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新闻网讯（记者 董鲁皖龙）“博士后科研人员是科研的一支重要力量，为提升我国科研水平作出了贡献。但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存在着博士后队伍规模不大、资金投入不多等问题，博士后的创新潜能未到达最大程度发挥。”全国政协常委、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王梅祥说。

1985年以来，我国博士后制度几经改进与完善，取得了明显成效，博士后人数逐年稳步增加。根据人社部统计数据，2019年全国进站博士后达到25500多人，出站博士后达到14000多人。一批曾经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已成为各学科的院士和知名学者，成为我国重大科研项目的首席科学家，成为各领域各行业的行家好手或领导者。

然而美国博士后几年出站，王梅祥在调研中发现，最近几年博士后制度又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问题：一是大多数优秀博士毕业生不愿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二是具有充沛和优质科研资源，以及承担重要科研项目的高校和科研机构难以吸引优秀的博士后人员；三是不少在站博士后成员意志消沉，工作积极性不高。

“博士后的待遇普遍较低，特别是在内地大城市较难体面地生活。不同地方和地区博士后收入差异悬殊，导致博士后人员队伍不稳。博士后出站后在‘双一流’高校和学科学院求职与就业机会仍然较少。”王梅祥说。

如何破解？王梅祥建议，国家应增加对博士后科研人员的财政投入英国G5院校留学，较大幅度提高在站博士后人员的生活补助美国博士后几年出站，王梅祥委员：优化博士后资助制度，造就人才辈出的良好局面，使博士后达到基本“体面”的生活水准。调整博士后基金的资助结构，大幅扩增“博新”计划指标，评审时海内外博士申请者一视同仁。“博新”计划指标名额向重点研究领域和“双一流”优势大学及学科倾斜，同时支持西部的“双一流”大学和学科。

“同时，在编制上要做出一定安排，鼓励高校和科研机构积极吸纳并招募优秀博士后出站人员，解决‘向上流动性’问题。在国家人才计划中，取消‘唯海外博士后经历’的先设条件，真正做到任人唯贤和任人为能。”王梅祥说。

博士后在美国年薪多少，做十年博士后仍拿不到教职，调查揭示博后群体艰难处境

本文是首届《自然》博士后调查系列的第二篇，揭示了学术界最不稳定群体的不安心态。

首届《自然》博士后调查显示，全世界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对他们的职业前景、工作量、工作文化等问题感到不确定、不安以及巨大的困苦。

这项调查试图搞清楚博士后面临的最主要的矛盾，并从来自93个国家的7670名博士后研究者那里获取了自述信息。20多年来，博士后被美国国家学院和经合组织等机构称作学术界的无产者——工作不稳定，收入很差，获得终身教职的道路充满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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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面临着不确定性，博士后还是坚持他们的工作。十分之六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自己的职位感到满意。他们也在坚持自己的梦想。即使在疫情迫使全球大学缩减招聘职位甚至招聘停摆的情况下，大约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其中80%目前在北美或欧洲工作）依旧把学术研究视为理想职业。

调查还发现了博士后对现状和未来的普遍焦虑。当被问及博士后是否满足预期时，32%的受访者表示不及预期，只有12%的人表示超过预期。超过一半的受访者（56%）对自身的职业前景表示悲观，不到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会向年轻时的自己推荐学术界的工作。一位受访者在留言区指出：“（博士后）没什么选择了。”（见“博士后不被看重”。）

博士后不被看重

调查的留言区展现了博士后每日生活的消极面和少数积极面。因长度和表达的关系，一些留言经过了少许编辑和翻译。

过去的一年对博士后来说尤其艰难。全球经历了新冠的暴发和蔓延，一半的受访者的工作满意度在过去的12个月里下降了（想要了解新冠对博士后的影响，见 585, 309–312; 2020）。

《自然》对调查结果进行了整理。接下来的两篇文章会探讨受访者对他们生活质量的感受，包括他们的精神健康以及遭遇的歧视和骚扰，以及他们对于职业前景的看法（见“《自然》博士后调查”）。完整的数据可以在/查阅。

《自然》博士后调查

9月，《自然》对新冠如何影响博士后及其对未来的看法进行了调研，并公布了相关结果。该系列的第二篇文章对他们在全球的境况进行了总结。第三篇文章则探讨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包括精神健康以及遭遇的歧视和骚扰。

