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大学( )，诞生于1888年的广州，现为香港八大公立大学之一，世界博雅院校联盟成员，国际高等商学院协会（AACSB）认证成员。岭大奉行西方经典的博雅教育理念，在香港高教界独树一帜，2015年获《福布斯》评为亚洲十大顶尖博雅学院之一。

岭大专注于人文社会学科，是以本科教育为重点的教学型大学。其刻意缩小规模以实行高互动性的小班教学及打造紧密的师生关系。课程以基础宽广、跨学科研习为特色，旨在教导学生成为一位“学识广博，生活高雅的自由人”。文学院允许学生发挥创意自主设计专属的主修专业。岭大亦是香港唯一一所为所有本科生提供四年全宿的高等院校 。

立思辰留学360介绍，岭大致力于为学生提供全球性的学习机会以培养他们在全球化环境下需具备的国际视野及跨文化经验。其逾80%的学生可到其遍布全球的170余所兄弟院校交换学习，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台湾大学等。此外，岭大亦强制性要求学生参与服务研习，以培养他们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品德。

在2016年发布的QS亚洲大学排名中英国G5院校留学，岭大位列亚洲第109位，中国（含港澳台）第48位。在同年发布的QS学科排名中，岭大的人文艺术学科位列全球第235位，哲学进入世界150强，现代语言学进入世界250强。在香港政府教资会于2015年发布的大学学术评估报告中，岭大的经济学、哲学、翻译学、视觉研究的学术表现位列香港前三。在美国杨百翰大学发布的世界会计学术排名中，岭大会计学系在审计学及税务学的学术表现分别排名世界第37及60位按错。

发展历史

广州岭南大学（格致书院）

清光绪十四年，亦即公元1888年，美国长老会（）在广州沙基金利埠创办了一所名为格致书院（ina）的高等学府。这所学府就是今天在香港复校四十多年的岭南大学的前身。是年3月28日，格致书院正式授课，第一批学生只有三十人。

1893年，格致书院脱离美国长老会，在纽约另组董事局（）香港岭南大学教育学院，成为一所不属于任何教会的基督教大学。其时中国政局正值多事之秋，格致书院既属外国教会所有，难免成为仇外份子滋扰的对象。1900年，曾经在格致书院就学的史坚如谋刺两广总督德寿事败，格致书院引起了满清政府的注意。为免卷入政治旋涡，格致书院迁往澳门暂避。1903年，格致书院改名ge，中文校名亦改为岭南学堂，是为「岭南」用作校名之始。在澳门流寓期间，岭南学堂更一度考虑迁往九龙。1904年，岭南学堂决定迁回广州，并在广州河南康乐村购下三十多英亩土地，成为日后岭南大学的永久校园。

随着永久校址的启用，岭南学堂的发展蒸蒸日上。1911年，校友司徒卫从康乐校园北望的景致得到启发，设计出一个饶有意思的校徽。圆形校徽的上半部是广州的白云山；横亘其中的是珠江，其南岸有茂盛的荔枝树；下半部是康乐校园的曲水细流，富有诗意。这个圆形校徽经过多次细微的修饰，一直沿用至今。另外，当时岭南学生参加省运动会的时候，啦啦队所用的校旗以红色为底色，上面印有「岭南」两个灰色大字。自此「红」、「灰」二色成为了岭南精神的代名词。

1912年9月，学堂的中文名称改为「岭南学校」，英文名称则不变。1918年，岭南学校终于发展出整套大学课程，并且颁发学位证书予当年修毕课程的三名毕业生。这时候，美国的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史丹福，以及加拿大的多伦多等十五所著名大学正式接受岭南毕业生入读研究院课程。这是岭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926年，国民政府颁布私立学校立案规程，禁止外国人在中国办大学，岭南学校亦在被禁之列。岭南学校随即成立以华人为主的校董会，以取代纽约董事局，并准备由华人接手主理校务。1927年1月，校董会推举一直襄助校务的锺荣光为校长，李应林为副校长，展开华人领导岭南的新一页。岭南亦正式易名岭南大学，英文名称亦相应改为。岭南大学于是年3月向国民政府呈请立案，确定为国际性的私立基督教大学。锺荣光长袖善舞，魄力过人，主理校政期间为岭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1927年至抗战前夕，岭南大学在原有的文理学科上先后增设农学院、商学院、工学院、医学院等部门；又开办中学、小学、华侨班等附属组织；并且在香港设立岭南分校，成为中国南方一所举足轻重的教育机构。

