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溥

今年9月24日是曹禺诞生110周年。曹禺是中国现代戏剧的泰斗，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时至今日，他创作的话剧还在舞台上长演不衰，不少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以及歌舞剧等。

在曹禺86年的生命中，有长达50年的时间生活在北京，北京与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本期，一起追寻他在北京的生活轨迹，探寻他的戏剧人生。

张自忠路5号，曹禺、欧阳予倩等都在此居住过。图片 陈溥

清华大学图书馆写出《雷雨》

曹禺祖籍湖北潜江，1910年9月24日生于天津一个旧官僚家庭，原名万家宝。生下三天后，母亲因产褥热不治身亡。后来他父亲继娶了母亲的孪生妹妹为妻，继母是个戏迷，家宝常被继母抱到戏院去看戏，很快成为小戏迷。

12岁，家宝进入南开中学。当时的南开有很好的戏剧传统，校中有师生共同组成的“南开新剧团”。1925年他成为南开新剧团中活跃的一员，参加过丁西林的《压迫》，田汉的《获虎之夜》等多部剧的演出。除演剧之外，家宝还写诗和小说。在发表小说《今宵酒醒何处》时，他第一次使用了“曹禺”的笔名。1928年9月，曹禺被保送南开大学政治系，但他对所学专业不感兴趣，决心离开南开大学，到清华大学去学西洋文学。

1930年暑假，曹禺和要好的同学孙毓棠一同来到北京，准备报考清华大学。当时，他们住在孙毓棠的外祖父家。孙毓棠的外祖父姓徐，是清朝遗老，当时仍在任中山公园董事，每天去中山公园喝茶、聊天，但家道已败落。田本相所著《曹禺传》中记载，曹禺曾提到，话剧《北京人》中曾家的原型就是孙毓棠的外祖父徐家。当时徐家虽然破败，“但徐家的陈设，仍然是十分讲究的，处处都是古色古香，即使房屋的构造、格局，都能看出昔日的威严，栋梁上也留着过去金碧辉煌的痕迹，就像在《北京人》中所写的。”

曹禺顺利地考入清华大学，直接进入西洋文学系二年级就读。孙毓棠考入历史系。进校不久，曹禺就参加排演话剧，排的是《娜拉》。他不仅是主演，还担任了导演。1931年春天，《娜拉》在清华大礼堂公演，曹禺的出色演技引起轰动。“九一八事变”后，为配合抗日救亡宣传，曹禺还排演了根据外国戏剧改编的《马百计》、《骨皮》等，讽刺日本军国主义，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除了演话剧，曹禺还非常迷恋音乐，他是清华军乐队的成员，在乐队中吹巴松管，乐队也常在大礼堂演出。

清华大礼堂在曹禺的一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座建筑是由美国建筑师墨菲（H·K·）设计的，1912年建成。门厅正中有四根爱奥尼克柱，柱础、凹槽、柱头都十分精美。礼堂的屋顶在八角形平面的鼓座上是大穹顶，使建筑格外醒目。再加上礼堂前大面积翠绿的草坪，大礼堂更显端庄明丽。

田本相所著《曹禺传》记载美国top30名校留学，每当走在礼堂前，曹禺常常联想到天津的法国教堂，好像巴赫的弥撒曲又响在耳边。但与教堂相比，他感到大礼堂更庄严巍然。

曹禺青年时代就能在这样华美的礼堂内登台献艺，也是一种幸福。这座礼堂也坚定了曹禺献身戏剧艺术的决心。

对于曹禺来说，清华大学图书馆是一个标志性的建筑。正是在那里，诞生了他的第一部经典剧作《雷雨》。

清华图书馆就在大礼堂北面不远。图书馆的东翼也是由美国建筑师墨菲设计的，1919年建成。许多建筑装饰材料和设施都是从美国进口的，被誉为“轮奂壮丽，可为全国冠”。1930年扩建图书馆，新扩建部分由中国设计师杨廷宝设计，新扩建筑沿用了老建筑红砖、灰瓦与拱式大窗的风格，与原建筑外观一致，浑然一体。

1933年，曹禺进校后的第二年，图书馆的扩建工程已完工。《曹禺传》中《〈雷雨〉的诞生》一章提到，曹禺还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时，就动了心思要写《雷雨》，剧中的人物、情节已经开始构思，但是真正写作却是在读清华大学时。曹禺写了许多人物小传，其数量远不止《雷雨》中的八个人，他几乎整天在图书馆中写作。

曹禺曾深情地回忆这段生活：“我怀念清华大学的图书馆，时常在我怎么想都是一片糊涂账的时候，感谢一位姓金的管理员，允许我进书库随意浏览看不尽的书籍和画册……在想到头痛欲裂的时刻，我走出图书馆才觉出春风、杨柳、浅溪、白石、水波上浮荡的黄嘴雏鸭，感到韶华青春香港大学校荐，曹禺在北京的戏剧人生，自由的气息迎面而来。”

