,老板们一般都会在一两天之内回复。一直不回就是默拒,也有很久才会的那也是拒信。总之,在我这通email的狂轰滥炸以及无数拒信回复再加上更多默拒不回的情况下,只有六封正面的回应。所谓正面的回应就是期望继续了解或者问你要推荐信。这六封分别是:华盛顿州立的A、圣母大学的B、莱斯大学的T、哥伦比亚的L、麻省理工的S、以及达特茅斯的I。接下去进入下一阶段,就是更加难以想象的拉锯战开始了:
说起要推荐信那肯定是好事,于是我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推荐信模板发给我现在和以前的老板,让他们改改帮我发出去。老板们对我的申请都很支持,这点我很感激他们,而且很及时的帮我发了推荐信。接下来面临的是取舍问题了,这个问题不单取决我个人、同时取决对方,以及一些阴差阳错的命运和机缘等因素。
首先我自己主动放弃了A,经过一些渠道的了解和打听,虽然A水平挺高,但我还是打算去一个锻炼价值更大的组。接下来,被B摆了个乌龙阵。B当时说的很好听,只有收到推荐信就给我打电话以及更好的相互了解。结果要了推荐信以后就把我拒了美国博后,说他已经招到更加合适的人了。这个不太厚道,连个电话面试的机会都不给我,前面扯淡干嘛?S的回复让我很意外,虽然是让秘书代理,但S是超级大牛,MIT也是超级名校,所以我欣喜的同时也很冷静。我低调地认为这也许是人家暂时的慈悲让我走过场。果然N天之后当我走完这个过场收到了S一封纸质来信说除非你自己带钱过来我可以再考虑一下面试。明眼人都知道这其实是为拒绝找托辞。最积极也是看似最有希望的是T,他很早要了推荐信也很早跟我约电面。情急之下我不敢太慢,怀着紧张而期待的心情立即准备,之后在约定时间起了个大早跟T进行skype。经过一番了解之后,T表示对我的合成能力满意,有点透露希望我加盟的意思,但要先查看一下预算所以叫我等几天。于是就等啊等,半个月之后还没消息,我就发了封信去问了问T,T说让我加盟不成问题,但需要一笔经费开支,他说他正在同某企业谈判,很有希望,所以要我再耐心等一阵就给我offer。
就在这继续等待当中,I和L也给了我正面答复。L约了跟我面试,I因为出于跟我确实有某种渊源,估计只要走完过场就能雇我。由于T也是大牛,大课题组,而且跟他有口头约定也先,所以我对后面两位比较怠慢,随便应付着,但又不敢拒,怕T出意外没了保底。于是,在这段艰难的应付中I先受不了了,当他大概猜到了我的情况以后,他可能就考虑招别人了,不再跟我联系。后来L也如约跟我进行了电面,我也认真应对。本来倒也以为L也是让我走走过场,谁知他对我挺中意的(这里我也要感谢我未来的同事,应该是他帮我说了点正面的话让L更好地了解我)。但这个时候我还是更加倾向于T一些,这也主要是因为T的组比L要大点有名点。于是我拖啊等啊,正常情况下我觉得L也是对我失去耐心和放弃了。可就在这个时候,令人雪上加霜的一幕发生了,T跟我说企业项目挂了英国G5院校留学,为了挽救我的名额说要不你申请一个吧。当时我的情绪跌落谷底,之前对我很感兴趣的T在说这段话的时候居然大言不惭,似乎我就被他绑定了,得受他控制才行。得,由于当时我已经没后路,只能硬着头皮答应试试这个的申请吧。
其实这时候我有两条路,一是全力以赴申请T要求的,另外是重新找人投简历。当然也有除申请美国博后以外的一些路子可以变通。不过我当时感觉确实很差,有种煮熟的鸭子要飞走的感觉。正在这个时候,形势又出现180度的大转弯,L没有放弃我,他再次要求跟我谈谈并希望招我。此时我已经对T心灰意冷失去信心了,的风险不说,耽误时间而且也没有那么确定,谁知道后面还有什么变数。于是我跟L达成协议并签下了合同。想想哥大毕竟也是世界名校,L的研究方向与我更为接近。虽然组小了点,但有风险也有机会。之后,哥大的行政部门效率很高,于是我很快去美国驻新加坡大使馆面签了。但后来又有个小插曲,T又说搞到了别的钱了,即使没申请上也能雇我,但还是希望我申请一下,这样就能给他省钱。招收程序要在其结果公布以后再进行。我想想算了,跟L合同都签了一波三折的美国博后申请之路,不讲信用的话去美国也不太好,而且万一T未来还有变数,就婉拒了。
