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即将开启美国总统第二任期的背景下，美国经济研究备受学术界瞩目。学术界有一个检验从事美国经济研究者的“试金石”问题，即“如果有一天美国经济突发重大问题，反映美元在外汇市场整体强弱的美元指数是上涨还是下降？”有学者指出，大部分从事美国经济研究的学者经不起该问题的考验，而这也成为当下中国学术界对美国经济研究的一个现实映射。

美国经济研究的议题特点

美国经济问题作为区域国别研究中美国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研究的重中之重，又是应用经济与理论经济研究的重要对象。后危机时代中国的美国经济研究在议题、构成与质量上都有时代性特点美国大学院校研究，美国经济研究：现状与改进，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类。一是美国经济结构与政策研究，涵盖金融危机的成因与影响、制造业及产业政策、金融体系（包括银行业、资本市场、财政与货币政策）等内容。二是美国的对外经济关系研究，涉及贸易政策、中美贸易摩擦、全球价值链重构及国际资本流动等问题。三是美国宏观经济与增长研究，聚焦经济周期、增长趋势、利率与通胀、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以及制造业与就业等议题。近年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国内学术界重点关注美国再工业化、经济结构调整、对华经济政策与战略尤其是关税与贸易政策等问题。

根据知网数据库统计发现，2008—2024年的15年间，共发表了689篇与美国经济研究相关的学术论文，年度发表数量从2009年的高点94篇逐步减少至2022年的63篇，2022—2024年间有所回升，但文章总体较少。

美国经济研究的不足

总体而言，当前美国经济研究仍存在以下五个问题。

一是人才分布失衡，研究人员协调性差，资源整合不足。金融行业对具备美国经济研究背景的学者需求旺盛，薪资待遇更具竞争力，许多优秀人才流向金融机构，人才分布失衡。这引发了科研机构中服务于国家战略的人才短缺，削弱了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能力。同时，许多研究人员分布在不同高校和科研单位，缺乏统一协调美国藤校留学，导致研究重复和成果共享不足，资源不足问题愈发凸显。

二是信息与资源获取渠道相互孤立。高校、科研院所与专业学会主要依赖公开的官方数据或文献；金融机构与智库则广泛使用“颗粒度”更高的商业数据库，两者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但相互孤立，缺乏有效沟通机制。此外，关于美国政策的研究大多依赖公开文件和媒体报道，缺乏第一手调研信息，研究者难以准确把握政策制定者的真实意图。

三是研究范式单一，学科相互割裂。当前的美国经济研究往往过于依赖抽象的理论模型，忽视对具体经济事实的分析，难以反映美国经济和政治互动的复杂性与美国经济的特殊性。许多学者也非经济学专业背景，难以深入剖析美国的经济运行、政策效果与就业情况。这也导致此类研究难以揭示美国经济的区域不平衡与结构差异，研究成果缺乏政策应用性，无法有效回应政策需求。

四是对美国经济在世界体系中的重要性与特殊性认识不足，尤其是其高度金融化与虚拟化的国内经济。作为美国经济的核心支柱，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和金融市场不仅对美国国内经济产生深远影响，还扮演着全球中央银行的角色美国大学院校研究，向全球提供流动性和信用。因此，美元指数随着美国债务的攀升而走强。然而，许多研究成果由于机械套用一般性理论与模型来解释美国经济现象，其结论往往与事实相悖。

五是专业性缺失致使政策采纳面临阻碍。政策需求方缺乏对现代经济金融体系的正确认知与理解，政策采纳方对于专业学者提出的政策与见解缺乏鉴别能力，进而削弱了政策决策的有效性与准确性。

如何改进美国经济研究

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为未来中美经贸关系蒙上一层阴影，中国的美国经济研究应进一步增强对特定经贸议题的研究，加强政策研究与理论研究的深度结合。

一是建立金融机构、高校与科研单位的沟通交流机制。鼓励金融机构研究人员在政府部门、高校与科研机构兼职，金融机构、高校与科研单位、智库间定期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摆脱“信息孤岛”限制，并探索程序化、制度化路径。

二是拓展数据获取渠道。商业数据库为从事美国经济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可信度和丰富度更高的数据，应加强全球优质商业数据库的购买力度。此外，研究者应紧跟美国经济的最新动态，以缩小与研究前沿的差距，更好地开展研究并提出切实的政策建议。