《雷雨》终于在1933年暑期完成了。那一年曹禺23岁。

三座门大街“飞”出大戏剧家

曹禺写完《雷雨》后，将书稿交给他的老同学章靳以。当时郑振铎、巴金、靳以（章靳以的笔名）正在筹办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季刊》。编辑部就在三座门大街14号（现在的门牌是景山前街25号）一个僻静的小院里。

当时，靳以可能觉得自己和曹禺关系太近了，为了避嫌，把《雷雨》的剧本暂时放在了抽屉里，没有马上发表。过了一段时间，他对巴金偶然间谈起过这事，并从抽屉中翻出了剧本。巴金看完后，主张立即发表。靳以欣然同意。

巴金曾在《回忆曹禺》一文中写道：“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故事是从这里开始的。靳以把家宝一部稿子交给我看，在南屋客厅旁那间蓝纸糊壁的阴暗小屋里，我一口气读完数百页的原稿。一幕人生的大悲剧在我面前展开，我被深深震动了！”后来在巴金先生的力荐下，《雷雨》在《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一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划时代的杰作诞生了。

《文学季刊》只存在了两年，出版共8期，但它却刊登了许多在当代文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作品，培养了不少文学新人。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院子还在，只是院中房子大都经过翻建，又搭建了不少小屋，已看不出原来的风貌。

从清华毕业后，曹禺曾先后在清华研究院、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等地工作。1936年创作完成《日出》，后应邀前往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抗战期间曹禺辗转于长沙、重庆、江安等地，并陆续发表《蜕变》《原野》《北京人》《家》等代表作。

铁狮子胡同3号创作忙

抗战胜利后，曹禺与老舍受美国国务院邀请于1946年初赴美讲学。一年后返国。

1949年2月，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曹禺秘密抵达香港，并于1949年3月18日抵达北京。离开北京15年后，他终于回到了北京。此后，除出访、赴外地开会，体验生活外，他再没有长期地离开过北京。

回到北京后，曹禺先被安排住在北京饭店。不久就住进了铁狮子胡同3号寓所。铁狮子胡同东起如今东四北大街，西至交道口南大街，抗日战争胜利后，为纪念在抗战中英勇牺牲的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将铁狮子胡同改称张自忠路，并沿用至今，不过当时人们仍习惯称铁狮子胡同。

如今张自忠路5号，是一座中西合璧式的大门，门的上部是圆拱形，其上又有柱子和女儿墙，外墙上镶着一块牌子，上写“张自忠路5号，欧阳予倩故居”。欧阳予倩是中央戏剧学院的第一位院长，因为当时这里是中央戏剧学院职工宿舍，所以这里不仅住着欧阳予倩，还住有包括曹禺在内的许多文化名人。

走进张自忠路5号院门香港大学校荐，迎面是一座小楼，有带柱廊的前门，门上有三角形山花，小楼还建有哥特式尖顶，呈现浓郁的欧式风格。在这座小楼中，住过诗人田间、表演艺术家金山、戏剧教育家沙可夫等。绕过小楼，后面是一座座排房，最后一排13间中式房子，是欧阳予倩故居。欧阳予倩在这里一直住到1962年病逝。

曹禺住在稍前的一排房子里。住在这里时，他是非常繁忙的。他先后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还有许多“委员”“代表”的头衔。他不断开会、讲话、出访，同时还继续写作。

他到协和医院深入体验生活3个月，于1954年7月完成描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剧本：《明朗的天》。这部话剧年底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公演，受到热烈欢迎，在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中获剧本创作奖。

曹禺的女儿，作家万方曾对这段生活有过回忆：“那时我家住在铁狮子胡同三号，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海棠树，春天花影满地。我爸爸的书房是一排小北房里的一间，被前面高大的房子挡住了阳光。窗子上挂着白窗帘，门前我妈妈种了一畦晚香玉，夏天开花的时候，那洁白硕大的晚香玉就像一个个朝天的小喇叭，美丽极了也香极了。”

“部长楼”里写出《王昭君》

1974年，曹禺的夫人方瑞去世，曹禺把家搬到三里屯北24楼。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又搬到了复兴门外大街南侧的“部长楼”。在复兴门外大街南侧，木樨地附近有两座高层住宅楼，楼牌号为木樨地22号楼、24号楼，这两座楼也被人们称为“部长楼”。

当时，曹禺搬到了木樨地22楼6门的一个大单元。房子大了，但房间内的摆设仍是十分简朴，客厅里除了沙发、茶几就是满壁的图书，没有什么装饰，唯有大沙发前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关山月创作的红梅条幅，为室内增添了喜庆。

1978年秋，搁笔十多年的曹禺，完成了周恩来总理早在1961年就嘱托他写的《王昭君》，这部作品公演后反响热烈。

1979年12月，他与相识三十余年的著名京剧演员李玉茹喜结连理。1980年，七十高龄的曹禺接连出访瑞士、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忙碌之余他也有苦恼，他酝酿了好几个剧本，但终因无法摆脱种种杂务而不能静下心来写作。

1996年12月13日，曹禺在北京医院逝世。他永远离开了钟爱一生的戏剧，但是正如巴金所说：“家宝并没有去，他永远活在观众和读者的心中！”