最后,美国签证的申请也是很劳我心志。由于专业敏感要check,那也能理解,就等着呗。但我新加坡的合同已经结束,只剩下最后一个月的访问pass。平白无故耗时间不说,一个月要是还不走就会被判非法滞留。令人无语的是,check不等人啊。很多顺利的人三周就过了,及其不顺利的人几个月都没过。我也很担心自己会不会很霉。如果check不能及时来,摆在我面前的又是三条路:1)回国等,clear之后把护照寄过来让同事帮忙。这条路的问题在于跨国寄护照似乎不被允许,很难实现;2)移交上海重签,这就白白浪费新加坡等待的时间,在上海得重头开始所有程序;3)续约这边的visit pass,这可能还现实一点,也许就交点钱就行了,但也许我这种工作后转成的visit pass不能续约也说不定。
好在没有等待太久,可能就比顺利的人晚了一周的样子,行政审查clear了。赶紧把护照送去,再等几天就搞定Visa就能离开新加坡了。谁知又发生一起意外,美国人自己check太久了居然还好意思说我的过期了。我赶紧联系哥大的相关部门弄份更新的过来,还好哥大这个部门给力啊,当下立马搞定给我邮过来。于是也就又多等了两三天快递的时间。马上再给使馆送去,这次终于很快签发了。
告别了一段经历,人生也要迈向新的历程了!这次小小的美国博后申请之路就充分反映了命运的多变和生活的真实。保重自己,善待人事,随时准备接受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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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博后,他是最年轻的获奖者,在北大打开“时空之门”!
在2021年“科学探索奖”的获得者中
1988年出生的唐铭是年纪最小的一位
他是北京大学地空学院的研究员
在大陆地壳形成与演化这一领域
做出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工作
一粒沙子,代表了什么?
在唐铭老师眼中
那是叩开45亿年时空之门的密钥
窥见地球
如果将地球45亿年的历史看作24小时,人类有记录的历史加起来,不过是这24小时中的0.1秒。
地球,这颗唯一已知的宜居行星支撑着九百万个物种组成的生命系统,万物在其中繁衍生息,欣欣向荣。地球上的大陆是人类及所有陆生物种赖以生存的家园,但人类对它的认识还远不足够。来自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的唐铭研究员将目光聚焦于此,他关注大陆的形成和演化问题,同时也探索大陆演化对地表环境的影响。
“地球的大陆”在当下已经成为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包括岩石学、地球化学、沉积学、经济地质学、水文学、海洋与大气系统以及生命演化等。“地球化学”专业出身的唐铭沉浸在这奇妙世界里,并充分感觉到自己所学的专业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化学,而是属于地球科学领域。求知欲极强的他逐渐被这个庞大的领域所吸引。
在他看来,地球化学不仅研究与日常生活、国家需求紧密相关的矿产资源,关键金属及环境领域;更覆盖了生命起源,生命和行星的演化等“诗和远方”。同时,它与化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需要用化学的方法开展研究——这也让唐铭能够发挥自己在化学方面的特长。
“那是一种越陷越深的感觉。”唐铭说。
2015年唐铭在美国大峡谷考察
直到现在,这种感觉依然是唐铭研究的极大动力。无论是吃饭、看电影美国博后,他是最年轻的获奖者,在北大打开“时空之门”!,甚至在梦中,唐铭都没有脱离过自己的工作状态。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和探索自己感兴趣的科学问题,而灵感也如放飞的氢气球,从幽静的山谷五彩斑斓地升起。
地球的中年谜题