三是强化美国经济研究人才培养，尤其强调经济史与政治经济学研究。长久以来，中国经济学界深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影响，美国经济研究与人才培养也难以摆脱这一影响，这导致大量研究与现实有出入。学术界应坚持政治经济学理论视角，结合历史视野来分析美国经济问题，力求历史、现实与理论有机统一。

四是强化对美国经济脆弱点的研究，为即将到来的特朗普“2.0时代”做足准备。加强对美国经济关键领域的研究，如美国各州的投入产出情况、产业链上下游关系以及就业市场等，识别经济薄弱环节，为中国制定有针对性的经济对策提供智力支持。此外，政策部门也应紧抓政策采纳人员的金融素养，使其具备鉴别、采纳有效政策建议的能力。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教授）

美国大学院校研究，留学知识普及！美国大学是如何培养研究生的？

一、从学位点的环境来看

从学位点的氛围来看，美国大学的研究生教育注重目标的一致性，创造了一个既合作又互相支持，同时又严格且具有挑战性的学习环境。在这种氛围中，研究生能够共同应对学术挑战，彼此激励，共同进步。

此外，美国大学的研究生教育非常重视学习环境的多样性，通过研讨会、实验室研究、实地考察等多种教学方式与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能力。

二、从学位要求的角度来看

在学位要求方面，美国的研究生教育注重有计划的学习体验。这主要体现在高质量的核心课程、师生之间的密切互动、以实践为基础的学习方式、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以及丰富多样的学习成果，如论文、项目和大型报告等。

这些要求不仅确保研究生在学术理论方面具备坚实基础，还培养了他们的实践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同时，参与必要的课外活动也是美国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参加各类学术竞赛和社团活动，研究生能够拓展视野，提高团队合作能力。

第三，从学位资源的角度来看

学位点资源的充足与否对研究生教育具有重要影响。美国的大学在资金、设备和激励机制等方面为研究生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充足的资金支持使研究生能够专心投入学术研究，而无需为生活开支忧虑。先进的设备设施为研究生营造了良好的学习和研究环境。同时，学校和院系合理的激励机制也激发了教师与研究生在学术方面的积极性与创造力。

四、从领导能力和人员角度来看

领导力和人际因素在研究生教育中同样至关重要。许多美国大学的教师认识到硕士教育的重要性，并积极参与其中，他们不仅拥有深厚的学术背景，还有丰富的校外工作经历。

这些教师不仅能为研究生提供优质的学术指导美国大学院校研究QS200名校留学，留学知识普及！美国大学是如何培养研究生的？，还能将行业的最新动态和实践经验引入课堂，帮助研究生在学术与实践之间建立联系。同时，多元化的学生背景以及经验丰富的学位点领导人也为研究生教育注入了活力，促进了不同背景学生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五、从教育观念的角度来看

美国的研究生教育体系特别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研究生需要独立完成许多研究任务美国大学院校研究，包括选题、实验和数据分析等，这些过程锻炼了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美国大学同时鼓励研究生开展创新性研究，旨在提升他们的创新能力。通过参与各类学术会议和讨论会，研究生们可以与来自不同领域和背景的学者进行交流与合作，从而拓宽他们的学术视野。

上述内容介绍了美国大学如何培养研究生。

美国大学科研活动中的经济利益冲突管理

点击上方蓝字“中国高校科技”↑关注我们

摘 要：经济利益冲突问题是美国大学科研活动中面临的焦点问题。美国大学科研活动中的经济利益冲突可分为个体经济利益冲突与机构经济利益冲突，其管理经历了大学自主管理、联邦法规正式强制，以及大学、专业组织与政府共治三个阶段。通过法律规范、学会咨询、大学自治，实现了经济利益冲突问题的有效管理，充分体现了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理念。这也启示我国要科学判读大学科研活动中的经济利益冲突风险格局与发展态势，吸纳多元主体参与治理，构建制度化的管理体系。

关键词：美国大学 科研活动 利益冲突 多元主体参与

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贝赫-多尔法案》，允许大学将利用联邦资助基金开发的产品或技术申请专利并享有收益，极大地促进了大学在形成知识产权、技术转移和商业化方面的积极性。大学与工业界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大学及其研究人员对于产业资金的依赖性不断增强。这种紧密联系也引发了大量的利益冲突、责任冲突与学术不端等法律与伦理问题，特别是经济利益冲突问题成为大学与政府的关注焦点与管理热点。

