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点：兰州大学档案馆

人物：潘鑫复

访谈人：王秋林

摄像：焦燕妮

文字整理：焦燕妮 黄飞跃

兰州大学建校有104年了，而始建于1946年的化学系今年也67岁了。我算是见证化学系发展的老人了（当然，相对于孟益民老师我还不算太老）。我可以肯定地说，化学系对兰州大学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虽然经过时代的变迁，还有一些运动，一些应该留存的东西早已找不到了。当时除了政治运动以外，还有生活上的困难，那个阶段需要生炉子，把一些旧的讲义之类的都烧了，非常可惜。“文革”的灾难就是这样子的，有些对自己有保存价值的东西，也没有考虑太多，明天怎么样不知道，也就是说，什么都没有规矩，让你去农宣队，你就得去，具体什么时间去，什么时候回来，都是未知的，说不定去三年五年，或一两年，没有规矩，过一天算一天，有价值的东西都丢掉了，再说那时候经常搬家，我印象中在学校就搬过四五次家。东西丢了，但有些事情却印象深刻，挥之不去。

服从分配到新疆

我是1954年9月入学的。刚入学时我们全班有七十几个人，算是大班，可是毕业的时候有些因为工作调动，有些因为休学，人数就没有那么多了，大概也就60个人左右。1958年毕业以后，我分配到新疆工作，在新疆待了五年。1963年调回兰州大学，到今年已整整50年，2006年正式退休。

1958年毕业分配到新疆，我印象中是8月15日，我们那一届全校分配到新疆的大概有30个人，大概每个班五六个人的样子。当时新疆不通火车，需要先坐火车到柳园（在敦煌附近，已经到戈壁滩上了），到了柳园后有一个汽车站，当时的汽车并不是现在的轿车，而是卡车，和部队运兵的车一样，很规范，大家背的行李，行李摆四排，中间背靠背，靠着卡车边坐人，就这样去新疆。换汽车去新疆要两三天，路也不好。对我们是因祸得福，当时在甘肃吃不饱，但是到新疆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可以吃面，而且吃饭基本不定量。

刚去就先分到人事局再分配工作。我先被分到化工厅，到化工厅后，我说我是学理科的，对化工不很熟悉。因为天然有机和药物化学相关，就又把我分到了卫生厅，然后我在那边筹办现在的新疆药厂。当时的领导大多是部队上的，有回国的志愿军，有野战医院的政委。去新疆的第二年，把我派到了上海，因为新建药厂需要招工，就去上海招工了。我们技术人员去上海招完工就去各个药厂接受培训，好像有上海三药，还有很老的药厂，比如信谊药厂。在上海招的人也在上海培训，大约一年后，我们就一起作为厂里的骨干回到了新疆，然后我又被调到了药品检验所。因为那边恰好与有机化学相关，领导就把我调到了药物研究室，我在新疆总共就待了五年就调回来了。

回校跟随朱子清

为什么调回来呢？历史的机遇。这是国家的大形势，经过反右，大家的生活很困难，也乱得一塌糊涂。当时中央想调整（政策），我们学校当时的右派朱子清在落实相关政策后，想要建立个有机化学研究所。当时考虑建所的成员有朱先生自己，还有黄文魁、陈耀祖。这几个人还不够，于是就考虑从我们班的同学中选，当时我们班上学这个专业的也就十几个人，因为方向比较偏，当时还不叫天然产物化学，叫植物碱化学（植物碱化学只是天然产物化学的一部分），刚开始调了一个我，还有分配到东北的一个同班同学。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东北同学所在的沈阳化工学院不放人，没有调成。最后就调了两个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程东亮，是北京药学院毕业的，毕业后被分到了当时兰州医学院的药学系。最后就落实了我们两个，就是为了成立这个研究所。记得当时调我还是经过教育部批准的。

周维善研究员来兰州大学讲学时与有机化学同仁在校园合影（1986年）左起：李同双，潘鑫复，刘有成，周维善，陈耀祖，张自义，姜标

学科实力论高低

刚上大学那阵，化学系最强的是分析，其次是无机，再下来是物化和有机。为什么分析化学是最强的学科呢？一方面因为陈时伟（副校长）是物化的，左宗杞是他夫人（分析的），而且是化学系的系主任，在当时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们有这个背景；另一方面左先生本身就是分析化学的权威，有这个平台支持，所以分析化学是最强的。当时全系，我印象中是七个教授。无机为什么比较强呢，无机当时有戈福祥教授，他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成立中国化学会他可能是创始人之一，他在20几岁的时候（我从材料上看），在河南大学就当化学系主任了，所以说，无机也是（在国内）很有影响力的，“文革”前他还兼任了副系主任。