“沉闷的10亿年( ),被形象化地表述为“地球的中年时期”。
地球上最早的生命迹象可追溯到38亿年前,而大约24亿年前,地球大气迎来了第一次全球规模的充氧过程。氧气的到来为需氧生命的演化提供了保障。但在那之后超过10亿年的时间里,生命演化过程并没有像研究者们预想的那样迅速发展,而是长久地停滞在原核生命统治的阶段。这10亿年被称为“沉闷的10亿年( ),许多地球科学家将其形象化地表述为“地球的中年时期”。
“生命的演化非常依赖营养元素的供给,而这些营养物质大多来自高山高原的岩石。在地球历史上,会不会存在造山活动的显著变化,从而影响生命的演化呢?”唐铭有了新的猜想,但现有的地质记录难以完整重建十亿年前的造山过程,他只好暂时搁置了这一问题。
2018年,唐铭在戈尔德施密特地球化学年会上做主题报告
2018年暑假,唐铭跟随中科院地球所纪伟强老师,首次进入西藏开展科考,研究造山过程如何影响花岗岩岩浆的氧化还原状态。2019年初的一个晚上,唐铭在浏览西藏这批花岗岩锆石的稀土数据时,无意间发现它们的铕异常竟然有着明显的规律,与藏南过去一亿年经历的地壳厚度变化有着正相关。这一意外之喜隐约指向了揭开地球造山活动秘密的可能性。
唐铭在西藏雅鲁藏布江支流采集河沙样品
唐铭在野外考察中
2019年5月,唐铭和纪伟强老师、多伦多大学的初旭老师在加拿大安大略考察元古宙地层和萨德伯里陨石撞击坑,唐铭有关利用锆石铕异常计算地壳厚度的想法得到了老师们的支持。因此加拿大野外结束一个月后,他们又立刻回到西藏,采集河沙,分选锆石。
返程的长途飞机上,唐铭迫不及待地完成了数据处理,而这次的重建结果与现代地球物理数据以及其他地质记录十分吻合。一把沙,看尽世界屋脊起落,当这样的设想变成现实时,他激动得无以言表。
唐铭与博后导师Cin-Ty Lee
沉寂中诞生沉寂
在地球科学领域,你不敢轻易说出“永恒”。但总有一些东西,沉默无言,却能越过漫长的时间尺度,诉说地球的历史。
对于刚回国的唐铭而言,2020年的春天格外特殊。
受到新冠疫情影响,本应热闹繁忙的北京大街小巷空无一人。唐铭在北京的公寓里度过了2020年的春季学期,单调的生活如同一汪凝结的泉水,他的头脑中却暗流汹涌。“碎屑锆石成功恢复出藏南过去1亿年的造山历史,这让我对这个新方法有了很大的信心。”唐铭说。
沉寂在家的时间里,唐铭整理了已发表的碎屑锆石铕异常数据。亚洲、欧洲、澳洲、美洲、非洲、甚至南极洲……宛若时间胶囊的碎屑锆石,每一个都保存着一段沧海桑田的记忆。唐铭将它们一个个“拆解”、“组装”。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3月上旬的一个上午,透过全球成千上万颗碎屑锆石铕异数据,地球45亿年的山起山落终于呈现在唐铭眼前。
这是研究者们首次获得地球深时造山的连续记录。唐铭发现,在地球的中年时期,也就是大约18-8亿年间,地球造山活动显著减弱,地表几乎无山,长时间地处于荒芜的状态。唐铭给这个现象起了个名字: (造山沉寂)。
那段时间,他阅读了大量生物地球化学的论文,并联系了当时还在美国做博后、研究营养元素循环的郝记华(现以特任研究员任职中国科学与技术大学)以及地空学院研究史前生命的沈冰老师,他们通过线上线下各种方式聊了一个月。
讨论中,唐铭意识到长期的造山沉寂会导致全球海洋营养元素持续匮乏,这就像一台古老的发动机好不容易打着火,因为燃料不足又很快熄灭,地球在经历了第一次大气充氧事件后不久,又回到了相对缺氧的状态,这严重阻碍了复杂生命的出现和演化。
一次次疑问,一天天思索,一遍遍恍然大悟后,唐铭意识到这些发现可能为理解沉闷的“地球中年”提供了全新的线索和思路。
近乎“闭关”的生活为唐铭开启了一扇通往遥远过去的时空之门。在日复一日的沉寂中,“地球中年的造山沉寂”诞生了。2021年2月12日英国G5院校留学,研究文章 in Earth’s age发表在《科学》()上。
基于全球碎屑锆石重建的地壳厚度演化历史
同年9月,唐铭获得第三届“科学探索奖”天文与地学领域获奖人,在50位获奖者中,1988年出生的他是年纪最小的一位。