美国大学科研活动中经济利益冲突管理的历程

1.1 1980-1994年，大学自主管理启动

1980年前后，发生在美国大学的几起典型案例引起大学对研究人员利益冲突的关注。如加州大学“摩尔细胞事件”、佛罗里达大学“化学递送药物系统事件”、哈佛大学“维甲酸事件”等，均为这些著名大学的科研人员通过科研活动，从合作企业获取超过百万美元以上的个人经济收益。1982年5月，哈佛大学等5所顶尖大学校长在加州帕加罗与一些顶尖的科学家和企业高层会面，对产学研合作带来的经济利益冲突问题进行了探讨。

此时，各大学也纷纷探索科研活动中的利益冲突管理问题。北美大学协会（ of ，AAU）1984年调查发现，在该组织51所大学成员中，90%已建立教员经济利益冲突管理政策。在建立政策的大学中，26所规定由大学主动发起教员经济利益披露，19所要求由教员本人发起经济利益披露。至1990年前后，各大学基本制订了内容详细的利益冲突规定。此时，大学衡量研究人员重大经济利益的标准，通常为以下任一条款：（1）持有上市企业10%的股份或价值超过5000美元以上权益；（2）持有非上市企业的任何股权；（3）担任企业的董事或高管职务；（4）在过去的24个月内，或在企业项目资助研究及技术许可转让期间，从企业获得报酬总计超过5000美元。

1.2 1995-2007年，联邦法规正式实施

1990年前后，联邦层面的立法程序开始启动。1995年10月1日，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 of and Human ，DHHS）公共卫生署（ ，PHS）拟制的“公共卫生基金申请人促进研究客观性责任条例”正式生效，其中首次以联邦法规形式对申请美国政府最大规模医学与行为学研究资助机构——PHS系统（包括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内， of ，NIH）资助的研究人员经济利益冲突的管理标准和程序作出了规定，该条例也因此被称之为“经济利益冲突条例”（以下简称年条例）。美国其他联邦基金机构，如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也要求申请或接受其资助的人员与机构遵守这一条例。

PHS颁布的条例“通过建立标准来促进研究的客观性，以确保根据PHS拨款或合作协议资助的研究项目的设计、实施或发表，不会受到研究人员任何经济利益冲突的影响”，该条例适用于所有申请PHS资助的学术机构的研究人员。条例正式使用“经济利益冲突”这一术语，但没有给出定义；条例明确了研究活动中相关概念的定义，其核心是“重大经济利益”，指研究人员从外部企业实体获得的任何具有货币价值的财物，包括但不限于薪水或其他服务费用、各类权益与知识产权收益。衡量标准为：（1）参照市场价格确定的超过10000美元或超过5%的公司股权；（2）未来12个月内从企业获得的收入，合计超过10000美元。同时，该条例规定了研究人员所在机构管理经济利益冲突的责任，包括制订本单位利益冲突政策，收集和审查研究人员提交的经济利益清单，披露并向PHS资助机构报告利益冲突事项及其处理情况。

2000年5月，DHHS又公布了在临床研究中加强人类受试者保护的5项倡议，其中之一便是要求各有关机构制定管理人体试验中经济利益冲突的指导方针。2001年1月，DHHS发布临时指导文件《临床研究中的经济关系：机构、临床研究人员和学术伦理审查委员会在处理经济利益与人类受试者保护时应关注的问题》。2001年8月，美国人类受试者保护咨询委员会就该临时指导文件向DHHS提出了咨询意见。2004年5月，DHHS在联邦纪事上发布《研究中的经济关系与利益：人类受试者保护指南》，以取代2001年临时文件，正式提出了在确定研究中的特定经济利益是否影响人类受试者的权利和福利时需要考虑的要点，以及需要采取的保护人类受试者的管理制度和措施。

根据这些条例和意见，大学普遍修订规范了利益冲突政策。等人对1998年从NIH或NSF获得500万美元以上资助的全部127所美国医学院校和170所研究机构进行了调查，在250个回复调查的机构中，94%的单位报告有利益冲突管理政策。其中，90%的机构坚持以PHS规定作为要求报告和管理冲突的门槛标准，其余机构的政策则规定了更严格的标准。