抗战期间，中国不少著名高等院校都跟随国民政府往西部迁移。岭南大学是私立大学，并无追随政府的计划。广州沦陷前夕，岭南大学决定迁移往香港继续发展。事实上早于1937年，岭南大学附属中学已经往香港青山湾梁园上课。1938年8月中旬，岭南大学一举迁往香港，借用香港大学的校舍继续授课；农学院则租用屯门蓝地的农场。当时复课生加上来自别校的转读生，岭南大学在港学生人数竟达到广州时期百分之九十之多。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时为校长的李应林率领岭南大学师生辗转逃亡至粤北韶关。在国民政府和美国基金会的协助下，岭南大学最后在曲江大村复校，并将校园命名为岭大村。后来战事日渐蔓延，岭南大学只好由曲江转移往东江梅州。

1945年抗战胜利，岭南大学重回广州康乐的校园，李应林承担起复课的任务，完成了艰巨的重建工作。1948年8月，陈序经接任校长一职，迅即将岭南大学的学术地位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陈序经是著名的全盘西化论的倡导者，在海内外享有盛誉。他立意要将岭南大学打造成全国最优秀的学府。因此他在上任前即向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协和医学院等一流学术机构挖角，聘请明星级教授十数人。另外，陈序经又以个人的交情和魅力，请来陈寅恪、王力、梁方仲、容庚几位人文学科的国宝级教授加盟，奠定了岭南大学在中国文史界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连同陈序经本人在内，岭南大学优秀的师资在战后的广东造就了一个人文荟萃、精英云集的局面，其盛况可谓一时无两。

1952年底，全国高等院校进行调整，岭南大学的康乐校园变成了中山大学的校园，原有的课程或科系拼入广州其他院校，曾经是国内著名学府的岭南大学正式解体，结束了六十多年曲折而光辉的教育道路。

于香港复校

自1952年院校调整以来，岭南大学校友一直以复校为奋斗的共同目标。1966年，岭南中学校董会邀请岭南大学香港同学会及岭南会所联合组成「岭南教育扩展会」，为岭南大学的复校作出了具体的筹备工作。1967年9月，岭南校友在香港成立岭南书院有限公司筹办岭南书院，开始了岭南大学复校的第一步。为结集资源以推动岭南教育事业在香港的发展，岭南书院有限公司更于1969年与岭南中学有限公司合并，组成岭南教育机构有限公司。

创设伊始，岭南书院借用岭南中学的课室上课。第一年取录了约一百名新生入读大学先修班，三十名入读一年级，其中有部分学生在学校寄宿。后来得到热心校友支持奔走，岭南书院先后兴建了教学及行政大楼、大礼堂、语言实验室、图书馆及教职员宿舍，具备了专上学院的基本规模。1974年，岭南书院师生的努力得到了回报；超过七十间北美的大学承认岭南书院具有高等学府的地位。1978年，岭南书院成功向教育署注册为专上学院，并随即易名岭南学院，同时推行由政府资助的专上学制。

岭南校友以十年时间建立了一所颇具规模的专上学院，为此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固的基础。岭南进入第二个十年之后，校务迅速扩展。1983年，陈佐舜校长接掌岭南，肩负提升岭南学术地位的重任。陈校长不负众望，在任期间大量延聘人才，重组学术部门，并改革课程结构，推行通识教育香港岭南大学教育学院，香港岭南大学发展历史，为学术评审作好准备。1987年12月，英国「国家学历颁授委员会」对岭南进行全面评审，高度评价岭南的领导架构、教学质素、行政效益、以及师生的质素。对于岭南多年来进步神速，评审团予以高度评价，并认为岭南的学术水平足以媲美「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辖下的院校。

