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斯坦福大学4月17日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称，研究人员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县3300人的样本进行了检测，发现实际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可能是官方所预测数字的50到85倍。

论文作者，斯坦福大学医学教授杰伊·巴特查里亚（Jay ）接受CGTN专访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称研究证明美国已经存在有大量未接受检测的新冠病毒感染者。

△视频丨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教授接受CGTN专访

为什么会出现 50~85倍的差距？

CGTN记者 吴国秀：巴特查里亚博士，感谢接受我们的采访。我想从斯坦福大学4月17日发表的您的一项研究开始。你是作者之一。你表示你现在所在的圣克拉拉县的新冠肺炎的感染范围是现在确诊病例的50到85倍。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

斯坦福大学医学教授 巴特查里亚：到目前为止，这里已经有大约1000人确诊。所以用PCR测试、临床检测诊断出的确诊病例，和存在抗体的人群之间，大约有50到60倍的差异。所以这意味着之前有很大一批人被感染了，可是病情没有严重到获得抗体，做PCR测试。基本上，大多数只有症状轻微的人，是不会去做测试的，因为他们只是轻微的感冒。他们没有理由去检查。

美国其他地区也如此吗？

CGTN记者 吴国秀：在美国其他地区是否也有类似的情况呢？

斯坦福大学医学教授 巴特查里亚：有的。实际上在洛杉矶、特莱瑞德、迈阿密、纽约州北部都是这样的情况。一大批其他地方都发现了和圣克拉拉县非常相似的情况。患病率大约在3%到4%。抗体证据显示感染范围是确诊病例数的30到50倍。但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局限于美国，日本神户是这样，瑞典是这样，丹麦是这样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斯坦福最新研究：美国实际病例远高于已公布数字 1月中上旬或已出现感染，德国是这样。

病毒死亡率 或远低于预期

CGTN记者 吴国秀：这些发现意味着什么呢？

斯坦福大学医学教授 巴特查里亚：有几点。其中之一就是这个病毒的死亡率要远低于人们所想的。

美国最早感染 或出现在1月中上旬

CGTN记者 吴国秀：还是在圣克拉拉，4月22日美国藤校留学，卫生官员证实2月6日的一个死亡病例是死于新冠肺炎。而且这个人没有旅行史。这比美国2月29日首例死亡的报告早了三周。这意味着什么？

斯坦福大学医学教授 巴特查里亚：2月6日是在圣克拉拉县进行的尸检研究，圣克拉拉县的验尸官发现，一名于2月6日死亡的病人，有死于新冠肺炎的迹象。新冠肺炎从感染到死亡通常需要3到4周。所以如果你从2月6日向前推算3到4周，1月的第一周或第二周可能是这个人感染的时间。这比1月22日要早，也就是此前知道的美国首例病例。 基于这个发现，很难说清楚，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被感染的。那位先生是2月6日去世的，但通常从感染到死亡会有3到4周时间。所以如果以2月6日为死亡日期，往前推算4周。那是1月的第一或第二周。

流感引起的死亡 可能与新冠病毒有关

CGTN记者 吴国秀：3月11日，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 ）在美国众议院承认，之前美国一些以为死于“流感”的人，实际可能感染了新冠病毒。您怎么看待这个表态？

斯坦福大学医学教授 巴特查里亚：很难说。有时流感看起来很像新冠肺炎这样的病毒性肺炎，这是有可能的。很难说，除非你有直接证据。

中国科学家 发挥了重要作用

CGTN记者 吴国秀：中国科学家及时与世界分享了新冠病毒的基因组序列。这对世界科学家研究病毒有多大帮助？

斯坦福大学医学教授 巴特查里亚：这个病毒只有几个月大。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对这个病毒有了很多了解。我认为中国科学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了解这种病毒是全世界在努力做的。我们还有很多不知道的。将需要全世界的科学家用他们的只是来研究这种病毒。中国当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美国疫情统计大乌龙？揭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疫情统计数据背后