1.3 2008年以来，大学、专业组织与政府共治

2008年，受NIH重点资助的埃默里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家查尔斯·内梅罗夫没有按要求披露自己从一家制药公司获得的120万美元收入，此事一经披露，导致社会对科学家经济利益冲突的巨大关注，内梅罗夫申请企业赞助在大学设立荣誉教席的行为也引起人们对大学作为机构自身存在的经济利益冲突的警惕。参议员查尔斯·格拉斯利在对内梅罗夫发起指控的同时，要求资助内梅罗夫项目研究的NIH改变对类似接受产业资金的研究人员的基金评审与管理方式。研究人员个体经济利益冲突与机构经济利益冲突交织在一起，引发大学、专业组织与政府的共同治理。

2008年2月，美国医学院校协会（ of ，AAMC）与AAU共同发布了咨询报告《保护病人，维护诚信，促进健康：加速利益冲突政策在人体试验项目中的实施》。报告在明确研究人员经济利益冲突的基础上，重点阐释了“机构利益冲突”的概念，使利益冲突政策关注焦点从研究人员个体转向大学组织与机构层面。2010年，AAMC在2008年报告的基础上，全面审查了各学术性医疗机构利益冲突的政策和做法，发布了《为病人着想：医师经济关系与临床决策的建议——临床实践中的利益冲突问题报告》，郑重要求医学院校正视和果断处理临床医疗服务中的个人经济利益和机构经济利益，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2011年8月，在反复征求意见的基础上，DHHS终于在联邦纪事上发布了年条例的正式修订版。修订后的条例进一步补充界定了“重大经济利益披露、经济利益冲突、研究人员”等相关定义，其最大变化之处是将“重大经济利益”的认定标准由1995年的10000美元调整为5000美元。条例新增加研究机构对研究人员进行政策培训的要求和管理利益冲突的要求，以及将经济利益情况向人类受试者披露和向社会公开的要求QS100名校留学，强化了研究机构的责任。条例还要求研究人员必须披露接受关联企业的赞助履行情况，扩大了披露范围。大学对于专业组织的提议与联邦条例的修订要求，采取了积极配合的态度，按PHS条例要求在合规日期（2012年8月24日）前完成了内部政策修订。

美国大学科研活动中经济利益冲突管理的内容

2.1定义

利益冲突在现代大学中是普遍存在的，在实践中也不可避免。根据美国医学研究所（ of ，IOM）的定义，“利益冲突是一组情形，它会导致这样的风险，即有关主要利益（如大学的基本职能、学生利益等）的专业判断或行动会受到次要利益（如大学排名、经济利益等）的不当影响”。利益冲突具有多种样式，经济利益冲突是其中最易衡量与评判的，也是最受重视的。PHS颁布的条例已对研究人员个体经济利益冲突作了明确的限定。个体经济利益冲突管理涉及“研究人员及其家庭成员、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冲突”等一系列的核心定义。

对于机构经济利益冲突，联邦政府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法律规定。2009年以来，各大学开始自主制订机构经济利益冲突政策。根据对AAU所属60所美国顶尖研究型大学的调查，62%的大学公布了机构经济利益冲突政策。机构重大经济利益的审查通常涉及以下两个层面：（1）大学自身的重大经济利益，一般包括大学从外部实体获得的各类权益、礼物与捐赠、知识产权收益等；（2）大学主要官员的重大经济利益，是指影响研究项目决策的大学管理者及其家庭成员从外部企业获得的经济利益，标准为12个月内获得上市企业25000美元以上收益或股权，或在设立研究项目的企业担任任何职务。需要注意的是，对于非上市企业，各大学给予了高度关注，要求大学组织或大学官员报告从中获得的任何利益。

2.2大学内部管理机构

大学内部利益冲突管理机构通常由校院两级的审查委员会和审查官员构成。审查委员会一般由教务长或主管科研工作的副校长负责，其余成员包括大学法律顾问、各学术机构的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有的大学还要求选聘校外社区的代表人士；学院层面也应设立这样的委员会，其职责包括维护和调整本单位利益冲突政策，审查研究人员重大经济利益披露情况，制订和实施经济利益冲突管理计划，对违反大学政策或联邦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理。同时，根据PHS规定，大学须指定利益冲突审查官员，其主要职责是负责重大经济披露的日常审查工作，向PHS等资助机构报告本单位经济利益冲突情况，开展政策培训。该职务在大学层面通常由一名教务长助理，或主管研究副校长助理或大学研究办公室主任兼任，在学院层面一般由科研副院长或其助理兼任；也有大学配备了专职利益冲突行政人员。