岭南的学术水平既得到肯定，于是决定停办二年制课程，并要求政府增加拨款以推动荣誉文凭课程的发展。1988年，政府决定增加对岭南的拨款，以增聘教职员、添置教材，应付新课程的需要。同时，政府亦计划邀请岭南加入「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升格为开办学位课程的高等学府。1991年，岭南的努力奋斗得到了重大的回报，岭南在「香港学术评审局」的全面评审中取得上佳的评价。评审团成员特别推许岭南教职员资历良好，更对学生的杰出表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评审局因此认为岭南有优良的学术条件开办学位课程。最后政府接纳建议，于1991年把岭南升格纳入「大学及理工资助委员会」体系，成为本港颁授学位的大专院校之一。岭南为了进一步发展大学教育，于1995年迁入屯门新址，并开办哲学硕士课程。1998年，岭南获得自我评审资格，并于1999年正名为岭南大学。进入2000年，岭南不断向前迈进，增设博士研究课程，建立持续进修及社区学院，为香港以至邻近地区提供多元化的优质大学教育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香港岭南大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与香港岭南大学联合培养博士项目

为了贯彻落实国家和广东省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政策方针，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华南师范大学与岭南大学（香港）合作开展了博士研究生培养项目。欢迎具有教育学、社会学等相关专业的硕士应/往届毕业生或华南师范大学在职青年教师报名申请。

一、合作院校简介

岭南大学（香港）是享誉国际、在亚洲首屈一指的博雅大学，以“作育英才，服务社会”为校训，致力提供融合最优秀的中西博雅教育传统的优质全人教育。在2022年4月公布的 “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影响力排名2022”中，岭南大学连续第二年在“优质教育”一项位列全球第三。

华南师范大学是国家“双一流 ”建设高校、“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省部共建高校和广东省高水平大学整体建设高校，有教育技术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光学、体育人文社会学（重点培育）等4个国家重点学科。学校在服务港澳台教育发展方面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先发优势，是最早在香港、澳门合作办学的内地高校香港岭南大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与香港岭南大学联合培养博士项目，被誉为澳门师资三大力量之一。

二、博士联合培养项目概况

1.目标：两校合作开展博士研究生培养，为我校硕士研究生的深造和青年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机会，为粤港澳大湾区未来教育发展培养高层次人才。

2.甄选和录取：华南师大推荐优秀的硕士研究生及在职青年教师申请岭大的哲学博士项目，岭大和华南师大联合组织面试，选拔具有培养潜质的学生进入博士阶段的学习；招生的人数需双方每年商议决定。

3.培养模式：两校为每位博士生共配至少两名导师，共同指导学生。

4.学习时间和地点：项目全日制课程正常学习时间为三年（36个月）QS200名校留学，主要在岭南大学学习，期间在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学习和调研的时间累计不超过一年。

5.奖助学金：在博士阶段，学生在岭大驻校学习期间，岭大向学生提供1.5年的助学金，资助标准为每生每月5,000港币。学生在华南师大驻校研究期间，华南师大导师根据学生参与导师研究课题及学院相关科研项目等情况和成果提供一定的经济资助。

6.学位授予：学生完成规定的学位课程，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香港岭南大学博士，授予岭大社会学及/或社会政策哲学博士(PhD)学位。

香港岭南大学预科，曾经中国学费最高的学校，战乱年代的“贵族教育”

（1950年，屠规益（后排右三）和同学们在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三楼解剖室。中戴帽者为一具尸体。图/受访者提供）

圣约翰大学的最后十年

本刊记者/宋春丹

发于2020.10.26总第969期《中国新闻周刊》

在北京协和医院退休教授叶世泰看来，战乱年代，他的母校圣约翰大学就像上海的世外桃源。

圣约翰大学地处苏州河畔，三面滨水。穿过兆丰公园后门就进入学校，一株巨大的古香樟树枝繁叶茂。它的枝干遒劲，低处的树枝多横斜着生长出去，人刚好可以坐在上面，很多同学就坐在上面赏景、读书、谈恋爱。旁边的大草坪上，有时会有一些教授在打高尔夫球。一首老歌“I Love You for ”（爱在我心感怀时）在校园中风行。

作为一所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的英文校训是“light and truth”（光与真理），出自《圣经》中耶稣所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叶世泰不是基督徒，但读书心烦时偶尔喜欢去校园里的小教堂里坐一会儿。

那是1947年底到1952年，圣约翰73年生命中最后的时光。

“中国学费最高的学校”

