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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究中山大学的历史，较之清华、北大，或许更能反映近代以来中国在教育领域的艰辛探索。

说起中山大学，一般人的印象大概只限于如今位于广州的那所著名的985高校。略知其历史的，还可知其前身是孙中山先生亲手创办的“国立广东大学”，后为纪念孙中山而改为现名。关心其发展的，一定熟知其校园风景优美、建筑典雅，曾多次被评为“中国最美高校”。至于广大学子，则关心其“985”“双一流”的实力与名声，不少人默默将其作为求学的目标。

中山大学校门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如今这所中山大学并非历史上唯一的“中山大学”，它和当年孙中山创办的学校有不少出入。从1888年的“格致书院”，到今天的“中山大学”，这中间百余年的发展，恰如其分地反映了近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细究中山大学的历史，较之清华、北大，或许更能反映近代以来中国在教育领域的艰辛探索。

01

从格致书院到国立广东大学

从外国传教士的传教到革命先驱的教育探索

中国正式的高等教育起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变法中创建的京师大学堂是如今北京大学的前身，也是中国第一所真正的大学。但在京师大学堂之前，中国的土地上已经出现了不少近似大学的机构，大多冠以“学堂”之名，不少学堂就是今日大学的前身。这样的学堂主要分为三类：官办、民办和外办。

官办的新学堂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在咸丰即位之初，后来的洋务重臣曾国藩就曾在《应诏陈言疏》一折中提出“中外迭用以练其才”，并提出“转移、培养、考察”三法，作为培养新式人才的标准。在洋务运动期间，李鸿章亲手创办了“北洋西学学堂”，即今日天津大学的前身；奕䜣督办的京师同文馆、左宗棠创建的福州船政学堂、李鸿章创办的军医学堂，都是中国相关领域中最早的专科学校。至于民办学堂，由于彼时“得风气之先”的主要还是统治阶层的官员，因此这些学堂名为“民办”，实际也多是由官员士绅创办，只是不归朝廷管辖，其中的代表有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后演变为武汉大学）。

南洋公学旧像

而“外办”的新式学堂，则是近代中国的一个独特景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了诸多权益，其中之一便是获得了传教的权利。在侵略中国的同时，大批西方传教士、教会成员进入中国，开始在中国开设学校、推行西式教育。无论其目的如何，都确实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例如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创办的山西大学堂、英美基督教联合会创办的燕京大学、罗马教廷创办的辅仁大学，都是我国近代的名校。

中山大学的前身之一格致书院，也正是这段历史的物证和代表。这所书院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哈巴﹒安德1888年创办于广州，是19世纪著名的外办私立教会学校。1907年，格致书院改为私立岭南大学，此后校址几经变迁，先后在广州、澳门、康乐设校，1937年因战火迁至香港，又于1945年迁回康乐。1952年，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成为今天中大的一部分。

中山大学的另一支流，便是辛亥革命先驱孙中山亲手创办的国立广东大学。1912年民国成立后，中国的教育摆脱了晚清时期由官府、教士主导的局面，以革命派和知识分子为主的进步人士开始了在教育领域的独特探索，这其中就包括辛亥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在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先后失败后，孙中山意识到培养革命人才的重要性，先后亲手创办了两所学校美国藤校留学，一所是“尚武”的黄埔军校，一所便是“尚文”的国立广东大学。

中山大学内的孙中山铜像

1924年，孙中山委托邹鲁在在广州接管农业专门学校、法科大学，在此基础上整合筹备广东大学；当年6月，广东大学正式成立，孙中山委托胡汉民宣读了他亲自起草的训词：“学海汪洋，毓仁作圣，大学毕业，此其发轫。植基既固，建业立名，登峰造极，有志竟成。为社会福，为邦家光，勖哉诸君，努力自强”，这与孙中山在黄埔军校“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的训词相辅相成，代表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后来人的期望。1926年，为纪念亡故的孙中山，国立广东大学改名国立中山大学，“中山大学”至此正式成立。而此时同在广州的岭南大学，也在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承继了这一校名。