“科学探索奖”是目前国内金额最高的青年科技人才奖励计划,秉持面向未来、奖励潜力、鼓励探索三大宗旨,激励青年科技人才勇闯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的“无人区”。在唐铭眼中,这代表着中国顶级的专家、学者对他的研究的认可。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持,也给予了他实实在在的研究经费和生活上的帮助 。
向着自由
好似自在的一尾鱼,怡然自得地奔向未知的领域。
科研上严谨认真的唐铭,生活里却是个很爱玩的人。在美国读书期间,唐铭经常“先斩后奏”——买好机票,定好计划,再向导师请假去旅行。
唐铭于2019年12月入职北大。北大自由的科研氛围与唐铭的个性不谋而合、相互吸引。在这里,每位青年科学家都会独立建立自己的课题组美国博后,不再必须参与到已有的团队,这让唐铭拥有更自由的思考时间和空间,去探索自己感兴趣的科学问题。与此同时,唐铭也开始了他在教学之路上的摸索。
2020年春季学期,唐铭第一次担任本科专业课程《行星地球科学》的授课老师。如何通过这门课为刚入大学的同学们建立起对地球科学的初步认识、在不失科学性的同时完成“知识的降维”、引起他们的兴趣,是他面临的挑战,也是他为自己拟定的教学目标。
为此,他请教了许多老师,将传统的课堂讲授、讨论与实验室参观、野外实习结合起来。在最后一次讨论课上,同学们以学术会议的形式,围绕“宜居地球”的问题展开了各自的专题汇报。与学期初相比,大家都有了显著的成长。
唐铭在课堂上
《行星地球科学》课程在张家口大麻坪野外调查
而作为地空2020级强基1班班主任,唐铭在这一年中也与比自己小十岁多的同学们建立起了友好的关系。唐铭谦虚地表示:“在与学生相处以及指导学生这些事上面,我还是个学生。“通过开展班会、和同学在咖啡屋聊天,他渐渐学会站在同学们的角度,倾听他们的困惑,帮助他们适应大学生活。他找到了与学生教学相长的乐趣。
第一次班会有同学过生日,大家准备了蛋糕,唐铭正在点蜡烛
尽管工作后的唐铭需要担起许多责任,他依然妥善地分配有限的时间,将工作、生活和娱乐安排得井井有条。每周去健身房、电影院、打网球、逛餐馆,还会读其他学科的书籍。深深热爱着科研事业的唐铭,好似知识海洋里自在遨游的一尾鱼,怡然自得地奔向未知的领域。
唐 铭
北京大学地空学院研究员
(博雅青年学者)
2011年6月毕业于南京大学,获地球化学学士学位,2016年5月毕业于美国马里兰大学,获地球化学博士学位,随后在美国莱斯大学做博士后,2019年12月入职北大。主要研究兴趣为大陆的形成与演化。
采访:黄朝晖、张逸茗
文字:王静宇、孙小婕、练芷瑄
图片:受访者提供
排版:李芮迪
美国博后,海归青椒“硬着陆”
12.4
知识分子
The
图源:
撰文 | 苏惟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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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看起来都激情澎湃、一切看起来都令人憧憬。”
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孙玉涛这样描述建国后第三次留学生“海归潮”的开端。[1]
前两次留学生“海归潮”分别出现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以及90年代初改革开放进入纵深阶段。第三次“海归潮”出现在2008年前后,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全职回国QS100名校留学,从政策上助推了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这在当时引起国内外科学界的关注。此后几年归国的科学家们,也逐渐成为今天中国科学界的中流砥柱。
十五年后,情况有了一些变化。
