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代学术宗师陈寅恪先生曾于上个世纪40年代受聘于香港大学和牛津大学担任 of 。由于中英职衔体系的差异，陈寅恪这一海外教席如何定名一直存在问题；此外，和陈寅恪学术生涯产生过交集的修中诚和李约瑟两人的职衔同样译法混乱。本文通过梳理剖析上述三位学者职衔的汉译，对英制学术体系中和的译名进行探讨，希望能对译名的规范和统一有所裨益。

关键词：英制；学衔；译名：；；陈寅恪：修中诚；李约瑟

1. 引言

作为蜚声中外的历史学家，陈寅恪的学识与史学思想为后人竖起了一座难以企及的丰碑。陈寅恪先后在清华大学、国立临时大学①、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成都）、岭南大学、中山大学等名校担任教授，还一度受聘于牛津大学。然而，由于对英国学术体系中和这两个职级理解不到位，对这位“教授中的教授”以及和他有过学术交往的修中诚、李约瑟等人职衔的翻译，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和译名的混乱，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学术交流和译名的规范统一。厘清这两个术语的边界，为其确定译名，势在必行。

2. 英制学衔的译名

众所周知，目前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学衔制度，形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体系和以英国为代表的英联邦体系两大分野。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大陆高校受前者影响较大。因此，对于英联邦体系中的部分学衔如何汉译，常常遭遇尴尬。陈寅恪在香港大学及受聘但终未就任的牛津大学所担任职衔的译名，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2.1 陈寅恪在香港大学的学衔

1940年暑假，陈寅恪赴英未能成行，滞留香港。一直到1941年12月香港沦陷，陈寅恪先后担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②和讲座教授。关于这段历史，蒋天枢（1997：127）和陈流求（2010：158）都只提到陈受聘客座教授（ ），对陈寅恪担任讲座教授，均未提及。其实，香港大学中文学院网站“系史”中明确讲到了这一点：

In 1935, Hsu Ti-shan from , , was the first of . At that time, the of , and . Hsu away in 1941, and Yin-koh (Chen Yin Ko) was to take over the chair in 1941, which he held for only a very short time…

（）

曾晓华在考证香港学术职衔的译名时，将这段话翻译如下：

一九三五年，来自燕京大学的许地山教授，获委任为本院首位中文讲座教授。彼时的中文课程，涵盖文学、历史、哲学。一九四一年八月，徐教授遽然辞世。同年九月，陈寅恪教授接掌中文系一段非常短的时间。

第一句中的“ of ”翻译成“中文讲座教授”是非常准确的。因为按照英国传统，一个学系设有一位讲座（Chair），担任此位置的人便是“教授”（），也称“讲座教授”；自而下，依次为, 和，一共四级。

李天安和祝宝奇（2003）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但并未用“讲座教授”为英制的正名：

教授是英国大学里的最高学术职称，往往附有具体学科的名字，如 of Human （人文地理学教授）、 of Trade Law（国际商法教授）等。这是因为英国大学传统上每一学科只有一位教授，以保障其最高学术权威地位。

考虑到国内大学一个系部动辄数十位教授的现状，我们认为，有必要做一区分，将英国学术体系中的“”统一翻译为“讲座教授”。据此，下文中陈寅恪和霍克思在牛津大学的聘职Prof. of ，准确的翻译应该是“汉学讲座教授”，而不是模糊的“汉学教授”③。毕竟，对不谙相关历史和学术背景的中国读者来说，“汉学教授”和“法学教授”、“数学教授”并无二致，只是某一学科的教授而已。

许地山去世后，陈寅恪曾短暂“接任中文讲座教授”（take over the chair）这一史实，卞僧慧（2010：205）在援引他人对陈寅恪的相关回忆时注意到了：

至八月四日，以系主任许地山教授不幸逝世，大学当局乃请陈师继为主任。（慧按：为主任教授，行政管理由他人负责）

卞僧慧按语中提到的“主任教授”④实则为“讲座教授”。一般来说，“讲座教授”兼任系主任。陈寅恪在港大担任讲座教授（中文系主任）期间，行政事务确实另有他人分担，陈君葆1941年8月14日的日记中就有相关记述：

傅士德教授邀往谈话，他问我关于中文教授继任人的意见，我说，就中国历史说自然以陈寅恪为最理想而且合适，至于行政方面仍以季明先生补缺为宜，他说很对，便决定如此向当局提出。（陈君葆，2004：21-22）

可见，陈寅恪在港大受聘的职衔先后为“客座教授”和“讲座教授”两种，二者的学术身份截然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2.2 陈寅恪受聘牛津大学的学衔