（原文刊载于《北京晚报》2020年9月23日）

香港大学 张爱玲，张爱玲，原来你也在这里吗？丨香港往事

01

1938年，张爱玲18岁，因小事与继母争吵，被父亲毒打一顿，关了半年禁闭，她找了个机会逃出去，正式搬到上海静安区某高级白领公寓与母亲同住，这是张脱离封建大家庭，迈向现代都市女性的开始。

张爱玲曾在一部作品中这样记录父亲的毒打：“我觉得我的头偏向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自传小说《小团圆》里，母亲蕊秋对九莉说：“我知道你二叔伤了你的心——”九莉在心里呐喊：“二叔怎么会伤我的心？我从来没有爱过他。”九莉就是张爱玲，二叔是她对父亲的称呼，这是一个大家族小女孩悲伤的成长故事。

张爱玲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祖父是同治年十年的进士张佩伦，祖母是晚清第一名臣李鸿章的女儿李鞠耦，巧合的是，她的外曾祖父黄翼升，与李鸿章都做过曾国藩的湘军统将，1854年，湘军最精锐的水师被石达开设计堵在鄱阳湖，成了瓮中捉鳖，曾国藩气得二度自杀的时候，黄翼升就是水师的营官。激战中，黄表现神勇，亲自驾小船冲入敌阵，以同归于尽的姿态奋勇杀敌，因此被曾国藩看中，得到提拔，最后官至长江水师提督。

如果读民国人物传记读得多，就会发现他们或多或少都与太平天国运动有点瓜葛，张爱玲、沈从文都是湘军的后代，胡适则是太平军的后代，他的外祖父冯金灶本是徽州农民，十三四岁时遭遇兵灾，被长毛掳去，脸上刺了“太平天国”四个蓝字，长毛营混了几年，得了机会，哭喊着逃跑回家乡，却只寻得一片焦土，几座焦墙，一条几百人的村子剩下不过二三十人。

1954年秋天，张爱玲寄了一本《秧歌》给远在美国的胡适，1955年，她以难民身份赴美，第一时间就是去拜访旅美的胡适先生，百年时光交错，湘军的后代与太平军的后代，在太平洋彼岸，以文会友，相见甚欢。

张爱玲显赫的家世在她祖父那辈已经没落，《创世纪》中提到自己的家世，用了一种自嘲的口吻：“祖父不肯出来做官，就肯也未见得有的做。大大小小十来口子人，全靠祖母拿钱出来维持着，祖母万分不情愿，然而已是维持了这些年了。……潆珠家里的穷，是有背景，有根底的，提起来话长，就像是‘奴有一段情呀，唱拨拉诸公听’。”

如果说上一辈还勉强维持着，到了张爱玲的父亲当家，可以说是陆沉了，《小团圆》里，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嫁过去，豪门大宅只剩空壳了:“从前提亲的时候，哎呦，讲起来他们家多么了不起。我本来不愿意的，外婆对我哭了多少回，说你舅舅这样气她，我总要替她争口气。好，等到过来一看——”她又是气又是笑，“那时候你大妈当家，连肥皂都省，韩妈胆子小，都怕死了，也不敢去要，洗的被窝枕头都有唾沫臭，还要我拿出钱来去买。拿出钱来添小锅菜，不然都不能吃。 ”

张爱玲母亲的蜕变，张爱玲认为家族有人离婚比出了个科学家还显得现代化。

张爱玲的母亲与姑姑，都是五四运动后觉醒的新女性，1924，张爱玲四岁那年，黄逸梵与自己的小姑子张茂渊游学欧洲，四年之后回国，决定重新出发，为自己而活，到法院申请离婚，起初张志沂不肯签字，她请律师打官司，硬是把婚离了，领回自己的婚前财产去环游世界。

家族的前尘往事，黄逸梵是不留恋的，甚至有点憎恨，因为它们留给她的是那双裹过，永远不能复原的伤残小脚，即便穿特制的小皮靴，还要塞棉花才稳固，换了别人连走路都困难，她不服输，不认命，逛街、跳舞、远足、旅游，还学会了滑雪和游水。

张爱玲姑姑张茂渊也是通达的人，她看见张爱玲看《孽海花》，翻查家族旧事，忽然好奇的笑道：“你为什麼这样有兴趣?我们这一代已经把这些都撂开了，到了你们更应当往前看了。”

九莉笑道:“我不过因为忽然在小说上看到他们的事。”她爱他们。他们不干涉她，只静静的躺在她血液里，在她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张爱玲与姑姑张茂渊

02

黄逸梵在离婚协议上写了，张志沂要出钱送张爱玲到外国留学，但大家族剩下的产业早被这个不事经营，还喜欢赌博、吸毒、养姨太太的二世祖败光了，他却从来不说没有钱，只道：“离了韩妈一阵也过不了，还想一个人出去——就要打仗了，去送死去！”

1938年，张爱玲离家出走，投奔母亲黄逸梵，黄逸梵毅然承担起张爱玲的教育经费，要将她送到伦敦大学读书，护照都已经办好了，却因为希特勒突然入侵波兰，欧战爆发，只好入读香港大学。

张爱玲说过，自己是在二战中成长起来的人，轴心国的成长在自传体小说《小团圆》的九莉成长中穿插出现：

1931年-1932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三省

她有同班生会作旧诗，这年咏中秋：“塞外忽传三省失，江山已缺一轮圆！”国文教师自然密圈密点，学校传颂。

九莉月假回家，便笑问她父亲道：“怎么还是打不起来?”说着也自心虚，她不过听人说的。“打?拿什么去打?”乃德悻悻然说。

又一次她回来，九林告诉她：“五爸爸到满洲国做官去了。”

1937年，淞沪会战

九莉刚中学毕了业回来，这一 街上叫卖号外。陪房女佣出去买了张回来，只比传单略大一圈，拿在手里惊笑道：“这报纸怎麼这麼小?”