数据显示,中国留学人员环流趋势明显。2020年留学回国发展人数首次超过出国留学人数,2021年留学回国人员超过100万,十五年前,这一数字为6.93万人。今天,与大批留学回国人员一起求职的还有1000多万本土应届毕业生。[2]
根据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编写的《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2023》,回国人员中,61%拥有硕士学位,5.39%拥有博士学位,后者中的一部分流向高校继续从事研究。
在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或者社会讨论中,人们愈发关注归国青年教师所面临的多重挑战。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找到一份合适的教职仅仅是第一关,他们还需要从零启动科研,建立新的学术网络联结,在教学、研究与行政琐事寻找平衡。“非升即走”背景下,水涨船高的考核标准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一般,悬在许多人头上。
有人在阵痛期顺应土壤,调整自己的重心和工作安排;有人累积科研资本,申请”人才帽子”等以保障自己稳定的科研生产。也有人离开,重启赛道。
01
回国硬着陆
“由于缺乏必要的过渡,部分海归教师回国后猝不及防经历了一次‘学术硬着陆’,”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朱佳妮在2017年的一篇论文中这样形容。[3]
侯琳觉得“硬着陆”这个表述非常形象,2019年,德国博后出站后,她以副研究员的身份入职一所省级双一流高校,当时踌躇满志。她是工科背景,刚入职时,学院即将搬进新楼,侯琳张罗新添实验设备,跟行政要名额招聘工作人员和学生,光启动就进行了几个月。
有一段时间,她很苦恼,拿项目永远比不上学院其他同事。“我们差不多同批入职,有些同事的横向项目基本没有断过,”有项目意味着能够维持实验室的运转,也意味着晋升有途。
综合访谈和现有学术研究,近年来青年海归教师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启动科研,构建新的学术网络;重新适应项目申请和发表规则;平衡教学、行政琐事和科研;疲于应对量化的评价体系和晋升。
此外,根据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李弈嬴《海归青年教师首聘期工作满意度研究》一书中介绍,招生、薪酬制度、科研补贴政策、住房补贴和子女教育、职业发展规划与自我实现等都在不同程度影响着海归青年教师的科研工作。[4]
一位青年教师则向《知识分子》反馈,她入职一所地方高校,启动经费半年才到账,“每次问行政都说在走流程,后来信息都不回了。”
对于包括侯琳在内的许多海归青年教师而言,回国后,他们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适应国内学术环境,建立新的学术网络。这一点对于文科教师亦如此。
陈欣的方向是比较文学研究,从英国回国后,她需要重新适应国内的发表规则。“我现在的很多发表都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最开始申请国社科时,真的毫无头绪,可以说屡战屡败。但学校会组织经验分享会,让我们多听听前辈的经验。”
除项目外,文科青年海归教师还普遍提及在国内期刊发表遇到困难,“竞争不过大教授,”一些人也因此转投海外期刊,比如陈欣。
李弈嬴的调查展示了不同学科海归教师职业满意度变化,2014年之前回国的海归教师人文社科专业满意度水平较高。
“人文社科教师反映,早年回国压力相对较小。由于海外背景,学院领导比较重视,基于少量经费支持就可展开研究。随着时间演进满意度呈下降趋势,近三年(2015-2017)的满意度水平低于理工科教师,这一点与国家、学校对理工科引进的资助政策倾向相吻合。近几年由编制聘任改为合同制,配有科研要求,加之科研经费不充足,压力明显增加”。