北京时间14日早上QS100名校留学，美国东部时间13日晚，一直追踪统计全球疫情数据的权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显示，全球确诊病例已超200万。各国媒体、网站及时发布实时新闻，及时更新世界疫情扩散进度。

（截止4月14日北京时间18:04）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自美国疫情爆发以来，一直以高效、准确地显示疫情实时数据而被广泛引用转载。与其他国家以政府公布数据为准相异，美国的疾控中心（CDC）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并没有在疫情数据公布上发挥其应有作用，而让一所私立大学代任它们的部分职务？这所大学的真正面貌究竟是怎样的呢？

01

为什么CDC不公布数据？

CDC在1月21日美国有确诊病例后便有更新数据，但数据更新滞后。此后由于各州病例数据增长，各州各郡的官方网站、数据库更新相对于CDC来说更加快速和精准，而CDC公布数据是每周一至周五更新，周末都是不公布，所以不具实时性和参考价值。

02

为什么都引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HU）的数据？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1月22日便上线，从手动录入到自动更新。该项目由JHU的一位工程学的教授 发起，当中国武汉有关于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的报道时，她和两名博士生发现有机会将对病例进行计数和绘图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并从数据中学习作为研究项目，核心团队现在已有12人，还包括2名中国博士生。

图片来源JHU学校官网

数据的抓取来源于各国政府、美国各州各郡的权威官网、新闻发布会、数据库、推特等，相比于世卫组织、美国CDC和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ECDC），JHU的数据更为及时且准确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美国疫情统计大乌龙？揭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疫情统计数据背后，此前上述3个数据都曾有数据错误和延误等问题，大家对数据的高度准确性和JHU团队的努力造就了这个为世界所知所用所称赞的JHU疫情数据公布项目。

目前各大媒体和学术等都会引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更新的数据，从1月底的2亿使用人次，到3月初已达到每日12亿人次，高峰时达到2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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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HU是什么样的学校？

很多人说JHU这次一战成名，对本次疫情防控的贡献重大，享誉全球。但实际上JHU在为全球输出优质人才已经进行了100多年了！

JHU成立于1876年，是一所世界顶级的著名私立大学，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连续33年将该校列为全美科研经费开支最高的大学。这足以看出来JHU的科研实力和资源非常强大。

医学与公共卫生领域历来是霍普金斯大学的强项。霍普金斯医学院与哈佛医学院齐名，布隆伯格公共卫生学院自有排名以来，历年均为全美第一。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评选，霍普金斯在生物医学和生命科学领域全球排名为第三。作为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主要教学和科研医院，约翰霍普金斯医院连续21年名列全美最佳医院榜首。

霍普金斯大学的其他学科也非常出色。学校的生物学、生物医学、生物医学工程、电子工程、计算机科学、环境工程、人类发展、家庭研究、健康科学、人文学、物理学、数学科学、国际事务等研究生专业均排名全美前列。

2020年天道教育也斩获近三百枚JHU录取，录取专业来自公共卫生、生物信息学、金融数学、统计等， 文末附2020天道top30大学录取榜。

美国大学科研，10年内让美国科研转化率从5%飙升至80%，这部法案究竟做对

毫无疑问，美国是当今全球生物科技创新的“引领者”，这从多个关键维度都可以得到验证。但美国在科研上并非是一出生就“含着金汤匙”，它也曾身处“谷底”，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为如何促进科研成果转化而苦恼。

根据公开数据统计，在1978年之前，美国基于生物科技的成果转化率只有5%，离英国、日本等生物科技领域的创新型强国还有较大的差距。

但到了90年代初期，美国科研成果转化率迅速攀升至80%，在短短十年间就实现了从“小白”到“精英”的跨越。

图1 | 2020年《拜杜法案》推动美国创新经济、技术转让的数量

其实这一切都要归功于1978年颁布的《拜杜法案》，它被称为是“过去半个世纪美国颁布的最鼓舞人心的立法”。

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数据显示，在1996年至2015年间，《拜杜法案》推动的许可活动为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了近5910亿美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仅在2016年，美国就成立了1000多家医疗相关的初创公司，向患者提供了近800种来自大学研究的商业药品。