左宗杞不得了，虽然是个女的，不管是业务水平还是工作能力，她的领导能力、威信都是很高的，大家都是很服气、很佩服的，实际上她各方面的能力比陈时伟都厉害（有人这么说）。陈时伟为什么地位比较高呢？你想，解放前兰州什么条件？在那个年代，从沿海能到兰州来，这个不简单，他是老中央大学的，据说陈时伟、左宗杞都是曾昭抡的门下，或者是有关系的，相当于是曾的弟子辈。曾昭抡不但年长，在化学界地位非常高的，解放后，还当过教育部副部长，当时的政治运动被划到右派去了。戈福祥是从重庆到兰州来的。当时还有一个老教授，叫韦镜权，已经去世了，他是搞化工的，当时很有地位，有人这样说啊（这个我是外行，是听说的），他是作为高分子化学的老祖宗一样（这种说法是否准确有待考证）。举个例子，就像咱们现在墙上的电灯开关的外壳，当时叫酚醛树脂（好像是韦先生研究的内容之一），现在看着很落后了，但是老一辈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起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算高分子化学的老一辈人。

有机化学的崛起

当时我们一个班60个人，分了四个方向，分别是植物碱化学、分析化学、无机化学（当时叫稀土）、石油化学。化学系实际上有机是最差、最弱的。当时还没有教授给我们上课，给我们上课的有一个副教授，叫刘嘉曾，还有谁我记不清了。谁来了以后有机变得最强了呢？朱子清和刘有成。我印象中他们是1955年来的，因为我1954年入学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来。他们来了以后，除了他们本人以外香港大学化学系怎么样，萃英记忆潘鑫复：厚积薄发化学系，朱先生还带了两个大弟子，黄文魁和陈耀祖，从上海复旦大学带来的。刘先生是从美国回来的，当时的研究方向是自由基化学。因为刚解放的时候国内年富力强的专家比较少，他们都是有些影响力的教授，到了兰州后就开始招收培养研究生，很多人就慕名从上海、北京前来报考。当时黄文魁、陈耀祖还都是讲师，还没有资格带研究生。

刘先生回国的时候也就三十几岁，他有留学背景，那个时候很不简单，尤其是他们那一批刚解放就回来的影响力就大了。朱先生贝母植物碱的工作是在上海做的，但是颁奖的时候他已经在兰大了，当时自然科学奖化学方面我印象中有三个奖，其中一个就是他的。那个时候能拿个自然科学奖太不容易了。朱先生是贝母植物碱研究课题的学术带头人，他指导助手开展研究，印象中有黄文魁，还有在上海有机所的黄文魁的师兄，叫陆仁荣。朱先生的贝母植物碱研究，并不是新工作，他早期就在做，有些积累，最后获得了成功。

要历史地看待贝母植物碱的研究工作。如果现在看这项工作，说实话研究生都能做。但在当时就很了不起。朱先生因此1956年应邀参加国际植物碱会议，开会好像是在德国，开完会以后被邀请去匈牙利和苏联讲学，当时他的地位非常高。因为他本身在兰大，因此兰大有机的发展他们这些人功不可没。

我听我的老师黄文魁说，朱先生早年在北平研究院药物所待过，抗战期间还当过代理所长，他原来是中央研究院化学所的，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交大，后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交大的理科全部调整到复旦，工科全部调整到浙大，化工放到浙大，化学就放到复旦去了。

陈耀祖原来就是浙大毕业的，浙大的化学也合并到复旦去了；陈耀祖的资历要比黄文魁老一点，黄文魁还没毕业，陈耀祖就已经是助教了。陈耀祖是浙大毕业的，黄文魁是交大毕业的。有一次在南开大学开全国化学会，朱子清领着这两个人就去了，去了以后陈耀祖、黄文魁就被叫到北大作报告，这就是影响啊，当时国内的最高水平，当时就是传奇吧。