同时,李弈嬴还展示了学缘关系背景下,不同区域海归青年教师受到的影响。“自2013年以来,武汉、南京等新一线工作的海归青年教师满意度有所增加,但仍比不上北京上海两地的满意度平均水平。”究其原因则在于,海归教师国内学缘原本脆弱,加之新一线城市的高校与学术中心距离尚远,教师更会感觉处于学术边缘。[5]
对于一些青年教师来说,他们在求职时,又不能仅仅考虑自己的学术前途,一些教师选择离家近的城市工作,对于他们来说,家人陪伴的意愿,配偶的工作,子女上学的便利等诸多事由都要通盘考量。
一位在学院从事管理工作的教授告诉《知识分子》,一些海外归国老师“水土不服”,一部分原因在于本土文化和海外文化的差异。“很多老师总会讲,在美国是怎样,在英国怎样,因为一些人在海外甚至生活十几年了。我都会跟他们讲,这里是中国,你一定要融入这里的文化。”
“国内不是没有做得好的归国教师,在我的观察里,国内和国际接轨得比较好的人往往学术道路更成功一些,”这位管理者总结。
他提到,海归老师回国之后另一个不适应的地方在于,国外的绩效考核远没有现在这么激烈。“这是因为欧美科研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我也觉得他们那样很好,科研人员有更多的自由度做更好的科研。但现在我们这个发展阶段可能很难实现。这也是矛盾产生的原因之一,很多老师回国之后,发现卷不过本土老师。这不只是关系网络的原因,因为本土老师确实很拼。”
一些海归教师也会产生新的疑问,认为这种考核会导致对“量”的过分追求。对此,这位管理者回应,“有些老师确实比较强调质,也做得好。但有些人不是质的问题,他是啥也没有,完全躺平了。”
近年来,考虑新入职教师的不适应,一些高校展开职前和在职培训。但也有人反馈,种类名目繁多的培训并不能针对性解决个体问题,反而不断挤占青年教师的时间。
一位海归教师告诉《知识分子》,“现在总感觉,最幸福的时光是读博,只需要做科研就好。”他形容自己的时间完全碎片,科研工作湮没在“上课、备课、培训、填表格材料、参加各类会议、各种教学比赛”。
回国后,他花了很大精力与学生进行磨合,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指导方式。“实话说,我没有教学经验。我的经验更多来自于导师跟我的相处。但是相比国外,国内学生对导师指导的依赖性和依附性更强一些。这一点是我当时忽视的。”
还有多位教师表达对行政部门职能错位的不满,“当你遇到问题时,国外的行政人员会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和服务;但回到国内美国博后,海归青椒“硬着陆”,行政人员存在感太过强烈,与学术有关或者无关的事情都有他们干预。”
在表达对评价体系的不满时,也多有老师提及行政的过度干预问题。有人抱怨,“一些评价指标可能是他们坐在办公室里想的。”
一位海归教师在向《知识分子》讲述她“非升即走”的失利时介绍,按照最初合同约定,她的成果原本可以通过中期考核。但考核之后,她被私下告知中期失利,对方出示了调整后的考核标准,她申诉无效,被撤课题组,失去招生资格。
一步慢,步步慢,临近五年考核,她还差一篇文章,已经在审稿阶段。但学院通知,她已经出局。
“我在国外实验室的时候,曾经遇到有PI没有大文章。我会好奇,为什么他可以在这里做教授或者副教授。老板说,我们会看这个人有没有潜力,我们如果看到他的潜力,他的科研越做越好,我就愿意聘用他。”
02
“人才引进”,一张入场券
多位青年教师谈及自己的困境时,指向自己在国内的学缘关系脆弱,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在国外完成硕博训练的。基于此,在一些科研人员看来,自己已经积累了一些“还算不错的成果”,“再努力一把”,就能通过申请“人才帽子”,以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的方式迅速积累学术资本,在国内展开科研会更顺利。