九莉只在楼梯脚下就她手里看了看，满纸大红大黑字，沪战开始了。

蕊秋与她兄弟都住在越界筑路的地段。云志承认他胆子小，一打仗就在法租界一家旅馆里租下一套三房间。

次日正午一声巨响，是大世界游艺场中弹，就在法大马路。九莉在窗口看见一连串军用卡车开过，有一辆在苍绿油布篷下露出一大堆肉黄色义肢，像橱窗中陈列的，不过在这里乱七八糟，夹杂在花布与短打衣袴间。有些义肢上有蜿蜒的亮品品深红色的血痕。

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

“啊。我那菲力才漂亮呢!”她常向楚娣笑著说。他是法科学生，九莉在她的速写簿上看见他线条英锐的侧影，戴眼镜。“他们都受军训。怕死了，对德国人又怕又恨，就怕打仗。他说他一定会打死。”

考上了（伦敦大学），护照也办好了，还是不能走。“再等等看吧，都说就要打起来了。”蕊秋说。

欧战出洋去不成，只好改到香港，港币三对一，九莉也觉得这钱花得不值得。

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本偷袭珍珠港香港大学 张爱玲，张爱玲，原来你也在这里吗？丨香港往事，太平洋战争爆发

几个高年级生又高谈阔论起来，说日本人敢来正好，香港有准备的，新加坡更是堡垒，随时有援兵来。“花王说一炸弹落在深水湾，”特瑞丝嬷嬷匆匆进来报告。

不喜欢现代史，现代史打上门来了。

“我差点炸死了，一炸弹落在对街，”她脑子里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告诉人。告诉谁？难道还是韩妈？楚娣向来淡淡的，也不会当桩事。蕊秋她根本没想起。比比反正永远是快乐的，她死了也是一样。

差点炸死了，都没人可告诉，她若有所失。

1941年，太平战争爆发，张爱玲见证日本侵占香港，可以与中日本侵占新加坡时的见闻连宇宙：

12月8日凌晨四点，战争还是来了，日本的飞机轰炸了新加坡的市区、码头、以及英国的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造成60人死亡，130人受伤。

12月10日，战列舰“威尔斯王子号”和巡洋舰“驱逐号”在关丹附近海面被日本的战机炸沉了，它们向北航行的时候竟然没有军机保护。日本的三菱零式战斗机飞越上空的时候，英国的水牛式战斗机也连忙起飞，却不是为了迎战，而是为了不被日军击毁。

面对日本的空袭，曾经称霸世界，创下日不落帝国霸业的英吉利，竟然没有还手之力。

1月31日，李光耀坐在莱佛士书院行政学院的栏杆上值勤，看到他的英籍教授戴尔远远地走过来，他大声喊道：“大英帝国的末日到了。”教授只是默默地把脸别过去，并不回答他。

03

香江求学岁月，是张爱玲思想的成长、成熟期，1939年，参加上海《西风》杂志征文比赛，发表了她自认为文学创作的第一篇作品《天才梦》，在这篇文章里，她对自我的认知已经达到了惊人的深刻程度。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视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

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七岁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失恋自杀的女郎。我母亲批评说：如果她要自杀，她决不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去自溺。

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张爱玲晚年闻说深受虱子的困扰，严重的时候，每个星期都要搬一次家，但没理由所搬的各处公寓都有虫患，因此大家理由怀疑这是心理疾病，她对外界的抗拒与对人际交往的恐惧，已经由心理的不适延展到生理的不适，十九岁时的一句“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不幸一语成谶。

1941年12月，当英国军队与日本兵在香港展开激烈的战斗时，21岁的张爱玲对战争对世界也有一套自己的看法（文字摘自1944年写下的《烬余录》）：

在香港，我们初得到开战的消息的时候，宿舍里的一个女同学发起急来，道：”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

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过份的注意，在情感的光强烈的照射下，竟变成了下流的，反常的。在战后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着个衣冠济楚的洋行职员模样的人，在小风炉上炸一种铁硬的小黄饼。

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

真的很难相信，一个二十出头的民国女性，已经对人生，对世情，对世界，有一套如此成熟、深刻、练达的看法。时代轮转，世情变幻，身为二十一世纪新中国青年人的我们，仍然懵懂混沌，行为举止活像一个巨婴，不得不羞愧地低头望着胸前的红领巾。