朱子清带着他们两个到清华、北大去，到了那儿，朱子清就去拜见自己的老师，当然后面的徒孙也得给他老师鞠躬，他的老师在学术界很有名，叫张子高，是个老清华，所以后来清华有机很强，一直到现在。西北这地方很落后，刘先生和朱先生，一个从美国回到北京，一个在上海，后来又都到了兰州，他们凭借自己的影响带来人不说，还带动了很多人，比如北大的邢其毅、张滂（都是中科院院士）等，都到兰州不止一次，他们都是一辈子的深交，能把他们请来都不简单。就像江隆基到兰大后才能请得动人来，没有他，别人未必会来，所以说有机的发展很大一个原因取决于他们。比如说评个奖，申请个基金，这些老先生说个话起很大作用的，后来的许多人都是靠他们的声望和背景吸引来的。很多时候我们参加有机化学会议都是前三名，不管物理有机、天然有机、有机合成、有机分析，只要一看是兰大的，参加会议的人的数量和文章的数量、质量都是前三名。一直到今天，不是有机人夸有机，（兰大的有机）在国外都很有名的，现在国内主要高校的有机化学骨干很多都是兰大毕业的，有时候评奖评基金评委几乎三分之一是兰大或兰大培养的。据说是去上海有机所考研究生，人家说兰大的免复试，这大概也是对兰大化学系人才培养质量的一种信任吧。

学生成功感欣慰

我没细算过，估计我带过的研究生有将近一百人（七八十估计有了），现在想起来就比较高兴和欣慰。我组里的学生现在在美国的就有超过二十个。早年回国的姜标算特别出色的学生之一，他曾经是上海有机所的所长（现在已经不是了），但他不是院士。这个说来话长，年轻人各人有各人的做事风格，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各人有各人的做派QS200名校留学，他没有申报过院士。

姜标博士毕业以后就去了美国杜邦，回来以后就在上海有机所，干得很有成绩。当时很不简单，搞应用开发搞得很好，他没有业绩怎么当所长呢？他从所长（岗位）下来以后就去了上海高等技术研究院，据说去当了副院长，这个新建的机构偏重应用、偏重创新，据说投资了几百个亿，现在主要在这个单位，有机所那一摊子也还在。

上海有机所原来有个厂子好像现在是上市公司了，姜标是董事长。说实话，这人当领导是好领导。

潘鑫复（左）与博士研究生姜标在兰州大学分析测试中心楼前合影（1985年）

我工作期间一共发表了大约300篇文章，主要都是靠学生做的。化学系目前这些声誉，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包括现在，在外面工作的好多都是兰大的，还是化学系的，主要都是靠他们在传播。这方面你可以联系田元聊聊，他很热心，为人处世非常好，年龄不大，从我这里毕业后去了香港中文大学，后来就和李卫东一样去了哈佛，在E. J. Corey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那里做博士后，李卫东也是E. J. Corey的学生。

参与筹建“国重室”

1964年是“文革”前期，当时是搞“四清”，我们去了临夏。当时兰大带队的是江隆基，然后就到临夏各个县分工作队，当时还有一些学生也分到队里，回来以后就到农宣队。后来“文革”就开始了，没有时间，所以不可能去做什么。你别看成立了有机化学研究所，什么都是好的，但是不能静下心来工作。所以说实话，我真正开始工作还是从国外回来以后。我1982年9月份去了澳大利亚，待了两年零一个月。回来以后，参加筹建国家重点实验室，我是“元老”之一。当时参加筹建的人谁牵头的我说不准了，起码我知道的有周耀坤、李笃，参与的人有邓自修、贾忠建、刘有成等等，这都是参与筹建的。这是国家第一批要建设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国家计委牵头的。我当时在国外。这个和现在一样，需要写报告，最后要国家评审，当时觉得不简单，没想到现在这个影响力这么大。当时全国化学三个所，南开元素所，咱们这里一个，上海一个，好像当时很不容易，是我们国家第一批，是1985年通过的。这么多人参加，谁来当主任？当然是大腕了。当时看法不一样，但是最后是刘有成。为什么叫应用有机重点实验室，就是沾了应用两个字，主要是为了争取，是个策略，但实际上名不副实，没有应用，就是基础研究。当然刘有成最有资格当主任，因为他是院士。所以最后他是主任，我是副主任，我回国后就参与筹建。

厚积薄发化学系

重点实验室对整个学科的发展是一个飞跃。首先他是一个国家级实验室，第二是经费有保证，第三是基础设备有保证。400兆核磁当时就有，刚开始从国外来了五台，兰大就有一台香港大学化学系怎么样，当时是最先进的。有了这个东西，工作很快就起来了，水平也提高了。有了这个仪器，各个单位就派人到国际上去培训，确实培养了一批人才。当时有个程金龙，北大来的，他是学波谱的，来了就得心应手，是个专家，水平很高，他来了整个工作上升很快。