近年来,如海外“优青”项目这类讨论度颇高,这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2021年新开设的人才项目。对申请者要求3年以上海外经历,从去年起,着重强调“博士后”的工作经历。
近日,许多海外科研人员已经开始准备2025年海优项目的申请。对于青年教师来说,进入高校初期,如果启动经费较少或者没有,初始科研推进会十分困难。“人才帽子”能够帮他们解决这一困境,稳定的经费投入意味着连续不间断的科研产出,也意味着设备、实验室、招生和晋升都有了保障。
《知识分子》访问了一位国内生命科学领域的教授,他在2009年受邀回国。在他看来,自己当时的处境比今天的海归青年教师好了许多,“当时资源相对多一些,人却没那么多。”
即使这样,回国五年后,他的启动经费即将告罄,“当时又有大量的老师们回来了,他们迫切需要经费启动工作。我也不好意思再从学校争得额外支持了。”
幸运的是,次年他申请到一个市级的人才项目,共计1500万的经费支持。他此后大胆尝试新方向,建立新的交叉研究,大都受益于此。
诸多高校以醒目的高福利、高薪酬作为重要谈判筹码吸引人才。但也有一些海归青年教师提到,人才引进政策中承诺的内容滞后甚至一直没有兑现,实验场所、设备和员工招聘并不匹配。
2019年,常宁拿到了国家“青年千人”,当时他作为省人才被引进一所西部“双非”高校。他在美国做博后,曾以第一作者在 和等学术期刊发表SCI论文10余篇。按照协议,除了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200万科研经费外,学校原本承诺1:1进行配套,但直到他离开,学校都没有兑现配套经费的承诺。
由于诸多限制和资源获取不畅,他的学术进展也并不顺利。根据政策,拿到人才称号三年内不能变更,常宁在工作第五年申请离职,被要求含税全额退还住房补贴150万,以及省“人才激励”50万元,共计200万。在他离职近一年后,前单位又发来通知,说算错了钱,他还需要再补交50万。
谈到新的工作,常宁语气振奋,“新的课题都在有条不紊地推进,最近也有让人非常兴奋的数据”。但提到家人,他明显少了些底气。妻子至今心有余悸,担心再有变故。上一次,常宁说服她从深圳搬去那个西部城市,买了房打算长久安居。但因为他的离职,家人不得不配合随之迁移,在新的城市背负债务重新开始。
对于常宁来说,最让他可惜的是被耽误的五年时间,这是一个科研人员最宝贵的黄金期。他只能更加努力,把失去的时间一点点拼回来。
除了政策内容滞后,朝令夕改等问题外,“人才帽子”一直处于争议之中。
相比人才项目支持引进的教师,普通海归教师明显感受到薪酬待遇的重大落差。除此外,李弈嬴在书中指出,即使同为人才项目引进,由于政策调整变动,“相邻两到三年回来的海归教师差别待遇也很明显。甚至较早回国的教师认为学术贡献与待遇倒挂,回来的越早待遇越差”。[6]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的梁帅在论文中谈及“人才帽子”的异化,高校以帽取人”的做法导致有潜力的青年学者 “不敢回” “不想回” “回不来”;“人才帽子”评审缺少对教学能力、培养学生能力的考察,但“人才帽子”是利用论文数量来评人。[7]
还有一些科学家认为,“人才帽子”挤占了未获人才项目支持教师的资源和空间,造成了科研人员之间的分化。人才培养的“起点”变成了“终点”,起点的落选者在随后的追逐中逐渐败退美国博后,就此沉沦。
03
当高校成为买方市场
今天,我们目睹的一个现实是,扩招背景下,本土博士毕业人数持续增长,回流留学人才亦在增多,考核标准和晋升条件都水涨船高,高校教师需求和供给关系变成了“买方市场”,高校设置层层入职门槛。
一些本土毕业的博士为了获取更多的学术资本,有人试图通过海外博士后的经历,获得“人才帽子”回国发展。也有一些海归博士一再降低标准,为了避免“非升即走”,前往高职院校或者民办大学,“某种程度上也能理解为,就此成为学术圈的边缘人。”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首先厘清的是,高校为什么需要海归青年人才,以及高校需要怎样的海归人才?