1942年，19岁的白德懋从上海光华附中毕业，被圣约翰大学录取。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圣约翰大学的西籍教员不是返国，就是被关进了集中营。1942年1月，学校成立了全部由中国人组成的紧急校董会，决定继续办学。此时的圣约翰已成为上海仅存的一所完整的教会大学，学生人数一再创下记录。1937年圣约翰的全体学生人数只有568人，到1942年已达到2500余人（含附中和圣玛利亚女校学生）。

因为看了一部以医生为主角的美国电影后深受感动，白德懋选择了医学专业，一学期后，因兴趣缺缺，转到了英语专业。又过了一学期，他担心英语专业就业困难，再转到了土木系。不久后，圣约翰大学成立建筑系，白德懋开始同时攻读建筑专业和土木专业。

建筑系第一届只有5个学生。建筑系和土木系都由工学院院长杨宽麟领导，他为人幽默，和学生打成一片，很受欢迎，学生经常到他办公室去聊天。因为建筑系第一班学生只有5人，杨宽麟对他们特别关照，白德懋毕业后的工作基本都是他介绍的。

国学大师陈从周讲授语文，他学识渊博，但不善讲课。白德懋选修的第二外语是德语，老师是一位喜欢点名的犹太人，总是把白德懋念成“白德蒙”，读起来像个俄罗斯人。

建筑系主任黄作燊刚从英国留学回来，一副绅士派头，学生们很崇拜他，总是模仿他的穿着打扮。黄作燊亦师亦友，经常邀请学生到家中做客。

黄作燊教现代建筑，作为中国建筑学界中现代派的首倡者之一，他把最现代化的理论引进了建筑系。为了让学生理解现代派和学院派的联系和区别，他邀请了兼职的德国教授、现代派的和学院派的李锦沛来讲城市规划。

圣约翰大学首创了“荣誉制度”，亦称作“不监考制度”，一切靠自觉。学生选课自由，修满学分即可毕业。白德懋在1945年9月修完土木系和建筑系的学分，提前毕业。

白德懋毕业这一年，史久镛考入了圣约翰大学医预科。从医预科升入医学院要求每门功课必须b以上，但他第一学期的数学成绩是c，因此他只读了一学期，就转入了政治系。1945年联合国的成立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公布，让他对国际法课程兴趣浓厚，下定了搞国际法的决心。

史久镛当时是不问党派政治的无神论者，课余时间喜欢听音乐会、看芭蕾舞演出、读英国文学。他不住校，骑自行车走读。在他的印象中，圣约翰大学本地学生多，一般都家境富裕。

当时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均给予圣约翰大学生以免考直升研究生院和诸如医学院、法学院等专业学院的优待，并允许他们插入大学本科三四年级学习。史久镛毕业后申请哥伦比亚大学，被顺利录取。

1947年进入圣约翰大学医预系的刘力生报到那天就发现，很多学生都是乘小轿车到校的。除学生食堂外，学校还有可以吃炸猪排、炸牛排的两家饭店，有些家境优渥的学生从不去食堂。

随着学校的发展，学费逐渐成为圣约翰常年经费的最主要来源。学费迅速增加的一个后果便是学校的贵族化倾向。1935年的一个统计显示，圣约翰学生一年的人均开支是750美元，远非一般家庭所能承担。因此学生多为富室子弟，常常父子相继、兄弟联袂，如宋子文、宋子良和宋子安三兄弟都是校友。

圣约翰在美国的经费来源，主要是美国圣公会的常年拨款，但这部分经费主要用于20来位西籍教员的薪金。他们的薪金仅在1928年至1929年度就达到18万元，是一笔巨款。而且，让学校经济自立，是圣约翰治校的目标之一。因此，不足部分，只能靠学费弥补。

学费高还有一个原因。进入30年代之后QS200名校留学，由于美籍教士的反对，圣约翰长期未向中国教育部立案，在政府规定的立案最后期限1932年6月30日之后，成了一所在中国“非法”开办的教会大学，这不仅使得圣约翰毕业生的就业受到一些限制，也使它不能从政府得到补助，更加依赖学费。学校在1939-1940年的年度报告中也承认：“圣约翰已有中国学费最高的学校之称，使它成为只有有钱人才能上的学校是不幸的，是和我们的宣教理想背道而驰的。”