我们那个时候拿个基金都不可想象。1985年回来拿了一个面上基金，三年你猜多少钱？才四万块钱，这还算高的。现在面上都三四十万，所以整个重点实验室确实不容易，当时渠道不同，资金又少，有时候出个差都没钱。那时候评审，现在叫评估，A咱们是拿不上，能拿个B就不错了，有七八十万。所以说重点实验室很关键。那个时候是四年一检查，当时我的想法是成绩不奢望，起码不出问题，稳中求进，化学系的老底子不能乱了，不能退步了。

化学系资料楼的建设是我在任时建议的。当时上面冲应用有机重点实验室给了一笔钱。当时的主任是刘中立，钱虽然不多，但要干点事情也很难。我想建个资料楼，最容易见效，花钱少。作为一个系有个资料楼是了不起的，我作为系主任，坚持把钱花在了资料楼上。资料楼嘛，藏书，大家上自习，有个活动的地方。当然现在看可能没多大用处，都是电脑查询。当时很困难，系里搞个活动都没钱。（李）恒滨花了很大的力气，成立了爱华公司，十四间房子，当时十四间房子，收入还是不错的，把化学系的福利都解决了。公司成立了，我是法人代表。

对化学系，大家都是有口皆碑的。虽然经过这么些运动，确实风险也不少，但是在那个年代，化学系没有折腾，或者说折腾得少，都是一家子，基本上比较团结，人气比较好，很不容易。

几十年说完就完了，老同学们还经常一起活动，现在也都八十岁左右了，现在谈起来，还感觉和眼前的事情一样。

写给兰大：团结奋进，求实创新。

潘鑫复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说明】本篇访谈录原载于《我的兰大》（人物访谈录1）

人物简介

潘鑫复，男，汉族，河南洛阳人，1937年3月生，有机化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

1958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化学系，1963年从新疆药物研究药品检验所调到兰州大学，1982—1984年间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化学研究院做访问学者。先后任兰州大学应用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化学系主任兼分析测试中心主任。

长期从事天然有机化学及有机合成化学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在天然产物合成方面的成就，受到国内外关注。20世纪70年代以后，作为“三尖杉酯类生物碱合成研究”最早的主要研究者之一，参与并实现了五种具有抗癌活性的三尖杉酯类生物碱的合成，主要成果处于当时国际同类研究的领先水平。先后主持并完成了“油菜甾醇内酯及其类似物的合成”、“赤霉素的化学研究”、“美丽红豆杉A及B的全合成研究”、“多氧芳香型三环二萜类天然产物的全合成”、“黄酮木脂素的全合成”、“1,4-苯并二氧六环木脂素的不对称合成”、“具有生理活性黄酮木脂素及其衍生物的合成研究”、“鬼臼毒素类手性催化剂的合成与应用”、“不对称催化[3＋2]成环反应在前列腺素类化合物的合成与应用研究”和“六氢二苯并吡喃类天然产物 A-D, A-C的合成研究”等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教育部博士点专项基金项目。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80余篇。主要成果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1988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2001年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和2005年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香港大学何深静，邓飞：四成教师有意辞职？香港“教协”其实怕的是另一变动

观察者网：在实际生活中，就您的接触与了解，近一两年内选择离开香港教育界的老师多么？这问题里谈的是离开“香港教育界”，不是离开香港。

邓飞：离开香港教育界，一般可以等于离开香港。在香港，脱离教育界改行的人其实不是太多，因为改行后很难拿到跟原本同等的薪水、假期，完全没得比。

观察者网：也就是说，离开香港教育界后基本都选择出国了？

邓飞：对，他们干脆就移民走掉了。这种情况多不多？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但绝对没有“教协”这份调查里说的四成那么夸张；平摊下来，一个学校恐怕还没有一个。就我所接触的，一个学校未必都会有一个老师选择移民或提前退休；一个学校里老师最起码有五六十人，即使真摊到一个，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往日正常退休的都不止一人。