04

1941年12月25日，香港英军投降，香港沦陷，香港大学停办，1942年，张爱玲用仅余的积蓄，买了一张船票，回到了孤岛时期的上海。1942年-1952年，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张爱玲就与姑姑张茂渊居住在上海常德路195号的爱丁顿公寓里。

张茂渊也是非常精彩的职业女性，从上图可以看出，她的家居风格已经非常现代。

张茂渊原在租界洋行工作，自从日本仔占据上海后，就职洋行停薪留职，因此日子过得非常节省，张爱玲坐船从香港返回上海，第一天，她勉强备下了一桌饭菜，接风洗尘，第二天就不好意思地说：“我们以后要吃葱油饼了。”

在上海，张爱玲曾短暂入读过美国教会创立的圣约翰大学（现在的华东政法学院），据《对照记》：“我半工半读体力不支，入不敷出又相差过远，随即辍学，卖文为生。”

1943年，张爱玲开展她的写作事业，《紫罗兰》杂志总编辑周秀娟成了张爱玲的第一个伯乐，《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相继发表。

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

孤岛时期的上海，文坛凋零，四处缺稿，天分极高的张爱玲此时横空出世，可谓一炮而红，之后，上海颇具影响力的杂志《万象》刊登了张爱玲的《心经》，她就一发不可收拾，接连写出了《倾城之恋》、《封锁》、《花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她人生中大部分最重要的作品，迅速成为上海最当红的女作家。

张爱玲在文坛声名鹊起的时候，张茂渊也在德国无线电台找了个事，做国语新闻报告员，每晚上拿著一盏小油灯，在灯火管制的街道上走去上工，两姑侄都找到了自己的职业，总算在孤岛上海生活稳定下来，不用天天吃葱油饼了。

这时候，却有个不速之客闯入了爱丁顿公寓，闯进了张爱玲的生活，这个不速之客，就是有民国大仲马，大种马，之称的胡兰成。

别看张爱玲的文字成熟老辣，也很早就从大家庭复杂的人事关系中洞察到人性的虚伪，但她却从未感受过爱，孑然一身地在大家族、大时代中孤独地成长，敏感脆弱的心灵，一直在惊涛骇浪里漂泊，从未试过现世安稳，22岁了，仍未经人事，感情世界一片空白。试问这样的女文青，怎么会不死在胡兰成手里呢？

九莉只会煮饭，担任买菜。这 晚上在月下去买蟹壳黄，穿著件紧窄的花布短旗袍，直柳柳的身子，半鬈的长髮。烧饼摊上的山东人不免多看了她两眼，摸不清是什麼路数。归途明月当头，她不禁一阵空虚。二十二岁了，写爱情故事，但是从来没恋爱过，给人知道不好。

反观胡兰成，他比张爱玲年长十四岁，情场老手，经验丰富，与张爱玲初相见时，已经有妻有妾有儿女，有女朋友，还狎妓，从杂志上看到张爱玲的文章，不请自来到爱丁顿公寓会佳人，是想求鱼水之欢，张爱玲却把这当成了爱。

她笑著摘下眼镜，他一吻她，一阵强有力的痉挛在他胳膊上流下去，可以感觉到他袖子里的手臂很粗，九莉想道：“这人是真爱我的。”

“这个人是真爱我的”这句台词，也存在于张爱玲1950年创作的小说《色戒》里，王佳芝已经知道易先生是欢场老手，却仍然享受珠宝店阁楼昏黄灯光下那一刹那的温柔。

片刻拉伸至永恒，间谍对汉奸说，“快走，快走”，完全奋不顾身，牺牲性命尚且不惜，那一刹，世界和世界观轰然坍塌，作者与读者都怅然若失。

或许这就是命。

05

1945年,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但因为与胡兰成一段不成功的恋爱，张爱玲自己的二战才刚刚开始。

日本战败，汪伪政权解体，胡兰成不得不隐姓埋名地四处逃匿，已经撕裂了张爱玲的感情世界，然而，她还要独自面对大上海光复后翻天覆地慷而慨的惊涛骇浪。

首先，国民政府的《汉奸惩办条例》还未修订出台，民间已经有好事者制作了一本五六十页的小册子，张爱玲的名字赫然出现在”文化汉奸“之列，罪状就是她的名字列席了1944年举办的“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还有就是她与胡兰成的绯闻，也在上海滩传得沸沸扬扬。

对此，孤傲的张爱玲亦不得不出来解释：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惟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与胡兰成的绯闻，张的态度是：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涉及我的私生活……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

除了公众与舆论的责难和审判，最让张爱玲伤心的还是朋友与恋人的背叛。

柯灵，《小团圆》里的荀桦，在孤岛时期的上海曾被日本宪兵逮捕，张爱玲与胡兰成还亲自去营救过，二战一结束，他就在一辆电车上，用膝盖夹紧了张爱玲的双腿，这是熟人间的性骚扰，张抑制着自己反手打他嘴巴的冲动，装作不经意地侧身挪开双脚，下一站匆匆下车，发现他没有追上来，才伤心地想，刚才那一下，可能就是点醒她，你是汉奸的妻子，可以随意戏弄，“汉奸妻，人可戏”。