由于经费不足等原因，相比20年代鼎盛时期，圣约翰大学在全国高等院校中的地位已有下降。1946年，圣约翰校董会主席颜惠庆在题为《圣约翰大学：过去与未来》的报告中写道：“人们只要到圣约翰校园走一遭便能看出学校的破绽：校舍七零八落、既无规则，表明创办人根本未曾想到圣约翰会有今天这样的规模；与其他后起或多差会合办的教会大学相比，圣约翰无论校园建设还是教学设施均已落后。”

学校宿舍紧张，刘力生所住的宿舍六人一间，桌椅都要自己买。此前，她已在燕京大学医预科读了一年，因家人担心北平局势动荡，让她退学重考了圣约翰大学医预科。她觉得，圣约翰大学的校园没有燕京大学面积大，社会、经济等人文类课程的选择范围也不如燕京广泛。她仅仅在圣约翰读了一学期，为了升入协和，就申请了重回燕京大学，获得批准。

1947年10月，圣约翰大学终于完成了向国民政府立案的所有手续。圣约翰神学院与圣公会中央神学院合并，虽设在校园内，但与学校已不再有隶属关系。

这一年，圣约翰大学的名誉校长卜舫济（ Hawks Pott）在上海逝世。

卜舫济执掌圣约翰大学五十余年，是圣约翰大学的灵魂人物，有“北有司徒雷登，南有卜舫济”之说。他在圣约翰推动了两项重要改革：一是英语教育，二是科学教育。他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1941年初获准辞职，改任名誉校长。抗战胜利后，82岁的他从美国返回圣约翰大学。他说，这里是他的家，他要死在这里。半年后，他在上海宏恩医院去世。

民主堡垒

1947年底，叶世泰从东吴大学医预科转入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他觉得圣约翰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生活自由。

教解剖学的外籍教师张光朔，第一节课从锁骨讲起，用一年讲完了全身各个系统。心理学老师喜欢在上完课后给学生测IQ。临床课都是上海的名医，要经常去医院上课。

医学院每年都要求学生作解剖实验，6至8人一组，每组需要一具尸体。实验室的尸体用光了，时任院长倪葆春写了一封介绍信到警察局去要。医学院派不出人手，就让学生自己去办。叶世泰记得，他拿着介绍信去警察局，要到8具尸体，由专人拉回，泡在福尔马林里。

1948年，杨冠群考入圣约翰大学政治系。他高中就读于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直升圣约翰大学几乎不存在压力。考虑到报考经济系的人太多，竞争激烈，他先报考了政治系，打算读一年再转到经济系，后来形势发展就作罢了。

政治系大一时课业不算繁重，逻辑课教授用一个学期讲了两个字“good”和“bad”。

入学后，学校里一些地下党员主动邀请他，参加进步的读书会。

早在1938年香港岭南大学预科，曾经中国学费最高的学校，战乱年代的“贵族教育”，圣约翰就成立了中共地下组织。到抗战末期，圣约翰已有两个中共地下党支部，并建立了党总支委员会，在上海高校中第一个建立党总支。

1946年10月，具有民主思想的教育家、曾获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的涂羽卿受聘出任圣约翰大学校长，成为圣约翰大学历史上经由校董会任命的第一位中国校长。他上任后，圣约翰大学不参与政治运动这一传统被打破。学生要求校方允许民主选举成立学生会，涂羽卿表示同意。圣约翰大学随即兴起了选举热潮，中共地下党员汤兴伯击败了国民党三青团候选人，当选为校学生会主席。汤兴伯是拳击能手，三青团打手都回避三分。

从此，学生自治组织控制在了进步学生手中，圣约翰大学成为上海高校中的“民主堡垒”。据估计，从1946年到1949年，曾在圣约翰工作和学习的中共党员先后有250人左右。

在校期间，杨冠群参加了上海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在解放区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政治系学长、后成为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的胡洪范是他的领路人。

利用各种团契开展活动，是中共地下组织采取的斗争策略之一。杨冠群记得，“青联”的聚会是秘密进行的。先是在兆丰公园边上一个外号“老蟹”的同学家里，后来迁到政治系学生汝信（80年代担任了社科院副院长）位于静安寺的家里。聚会时将学习文件塞在长筒袜里，分头进来，分散出去，以免引人注意。