观察者网：您是否有了解过他们离开的理由？

邓飞：其实这些老师离开的理由跟一般市民离开的理由大致相同，可能觉得香港的社会、政治环境变了，他不习惯、不喜欢、不爽，就想走人。想去澳大利亚、加拿大不是件容易的事，不少人是拿相对快捷的晚上买张机票就能走人的BNO签证去英国。

这些人恐怕对英国了解不多，其中一些人此前到底有没有去过英国，都要打个很大的问号。我在英国读书、生活过，所以对英国有点了解，我所在的区有位刚退休的英籍华人校长也提醒过大家，要想清楚是不是真的能适应得了英国再考虑移民，因为华人在英国终归是少数族群，不容易熬——他在英国长大，因此这话可不是瞎吹的。

所以我觉得脱离香港教育界移民国外，背后的理由跟非教育界人士不一定有很大的区别，更多其实是出于一种“非理性的恐慌”，再加上对英国也不是真的了解，就盲目投奔过去。

观察者网：看“教协”官网的报道，“教协”会长冯伟华认为“教育局以不公平的手法处理投诉、接受匿名投诉、罔顾教育界意见硬推课程改革”等，令教育界受到巨大的政治压力。对于他的这些指控，您有什么看法？

邓飞：他寥寥数语其实包含了好几个观点，我们一点点分析。

“教协”会长冯伟华（资料图/港媒）

他说教育局接受匿名投诉是不对的，这里涉及的第一个问题是，教育局什么时候说过它接受了匿名投诉？一般情况下教育局是不接受匿名投诉的，现在冯伟华说教育局接受了，这话从何而来？对于这点香港大学何深静，我是存疑的，现在更多是媒体在以讹传讹。

第二个问题是，是不是匿名投诉就一律不管了？也不一定。根据香港的法治原则，如果匿名投诉牵涉重大公众利益，还是要管的。比如如果有人匿名投诉某学校有学生遭遇某老师很严重的不公对待，或正受到其他学生的严重欺凌乃至暴力，教育局甚至警方不可能不管的。

因此不是说匿名投诉一律不管，没那么死板。冯伟华把“匿名一律不管”教条化，这说法有违法治原则。

此外，冯伟华也提到“罔顾教育界意见硬推课程改革”，这说法也有两处错误。

第一，教育课程的改革，不是今天突然冒出来的；基本上从1999年至今，课程就一直在优化完善修订，其中包括通识教育科。我自己曾担任过课程发展议会通识教育委员会委员，也当过香港考试及评核局通识教育科目委员，改过高考的卷子，我可以肯定地说，相关改革一直在持续，一边实践，一边优化，同步进行，绝非今天忽然改得天翻地覆。

香港通识教育科改革多年来一直持续进行（资料图/港媒）

第二，课程改革或优化一直以来都是很听教育界的意见的，但这也恰好是它的不足之处——所有课程改革，你不能只听前线老师的意见，其他人的全都不管。大学、家长、社会的意见全都置之不理，尤其是毕业生进入社会，由雇主承接，而那些商会、民意代表的意见全都不管，这是说不过去的。

他们都是利益相关者，为什么没有权利表达意见？无论他们的意见是忧虑还是支持，全都不管，一律只看教相关科目的老师的看法，这样的改革最终只会成为“近亲繁殖”。而且只有一线老师有权参与改革发言，他们肯定优先考虑自身单方面利益——这不叫专业改革，纯粹是行业利益自我保护，或者可视作“对改革的垄断”。

不光是冯伟华，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香港教育尤其是香港课程的改革，有个极其错误的概念，那就是只有相关学科的前线老师才是专业的，只有这些所谓的专业人士才有唯一发言权。冯伟华再度强化了这一必须打破的错误观念。其实现在已有大学校长、知识分子强烈质疑这一观念，关于中学通识科的课程改革，大学都没发言权，这是说不过去的一件事。

·“言论自由”不能成为教学失职挡箭牌

观察者网：在教书过程中，一些“黄师”以言论自由为自己的“反中反共”言论辩驳，再或宣称是为引导学生客观中立看待。在您看来，所谓言论自由与爱国教育两者间是怎样一种关系？

邓飞：现在那么多人扯老师的言论自由，我个人认为这跟言论自由八竿子打不着，我只关心你的教课到底有没严格按照课纲来做。

中小学阶段的教育跟大学有点不同，大学里没有一个明确的固定不变的课纲，某教授是某学科或某学派领袖级人物，他在教相关课题时，可能主要教自己学派的知识，比如在经济学领域他属于芝加哥学派，在讲课时就主讲芝加哥学派，其他学派的不多扯。这完全没问题，是大学的学术自由。