可以说，胎儿时期的中山大学，是由晚清时期的外国人士和民国初期的革命先驱共同孕育的，而这两者，也正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源头。

02

遍地开花的中山大学：

民国“大学区制”的教育尝试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受托主导教育改革。曾多次赴法学习、考察的蔡元培对法国教育制度心向神往，认为“中国与法国，在欧洲各国中,有特别关系。” “法人之思想自由甲于世界，既无崇拜官僚之风，尤少迷信宗教之迹，不尚繁文，最富美感，勤俭而善居积，与吾侪同”。法国教育体制是政府垄断、国家本体，同时又保留独立自由之学风，这与民国初期教育界的风气及蔡元培个人的理念不谋而合。

蔡元培像

因此，在1927年6月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5次政治会议上，蔡元培提议仿照法国推行大学区制，其核心便是在各学区设立由大学院直管的中山大学，取代原本的教育部、教育厅建制，作为兼教育与行政于一体的机关。为此，蔡元培亲自草拟了大学院组织大纲，提出：“中华民国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承国民政府之命，管理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事宜；委员会由各学区中山大学校长、本院教育行政处主任及本院院长所选聘之国内专门学者五至七人组成，以院长为委员长；此外还设有秘书处、教育行政处、中央研究院，以及拟设劳动大学、图书馆、博物院、美术馆、观象台等国立学术机构。”

蔡元培在法国考察留影

这一提案获得通过，蔡元培随即被任命为大学院院长，并依照章程在各地设立中山大学，原本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则改为“国立第一中山大学”。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中山大学”可谓在全国遍地开花：1926年12月，湖北大学区内的国立武昌大学、省立文科大学等合并为“国立第二中山大学”；1927年7月设江苏为第四学区，省内东南大学、河海工科大学等九所学校合并，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8月，浙江学区内的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合并为“国立第三中山大学”；1928年，中州大学（原河南留美预备学校、今河南大学）改为“国立第五中山大学”。

然而不到两年时间，蔡元培的计划还未完全贯彻，遍地开花的“中山大学”还没来得及结果香港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从中山大学的前世今生折射出的思考，“大学区制”这一声势浩大的教育改革便在基层的反对声中半途夭折了。1928年6月，中央大学区的多所中学因大学区制偏重大学教育导致经费分配不公而联名抗议；同时，在河北大学区的筹划过程中，因北京大学被划归北平大学（筹备中的“第六中山大学”）而引起北大学生不满，进而导致北平各高校学潮迭起。此外，在国民党高层，经亨颐等人联名提案恢复教育部，并提出大学区制的五个弊端：（1）官制不统一；（2）大学院制其精神为人才集中，程度提高，但与普及教育本旨不合；（3）学术与教育是两项事，大学非教育,教育行政机关不是专管学术；（4）大学制本是试行，据目前试验之结果，可谓专注重学术，忽视教育；（5）小学迁就大学，国民经济能力不足，初小教育基础落空，与儿童本位之旨大相违背。

在群起的反对声中，国民政府只得在1928年10月下令取消大学院，改设教育部，又在1929年7月决议停止大学区制改革，前后历时不足三年的“大学区制”宣告失败，各所“中山大学”也都相继恢复原校。虽然这一尝试很快失败，但对于改革教育机构官僚化习气之弊、争取教育独立也有着积极意义。

03

莫斯科中山大学：

国共合作的历史见证

除了中国本土的中山大学外，在距广州七千余公里外的莫斯科，在距今近百年前的1925年，也悄然建起一座以孙中山命名的学校，这所学校全称为“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简称莫斯科中山大学。它不仅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结晶，也是中苏友谊的见证，还培养了邓小平、蒋经国、王明等一批影响了中国历史的人物，堪称对中国影响最深的外国学校。