桑弧，《小团圆》里的燕山，胡兰成之后闯入张爱玲感情世界的人，张爱玲与他交往了三四年，他却忽然在1951年娶了一位圈外女性，《小团圆》里，九莉问燕山：“什么时候结婚？”他答：“已经结了啊。”新娘不是你罢了。

燕山要跟一小女伶结婚了，很漂亮，给母亲看得很紧。要照从前，只能嫁开戏馆的海上闻人，轮不到他。但是现在他们都是艺人、文化工作者了。

从这里看得出，张爱玲在这段感情关系里，还是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他们是同志，自己曾是汉奸的妻子，所以遭遇感情的背叛也是理所当然？

06

风云变幻，时局变迁，张爱玲在大上海风花雪月的残梦中醒来，才发现身边的很多文化界的朋友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例如夹过她双腿的柯灵，恋人桑弧也成了同志，世界对她来说，越来越陌生。

闻说恩来同志在重庆辗转看过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非常欣赏她的才华，嘱咐夏衍同志要争取留下张爱玲，于是夏衍才邀请张参加上海召开的第一届文代会。

张爱玲穿着旗袍参加了英国G5院校留学，马上就觉得自己与会场气氛格格不入，她在散文《写什么》中提到：

有个朋友问我：”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我想了一想，说：”不会。要么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从别处打听到，原来阿妈不能算无产阶级。

对一个天才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写作土壤，张爱玲是属于现代都市的，胡兰成虽然渣，他却了解张：

一日清晨，我与她步行同去美丽园，大西路上树影车声，商店行人， 爱玲心里喜悦，与我说：“现代的东西纵有千般不是，它到底是我们的，于我们亲。”

爱玲自己便是爱描写民国世界小奸小坏的市民，现代大都市里的小市民不知如何总是委屈的，他们的小奸小坏，小小的得意，何时都会遇着大的悲惨决裂。

她是把古人亦当他们是今天的人。

母亲、姑姑都是受五四运动影响而游学欧美的新女性，她自己又是早聪早慧，18岁就够胆孤身脱离大家庭束缚，走向都市独立生活的职业女性，这样的作家，终究是写不来中华土味系列的文章的。

因此1952年，张爱玲以“继续中断学业”为由，申请到香港读书，离开了大陆。

写到这里，张爱玲与中国大时代变迁的复杂而纠结的关系已经接近尾声，但是故事还有一个精彩的结尾。

香港寄居时期，张爱玲写出了她人生两部重要的作品，《秧歌》和《赤地之恋》，这两部小说，让她与儿时偶像胡适先生有了文学上的往来，也让她备受左翼作家的攻击，关于她到底有没有参加过1951年的苏北土改，就争论了半个世纪。

张爱玲有没有参加苏北土改，我不知道，但他们的争议让我想起了一个人，他正正是在1951年参加了苏北的土改工作，他不是别个，就是我们最喜爱的倪匡前辈，张爱玲是否抹黑，看看《》就知道了。

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写的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细致工夫。——胡适回信，评张爱玲小说《秧歌》

07

1955年，张爱玲申请以难民身份赴美，彻底终结了与旧中国与新中国的一切缠结，她在美国的生活，对读者来说是疏远而神秘的。

而我看张爱玲，也只是看到1938年-1955年，时代巨变的车轮在她身上碾过的痕迹，她自己也写过：“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

晚年的时候香港大学 张爱玲，张爱玲在太平洋彼岸回忆自己的一生，写了本自传体小说《小团圆》，当时胡兰成已经发表了《今生今世》，把他们的感情隐私披露于世，但她还是用了大量的篇幅记述这段感情经历，并不是往事对她还有什么触动，而是作家张爱玲要审视自己，她要看看痛苦与激情燃烧过后，这段经历到底在她生命里留下了什么。

胡兰成留给她的是一个梦：

青山上红棕色的小木屋，映著碧蓝的 ，阳光下满地树影摇晃著，有好几个小孩在松林中出没，都是她的。

之雍出现了，微笑著把她往木屋里拉。非常可笑，她忽然羞涩起来，两人的手臂拉成一条直线，就在这时候醒了。

二十年前的影片，十年前的人。她醒来快乐了很久很久。

“两个人的手臂拉成一条直线”这个意象在前文出现过，在战火纷飞的上海，她与胡兰成腻在上海爱丁顿的公寓里，读书、细语、做爱、嬉戏，两个人的手臂拉成一条直线。

胡兰成说：“二次大战要完了”张爱玲笑着呻吟一声，说：“希望它永远打下去。”胡沉着脸说：“死这么多人，要它永远打下去？”张还是继续轻笑着说：“我不过因为要跟你在一起。”