但中小学不是这么一回事。中小学所有学科的课程纲要都是由专家和教育部门共同制定出来的，以适应进入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的身心发展，所有老师、所有教材都要严格按照课纲进行教育，不是由老师去随意放飞自我。

香港小学生在课堂上参与活动（资料图/中新网）

中国历史科有中国历史科的课纲，英文有英文的课纲，同样通识教育科也有通识教育科的课纲，老师们必须严格按照课纲讲课，而不是利用这课纲甚至甩开课纲，把课堂变成教师个人的讲堂或城市论坛，把教书变成个人政治意见自由发挥或自我炫耀的机会，这样的老师是完全不合格的。你对课纲有什么不同的意见，那是你个人的事；课纲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你无权随意改变课纲。

举个例子，第一个被取消教师资格的小学老师就是完全乱来的，在课堂上不光讲“港独”，严格来说他是在讲其实中国分裂了也无所谓。单从教育专业角度来说，这老师是完全不专业的——哪个学科课纲规定他可以教这些小学生现阶段他们暂难以完全理解的问题？拿出来看看？好比小学算数学加减乘除，你却拼命讲微积分，这是乱套的。

第二点再说回政治伦理。老师怎么可以在课堂里教学生分裂国家，教他们不尊重当下中国的政治体制？谁跟他说，教“一国两制”是通过挖一些所谓内地阴暗面来反衬香港的优越？这完全是错的。“一国两制”虽然是“井水不犯河水”，但前提是“一国”，双方要相互尊重，而非反衬对比谁野蛮、谁优越。而且，这老师所理解的香港跟真实的香港也不完全一样，完全是活在自我想象下的一种教学。

2020年6月10日，香港教育局就教师操守培训向全港学校发通告，指出在下个学年开始，新入职的教师必须在3年内接受由教育局提供的30小时核心培训QS100名校留学，包括“教师专业身份”及“展现专业操守和价值观”等课程。（新闻截图）

观察者网：有一个疑问，之前香港一些老师将鸦片战争解读成“为自由贸易的商务战争”，这说法是否违反了香港相关学科的课纲规定？

邓飞：历史在香港分两个学科，中国历史部分是“中国历史科”，世界历史部分是“历史科”——“历史科”也包含了中国历史的内容，不过解读角度不同。

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受港英政府管治，因此历史科课纲谈及鸦片战争时会比较强调这是贸易引起的战争。中国历史科的课纲跟内地的大同小异，认为英国人因贸易逆差对华输入鸦片，中国发觉鸦片祸国殃民就没收烧毁，英国以此为由发动战争。现在历史科的课纲跟中国历史科的相接近了，不会再帮英国人文过饰非了。

观察者网：老师要严格按照课纲要求教书，但看新闻报道，有悖这一职业素养的情况似乎不少……

邓飞：课纲里没有说香港政治是个必考题，但考评局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把这部分变成必考题目，导致老师在教通识科时变成教香港政治。换言之，以前从考评局命题到一线老师对课纲的理解都是放飞自我的，都不严格按照课纲来做，这完全是错的。

这也涉及到教学质量的监管问题。教学质量监管可以分两层来谈，一是学校监管，二是教育局监管。

学校监管，说白了，有点失责。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所谓“教师专业自主”这么一个唬人的口号下，学校对老师教学质量的监管不到位——因为觉得你在这学科上是专业的，我没法从专业角度判断你的教学质量，所以我只能从行政事务上进行管理，比如看你教书进度有没拖慢、每学期有没安排3次大测验10次小测验，等等。

专业自主是一个整体概念，它不应该成为老师拒绝上级——包括学校管理层和教育局管理部门——监管的理由，换言之不能把“专业自主”变成自我保护的理由。这点是需要打破的。

而教育局在监管方面也要身先士卒。传统来看，教育局对学校教学质量的监管就是派督学。港英时期，督学是由港督委任的，从中英数到音美体每个学科都有各自的督学；这些督学会到学校观课，看你批改作业，看你教学进度的安排，进行完一揽子监督步骤后会写评语。这是一个强而有力的监管手段。