最后一篇文章讨论了博士后对他们职业前景的看法。职业未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关键的议题。这项调查是和伦敦的市场研究公司Shift 联合举办的，相关广告在、施普林格·自然数字产品以及邮件中展示。调查语言涵盖英语、中文、西班牙语、法语和葡萄牙语。数据可在/查阅。

“没人知道什么是博士后”

此次调查触及了一些根本的问题：全世界的博士后到底是谁QS100名校留学，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有什么看法？这项调查涵盖的博士后仅限于学术界。《自然》还打算在未来调查产业界和其他领域的博士后。受访者来自各个学科，其中超过一半（52%）的受访者来自生物医学领域，这个领域的研究严重依赖博士后。

澳大利亚沃尔特和伊丽莎·霍尔医学研究所（WEHI ）的免疫学家Anna 表示：“博士后是（生物医学实验室）最有价值的部分博士后在美国年薪多少，因为他们的贡献很大。他们是一线的研究者。”Anna 此前是德国的科研支持团体全球青年学会（ Young ）的执行委员。

在某些领域，博士后的概念依然让人捉摸不透。丹麦奥胡斯大学的考古学家Petra 发问：“这是通向学术界的道路吗？这算研究职位吗？没人知道什么是博士后，所以我们要自己奋斗。”

并不令人满意的科研

实际上，调查参与者多多少少都有各自的挣扎。超过四分之一（2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自己的职位不满。一半人表示，他们的满意度在过去的一年里下降了（见“提升空间”）。

调查中也出现了一些亮点：八成受访者指出，因为对现在的研究感兴趣，因此他们对目前的工作满意；四分之三的人对目前的独立性感到满足。

不同学科的满意度有所差异。在生态和演化领域（占受访人数的8%），6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目前的职位感到满意，这是所有学科中最高的。但是生物医学和物理学博士后的不满意度却是最高的，均达到了28%。在生物医学研究者中，57%的受访者表示满意，14%表示谈不上满意或不满意。

在德克萨斯大学休斯顿健康科学中心从事癌症研究的博士后 指出，生物医学研究是一个异常高压的学科，“在生物医学领域，你要常常待在实验室里，见不到你的家人，也做不了其他你想做的事。在桌子前你能做的就那么多，你不在实验室的每一分钟都是浪费掉的一分钟”。

调查还发现，博士后对生活的满意度随着时间推移而下降。26~30岁之间的年轻博士后满意度最高，达到了66%。对那些只从事了不到两年的博士后研究的受访者来说，满意度也挺高（64%），但是那些资格更老的博士后的满意度却较低。

博士后的生活相当不稳定。6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目前在国外工作。博士后常常需要在他国从事研究，但是迁居是一件充满了挑战的事。

一位从法国来到美国的遗传学研究者写道：“人们并不明白我们做出的牺牲。”她还提到，在美国这段充满了政治不确定性的时期，她对是否能保持签证感到担忧。

类似的忧虑非常普遍，不过调查显示，在海外工作的博士后和那些在本国工作的博士后的境遇其实差不多。当被问及工作满意度时，在海外工作的博士后和在国内工作的博士后并无二致。

“千老”

博士后通常获得的是短期合同，一般来说一次只有2~3年，但是许多人却发现在寻找长期职位的过程中，他们变成了“千老”。在调查中，48%的受访者指出，他们做博士后研究的时长已经超过3年。3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已经做了2~3轮博士后，一些人做了超过4~5轮了，甚至有人做了6~7轮。

英国资助机构英国研究与创新部（UKRI）的人才主任Rory 介绍，博士后的工作意味着这是通向长期职位的短暂跳板。他估计，UKRI通过对大学和实验室的经费拨款间接地资助了约4万名博士后。他说：“包括博士后和导师在内的每个人都应该清楚，博士后职位是暂时的，发展性的。”

爱丁堡大学的生态学家Kate 从2010年开始了她的第一份博士后工作，现在她在做第四轮。她对北极苔原的研究让她踏上了加拿大、格陵兰、瑞典以及其他地区的土地，但是她却一直在苦苦寻求长期职位，“我对我做过的项目感到幸运，我比许多初来乍到的教职员工都有经验”。但是她现在还是没有找到任何教职。她说：“我希望有这样的机会，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认为我已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员了。”