莫斯科中山大学校址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国共合作的历史见证。1924年，孙中山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全体共产党员以私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国共第一次合作由此开始，苏联开始以枪炮、经费援助中国革命。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为了纪念孙中山，同时也为了帮助中国培养革命干部，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建议下香港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苏联领导集团决定在莫斯科创建一所学校，以共产主义理论培养中国青年，莫斯科中山大学应运而生。1925年11月，国共两党在广州、上海等地区公开选拔学生，考题仅有一篇作文：《什么是国民革命》。此外，莫斯科中大的学制仅为两年，且不分科系，可见其从一开始便带有极强的目的性。

然而，由于国内国际形势风云多变，莫斯科中山大学在有限的时间内也是命途多舛，通过考试选拔的学员只有1925、1926年两届。1926年“四﹒一二”政变后，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停止向苏联派遣学生，中国共产党由于转向地下，也不再能公开招考学生，只派遣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赴俄。1927年以后，莫斯科中大在生源上青黄不接，再加上苏联国内清洗托派的影响，终于在1930年宣布停办，前后存在了不足五年的时间。

但尽管如此，莫斯科中大仍承载了国共合作的历史记忆，见证了中国“革命教育”这一独特的教育领域，既是中国历史的旁观者，也是亲身参与者。

04

新中国：

院系调整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界主要经历过两次大的变动，一次是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一次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改建、合并。其中院系调整是学习苏联的结果，本是为适应新中国工业建设的快速要求，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改造、取消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旧时的岭南大学因此被裁撤，并入中大，成为今天中大的一部分；二是增强大学的专门性，以专门学校取代综合大学。这一过程为许多学校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其中既有南京大学、交通大学等调整过后元气仍存的学校，也有河南大学这样拆分后一蹶不振的大学。在这一过程中，中山大学原有的医学院拆为华南医学院，财经、政法、语言等系都调整到北京大学，剩下的院系与岭南大学合并，成为今天中山大学的主体。1981年，中山大学成为首批有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单位；1985年，原本由中山大学拆出的中山医学院改为中山医科大学；1988年，原本并入中山的岭南大学升格为“岭南（大学）学院”。

岭南大学旧址

纵观近代以来的中国教育，无论是晚清的学制之争，民国的政、教关系之争，还是建国后的培养专才与培养通才之争，实质上都是学习国外先进经验与保留本土特色的争论。事实证明，只有在广泛学习的基础上，走符合中国实际的道路，才能推动中国教育在新时代焕发生机活力。中山大学的发展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高等教育改革依然在进行中，如何办学、治校、育人，以及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的问题应该都是我们要认真面对的。

参考文章：

杨欧《清末洋务学堂的兴办》

黄奕祥《民国时期的国立中山大学》

周谷平《蔡元培与法国教育管理模式的移植及其启示》

郑璐《建国初期高校院系调整及反思》

尹德佼《莫斯科中山大学兴衰始末》

– 完 –

香港岭南大学文学院，先生之风铸就画院之魂

黄志坚 《龙虬》

刘仑 《岭南四时春》

黄志坚 《双松》

自近日起到9月8日，“先生之风——刘仑·黄志坚艺术文献展”在水荫路“广州画院·先生画馆”举行。

作为广州画院的首任院长，刘仑先生笔下“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白色雪山和“骤雨初霁，云浮绿岛”的南粤翠色，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梳理他的百岁人生，发现他还能动刻刀，刷油画，并为电影做美术顾问，作品入选教科书且屡获大奖。

作为广州画院的首任副院长，黄志坚先生笔下如虬龙盘曲的红棉和苍劲昂扬的青松，也让人过目难忘；而回望他丰富而多舛的人生，会发现他学识极渊博，理论素养很高，于岭南画派的继承与发展有着精妙的见解。

通过多样的作品和文献资料，观众会感受到两位先生的风骨铸就了广州画院精神品格的底色。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江粤军

刘仑

为人生而艺术 纵横大江南北

1913年，刘仑生于广东惠州。少年时喜欢字画，尤其爱收集香烟盒里的画片。小学毕业后，因为画画好入读惠州中学，更得姐夫陈凤俦的指点，学习《芥子园》和《画学心印》，常临画到深夜，在老师眼里是美术“神童”。受进步思想启蒙，刘仑还为“五一”“沙基惨案” 等纪念活动画了不少革命宣传画，张贴全城。