英国的牛津大学于1876年建立了汉学讲座（ of ），首任教授是曾于1839年来华传教、后来担任英华书院院长的理雅各（James Legge）。

陈寅恪于1939年应牛津大学邀请，担任第四任Prof. of ，即“汉学讲座教授”。据陈寅恪1967年12月第七次交代底稿：“彼时接到英国牛津大学汉学教授之聘，欲将启程，因第二次欧战爆发，不能去”（蒋天枢，1997：119）。处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陈寅恪抑或想将这一殊荣做低调处理，抑或遵循前例，用了“汉学教授”这一译法，而后人有义务将历史还原，还“Prof. of ”“汉学讲座教授”的真面目。

令人遗憾的是，国内绝大部分文献如吴学昭（2014：212）、陈流求（2010：151）、蒋天枢（1997：118）、沈迦（2013：438-441）⑤、岳南（2008：152-153）、程美宝（2000）等均沿袭了“汉学教授”这一译名。

其实，蒋天枢（1997：118）借他人之口美国top30名校留学，提到了“牛津特别讲座”：

著名女史学家陈衡哲评之曰：“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极少数人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不过寅公接受牛津特别讲座之荣誉聘请，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

蒋天枢在正文中并未采用这一头衔，仍然使用“汉学教授”，陈寅恪与“讲座教授”这一译法就此擦肩而过。此外，一些报导将陈寅恪的职衔简单称之为“正教授”，也不确切。例如，1949年1月20日，陈寅恪到达岭南大学的第二天，《岭大校报》就登出了“本校聘请到名教授陈寅恪”的消息，报导称：

……1942年由牛津大学聘为正教授，此为我国罕有之荣誉。（陆键东，1997：19）

于1960-1971年担任牛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的霍克思，相关研究对他的这一职衔同样认识不清，称其为“终身教授”、“教授”和“汉学教授”：

当年霍克斯为了翻译《红楼梦》辞去了牛津大学的终身教授职务。（鄢秀，2003：58）

其间为了专心翻译，盛名之下的霍克斯更是辞去了具有极高荣誉的牛津大学教授一职。（李菁，王烟朦，2015：54）

1959年36岁，（陈寅恪）接替德效骞担任牛津大学汉学教授（ Prof. of ） 至1971年止。(王丽耘，2011：81)

Prof.（of ）译为“教授”、“汉学教授”，其不当之处上文已有详细分析。鄢秀文中提到的“终身教授”同样失之于笼统模糊。美国的职称评定体系“非升即走”，年轻博士在大学任教满六年，即可申请终身教职，获得副教授职称者就可称为“终身教授”，这与英制讲座教授的学术地位并不对等。

把英国职衔体系中的译名确定为“讲座教授”，还在于这一系统中紧随其后的才和我们惯常使用的“教授”铢两悉称，职位对等。因此，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讲座教授”这一译名的提出也是出于术语系统性的考虑。

3. 的译名

和陈寅恪的学术生涯有过交集、对陈寅恪担任牛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起到过推动作用的两位学界人物 （休斯，中文名修中诚）和 （李约瑟），两人均为“”。这一学术职衔形形色色的翻译，同样让人困惑。

3.1 修中诚、李约瑟的学衔翻译

根据陈流求（2010：171，181）的记载，修中诚曾先后到广西和成都与陈寅恪商讨赴牛津事宜，国内的研究者将他的职衔“”，翻译成“教授”、“副教授”、“高级讲师”和“讲师”四种。

1.教授

潘光旦在“‘四海穷愁龙战秋’三首”的题记中写道：

老友牛津大学修中诚教授因中英文化交谊事来聘，中秋节下乡小住三日，畅论儒家思想，临别赋赠三绝，谨以其译名为韵。（潘光旦，2000：20）

2.副教授

1937年6月，他（指钱钟书）将论文送呈两位考官，一位是 Rice-Oxley，基布尔学院的英语语言与文学导师（Tutor），另一位是修中诚（ ），林肯学院的中国宗教与哲学副教授（）。（王广禄本科在香港叫什么，英制学衔Professor和Reader的译名探究，吴楠，2014）

1939年春，……陈寅恪收到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聘书，请其赴牛津主讲汉学，对方已安排该校汉学家休斯副教授充任其副手。（岳南，2008：152-153）

3. 高级讲师

住在“半山小筑”时，曾有一位英国人修中诚先生，牛津大学的中国宗教和哲学高级讲师，应邀来家做客，并进午餐。（陈流求，2010：171）

英国牛津大学汉学专业高级讲师（）休斯先生到联大来进修时，要求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梅贻琦校长……请邵循正先生做休斯的导师。（李赋宁，2005：64）