2.3大学内部管理程序

针对研究人员个体经济利益冲突管理，美国大学建立了以披露为核心机制，审查、管理、制裁相配合的规范流程。机构经济利益冲突的管理，也与之类似。

（1）披露。联邦法规和大学政策规定，所有研究人员均有义务通过大学经济利益报告系统，披露与其工作职责相关的所有重大经济利益。披露的具体时间通常要求在向PHS等资助机构提交课题申请前，或在向学术伦理审查委员会提交人体试验方案之前；而在项目获得批准之后的研究期限内，必须按年度对披露情况进行更新；在发现新的重大经济利益之后的30天内，也需要及时进行更新。

（2）审查。是指大学审查官员和审查委员会根据其职责审查研究人员提交的重大经济利益及履行情况是否与研究项目有关，确定是否构成经济利益冲突。对于不存在经济利益冲突的情况，给予“无需采取其他措施”“需要提醒建议”“需要其他委员会协同审查”等不同程度的认定，由审查官员直接通知研究人员。

（3）管理。如果审查官员确定研究人员申报的重大经济利益或旅行情况，构成经济利益冲突，应制定和实施管理计划，以减少该冲突的影响，直至该冲突得到有效管控，或最终消除。可能的方案包括公开披露、由独立审查员监督研究、修改研究计划；或取消研究人员参加全部或者部分研究的资格，甚至剥离重大经济利益和切断造成实际或潜在冲突的联系；以及其他适当管理方式进行处理。

（4）公开。研究人员在向利益冲突委员会披露重大经济利益的同时，需要根据项目来源要求分别向联邦资助机构、州政府、课题资助者、参与课题的学生，以及涉及到的人类受试者公开利益冲突及处理情况。在向资助机构、校内机构报告的同时，联邦政府经济利益冲突条例、阳光法案等法规也要求大学通过网站等向社会公开确定的经济利益冲突情况，内容包括科研项目信息、研究人员信息与经济利益的价值。上述信息公开应至少每年更新一次，同时要求大学接受公众的信息公开申请，按规定予以回复。

（5）制裁。当发现研究人员违反相关政策，包括未能披露重大经济利益及受资助履行情况，或未能遵守冲突管理计划的要求时，审查官员应根据大学有关政策和程序进行制裁，包括暂停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或未决的技术转让交易，直接冲突得到处理。

评价与启示

3.1评价

美国大学科研活动中经济利益冲突管理，是高效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过程。

在主体策略上，具有典型的多元性。利益冲突管理由政府组织、专业组织、大学构成。其中，政府组织包括以NSF为代表的联邦科研基金管理机构、以NIH为代表的政府专业资助与管理机构，以及以政府问责办公室为代表的政府监督机构。专业组织包括以北美大学协会等为代表的高等教育协会与以国际医学期刊委员会等为代表的专业学术团体。大学组织由4000余所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构成，具有多类型的体系格局、充分的自主办学权、分权化的治理结构、竞争化的动力来源等制度特征，是自主管理的基础。

在功能策略上，具有强大的协同性。政府组织以公共性与责任性为追求，在经济利益冲突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一是资金供给。美国政府是大学研究资金最为主要的来源。如NIH每年在公共卫生研究领域投入达到320亿美元，是各大学医学领域最大资助来源。二是监督问责。具体由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办公室、联邦和州政府机构下设的监察长办公室与各资助机构下设的合规或监督办公室履行。大学以学术自由为基本价值，又受科研活动中经济利益的影响，既对研究活动中的利益冲突高度关注美国大学科研活动中的经济利益冲突管理，又在管理过程中保持其自身的自主性，因而在利益冲突管理中发挥主体作用。无论是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都建立了系统的内部政策与管理机制。各类专业组织以专业性与标准化为追求，在政府强制与大学自治之间起到良好的协调作用。