那么，《拜杜法案》究竟有何过人之处呢？

绝望中的尝试，《拜杜法案》扭转美国科技发展颓势

《拜杜法案》的诞生“灵感”源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经济大萧条。

当时，美国正处在一个兵荒马乱、风雨飘摇的商业环境：越战刚结束不久，美军被打得灰头土脸，同时，国内引以为傲的汽车产业也被日本步步逼退。通货膨胀、失业率猛增，让美国人心里很不是滋味，对未来感到迷茫。

因此，如何振衰起敝成为了美国当局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

就在这个时候，美国普渡大学的教授向联邦参议员请求帮助，缘由是学校有多个政府资助的项目，由于“谁出资、谁拥有”的政策而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把所有的权益都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对实际进行研发工作的人员没有任何的激励作用美国大学科研，这让科学家觉得自己的研发成果完全被政府“窃取”了，对于创新和转化的激情也日渐消磨。

更让科学家感到不解的是，政府不仅把他们“踢开”，而且还对自己的成果“不知所措”。政府部门虽然握有权力，但并不知道如何将科研项目进行成功转化，即便是企业有对科研成果的迫切需求和商业化能力，但也很难在政府手中拿到这些科研创新项目。因此，一张张的专利证书形同废纸美国大学科研，10年内让美国科研转化率从5%飙升至80%，这部法案究竟做对，造成严重的科技资源闲置和浪费。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的结果，在1980年以前，美国政府曾拥有超过30000件专利，但其中只有5%被商业化。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放弃的专利权技术转化率却高达18%-20%。本应该是“催化剂”的美国政府反倒成为了科研成果转化的“绊脚石”。

为解决这一问题，伯奇·拜赫（Birch Bayh）和鲍勃·杜尔(Bob Dole)两位议员进行了联合提案，双方最初所提的参议院立法案名称是《小企业非营利组织专利程序法》，也就是后来为人所熟知的《拜杜法案》。

《拜杜法案》的实际内容以1980 年颁布的《美国专利商标法修正案》第6部分的形式正式生效。根据美国联邦政府出版局（GPO）网站公布的官方文本，《拜杜法案》实际上就是《美国专利法》第18章 “联邦资助产生发明中的专利权”。

图2 | 1985 年，伯奇·拜赫和鲍勃·杜尔（来源：拜杜联盟官网）

这个仅仅只有13个条文的法律，却在十年内就把美国从经济低迷的谷底重新拉回到世界创新的领先地位。实际上，《拜杜法案》只通过四个根本性准则就解决了由政府资助的技术转化率低的问题。

一是由政府资助研究产生的成果权利默认由大学保留；二是高校享有独占性专利许可；技术转移所得应返归于教学和研究，三是发明人有权分享专利许可收入；四是政府保留“介入权”，特殊情况下可由联邦政府处理该发明。

自该法案通过以来，《拜杜法案》已推动美国经济产出提高了1.7万亿美元，支持了590万个工作岗位，并帮助催生了14000多家医疗相关的初创公司。

“政府放权”和“介入权”双管齐下，破解技术转移困境

《拜杜法案》当之无愧是美国科研成果转化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绝大多数论述和观点中，其核心被高度概括为4个字：“政府放权”。

首先对于大学和企业等承担方来说，可以选择保留在联邦资助下进行的发明所有权，并允许大学通过与企业的许可协议将发明商业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大学与发明人分享成果转化的实际权益。

而对于联邦政府等资助方，要求其只能通过承担方依合同约定让与权利，才能取得受资助发明的法律权利。

总的来说，《拜杜法案》的核心理念是以产、学、研的协作，通过将专利权“下放”，让大学可以保留发明的所有权，企业也可以将发明商业化来获得利益，以此来激励基础科技创新研发，用科技创新来带动经济复苏。