别人在大时代中，看到了慷慨激昂，民族兴亡，国家大义，但张爱玲在时代的橱窗中映照出了个人的苍白和渺小，自私与空虚，以及恬不知耻的愚蠢。

“但谁都跟我们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

香港大学与复旦大学，复旦港大MBA值得读吗？复旦与港大MBA对比哪个好？

复旦大学与香港大学是两所颇具声誉的高校，其MBA项目备受关注。但对于是否值得读复旦港大MBA，以及复旦与港大MBA哪个更好？

首先，我们可以从师资力量来对比这两个项目。复旦大学与香港大学都拥有一流的教职员工，教授们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广泛的学术背景。然而，香港大学在商业领域的师资力量可能更加强大，因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商业枢纽，有更多机会吸引国际知名学者和商界领袖。因此，如果你对国际商务和金融有更多兴趣，港大MBA可能更适合你。

其次，学习环境也是考虑因素之一。复旦大学位于中国上海，是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之一。作为金融和商业中心，学生可以接触到一流的商业机会和企业网络。另一方面，香港是全球金融和商业中心之一，学生可以充分利用香港的国际化商业环境和跨国公司的机会。因此，如果你希望获得更多的国际商业机会，香港大学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此外，两所大学的校友网络也需考虑。复旦大学和香港大学的校友网络都非常庞大。复旦大学校友遍布全球各个领域美国藤校留学，包括商业、金融、科技等。而香港大学作为一个国际化大学，其校友网络也涵盖了全球各个地区。一个庞大而活跃的校友网络对于毕业生职业发展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它可以提供资源和机会。

综上所述，复旦与港大MBA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复旦大学MBA项目受益于上海这一商业中心的资源，而香港大学MBA项目在国际商业环境方面具备更强的竞争力。因此，选择哪个项目更好，取决于你的个人兴趣和职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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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精算，从港大到哈佛，他说：背诵比任何人想象的都更重要

来源|酷橙校园（ID:）

这些年来，很多人都认为“在这种信息爆炸的时代里精读已经过时了，只有快速阅读、泛读才能够有效应对。”

但从港大毕业后又求学哈佛的学霸陈颉祺却说：“背诵很重要，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重要。”

高中毕业时，陈颉祺获得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和香港大学精算专业的录取，他选择了香港大学。大四时。陈颉祺获得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等著名美国高校研究生院发出的录取通知书，最后他选择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

在一路的求学过程中，陈颉祺一直有一个习惯——喜欢精读和背诵，甚至一字不漏。

陈颉祺说，从学英语方面来讲，遇到那种他觉得特别“经典”“优美”的好句子，他一定会一字不差地背下来。后来在申请美国学校文书写作的时候，这个习惯带给他难以想象的巨大便利。

“我觉得很多人在母语学习中都不见得有这类习惯。他们经常问：背新概念文章能提高英语能力吗？他们真正想问的是：背诵真的有用么？小时候，我们都背过一定量的唐诗宋词，我们的各项语文能力真的就因此直接提高了吗？似乎不是很明显。但是，在不知不觉之间，我们谙熟了中文的平仄韵律，凭直觉就能知道什么样的句子是朗朗上口的，什么样的句子是别扭的。”

认真仔细其实是一种可以被培养的能力，在后文中，陈颉祺自述了“背诵”带给自己的巨大好处。

智慧就是记忆力

良好习惯的养成往往使人受益终生

也许是我运气比较好，从小的时候就不断地能够体会到“总结然后记忆”所带来的成就感。我小学时候喜欢中国象棋香港大学精算，老家地方小，也不可能得到名师的系统训练，所以我练棋的方式就是跑到城里的街边找老爷爷下棋。老爷爷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复盘。

所谓复盘，就是指在棋盘上重新演练一遍上局棋的每一步。在复盘的时候，他们很喜欢去总结，甚至争吵某一步其实还可以怎么走。

不知不觉地，在大量复盘的过程中，我记住了各种各样的棋路。在训练了记忆力的同时，棋艺也不断长进，最后居然在一次比赛中获得全国第八名。许多年以后回想起来，才认识到“复盘”对我记忆力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帮助。

复盘带给我的意义还不止如此，它让我开始喜欢“总结”和“背诵”。

在中学阶段，我很少主动去做课外习题集。但是不管是在课堂上、书本上、试卷上还是参考书上做到的任何一道题，我都会习惯性地去总结：做对的题，要回想在做这道题的时候是怎么思考的，为什么能做对？做错的题，要去揣摩当初的思考方式，都经历了哪几步，错在了哪一步，错的那一步其实应该如何去思考？

我惊讶地发现，仅仅是做到这一点， 就可以让我在考试中如鱼得水。我想，我没有学过太多棋谱，却在和街角老爷爷的每一次复盘过程中记住了棋路，其中的道理大抵也是一样的吧。

一些良好习惯的养成，往往使人受益终生。可你却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是好的，因为你正在做着正确的事情，可如果你的习惯是不好的，你很快就会知道为什么这样不好，因为你的生活很快就会因为这个坏习惯而受到惩罚。

上高中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总结是最重要的，而背诵只是一个副产品。

后来到了大学，偶尔回忆中学的课程，总惊讶地发觉：完全不记得自己当初是怎么总结的，又总结了什么，脑子里留下的只有当时不经意间背诵下来的知识。这种经历让我相信：背诵，记忆，才是学习最后的目的。为什么记忆会比总结更加重要呢？