长期内战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杨冠群说，有家境不好的学生四年向学校贷款2000块旧币，而毕业时2000块只能买一斤肉。在地下党领导下，国统区学生运动高涨。

上海地下党指示上海学联党组书记钱李仁取得学生身份，卷入学生运动，并逐渐到“推动和引导的位置上”。他当时24岁，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员，因身材较瘦小，充当一名大学生并不显突兀。

选择圣约翰大学，是因为该校入学考试不考高中所学科目，主要考察英文水平和思考能力。钱李仁高中时读的是著名的上海中学，英文老师水平很高，化学老师选用的教材都是英文的，因此他报考了圣约翰大学化学系，被顺利录取。

他把主要精力用于跟进学生游行活动，无暇投入学业，而且也有意识地避免结识熟人暴露身份。“作为约大学生，实在十分惭愧。”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外交人才养成所

杨冠群升入大二时，全国解放。北京外国语学校去上海地区招生，实际上是外交部到高校尤其是外语水平高的一些教会大学的进步学生中选拔预备干部。

圣约翰是中国最早实行全英文授课的学校之一。有学生曾如此描述：“圣约翰学生与众不同的最大标志是他们地道的英语。本校因此而远近闻名，令人羡慕；圣约翰学生也因此趾高气扬香港岭南大学预科，不可一世。”由于圣约翰学生的普遍英文程度在上海首屈一指，海关、电报局、洋行等洋务部门对该校学生另眼相看，在社会上有“圣约翰英语”之称。

招生没有经过报名和考试，由地下党推荐。那时有两个选择，一是“北上”学习，二是跟解放军“南下”。动员时，地下党说“北上”是经过学习后做外事工作，杨冠群不知道外事工作是什么，猜测是管理外国侨民。他权衡再三，决定“北上”。

圣约翰大学选择“北上”的学生共一百多人。因北京外国语学校校舍紧张，来自上海的这批人被送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读了一年政治，学习马列主义。

在这里，杨冠群学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到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接受了跟《圣经》完全背道而驰的进化论。

1950年3月11日，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正式成立，上海各高校移归该部管理。6月，中共圣约翰大学支部首次公开，党员和预备党员共36人。

圣约翰大学党总支号召学生参加军队系统的干校，纪立德是医学院唯一报名并被批准参军的。他1949年考入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在学校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被选举为一年级学生会主席。

因朝鲜战场急需翻译，纪立德等五人被分配到南京军区外语学校。一个多月后，因北京外国语学校调出一批人去朝鲜，纪立德等和来自其他学校的三四十人被调去补充生源，成为二年级插班生。

1952年9月，纪立德被调到外交部，去印度孟买总领馆工作。80年代，他担任了中国驻纽约总领事。

圣约翰大学出了很多外交家。杨冠群曾统计过，后来在外交部工作的圣约翰学生有近四十人，有七八人做了大使。如汤兴伯出任中国驻纽约总领事，外交部两个副部长朱启祯和温业湛都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培养出来的“知美派”。中联部两位部长钱李仁和朱良也都曾就读于圣约翰大学。

自力更生

1949年，屠规益通过面试，从苏州东吴大学医预科转到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他本计划读完两年医预科后投考北京协和医学院，但南北交通因战事几乎中断，解放军办的华东军政大学又尚未建成，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圣约翰大学。

此时，圣约翰大学正处于新旧交替阶段。学校里宗教气氛依然浓厚，校园里不乏外国传教士和外国教员的身影。

20年代中期以前，学校的宗教教育是强制性的。在舆论压力下，圣约翰逐渐将教学和宣教相分离，试图在“光”（知识）与“真理”（教义）之间保持平衡。礼拜改为自愿，但学生仍须参加宗教课，后宗教课也改为选修课。学生中基督徒的比例一直在下降，从20年代初的三分之一下降到40年代末的五分之一。

第二学期，部分课程开始改革。医预科撤销，改设6年制医科。多数老师都改为用中文授课。

胚胎学老师曾在美国留学，关心政治，倾向进步，教改时很快提供了英文讲义让学生翻译，开始用中文讲课。解剖学没有讲义，纪立德和三四个同学用打字机根据上一年级的讲义手打。