政府的确是放权了，却还是“留了一手”。法案里比较特殊的“介入权”，是政府可以强制要求大学将其专利权许可给第三方实施或者由政府持有所有权并予实施。“介入权”发生在合理的时间内发明没有实际应用，产生健康或安全问题或其它法律的要求不能满足等情况下。

正是因为如此，高校或科研机构的专利权就不可以随便抛弃或转让。与此同时，政府也能平衡发明专利的商业化和保护公共利益。从这一点来说，真正体现了政府在整个科研成果转化之中所起到的监管和推动作用，这无疑是积极的。

总体来看，《拜杜法案》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允许大学将新的科研成果申请专利，并将专利授予给将科研成果商业化的企业。在这其中，大学向企业收取专利转让费，并将这笔收入用于进一步的科研教学中。这个可延续的经济链条，解决了科研过程中的经济负担，也保证了创新项目能够持续推动。

正是在这样一种良好的循环机制下，美国大学科研成果转化的创新力和生产力不断被激发，与此同时，更多科研成果的转化及新产业的建立，又推动了美国大学的发展，使高校更具竞争力。

这项看似不起眼的法案，最后成为美国第一个全国性质的知识产权政策，同时也是国际公认的技术转移政策的经典。

摸着石头过河：我国如何破解产权分割不明这一难题？

站在科研成果转化这一链条上，现在的我们就等同于1978年之前的美国，刚刚迈入科研成果转化的过渡阶段，转化率低且缺乏创新动力。

根据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在2020年通过《专利合作条约》（ ）共申请了68720项国际专利QS100名校留学，连续第二年称冠全球，数字较2019年增长了16.1%。

但不得不正视的是，相比于欧美发达国家科技成果40%左右的转化率，我国在这一数据上仅为15%左右，整体转化率相当之低。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就包括知识产权分割不明。清华工研院全球健康产业创新中心执行主任王竟菁就曾在采访中谈道，“在现有的一些科研项目中，学校和医院都握有一定的知识产权比例，因此在转化过程中就得通过两个不同部门不同的判断体系，步骤相当复杂。即便是在一个医院或者高校体系，也会因为所属科室或所属院校不同而产生分歧。”

但在知识产权分割上我们并不是没有努力。在2002年，我国颁布的《关于国家科研计划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的若干规定》就明确指出，由财政资助的科研项目，知识产权由国家所有转为承担单位所有，但始终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因为科技成果转化链条上的决策者们并没有真正理解科技成果转化，整个系统的思想也没有与时俱进的转变。

他们或囿于国有资产流失的顾虑，或受限于已有的考核体系，然后奉行着“多做不如少做”的指导方针。直至2015年开始针对其进行最新修订，并随后不断推出《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等法律法规加以辅助与完善。

但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仍然有一定的局限性。基于此，我们可以从《拜杜法案》中汲取一些经验。

首先，要重视知识产权在科研成果转化中的意义。虽然在促进科技创新方面，我国已经出台了一些法律法规，但效力较低，执行力度相当有限。

其次，要建立政府、科研中心和企业之间的协同机制。科研成果转化并不是一场孤军奋战的战役，它非常讲究团队协作，需要政府、科研人员、临床医生、科研转化机构、企业等创新生态链的深度参与者一起协同努力，共同推动创新项目孵化。

最后，高校和科研机构要建立专门的技术转移中心。在整个生态链中，高校和科研机构无疑是创新力的源泉，是冲锋在前的一个关键环节，因此需要通过技术转移中心，来加强高校与外部创新力的联系，推动更多创新项目能顺利走出实验室，完成项目落地。

欲破坚冰，政策先行。在国内医疗健康领域科研成果转化热情高涨的当下，我们期待中国版的《拜杜法案》能够快速出台，就像在上世纪80年代拯救美国科研市场一样，真正能突破行业瓶颈，建立一条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再到产业化应用的标准化链条，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大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