终于在读到一篇关于心理学的文章时，发现了这么一个有趣的解释：

人脑中借存的信息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估计10%)是以有序的方式存储的随时方便“调出”，这部分称之为“记忆”。人脑中绝大部分储存的信息就像计算机中不分类管理的“垃圾文件”一样，在大脑中是随处堆放的。这些信息虽然存在大脑中，但是很难被“调出”，这部分我们笼统地称为“潜意识”。

当有新信息输人的时候，如果这些信息在输入的时候就是高度有序的。那么就很容易被有序地存放起来，很基易成为“记忆”。

同时，随着有序信息（记忆）的增多，大脑就解越来越需要越来越多记忆细胞。而颅腔的大小是有限的，于是，细胞间密度越来越高。于是细胞之间就越有可能由文紧密的神经元树突连接起来，于是就越有可能产生我们所说的“融会贯通”现象——换句话说，原本貌似毫不相干的信息现在却产生了联系。”

难怪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智慧就是记忆力”！

看到这段心理学的解释我才恍然大悟：总结其实只是手段，是为了让输入大脑的信息变得更加有序，而背诵和记忆才是目的。再观察身边每一个让人觉得很传奇的朋友，他们的共同特点：知道很多，记得很多东西，或者说的正式一点叫做“知识很渊博”。

讨厌背诵的你，千万不要忘了，死记硬背带来的最好效果其实有另外一个感情色彩截然相反的词：博闻强识。

最省力、最高效的学习方法：

认认真真、循序渐进、老老实实学习

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回到中学给学弟学妹们演讲学习方法，每次都必定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我某某科目学的不好，请问怎么样才能让我的成绩很快提高呢？

速成是每一个学生的梦想。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反映的是每一个中学生都有对时间不够的恐惧：“考试就要到了，没有时间看书了，就要来不及了……”患上时间恐惧症的学生，在面对考试压力的时候只剩最后一个希望：一定存在某种神奇的方法能够解决我的困境。

好的方法能够提高我们的效率，然而方法也会强化一个人的本性：懒情。而最为可怕的是，我们生存的这个社会，正在不断地强调方法的重要性。

各种辅导书都声称自己的方法有神奇的功效，各种“状元学习法”充斥着书店的柜台，很多辅导班和培训机构甚至打出“一个月变成优等生”“一个暑假让你考人北大清华”这样的广告。

在学生群体中间，总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比别人更加迷恋方法。他们会购买大量的课外辅导书，反复仔细比对其中的方法，以求找到最佳方法QS200名校留学，然而往往每个人的结论都不相同。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现象，你说他们懒惰吧，他们还真有本事把各种方法研究得头头是道，他们在这方面超乎寻常地“勤奋”，甚至可以废寝忘食。

后来我逐渐明白了，他们的这种“勤奋”，其实来源于对时间压力的真切感受。没有时间了，所以只能依靠某些窍门来提高效率。这种冠冕堂皇的说法背后隐藏的，其实还是这样一种想法：“最好有一种方法，能够让我不费力气地拿到高分！”

我不知道自己学业上的成绩有多少应该归功于方法，但我很清楚地记得，中学时代的我，从来不会去想“我是不是应该换一种方法学习”。

那时候我脑子里想法很简单：上课必须认真听讲，每天学过的东西必须复习，老师布置的作业必须认真完成。然后我总觉得有点奇怪：其实我只是把我应该做的事情都认认真真做完了，却总被人认为“这孩子学习很有方法”。

最省力的学习方法究竟是什么？进入大学以后，我也和身边的优秀同学讨论过这方面的话题。

我发现，优秀的同学在中学时期，无一例外地都很少购买课外教辅书，却都能认认真真，循序渐进地完成每天的学习任务。

这不由让我思考：也许在学习上，最笨的方法反而是最聪明的方法。而最省力、最高效的学习方法也许只有一个——老老实实地学习。

这就是学习的辩证法。

应该经历的过程

没有任何人或任何方法可以替你完成

背英语单词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例子。很多高中生都抱怨单词很难背，然而在大学，出于考北美研究生需要，很多大学生都必须参加GRE英语考试。

对中国考生而言，这门考试的难点其实只有一个：需要拥有20000左右的英文单词量。而大部分大学生，即使通过了大学四级或者托福考试，他们的单词储备也只有4000~6000。

市面上，各种GRE单词辅导书五花八门，却大多都有这样的字眼“XX天搞定GRE单词”。我也听很多人说过背单词的技巧，但我从来不会购买任何带有这样字眼的单词书，也不相信任何的背单词技巧。

对我而言，背单词的技巧只有一个：在不同的时间，重复用这个单词刺激大脑。换句话说，背单词的王道只有一个：老老实实一遍一遍地背诵。

在我的单词书上，每一个单元我都清晰地标注背了多少遍，而且往往都在十遍以上。这个痛苦的过程，我不相信有任何人、任何技巧可以代我完成。

我想，这种认识，其实对于学习任何一门学科都是适用的。再也没有任何一种方法比循序渐进、按部就班地完成每步学习任务效率更高了。应该经历的过程香港大学精算，从港大到哈佛，他说：背诵比任何人想象的都更重要，没有任何人或任何方法可以替你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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