4. 讲师

1939年，在汉学讲座教授空悬的情况下，由时任中国哲学和宗教讲师的修中诚（ ）主持，进行了牛津大学汉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创立了汉学科（ ），确定本科四年制的课程内容和考试方法，设置正式学位。（杨国桢，1995：5）

1945年10月，霍克思回到牛津，利用原奖学金转入东方学系汉学科（an of ） 学习。在前伦敦会士修中诚（ ）讲师指导下专攻中文，成为牛津汉学科招收的第二位学生。（王丽耘，2011：74）

也有以模糊的“教师”代替其职衔：

5. 教师

他（指向达，本文作者注）因牛津生活昂贵，寄居休斯（ ）牧师家。休斯中文名字叫修中诚，原是英国伦敦会教士，1911年到中国，在福建汀州传教18年，后在上海中华基督青年会任职，两年前回到英国，任母校牛津大学中国宗教和哲学教师。（吴学昭，2008：118）

修中诚学术头衔译名的混乱令人咋舌，和陈寅恪牛津聘职有间接关系的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同样遭此厄运。1943年，李约瑟和牛津大学讲座教授陶育礼到中国考察科学和学术现状，并受聘为中研院通讯研究员。作为回礼，陶育礼也联合汤因比和库克提名陈寅恪入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陈怀宇，2013：65）。同样拥有职衔的李约瑟，其职衔翻译有“教授”和“高级讲师”两种：

1. 教授

1944年（应为1943年，笔者注），英国科学史家、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 , 1900-1995）考察战时的中国大学，说了许多好话，如称浙江大学是“东方的剑桥”。（陈平原，2015：68-69）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李约瑟（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家）和陶德斯（Dodds，牛津大学古希腊学家）两位教授就作为英国文化交流学者来到中国；从此，他就迷恋上了中国的科学和文明，以之作为此后自己终身的事业。（何兆武，2007：202-203）

竺可桢的日记中提到李约瑟时，也多次称其为“教授”。1942年10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Prof. Eric Dodds陶育礼(Greek) of and Prof. 李约瑟() come to China . （竺可桢，2006：409）

如果说竺可桢当时可能还不知道李约瑟的职衔为“”而误用“Prof.”，那么在11月份及之后的日记中，竺可桢对李约瑟的学术称谓做到了正本清源，冠之以头衔：阅报知英国牛津大学Prof. E. R. Dodds陶育礼为牛津钦定希腊文教授，继 默里之后，系Irish爱尔兰人，目的在调查中国之教育，年49，剑桥大学生物化学 李约瑟，年42，为惟一英国科学家能以中文讨论中国哲学（者），来华拟教科学史。（竺可桢，2006：431-432）

中文则用“教授”称之。如翌日的日记中，有“寄杭立武函，为E. R. Dodds、J. 二教授事”（竺可桢，2006：432）之记述；1943年12月17日，则有“美国Eaton教授。英国李约瑟教授”（竺可桢，2006：689）之日记正文前的关键词梗概。

2. 高级讲师

实际上，我们只要稍微翻阅王国忠先生的《李约瑟与中国》，可知英国文化委员会（The ）派遣剑桥大学的高级讲师（）李约瑟和牛津大学讲座教授陶育礼组成英国文化科学赴中国使团。（陈怀宇，2013:65）

3.2 究竟应该怎么译？

修中诚和李约瑟学术头衔的翻译如此五花八门，让读者一头雾水。译名的混乱，源于英美学制的不对称（详见表一）。香港各大学的职衔体系最早是按照英国的大学体系建立的，正如表一所示，很难在美国的大学职称体系中找到一个对等的词。曾晓华（2015：14）对此感慨道：“英美同文同宗，要表达同一概念，尚且不易。要把迻译到中文，困难可想而知”。

表一：英美学制之比较（曾晓华，2015：14）

困难归困难，曾晓华最终将定名为“教授”。曾晓华（2015：16）指出，译为教授，不仅因为约定俗成（1979年香港大学编写的《英汉大学常用语词汇》中，就译做“教授”⑥），更因宪制权利的考虑（享有类似的权利，其中一项便是教务委员会的被选举权）；此外，2010年香港大学向立法会提交大学条例修订草案，条文中的（原文）以“教授”（译文）呈现，可见把译为教授，已有法律的基础。金圣华（2008：58）也指出，目前香港通用的制度是英美合璧的，除了保留原有的“讲座教授”名衔之外，自开始，一律改称为， ， ，即“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以免在外地引起不便与误会。这里同样清楚地表明，对应美制中的。

维基百科讲得更是直截了当：Both and in the UK would to full in the US.（，2015）

由上表可见，很明显要比同属英国学衔体系中的 （高级讲师）和（讲师）、美制中的 （副教授）和 （助理教授）分别高出一至两个级别。因此，“讲师”、“高级讲师”⑦、“副教授”、“教授”四种“”的译法中，只有“教授”这一译名是准确的。