由于做了十来年的博士后研究，说她极度缺乏稳定感和连续性。她注意到一些项目要好几年才会进入正轨，但到了那个时候她又要离开了。她还发现博士后的选择是受到限制的。在加拿大的时候，她不能指导在读博士，后者本可以帮助她的研究。在英国，她不能直接申请为PI预留的大型经费，“不管你在哪儿，博士后总是受到限制，头顶总有个天花板。”

随资助而流

博士后在某种意义上是被资助来源定义的。只有13%的受访者直接为所在机构工作，其余的人处于学生和教师之间的灰色地带。40%的受访者从资助机构获得经费，差不多同样比例的人的薪水来自他们的PI的研究经费。自带资助的博士后有一定的科研自由，但是他们通常不能完全独自行动。

表示，在硬科学领域，博士后通常依赖他们的导师和机构提供资源和工作环境。这种安排对研究和知识产权的独立性和所有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你做了项目，获得了技能，但是关于项目是谁的这个问题总有争议。”

许多博士后并不感到自己的研究属于自己。在自带资助的受访者中，只有18%的人表示他们可以在离开时把项目带走，29%的并不确定（该估值是从初始数据中推出的）。不同领域的情况也不一样，31%自带资助的社会学研究者认为研究可以跟着他们走，这个比例超出了生物医学领域（17%）或化学领域（17%）的自带资助的博士后。

认为她对自己的研究至少有部分所有权，但这还得费一番商讨的功夫，“我被雇佣的条件是我为实验室的项目工作，但是我可以在我自己的项目上花时间，也可以把自己的项目带走。”

受访者指出，他们从PI或指导者那里并没有获得什么指导。超过一半（55%）的受访者指出，每周他们只有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和实验室PI面对面交流，三分之一的人表示，每周有1-3小时的面对面交流时间（见“时间花对了吗？”）。一位受访者在评论区写道：“我做了一年半的博士后工作，和PI只面对面交流过3次。”

薪水和福利

博士后不总是获得与付出相配的回报。一位美国化学博士后在评论区写道：“你的工资是助理教授的一半博士后在美国年薪多少，做十年博士后仍拿不到教职，调查揭示博后群体艰难处境，只比研究生多几千美金。但与此同时，我们要负责的东西比任何研究生都多。”

不到一半（4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年薪在5万~8万美金之间，只有3%的人表示有更高的薪资。这些数据和主要资助机构制定的薪资标准是一致的。比如，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院内研究项目（ ）资助的博士后的年薪是52850美金起。本调查发现，男性和女性之间的薪资差异不大。同样，少数族裔的薪资也没有表现出劣势。

但是也有一些人的薪资低于常人，38%的受访者年薪在3万~4.9万美金之间，1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年薪少于3万美金。不同地区的收入差距很大。来自澳大拉西亚的84%的受访者，以及来自中北美洲的70%的受访者的年薪超过5万美金。但是，来自欧洲的受访者中只有29%的人获得了这样的薪水，亚洲受访者中这个比例是13%。这个结果和2019年欧洲博士后协会网络的调查结果相似，该调查也发现博士后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大，年薪中位数是3.8万美金。

某些学科领域的收入更好。天文学和行星科学的博士后中，63%的受访者的年薪超过5万美金，是所有学科中最高的，但这个人群仅占调查总人数的3%。一半生物医学研究者（51%）的年薪超过5万美金，但是在社会科学和生态与演化学的博士后中，这个比例分别只有43%和36%。

超过一半的受访者（51%）表示，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没有加薪，5%的受访者的薪水比前一年更少。在留言区，好几个受访者提到了疫情引起的经费缩水。

认为，生物医学博士后并不只为自己打工，他们也为实验室和机构挣钱，“你付出了时间，努力工作发表论文，最后为你的导师带来经费。”但是博士后的报酬可能依然不足以避免财务拮据。在美国，许多研究者一获得博士学位就必须要开始偿还学生贷款。

她说，和研究生相比，生物医学博士后的收入增长很有限，但是他们在成家立业的过程中遇到的经济困难却更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博士后的经济负担比学生时代更大。”在调查中，22%的受访者表示靠博士后的薪水，他们无法存下钱，另有48%的人表示他们能存下钱，但却不够。