因此，中学毕业后刘仑顺利考取了广州市立美术专科学校，得到陈之佛、倪贻德、谭华牧、黄君璧等老师悉心教导，无论西洋画、中国画都名列前茅。1934年，他到广东防城县任中学美术教师，受鲁迅先生介绍德国版画家珂勒惠支的文章启发，确立起“为人生而艺术”的信念。为响应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版画运动，他利用课余时间上山采石，摸索石刻版画技巧，以当地人民生活为题材，自磨自刻了24幅石版画作品。并将其中较好的5幅寄给鲁迅先生，被鲁迅记录在了《鲁迅书简》中。这些作品构图复杂，层次清楚，气氛热烈，人物生动，是对鲁迅建议“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的最早回应。故刘仑被誉为中国第一位现代石刻版画家。无奈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他的版画作品大多毁于战火，好在鲁迅先生收藏的这五件都保存了下来香港岭南大学文学院，才使得他的石刻作品没有彻底被湮灭。现在《河傍》《市街》由中国美术馆收藏，《路边小贩》《劳累》等由上海鲁迅纪念馆收藏。

1935年，刘仑奔赴日本学习木刻，由日本“白与黑”版画社出版个人版画集《北中国乡土玩具集》。归国后，1938年，为应对抗日战争期间物资缺乏，他还自创了竹笔（将竹子一头砸成竹丝、一头削出竹尖），画出《广州沦陷》等一批写实作品。因为效果很不错，后来，胡根天先生将竹笔画推广到美术教学上。

恪守“为人生而艺术”的准则，还让刘仑无怨无悔地纵横大江南北。1948年，他在中山大学任教时，应邀参加毕业班学生到台湾地区进行教育考察后，又独自到台南高山族地区采风三个月，回来后出版了《在台湾南部那边》画册。

1951年，南京军事学院成立不久，急需各方面的专业教员，在赖少其的推荐下，刘仑成为政治部文工团任美术教员，之后又成为《解放军文艺》编辑部第一任美术编辑。自此，他更是自觉深入边疆进行创作，甚至四次重走长征路。1957年，他创作的《红军过草地》油画被中央、军委、总政共同审定为文物并编入教科书。1964年，他创作的《奴隶翻身图》国画荣获首次设奖的“第三届全军美展”优秀奖，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好评……种种荣誉，都展现了他“出去，要有猎人的眼睛；回来，要有佛家的心净”的艺术观。

南归雁、情思切

没骨山水开生面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63岁的刘仑从部队转业回到广东，映入眼帘的乡景，迎面走来的乡亲，亲切熟悉的乡音，让他宛如一只“南归雁”，沉浸在鸟语花香的绿色怀抱中，吟诵着《榕公公》，开始激情满怀地创作水乡系列作品，将南国的“绿”与高原雪域的“白”淋漓尽致地展现于笔下。正如他自己在画语录中所说的：“宝剑情歌，绿与白，就是我！”正是在强大的艺术热情支撑下，刘仑创作出别开生面的没骨山水画。

早在1958年，刘仑就到故宫临摹古代花卉长卷、人物画，认真学习传统，在此基础上，他又始终勇于创新突破。这一年，他还出任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电影《万水千山》的美术顾问，为导演、演员提供80余幅剧本气氛图，被誉为电影事业的创新。

对于国画创作美国top30名校留学，刘仑是这样说的：“在优秀的传统基础上创新；师前人与师造化；生活泉与心泉交流；作品有个性、民族性和时代性；人品与画品并重；学前人，主要学他能启发我们再创造，而不以学得一模一样、仿制乱真为能事，那只能是练习或复制品，而非创作。要想渡过历史长河是很难的，但我一定要苦练，还要常问自己：应知道，他是范宽，你是谁？他是梁楷，你是谁？你应该是你！”