我20多年前入行时，这种督学巡查其实蛮频繁的，不知道什么原因，近十年来就再也没见过督学来学校监管了。有可能是教育局经常鼓吹“校本管理”，让学校自己管好自己，最后自己成为甩手掌柜的缘故。我觉得这点要改进，督学安排要重新做起来，要加强对学校教学质量的监管，而不是等它出事了，演变成教育之外的社会政治事件后才来监管，这太迟了。

·国安教育将在中小学全方位推行

观察者网：自香港国安法颁布以来，香港社会部分领域开始做出变革，比如前不久林郑月娥就有透露港粤公务员拟互换“挂职”，警队警员们在就职前也要先进行宣誓或签署声明 ，等等。在教育方面，香港有什么新变动吗？

邓飞：最大的变动，就是教育局推出了两方面的政策。

教学教育方面推出指引，文科、理科、商科等不同学科里都要包含一些涉及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一些公民教育类活动也要适当推广。国家安全教育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三方面，分别是国家宪法与基本法、香港国安法，以及总体国家安全观。

另一方面则是管理上的指引，确保学校学习环境符合国家安全规定。具体说来，以校长为核心，把学校各部门的人员组织起来，重新检讨、检视学校里各项规章制度，确保学校是一个安全的、可让学生静下心读书学习的环境。同时确保一些有违国家安全要求的行为、符号不在校园里出现。比如有人在升国旗奏国歌时故意做些所谓的“政治行为艺术”，再或唱些涉嫌推崇“港独”的歌曲，这时该怎么处理、教育，会有相应的指引。基本上是要把2019年在校园里发生的各种乱象清除出去。

这两方面的措施力度还是蛮大的，而且时间很急，基本上六七月就要向教育局呈交相关的工作计划和报告，下学年9月1号开课后教育局还会派人到学校检查工作。

此外还有具体课程的改革，比如从9月1日起通识教育科就要变成“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相比原本的通识教育，“公社科”会把国家安全教育、法治教育、当代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的一些信息囊括进来，让学生们能更全面地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

观察者网：之前采访其他香港人时听到过这么一个吐槽，说他们以往迫于社会氛围，连爱国也不敢公开表达。不知道学校老师以往说自己“爱国”时是否会有相应压力？

邓飞：看情况。以前你问一个教育界的人“你爱不爱中国”，他可能回答你“我爱中国香港大学何深静，邓飞：四成教师有意辞职？香港“教协”其实怕的是另一变动，我爱拥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中国”，下一句没说出口的极可能是“我不爱现在的中国，我对当代中国是陌生的，甚至是反感的”。所以对于所谓“爱国”，要区分，以往港人提起“爱国”，不是像遇到麻风病一般全都避之唯恐不及。

当然，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受“港独”或本土论思潮影响，部分人可能连“拥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中国”都不爱了。所以如今不论是校园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都要跟上，让他们既爱“拥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中国”，也要爱当代中国；若听之任之，多年下来就可能如台湾那般变成“天然独”，那就麻烦大了。

具体说来，改变他们对当代中国的态度，要让他们不对当代中国嗤之以鼻，不能用内地的阴暗面来塑造香港的优越感，更不是采取违法手段，想方设法推翻内地政权；“爱”一时难以做到，那至少也要先做到尊重，尊重当代中国社会，尊重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尊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香港大学多少分能考上，香港户口考清华多少分

依据2019年清华分数线，如果是参加港澳台联考的香港户口考生，清华录取最低分为684；如果参加香港中学文凭考试香港大学多少分能考上，香港户口考清华多少分，清华最低录取分为DSE四科主修23分。

清华大学免试招收香港学生办法

一、报名

1、报名基本要求

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或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证香港大学多少分能考上，同时持有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并参加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可报名，考生所持证件须在有效期之内。

2、报名方式及录取流程

登录对港免试招生网上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网上预报名后，须在到中国教育留学交流（香港）中心进行现场确认。具体报名要求及录取流程以对港免试招生网（）公布为准。

二、学费和其他费用

清华大学将免除香港免试生的学费；住宿费根据住宿条件收取，原则上与内地学生同住美国top30名校留学，费用与内地学生相同。

三、奖助学金制度

香港学生在读期间可与内地学生同等申请清华大学各类奖学金，还可申请“教育部港澳及华侨学生奖学金”、“宝钢港澳台优秀学生奖学金”等。

四、录取

1、清华大学主要依据申请人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成绩择优录取。

2、最低入学要求：四科核心科目全部达到第4级；两科选修科目（甲类20个选修科目内）达到第4级（各专业类另有额外等级要求或指定选修科目，详见2019年招生专业类列表）。