类似医保、养老保险和带薪假之类的福利也天差地别，这也显示出博士后是一种处于学生和教授之间的意义不明的职位。8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有带薪假，79%的人表示他们有带薪病假。略超过一半的人表示他们有带薪产假，但是只有14%的人能获得育儿补贴。1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现在的博士后工作期间有了孩子，育儿补助的意义对他们来说很大。不到一半（4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目前的薪资和福利感到满意。

地质学家Tara 表示，在南非开普敦大学，博士后被“当作在读博士对待，即使他们已经有了博士学位”。她说博士后并不是大学直接招聘的，因此无法享受和教职员工同等的待遇。她说她在澳大利亚读博期间的福利比现在还多，当时她能享受四周的带薪假。

开普敦大学的一位发言人证实，博士后被视为“受训中的学者”，而非教职员工。他们还表示，该校为博士后提供了“相应的学术福利”，比如能够使用图书馆和计算服务。这位发言人还说，PI有时也能因人而异地提供一些福利，比如产假。 说：“问题总是存在，但是形势也可能发生变化。”

不管他们的头衔是什么，博士后很少获得他们应得的承认和支持。说：“博士后撒下汗水，PI获得赞美。未来的博士后应该被当作一个能发声的重要群体。我想要他们的声音被学术界上层的人听到。”

原文以 with life为标题发表在 2020年11月18日的《自然》的职业特写版块上

美国法学博士后，上海首创！浦东推出法学博士后人才引进培养新举措

浦东新区最近发布了“2024年首批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法律类）科研项目榜单”，3家头部律师事务所共有6个申报项目成功立项，向海内外公开招聘优秀的法学博士生前来揭榜挂帅。

把博士后科研项目设在律所里，这在上海属于首创。浦东新区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爱武表示，这一“从0到1”的制度创新，正是引领区加码吸引培育高端法治人才的突破之举，有望源源不断地让浦东聚天下高端法治人才而用之。

双赢

以往，关于博士后人才的新政大多侧重于理工科领域，但法治人才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也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特别是在知识产权保护、科技成果转化、科创项目融资以及新兴业态规制等领域。例如，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法学博士后能够协助科研团队制定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确保科研成果得到有效保护并顺利转化为实际应用。

今年1月，浦东新区司法局推动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财经大学5所高校与浦东10家律师事务所达成法学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合作意向，并分批指导律师事务所申报博士后科研项目。

此次公布的首批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入驻单位共有3家律师事务所，分别是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上海中联律师事务所、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相关的研究也与引领区的产业发展高度契合，涉及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法律风险QS200名校留学，集成电路行业的合规政策，资本市场中介机构的法律责任等。

事实上，法学博士属于高端稀缺人才，浦东搭建这一创新实践平台可以说是双赢之举。一方面，有助于吸引更多法律人才加入引领区的法治建设之中。站在产业发展潮头的浦东，新赛道、新业态层出不穷，背后离不开法治环境的保驾护航。

另一方面，对于这些人才来说，参与头部律所的法学前沿问题的研究，也能进一步提升法学理论水平，迅速积累法律服务实务经验。

突破

记者注意到，此次“吃螃蟹”的德和衡律所已与复旦法学院、复旦微电子学院、张江集团、上海市集成电路协会等单位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共同组成专家、教授导师团队，将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共同培养复合型法律人才。

浦东新区早就认识到了法治人才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战略价值。去年出台的《浦东新区关于促进法律服务人才发展的实施意见》等专项政策，明确了对法学类高层次法律服务人才的引进、培养、使用和服务等方面的具体扶持措施。

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孙煜华认为美国法学博士后，浦东在律所建立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也是从扶持措施向制度创新的突破升级，有利于进一步强化法治人才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为法治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黄爱武透露，下一步将推动更多律师事务所积极申报入驻浦东新区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并以此为平台美国法学博士后，上海首创！浦东推出法学博士后人才引进培养新举措，以科研项目为抓手，以人才引育为导向，充分发挥博士后制度聚集高层次人才、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的优势，向海内外高端法律人才发出橄榄枝，共聚浦东，为服务保障引领区建设贡献法治力量。