因此，1983年，他的《三峡图之三》被国家选送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现代国画展”时，美国杂志评论认为其为中国没骨山水的代表作。他自己也认为：“中国的写意和大写意画，没有打稿细描和修改的种种约束，而更多地发自画家的素养激情和高超技艺，一气呵成于纸上，是闪光的画，是东方艺术之奇葩！”本次展出的《朱帘》《莲花山》等，都充分地展现了一位东江赤子对岭南大地的爱与艺术上的执着。

黄志坚

师其意不师其迹

独创出格花鸟画

黄志坚祖籍台山，1919年生于广州一个华侨家庭。18岁那年，他的作品《菊花》《群雁》就入选教育部主办的第二次全国美展。1940年，他考入岭南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大学时翻译过英国人雷克思・科尔的《艺用树木解剖学》，毕业论文则为《艺术社会学》，可见其学养储备的丰厚。不过，他一生的兴趣所系，更在古文诗词和中国画艺术。

早在1937年秋，他就入岭南艺苑师事赵少昂，之后又师从何漆园学画山水。1939年他还参加了高剑父弟子黄少强领导的“民间画会”，并直接跟随高剑父学画、跟随叶恭绰学书法。而对他的为人、为艺、为文影响最大的，则非黄少强莫属。黄少强感时伤世、哀歌唱挽的人物画主题，以及融传统书法性线条笔法与民间生活速写为一体的风格，对黄志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让他一改花鸟、山水画创作而进入人物画领域。1951年，黄志坚的《腰鼓》和《春牛》参加华南地区第一次美展，备受好评。

此后，由于历史原因，黄志坚有二十年时间中断创作，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才重返画坛，并以惊人的毅力和智慧完成了暮年变法。

1983年广州画院的院展中，黄志坚的花鸟画新品种引起美术界的惊诧。后来，他在广州美术馆和香港艺术中心举办个展，皇皇巨制，更加震动人心。有位行家看完画展后说：“这是个‘三开’画展，开眼界，开胸襟，开新路。”

而这大概得益于黄志坚虽历经磨难，始终没有放弃文艺理论与美术史研究的心志。他曾写作过《岭南画派的时代背景及其历史贡献》《论岭南派的特征》等文章，更曾直接谈道：“就师承关系来说，我当然是岭南派的传人……但后来我认识到，绘画是绝不同于工艺的， 学工艺以完全学足师傅为能事，而绘画酷似老师就是假冒老师，既不尊重老师也不尊重自己……多年来，我对岭南派是这样理解的：它不是某一种定型的画法模式，它只是本世纪最早出现的新美术思潮、一种主义。这个思潮、这个主义主张革新，主张吸取西画之长，融会中外古今，主张形神兼备、雅俗共赏，主张兼工带写、彩墨并重。这些主张都按我的理解接受过来了。如果从这个精神来理解，我是个‘师其意不泥其迹’的岭南派。当然，我始终相信，一个真正的画家，他的个性是重于派性的，甚至是一空依傍的。饮水思源，我当然要感谢前辈和师承，但我个人独特风格的形成，更多的是由于自己的探索和时代的影响。”

正是寻求个性的动力，使黄志坚创造出“岭南春色郁郁葱葱稚丽而雄伟的意境”。那如钢浇铁铸的《龙虬》《双松》，至今仍让人精神为之一振。《龙虬》原作目前正在广东美术馆参加“大潮起珠江——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观众也可一睹为快。