在资源策略上，具有突出的互补性。首先，政府提供政策法规资源，包括基金政策与监管法规的制订与修正。在由下至上、反复互动的过程中，政府最终主导了制度供给的权威。其次，专业组织提供丰富的专业技术资源与服务。一是政策咨询与标准规范，学术团体在利益冲突政策的研究与拟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政策传播与评估，如AAMC设有经济利益冲突学院，为生物医学领域的大学领导者提供了交流平台，以推动政策的扩散与执行；三是利益诉求表达，专业组织可以将大学的力量组织起来，通过政策建议、国会游说等具体行动，传递大学的呼声。

经济利益冲突政策为大学自治带来新的负担。有批评家将冲突管理中的披露政策描述为一种“新的科学麦卡锡主义”，“披露政策主要是为了保护大学行政官员而不是教师、学生，是基于意识形态而非证据”。另外，联邦、州政府、专业组织等对利益冲突管理的多种要求并存，程序繁琐，给大学和教职员工增加了严重负担。根据AAMC评估，为了适应PHS等机构的条例，大学需要设置或雇佣专门的合规官员等额外员工，以及开发披露信息系统，每年要花费数百万美元。根据PHS调查，年新条例实施后的一年中，71所大学就在披露上面增加了2300万美元花费。

3.2启示

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大学的利益冲突管理在国家立法与统一监管方面走在了前列。目前，围绕科研活动中的经济利益冲突管理，美国建立了功能性的、可量化的、法规性的制度体系，透明度高，可操作性强。基金部门在受理项目申报，科学期刊在发表研究成果，以及大学在日常管理过程中，都要求研究人员披露经济利益情况，这些披露情况与社会信用机制直接挂钩。这样，美国以政府法规强制为根本，通过专业组织建议咨询、大学自治的协同，实现了对大学研究活动中的经济利益冲突的有效管理。就我国而言，利益冲突制度主要体现在部分党内法规与少量行政法规、刑事法规之中。当前，公立高校教职员工与国家工作人员一样受到上述法规的宏观约束。除法律法规所设定的总体性要求外，党内法规主要规范高校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经济行为，其核心是以财产申报为重点的个人事项申报与审查制度；高校党风廉政建设与全面从严治党的着力点也在于强化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意识与行政管理行为。而对于大学教师与研究人员科研活动中的经济利益冲突事项，除党的政策、教育部门文件所设置的伦理道德规范约束之外，政府和大学并没有建立专门的、系统性的法律规章或管理制度。国家基金机构、国内学术期刊在利益冲突披露要求上也处于真空状态。目前，我国高校进入了“双一流”建设的新阶段，政府和社会对高校的科技资助强度持续加大，产学研合作不断深化。根据《2017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2016年全国1804所高校当年共获得科技经费1483亿元；其中政府资金980亿元，占66%；企事业单位委托经费385亿元，其他来源经费118亿元，合计占34%。高校当年获得技术转让实际收入达到27亿元。产学研合作数量上的扩大在促进科教融合质量提升的同时，也使得大学经济利益冲突风险激增。从2017年中央对重点高校巡视通报来看，校办企业成为机构利益冲突与经济犯罪的重灾区。我国大学利益冲突管理制度的缺失美国大学科研，已不足以应对日益复杂且频发的个体与机构经济利益冲突。

系统构建经济利益冲突管理的制度化体系。一是在国家立法层面，要启动研究活动中经济利益冲突管理法规的立法规划，从而在法律上明确经济利益冲突定义、重大经济利益认定标准，以及处理利益冲突的权责、程序等实质性内容，确保可操作性。二是在大学层面，要尝试制订利益冲突管理制度。大学管理制度应包括总体性利益冲突管理规定与研究活动中经济利益冲突的具体管理规定。总体性规定应对包括大学领导、管理人员、教学和研究人员在内的全体教职员工的承诺冲突与时间冲突等作出明确的限定，研究活动中的经济利益冲突管理规定应对从事科学研究人员的经济利益关系进行规范。三是在专业组织层面，要探索制订专业管理与评估规范。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学会、期刊编辑协会等专业团体的专业化作用与协调功能，建立经济利益披露规范。这样，以制度建设为基础，充分发挥政府、专业组织与大学在经济利益冲突管理中的协同效应，才能形成不同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的“善治”格局。

[本文为吉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重点课题、吉林大学廉政建设课题“高校行政权力监督的理论与对策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