上述诸多译例中，费孝通、竺可桢、何兆武、陈平原等学者都曾负笈欧美，问学海外，对国外学术体系自然十分熟稔，因此能恰如其分地将“”译为教授，这些都为该译名的成立提供了强有力的语料佐证。

3.3 是“准教授”吗？

目前，很多英语词典采取了一种折衷的处理办法，把翻译成“准教授”，详见表二：

表二：词典中的“准教授”译名一览

“准教授”这一译名很有可能受到日语的影响。香港《语文建设通讯》杂志关于译名的系列讨论中，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朱一星先生指出，过去长时期，日本大多数大学采用“教授，助教授，专任讲师，助手”这样的系列名称，大概因为“助教授”常被直译为 ，在北美被误认为“助教”，一些教会系大学就使用“准教授”（英译 ）；日本政府也在2006年修改有关法律，从2007年4月1日起大学的“助教授”一律改称“准教授”，相关法律也明确2006年以前的“助教授”职历，全部相当于“准教授”职历（英译同样为 ）。（《语文建设通讯》编辑部，2014：51）

《语文建设通讯》编辑部（2014：51）指出，“准教授”这一译名存在两个问题：1.日本的“准教授”意思是“ ”，那末日语“准教授”便是汉语的“副教授”，何须引进“准教授”？

2.日本的“准教授”是否又相当于英制的“”？按照香港中文大学的翻译，“”中文便称“教授”。（《语文建设通讯》，2014：51）

综上所述，上述英汉词典中的“准教授”译名若来自日语，则存在重复引进概念（ 已有“副教授”之译名）、与通用译名不符（香港诸大学统称“教授”）两个问题；如果属于自创的译名，则很容易和日语的“准教授”（ ）相互混淆。因此，把“准教授”作为“”的译名值得商榷。根据本文的讨论，英汉词典可以将释义为“（英国，， ，四级学术职衔体系中低于最高一级“讲座教授”的）教授”

4. 结语

在外来职衔的翻译方面，我们既要防止利用洋头衔来拔高自己，如将vice 翻译成“副校长”，而不是“协理学务副校长”、“协理首席副校长”或“校长助理”（金其斌，2015）；但也不能由于英美学制的差别及认识上的不足，走向另一个极端：将陈寅恪所担任的 of 含混翻译为 “汉学教授”，而不是恢复本来面目“中文讲座教授”（香港大学）或“汉学讲座教授”（牛津大学）；抑或将与美国学制中对等的等而下之，误译为“副教授”、“高级讲师”甚至“讲师”。在学衔的译名问题上，真正做到“名”副其实、实至“名”归，译者还需努力。

基金项目：本文为笔者主持的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学科共建项目“港台当代翻译家群体翻译思想研究”（）之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郭长城在台北的旧书摊上曾接触到陈寅恪1948年托寄到台湾的一批物品，其中就有一张印有“国立临时大学教授陈寅恪”的名片。可见，陈寅恪担任过教职的大学中应加上“国立临时大学”一项。参见郭长城（2014：4）。

② 时任中英文化协会总干事的杭立武在和清华校长梅贻琦商量陈寅恪在港大的薪金支付问题时，用的是“客籍教授”：中英文化协会为促进香港大学与国内大学之关系，经与该校商定，资送陈寅恪先生为客籍教授。（黄延复，1999：373）

③ 赵毅衡（2001:48）提到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曾担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汉学教授一职时，特地在汉学教授后加了以下括注：英制大学，每个学科只有一名教授，此人应为该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兼系主任或教研室主任。结合上文的讨论，此处的“汉学教授”和下文提到的“主任教授”更严格的学术称谓都应该是“（汉学）讲座教授”。

④ 无独有偶，在许地山“信仰底哀伤”一文 “翻译札记”中，史志康（2015：51）将这位陈寅恪港大中文讲座教授的前任同样冠以“主任教授”头衔，称许地山“1935年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主任教授”。

⑤ 让人费解的是，沈迦在提到陈寅恪牛津席位的几位前任（理雅各、苏慧廉）时，用的都是“汉学讲座教授”（2013：352，355），而到了“接棒”的陈寅恪这里本科在香港叫什么，“讲座”两字不见了踪影。

⑥《英汉大学常用语词汇》的编者刘靖之（1990：201）指出，一九七三年，港大和中文大学同意将Chair 译为“讲座教授”，将译为“教授”。

⑦ 高级讲师在我国属于中等学校职称序列，作为“”的译名显然不合适，容易引起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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