1994年，黄志坚病逝。这让广东文化界的精神斗士廖冰兄伤痛不已，写下了这样一副挽联：

重师恩，轻宗派，独创出格奇葩，好个“白头新秀”。

忠史实，鄙私心香港岭南大学文学院，先生之风铸就画院之魂，敢判讹言谬语，勇哉“画国包公”。

承先生之志 开全国先风

谈及刘仑、黄志坚两位老先生，广州画院院长方土是这么说的：“首先，他们真的是‘老院长’，他们当时筹建画院的时候，已经是年到花甲的人，刘仑先生更已是七十岁老人，而建立的画院，招进的画家都是三四十岁。因此，他们搭建的是一个年轻的画院，构成了一老一新的局面。雷坦的《飞夺泸定桥》、刘仑的《红军过草地》分别被编进教科书。黄志坚笔下的木棉则影响了陈永锵。这种‘新老传承’构成是广州画院的特色。另外，刘仑的作品涵盖了版画、油画、国画，他的国画题材更覆盖人物、花鸟、山水，这个本事是现在的职业画家所应该具备的。而黄志坚的理论修养很高，很有才。这两位多才的前辈对后面的广州画院，奠定了一个传统，形成了一种精神。”

的确，今天广州画院在中青年画家的培养上，特别是在青苗计划上，可谓承先生之志，开全国先风。无怪乎广东画院党组书记、副院长林蓝用“致敬先生，提携后学”八个字来形容广州画院近年的工作。

香港岭南大学值得上吗，香港岭南大学值得去吗？

香港岭南大学非常值得申请，香港岭南大学文凭含金量非常高，该校从本科到研究生文凭被世界各国认可，该校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的高度肯定，岭南大学，现为香港八大公立大学之一，国际高等商学院协会认证成员。

1、岭大致力于为学生提供全球性的学习机会以培养他们在全球化环境下需具备的国际视野及跨文化经验。其逾80%的学生可到其遍布全球的170余所兄弟院校交换学习，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台湾大学等。此外，岭大要求学生参与服务研习，以培养他们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品德。

2、岭南大学通过广泛的课程设计、完善的住宿环境、紧密的师生关系以及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来践行博雅教育的理念，该校学生可以通过参与一些国际实习计划来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将学到的知识应用贡献于社会。

3、岭南大学致力于为在校学生提供国际化的文化氛围以及培养学生全球化的视野，该校占多数的教员都具有国际学术训练以及实践研究经验，学校与亚洲乃至世界各地的大学合作进行过研究， 为在校学生提供国际化的文化氛围以及培养学生全球化的视野，该校占多数的教员都具有国际学术训练以及实践研究经验，学校与亚洲乃至世界各地的大学合作进行过研究。

4、在2021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香港院校一共有8所大学上榜。其中，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与香港城市大学打入亚洲前20院校。排名较去年上升的学校：香港城市大学，岭南大学，香港树仁大学。岭南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第571-580位香港岭南大学值得上吗，香港岭南大学值得去吗？，在本次港校中只有岭南大学一所学校获得”5星+“等级，这代表该院校是一所综合实力”超一流的学府。

5、岭大申请的香港*教育资助委员会”杰出青年学者计划“项目，在八大院校中排名首位QS100名校留学，成功率达71.4%，（各院校平均成功率为39.9%),其中43%的研究项目被*评为高质素香港岭南大学值得上吗，远高于八大院校平均的20%。

香港岭南大学的教育理念及其规模：

1、香港怜南大学非常值得申请，香港岭南大学文凭含金量非常高，该校从本科到研究生文凭被世界各国认可，该校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的高度肯定，怜南大学，现为香港八大公立大学之一，国际高等商学院协会认证成员。

2、岭大奉行西方经典的博雅教育理念，在香港高教界独树一帜。香港岭南大学相关负责人表示在香港找到工作的本科生大概占30%，有40%的同学在香港读研究生，15%左右的学生去海外，还有15%左右的同学回内地就业。由于北凉、上海这些地方发展很快，最近一两年，该校主动要求回内地工作的毕业生也比较多，但是百分比没有超过20%。

3、岭南大学刻意精细大学规模，致力于打造紧密的师生关系。每一名本科学生都会获分配一名由大学教师担任的 ,指引学生制定本科学习计划，帮助他们解决学习生活上的困难。在岭南校园内，每一名成员之间均能洽相处，校内知名学者们与学生常一起讨论学术，甚至交流生活琐事，建立终生难忘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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