《校长视角下的高校海归教师作用发挥状况分析》的作者访谈了20所中国大学的校长,大家普遍提及,引入海归教师是推进学校国际化、建设一流大学的必选之策,这些海归老师被认为能够“在最短时间把最新的成果带进来教给学生, 把海外好的团队带回来, 把好的团队的运转方式和研究成果带回来”。[8]
校长们一直强调海归教师的科研水平和能力。这份2019年的研究提到,激烈竞争的背景下,“985工程”高校和“211工程”高校大学聘用海归教师的标准、要求和期望都在提高。校长们更倾向有海外实践经历的教师;也有人明确指出要求QS100以内的博士毕业生;有人只考虑欧美、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海归。那时,研究者还引述介绍,“地方院校校长表示只要求能聘到正规的教育部认证的海外博士, 国别和排名都不重要。”
两年后,一些985高校明确告诉求职者,已经不再招收讲师。多位求职者引用了部分院校的招聘要求,一些高校除了学校排名和国别之外,对求职者的论文数量和发刊特别提出要求,还提出“至少1-2篇大子刊”的要求(对于不同学科来说,发大子刊的难度不一样)。
一些地区近年来甚至明确拒绝了来自东南亚和韩国的博士。这一政策背后,一部分来自早年的一些案例,致使东南亚博士被称为“水博”。
2022年,邵阳学院花费1800多万元引进23名菲律宾亚当森大学哲学博士。随后,“东南亚博士”一度被推至风口浪尖。甚至一些东南亚高校被曝出“存在中文写作、中文答辩”的现象。
但“一刀切”的政策同样造成了误伤。以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为例,这所高校QS排名211,其毕业生也同样被国内部分高校拒之门外,忽略了学生和高校本身的质量和水平。
在此间,高校作为“买方市场”掌握极大话语权,求职者无从申诉。
这一点也同样体现在求职者的议价能力上。一些高校原本承诺了副高职称,等到准备落实时,变成了“副教授”待遇,“实际上还是讲师”。也有高校试图劝服即将入职的海外博士进校做博士后,并承诺“有极大的留校可能”。
这一幕似曾相识。
在《学历之死:美国博士消亡史》中,由于美国高等教育界提供的终身教职远少于非终身教职,学术界变得“零工化”,作者说,“最关键的是不保证长期聘用,报酬和福利少得可怜,每学期都必将经历职业不安感”。[9]
今天,宏观世界的变化让一切变得更不确定。许多国家相继抬高留学审查门槛,机构、大学、院系参与其中。还有一些海外高校由于财政问题宣布关闭。许多年轻的学者尚处于科研生涯的早期,他们还未完成必要的跨国学术和资本积累,就被洪流席卷,匆匆进行选择。
“我并不惧怕竞争,”侯琳说,她享受公平透明的竞争,但她惧怕“成为可消耗的资源”,在所有潜能还未被充分发掘时,就被时代的浪潮和功利的评价体系湮没得踪影全无。
(应受访者要求,侯琳、陈欣、常宁为化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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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涛 等.”海归”之道:中国青年学术海归的特征,动因和效应 社会科学总论,学术[M].科学出版社,2021.中国留学发展报告蓝皮书(2023-2024)朱佳妮.“学术硬着陆”:高校文科青年海归教师的工作适应研究[J].复旦教育论坛, 2017(3):6.DOI:10.3969/j.issn.1672-0059.2017.03.014.5. 6. 李奕嬴. 高校海归青年教师首聘期工作满意度研究[M].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 7. 梁帅,李正风.”人才帽子”异化的机制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 2020(9):8.DOI:CNKI:SUN:ZGKT.0.2020-09-019
8. 浦虹. 校长视角下的高校海归教师作用发挥状况分析[J]. 江苏高教, 2019 (8): 59-66.
9. [美]赫布·柴尔德里斯《学历之死:美国博士消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