由于圣约翰大学一直全英文授课，很多医学词汇学生不知对应的中文名称，医学院院长倪葆春为此专门开设了一个学期的词目课。

屠规益在圣约翰大学的三年里几乎没有课余时间，每天白天上课，晚上去停尸房解剖。

那是一段“自力更生”的日子。解放初期，学校师资和设施都极度匮乏，一些教师是兼职的，实验室的很多器械要自己筹备，没有教材就自己打字油印，没有解剖用的青蛙，就傍晚自己去河边抓捕。

那时，学校里活动很多，组织唱革命歌曲、跳秧歌、打腰鼓、演革命话剧，宣传爱国思想，反对恐美、亲美、崇美思想，后来还宣传抗美援朝。

医学院里基督徒多，书虫多，功课忙碌，学生大多不关心政治。一年级的一百来个学生，最初只有五六个团员。学生被分成多个学习小组，团员分散到各组共同学习、做工作。

以前完全掌握在美国人手里的财政收支完全公开，昂贵的学费被取消了，宗教气氛渐渐变淡，一些过去从不过问政治的老教授也开始学习政治。

1951年，根据中央指示，各教会大学掀起了肃清美帝文化侵略影响的爱国思想教育运动。在上海，圣约翰大学首当其冲，被称为“帝国主义大学”“黑学校”，许多教师被要求参加政治学习班，并定期进行思想汇报。

屠规益本应在1953年毕业，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一部分同学提出提前毕业支援前线。屠规益是班长，代表大家去上海卫生局申请，被批准每年读三学期，提前一年毕业。

1952年夏天，抗美援朝战争还在进行，屠规益等七八位党团员被分配到北京协和医学院。那时北京协和医学院已被军管，培养的学生都计划日后上前线。1953年夏天，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屠规益留在协和医学院，成为头颈外科医生。

院系调整开始后，1952年9月，经由华东教育部决定，圣约翰大学被正式裁撤。

文学院的外文系、新闻系并入复旦大学，教育系和理学院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土木系科和建筑系并入同济大学，财经系科并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取消农学院，部分学生转入岭南大学；取消神学院，学生转入南京的宗教学校；医学院与震旦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合并，成立上海第二医学院；政治系与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沪江大学的政治系合并，连同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安徽大学、震旦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法律系一道，在圣约翰大学的校址上，联合组建华东政法学院。

至此，圣约翰大学的73年历史画上句号。

重聚

1988年，圣约翰全球校友会在香港成立。1937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历史系的荣毅仁被选为会长，率领30名校友前往参加，副会长由1939年毕业生经叔平担任。此后，圣约翰全球校友会每四年召开一次。

史久镛毕业后一直从事国际法工作，1994年当选联合国国际法院大法官，2003年当选为国际法院院长，是该机构1946年成立以来的首位中国籍院长。80年代，他受邀到华东政法学院演讲。

这里是圣约翰大学旧址所在地。他看到，那棵几百岁的大樟树已被砍掉，可以打高尔夫的草坪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崭新的建筑。

1992年10月，圣约翰大学第二届校友联谊大会在上海举行，1700余名校友到场，很多校友是毕业后首次回来。

校友会通过了“三管齐下”的复校方针：第一，在上海复校；第二，将原台湾新埔工专升格为圣约翰大学；第三，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设立圣约翰学院。最终，第二和第三项计划都已实现，第一项改为由华东师范大学申请创立申江书院（申江与圣约翰的英文名称“St. John”谐音），不过还未如愿。

2009年是圣约翰大学建校130周年，第八届全球校友联谊会也在这一年举行。杨冠群前去上海参加，这是他离校后第一次返校。很多老房子都还在，但河边上外国教授住的小别墅群多已损毁。

2018年，圣约翰大学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第12届全球校友会。到会者共计250人，参加者最年长的102岁，最年轻的85岁。88岁的圣约翰北京校友会会长高尚全在会上做了经济形势报告。

叶世泰记得，北京校友会活动初期，合影时有三四百人。最近一次聚会在2019年深秋举行，连家属只有近70人参加。与他联络密切的老友，也只有屠规益等寥寥几人了。

早年间，圣约翰大学学生人手一枚银制校戒，要用两块银元购买。校戒被叶世泰带到北京，悉心保存，但最后还是不知所踪。一次聚会时，校友会给每位校友准备了一枚“校戒”，外观毫无二致，只不过是非银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