最后总结，通过以上关于香港户口考清华多少分内容介绍后，相信大家会对香港户口考清华多少分有个新的了解,更希望可以对你有所帮助。

香港大学在哪，【大咖说】香港大学教育和国际高中教育，究竟区别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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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一篇，我会回顾一下这一年大学的学习，给我带来视野上的提升。

国际高中和香港大学教育香港大学在哪，【大咖说】香港大学教育和国际高中教育，究竟区别在哪？，有什么不同？

高中和大学学习，最不同的一点就是，大学学习把我的思维模式，极速地拔高到了新的高度。

通过一年的刻苦学习，我慢慢构建了属于自己的思维框架和学习模式。这当中的过程，其实也比较简单。就是翻来覆去把书本，看非常多遍。

因为课堂上老师讲的内容，我不能立马完全消化，课后，还需要用大量的时间反复地去把其中的推导过程和原理，看懂并理解。

很多时候，同一个知识点，我需要反反复复看很多遍，甚至到考试前都还在看。有时候在一瞬间，也会有茅塞顿开的感觉。

这个过程其实是比较痛苦的，因为，面对很多个小知识点，都感觉不是太懂。我还问了很多同学，是不是课上的知识，需要自己课后花很多时间来看，他们也跟我同样的感受！

所以说，课堂学习只占了非常小的一部分。

例如：在IB学物理和在港大学物理时，我都要学牛顿第三定律。我想大家都学过这个定律，那为什么我们要不断地去重复学习同一个理论呢？

为什么牛顿第三定律，初中学完高中学，高中学完大学还要学？因为大学，才是从基本去探索。

在IB读书时，通常我们只需要记住这个定律，会套用这个定律就可以了。而不需要去深究这个定律是如何推导而来的。

而在港大，以及国内外大的大学，我们都是需要从零开始香港大学在哪，把我们初中高中的知识再学一遍，但是我们不仅仅要知道这个公式，还要学会如何推导这个公式，这个公式最本质的形式是什么。

同时，这个学科非常实用，港大的物理学专业会把数学和物理结合在一起。我们不仅仅要理解概念，还需要通过数据来构建和支撑一个模型和答案。这让我对物理的了解到了更深的层次。

尽管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力不从心。学物理需要天赋和思考相结合，需要反反复复地去看课本。到考试前复习的时候，不断地总结，最后悟出其中的逻辑。

可以这么说，我们高中学习的知识很广，知识都是比较浅层。而大学会重新学习我们所有过去学过的知识，但会进行对知识的深挖。

同时，我们也会去学习和思考，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科学? 这有些类似于哲学。

就如同 Kuhn（科学哲学家）所说, 真正的科学就是可以被推导，以及反证的。同样，随着科学的发展也可以不断地被推翻。

我们科学的进步，正是在不断的推导和推翻之间有所突破。而这样的思考也是很有趣！

人文学科对我的帮助

这一年的网课，我尽可能多地探索自己。所以，我选了很多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课程。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虽然我是理学院的学生，但是我完全可以自由选择其他系感兴趣的课程。

我之所以选人文学科的科目，是希望自己能够在思考问题上有其他不同的视角。而且，虽然这一年都是上的网课，但是我遇到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大家思考的视角都很不一样。

高中的时候，虽然我读的是国际学校，但班上大多都是同样背景的中国同学。

而大学就不一样了，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下，多元文化视角其实并不是教出来的，而是在我们一次次长时间的讨论中，所慢慢理解出来的。

同时，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课堂上，我们通过大量阅读不同国家的真实文化及其背后的社会学内容，才慢慢理解了课本上的理论。

我很喜欢这种探索式的学习方式。它不仅仅只是给我一个概念，而是让我通过大量阅读，自己来进行判断和理解！

我觉得自从学了社会学和心理学，我思考任何事情的视角变得更广阔了。

而人文学科，也让我更加深层地理解到换位思考的重要性。我在国内，学生时代大家的背景，文化，价值观都是高度类似。

但是到了香港大学，这里有来自五湖四海的学生，各自成长的经历都是非常不同。我们不能拿我们的文化背景QS100名校留学，来思考和衡量别的国家的文化价值。因为，这跟这个人的成长背景、教育背景，还有他来自的国家状态息息相关。

因此，现在我更倾向于从不同人的角度，换位去思考。

希望我的故事，会带给大家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